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涛文选】陈昌浩的后半生

天地玄

陈昌浩的后半生

□大涛

        他的名字在中共产党史教材中仿佛是颗一闪而逝的流星，他的一生也仅有六十一年。从1935年9月到1967年7月，整整三十二年的历程，清晰地记录了陈昌浩饱经磨难的后半生。

阻拦红军北上铸成大错

        陈昌浩，1906年生于湖北省汉阳县奓山镇戴家屋，幼年师从著名塾师辜道庵、甘幼之，国学根基较为深厚。1919年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1926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7年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并在此加入中国共青团，不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1927年12月，受党中央派遣，他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转为中共产党员。他出席了1931年的中国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同年4月，他出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9月又出任红四军政委。

        1931年11月，陈昌浩肩负起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重任，参与领导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斗争，他甚至登上缴获的敌机（后被命名为“列宁号”）飞临敌境，亲掷炸弹杀伤敌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突围西进，他一直亲率先头部队开山辟路、斩关破敌。1933年6月，陈昌浩改任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建立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后，陈昌浩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他还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

        这般文韬武略、位高权重的耀眼将军怎会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湮没无闻了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张国焘发来的一纸密电，使这位年仅29岁的红军高级将领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质的逆转。

        遵义会议中共高层改组后，红军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局面。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又以顽强的意志，翻越了海拔数千米的夹金雪山，宣告蒋介石围歼红军的“大渡河计划”彻底破产。不仅如此，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入懋功县城，见到了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这里等候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标志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汇合后的红军总兵力一下子达到十多万人，实力明显增强了。

        然而此时，自恃手握重兵八万（中央红军的兵力已不足两万人）的红四方面军首脑张国焘，在红军未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曾致电张国焘：“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等人复电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向北进攻阿坝，或暂时向南进攻。

        6月26日，政治局在中央红军的驻地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继续北上的方针，并对红军编制序列进行调整，即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以示与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尽管如此，北上和南下的分歧并未消除。6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对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但很快就认为这个决定是中央急于控制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是中央要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的手段。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会理驻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其支持者向中央开列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新名单，甚至提出要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在拒绝张国焘等人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作出了必要的妥协，中革军委不久发布了朱德继续担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然而，妥协并未换来路线上的共识。

        7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并应张国焘要求，派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3日，根据敌情变化，经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以南地区的第五军团、第九军团、红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4军、红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随右路军行动。但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便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于9月3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再次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

        1935年9月9日，按捺不住的张国焘终于下定决心，他给陈昌浩拍发了一份密电，要陈力劝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不料，这份杀机毕露的密电被“应张国焘要求，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偶然间截获，叶深知张所指的“党内斗争”意味着什么，立刻直奔毛泽东住地相告。惊悉此变，中央机关连夜撤离险境，党中央决定率领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等部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明确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区。

        与中央红军一起连夜北上的还有红军大学，但红军大学的校长何畏（后为叛徒）、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张国焘的亲信，学员也大多来自于红四方面军，只有教员是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的同志。

        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很快得知毛泽东等人带着部队秘密“出走”的消息，立即指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领骑兵追赶并阻拦北上的队伍。

        9月11日，李特的马队终于追上了正在一块已经收割了的青稞地上休息的中央红军。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随中央红军北上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站了出来。这位在遵义会议上被罢免军权的德国人历经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已经认定毛泽东是中共和红军“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坚决支持北上方针。奋不顾身的李德上前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喝令李特不要胡闹：“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都不许擅自把部队拉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几至拳脚相加。毛泽东闻讯赶来，见此情景高声说道：“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能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们走吧！”这样，李特再也无法阻拦红军北上，只得带走一些红四方面军的人员怆然南返。

        在中共产党史中，李特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李特原名徐克勋，出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1924年被中共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入党，1930年秋奉命回国。土地革命时期，李特为鄂豫皖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别是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曾做出过重要贡献。长征结束后，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参谋长。西征失败后，他与李先念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开展游击战，后在党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8年初，被诬为托派分子的李特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遇害，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199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李特平反并追认其为烈士。

        死者长已矣，而指派李特前去阻拦红军北上的陈昌浩，则因此铸成大错并开始了饱经磨难的后半生。

终稿于2005年春（全文1510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