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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博古
□大涛
1989年，与世纪同龄的美国记者兼作家欧文·莱特摩尔带着对中国的无限眷恋悄然离开了人间。这位国际友人毕生有一半时间居住在中国，曾出版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1937年，他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的红色革命圣地延安，在一孔窑洞的门扉开启处，摄下了一幅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的合影。
当时，毛泽东44岁，周恩来39岁，那尚未褪去秀气与稚气、深度近视镜片后闪动着一双清澈眸子的博古，刚好而立之年。
蒋介石口中泄露的“天机”
1934年10月，当中共领导下的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的时候，蒋介石正携夫人宋美龄流连忘返于庐山的含鄱口。
蒋是月初上山的。这次上山，他的心情特别好：和毛泽东的“棋”已经下到了残局，在历时四年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较量中，最终赢的到底是他蒋某人！
“Darling，我们该回去了。”宋望着暮色中的云海提示道。
“不，再等等。”蒋对宋说，“人们都来含鄱口看日出，我看，这里的暮云也是很好的。”
“是的，委座。”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陈诚趋近附和，“海会寺的住持也喜欢傍晚到含鄱口来看云。”
“这时候看庐山，方能更好体会‘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意境。”蒋的话开始有些意味深长。
“Darling，你今天有了诗兴，看来你喜欢庐山的朦胧。”宋笑道。
“朦胧？不，我喜欢含蓄。”蒋若有所思地纠正道。
“你们想一想，毛泽东此时在做什么？”蒋介石突然抛出了这般“奇怪”的问题。
“这……”陈诚不知道如何回答。
宋美龄“断言”：“Darling，依我看，此时的毛泽东像是一条被网住的大鱼。”
“哈哈……”蒋介石和陈诚笑得很开心。
“不过别忘了，网总是有眼儿的。”宋美龄用鼻子哼了一声，“我想毛泽东此时也许正在找那个眼儿。”
“是的，毛泽东绝不会束手就擒，这一点我信。”蒋充满自信地踱起了方步，“可是依我看，毛泽东此时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宋和陈同时一怔。
蒋颇为得意地给出了解释：“你们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被紧紧地捆住了手脚，他纵然本事再大，还能干些什么呢？毛泽东现在就是被人死死地捆住了手脚！当然，是他们自己的人捆住了他，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我们永远也弄不清楚。记得几个月前，大概是打下广昌后不久，就有人跟我说，毛泽东终于输给了我们！我说，不是毛泽东输给了我们，而是红军输给了我们！”
“那不是一回事嘛！”宋打断了蒋的解释。
蒋微微摇了摇头：“不，不一样。你们应该知道，现在向红军发号施令的是博古和李德，不是先前的毛泽东！”
“你是说博古和李德帮了我们的忙？”宋眉头一皱。
“不。我只是说，一年多来，与我们斗法的已不是老对手毛泽东了。”蒋又评价起毛，“也许，毛泽东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乡下人！从二七年以来，他一直在与我们周旋。他有一套蛊惑人心的穷人理论，有一套从《水浒传》里学来的毫无章法的流氓战法。我讨厌与这样的人作战。”
“是的。”宋淡淡一笑，“不过，现在好了。”
暮色渐入苍茫，陈诚轻声道：“校长，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不回。”蒋很干脆，延续着关于毛的话题，“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常常很矛盾，尽管在一些事情上很讨厌他，但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需要智慧，因此我倒是愿意与他较量较量。我想，我是不会输给毛泽东的。可如今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我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交手的机会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毛泽东有毛泽东的遗憾，我蒋介石有我蒋介石的遗憾。”
“是的，校长。”陈诚忙不迭地继续附和。
“也许，毛泽东还会给你机会。”宋故意“挑衅”，“我是说，如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重新获得权力……”
“什么？”蒋一时语塞，但很快恢复了自信，“哈哈哈……毛泽东重新得势？不可能！不可能！斯大林现在看重的是中共产党内的留苏派，毛泽东这个湖南小山沟子里走出来的土包子绝不可能再成气候！”
“那么说，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宋紧跟蒋的话茬。
“嗯，是这样。”蒋眺望着暗夜中的群峰说道，“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是熟悉中国的。如果说毛泽东是个熟读过中国历史的狡猾农民，那么如今在共产党里掌权的王明、博古之辈不过是一帮懵懵懂懂的孩子。毛泽东可以自己打下一片天地，从井冈山到瑞金是自己走出来的，而王明、博古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是靠别人扶起来的。在中国，谁熟悉这块土地谁就可以生存。”稍顿一下，蒋又对夫人讲：“因此，你刚才说得对极了，共产党让毛泽东坐冷板凳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从蒋介石与夫人的庐山对话中，泄露了这样的“天机”：即蒋介石最怕毛泽东执掌兵权，正因为红军遵循了毛的“流氓战法”，才使其四次重兵“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他终于看到，由于毛“坐冷板凳”，博古、李德麾下的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开始了自称为“长征”的逃亡之旅。
那么，被蒋介石认定为“打交道”不“需要智慧”的中共首脑博古，究竟何许人也？
从热血青年到王明的“第一助手”
博古，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生于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他虽出身望族，却因9岁丧父等故家境清寒，母亲朱氏带着孩子们寄居在同样贫困的姑妈家里。他先入对族人免费的秦氏公学，后进无锡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小。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故自取别名博古。
1921年夏，他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州的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这名唤作博古的新生入校之际，正值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学灯》、《觉悟》副刊等进步读物在学生中广泛流传，他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于是思想活跃，从而抨击时弊，一心向往革命。1923年，肖楚女、恽代英等中共早期党员常到苏州各校演讲，对博古的教育和启迪颇深。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不时向“孤星社”投寄诗文，宣传推广革命救国理念，并因此被推举为“苏州工专”学生会主席和苏州学联主席。1924年，他先后加入了“孤星社”和“锡社”，还成为“锡社”执行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不顾肺病的折磨，积极配合苏州党组织，主持召开18所学校800多名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在会上愤怒声讨日、英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那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与会代表，终于促使全市学生罢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不久，他编辑出版了《无锡评论》，且每期亲自撰文。已有一定革命理论基础的博古明确指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主义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
1925年盛夏，决意“为着主义而活动”的博古升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品，多次聆听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人关于“主义”的长篇演说，从思想上进一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于同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上海大学的全体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均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博古又帮助学校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并成为负责人之一。此后，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纺织工人中做宣传鼓动工作，赢得了工人兄弟们的普遍尊敬。
1926年底，博古受党组织指派赴苏留学深造。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他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从此开始了自己“很不专业”的政治生涯。
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制三年，目的是为中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专门人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革命所必需的课程。博古面对这些课程发出了无限的感慨：“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的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吗！？”他决心弄通马列主义，凭此救国救民。于是，他学习非常投入，刻苦钻研书中的经典。很不幸，博古埋头苦读期间，恰逢崇尚教条主义的德波林学派在苏联盛极一时。该学派的特点是：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脱节又何妨！1928年底，当博古作为中山大学优秀生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便很快与教条主义产生了共鸣，尤其在他翻译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之后，就更认为自己在经典理论方面精通了，从而可以指导实践了。难怪后来他在批判“立三路线”时，居然把“本本”摊在桌上，以便从中引经据典，依仗“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
（全文12787字）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9-4-18 16:59:54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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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8 17: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