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土客籍的统一战线

JGSR

(一)

湘赣边界的宁冈、遂川、酃县等地的民众，历来分为土客两籍，“两籍之间曾经存在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怨仇非常之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①

湘赣边界的土籍居民，为2000多年前由北方数省在战乱期间迁到永新、泰和等地的，到了北宋、南宋时期，又有部分进入湘赣边界。据地方族谱记载，宁冈的几个大姓望族，系北宋景祐年间(1034—1073年)从永新、泰和、吉水等地迁入的。还有一部分是“南宋五季之扰”时从河南洛阳、江苏金陵等地迁来的避战难民。这些占据了平地的北方移民，统称为土籍。②

客籍民众则是明末清初自广东嘉音州(今梅市地区)所属的兴宁、五华、和平和龙川几县以及福建泉州、莆田迁来的。明朝末年，官府的赋役差徭非常之重，这些地方的平民百姓迫于官府豪绅的横征暴敛，陆续向人烟稀少的湘赣边界迁移。因为平原地方被先来的土籍占据，客籍移民只得在山脚住下，再后来的只有进冲进垅，逐渐往山里挤。他们讲的是客家语言，又客居着别人的地盘，故而被称为客籍。

客籍人勤劳耕作，在山里以打猎、开荒种地、烧炭采药等劳作营生，历经了几十年上百年后，人口大为增加，将许多僻静的山地辟为人丁兴旺的热闹村庄。到清末光绪年间，客籍的总人口与土籍基本持平。以宁冈而言，根据《江西通志》记载，1929年之前全县有9万余人，客籍达4万多人。

土客两籍之间所以形成争端，总的说来是阶级矛盾上升的结果。土籍拥有大量的肥田沃土。客籍人缺少耕地，只能在山里耕作少量水稻，就是将猎物、土产货物拿到圩场上出售，也得受到交纳“地盘税”等名目的盘剥。随着土籍豪绅富户兼并土地和对客籍实行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这种由地主阶级引起的矛盾便产生并越积越深。

客籍人素有温良恭谦让的性格，但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则会进行无畏的反抗。这种反抗，起先表现在抗交租捐，后来转变为结伴潜入土籍豪绅家抢东西，最终发展为联合起来武装攻打官府衙门，以烧杀行动惩治土籍豪绅。最早领头武装反抗土籍强权的是宁冈乔林的黄三祥。他目睹客籍人备受土籍豪绅的欺压，心中早就忿忿不平，于是召集乔林一带的千余贫苦山民，以斩刀、鸟铳、竹杆为武器，攻下县衙门所在地新城，后在官军和豪绅武装的反攻下失败遭擒，被枭首示众。事后，土籍豪绅胁迫数千民众，开到乔林、楼下等地进行烧杀报复。那些被逼得走投无路或无以为生的人，干脆公开拉起绿林队伍，与官府豪绅作对。绿林们采用了一种令土豪劣绅胆战心惊、难以提防的绑票形式，名曰“吊羊”，即深更半夜摸进土豪家里，或洗劫财物，或把人带走，勒令其家人以钱物到指定地点赎人。不少平昔作恶多端的豪绅，被搞得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民国十二年除夕夜，拔贡龙献瑞父子为井冈山匪首邹紫霞、邹勇捉去勒赎万余金，卒遭杀害。”③茅坪胡亚春的“马刀队”，同年袭击上杭村，将土籍最大的富绅龙尧斋捉去，罚以财物后仍被杀死。这时候，土豪们除组织乡勇防卫外，还呈请官府派兵抄剿绿林。官兵们所到之处，一律视客籍人为匪，进行镇压。由于绿林们熟悉地形，善于爬山，且有民众通风报讯，官兵常常扑空，有时候还被绿林们暗算，丢人弃枪。但每次抄剿，吃亏的还是群众，客籍民众见抄剿的官军中有土籍群众参加，更产生了仇恨心理，也配合绿林们下山对土籍人施以回击。而绿林们对土籍人不问青红皂白地滥烧滥杀，又引起了土籍民众的痛恨。豪绅阶级利用这一矛盾进行挑拨离间，使得湘赣边界土客籍矛盾日趋恶化。在湘赣边界的工农革命运动爆发之前，土客籍民众之间互不来往，互不通婚，各有各的学校、堂会，从不混杂，并在各种场合为维护本籍的利益明争暗斗，互相掣肘。

自1925年起，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崛起，各自掌握一支拥枪数十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湘赣边界的土豪劣绅深感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是对他们的巨大威胁，几次联名向江西省政府呈清派兵进剿。但袁部钻进山里打圈子，使得进剿军队无奈而退。王佐队伍的情况也是这样，永新拿山的土籍富绅尹道一、严学光组织地主武装靖卫团，总想将王部消灭，互相打了几年，结下了深仇。

1926年，中共江西省委派一批党团员回到各地领导群众斗争，配合北伐。派回宁冈的是龙超清、刘辉霄、刘克犹等土客籍青年学生，他们在龙市秘密成立了党支部。龙超清等人意识到，要推翻反动的统治政府，必须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有人提出把袁文才争取过来，使之成为革命武装。党支部觉得此计可行，先是在县长沈清源面前竭力鼓动招安“马刀队”。沈正苦于“马刀队”久剿难灭，只得同意。龙超清等人又到井冈山游说袁文才。起初，袁文才决意不受招安，众人侃侃而谈，着重陈述了欲求“马刀队”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利用这一良机的重要性。双方推心置腹地谈了很久，终于说服了袁文才。1926年9月，袁文才率部赴新城，改编为宁冈保卫团。同年10月上旬，北伐军进攻南昌，各县驻军被调回省城参战。党支部抓住敌人兵力空虚的机会，动员袁文才率部举义，促成了土客籍革命者的首次联合。此后宁冈党支部改为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兴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群众斗争。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潮使两籍人民摒弃了长时间的成见，团结起来共同反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湘赣边界土客籍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联合，最早结成两籍的统一战线。

(二)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宁冈，得到袁文才旗帜鲜明和切实有力的支持，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安下了革命的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客籍人民再度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两籍的民众领袖龙超清、刘辉霄、刘真、朱昌楷、袁文才、王佐、谢桂标等人，都在朱毛红军和湘赣边界党政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井冈山斗争时期，土客籍人民开始来往，并且通婚，结束了那种互相仇视的状态。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给带来的变化。

然而，土客两籍的统一战线是不容易巩固的。数百年遗留下来的土客籍矛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加以消除。土客籍的界限，从道理上讲不应该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表现在以下的方面：

地方主义。边界各县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地方主义，一县之内的各区乡乃至乡村都有。双方在各种利益的得失方面，都是替自己打算。比如，1928年2月下旬，宁冈县成立工农兵政府，两籍的人都想当首任主席，后经毛泽东裁决，规定先由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反动县长的农民文根宗(土籍)担任，三个月一期，两籍轮换。文根宗到期离任，客籍推举也在酃县打土豪时抓住过退职县长的甘金皇接任，意思是我们客籍也出得起抓过国民党县长的人。然而，甘金皇到任仅一个月，县委便以“文化低，能力差”为由，错误地将其撤换。对此，客籍人大有意见，最后由袁文才出面才把事情摆平。又比如，开始分田时以乡为单位，但客籍人丛聚的大陇第四区，各乡皆是山多田少，农民感到不满意，纷纷要求将其他区的田亩划拨分配，而土籍民众又不满意。在打土豪过程中，打的多数是土籍豪绅，土籍民众觉得吃了亏。

权势之争。湘赣边界当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党的领导权在土籍人手里，枪杆子由客籍人掌握。宁冈、永新两县县委早就存有控制袁王部队的企图，但对方的戒心很重，不要说派干部进去，就是安排一部分土籍人当兵也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宁冈县委就另外组织武装，拉起了一支近百人枪的队伍，“此队伍现在宁冈同志领导下，不容易与袁文才发生关系”。④龙超清、朱昌楷曾以组织名义几次向袁、王队伍“借枪”，均遭拒绝。在党内领导权方面，客籍人也多次要求在宁冈县委内增加他们的常委名额，抱怨土籍常委太多，但所提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1929年1月，袁文才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很大程度是应宁冈县委的要求才这样做。

另外，在土客籍领导人的身上，都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表现，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搞好党内团结，巩固土客籍的统一战线，都带来了不良影响。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党，极为重视土客籍统一战线的巩固，从很多方面采取措施，化解矛盾，增进两籍干部和群众的团结。

一是加强对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经常组织开会学习，引导党员和群众认识土客籍矛盾的本质实际上是豪绅阶级与两籍民众之间的矛盾，用血的教训教育大家不要闹土客籍对立，闹地方主义，否则就要拆散革命统一战线，只能对敌人有利。毛泽东、谭震林、宛希先等人多次在边界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和特委举办的党团训练班上，告诫两籍的党员干部，土客籍矛盾是封建主义的产物，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用阶级的观点去反对封建的土客籍争端。毛泽东还经常找袁文才、龙超清等人谈话。

二是时刻警觉土客籍矛盾，把事端化解在萌芽状态。土客籍的矛盾，随着每一阶段的斗争变化发生新的变化，只得不断地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特别是1928年10月上旬，在“八月失败”中吃了亏的客籍农民，为要报复，成群结队地跑到土籍地方挑谷子，牵牛赶猪，连风车也抬了走，吓得新城、古城一带几千农民逃往永新、酃县。特委立即从各地和红军中抽调大批干部，在这些地方召开群众大会，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安定人心。同时颁布保护土籍农民利益的规定，印成布告张贴，还将客籍农民抢去的猪牛和风车等财物，追回归还。由于特委措施得力，迅速地平息了这场风波。之后，特委还在宁冈县委开办专门的训练班，着重解决党员干部对土客籍矛盾出现反复的思想认识。

三是在干部使用上一视同仁，促进两籍干部的交流与和解。在使用干部方面，特委不分土客籍，只要能力胜任，一视同仁地予以任用。针对宁冈县委内9名常委只有两个客籍人的现状，特委作了调整，增加了李筱甫、谢桂标两个名额，使客籍人达到4名常委。另外，还将几个容易引起两籍矛盾的同志调到区里工作。

(三)

由来已久、错纵复杂的土客籍矛盾，由于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党，运用了正确的指导方法和切合实际的处理措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抑制，使两籍民众能够团结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下，共同奋战，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然而，必须引起人们反思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了1930年3月以后为何彻底丢失?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和争端为何重现?这内中的极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位像毛泽东那样能够正确引导这一历史矛盾的领导人物。继任特委书记的邓乾元、朱昌楷等人，不仅没有积极引导、处理两籍矛盾的观念，反而带着狭隘的阶级意识，甚至把井冈山红色政权看成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⑤更认为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是“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因而在土客籍矛盾上采取放任自流或错误的指导方针，致使一度平息下去的土客籍矛盾在党内死灰复燃。这种死灰复燃成为导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重要潜因，而湘赣边界特委错误地诛杀袁王，解体红四军32团，使客籍民众感到莫大的愤恨，认为共产党过河拆桥。随着袁王旧部的反水投敌，成立宁遂保卫团，牢固地控制了井冈山地区，把客籍民众抓在自己的一边，土客两籍曾经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终归彻底破裂。历史无情地证明两籍统一战线破裂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从此彻底丢失，直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十八军才把革命的红旗重新插上井冈山。

注 释：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②《宁冈历年来惨遭赤祸记》。

③《宁冈县志》(后志)。

④⑤邓乾元《湘赣边界工作报告》。

情系珠江

1929年1月，袁文才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发赣南，很大程度是应宁冈县委的要求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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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参谋长”。参谋长这个职位很重要，可以代替军长、副军长指挥作战，由一名老红军担任。袁文才出自绿林，并不懂正规作战，也难以服众，是不可能当参谋长的。袁文才当的是副参谋长，在老毛的司令部，就像延安时期周恩来的警卫参谋也兼卫戍区副参谋长一样。袁文才绿林本性难改，觉得不如在井冈山啸聚山林过瘾，还担心自己的人马没了，逃了回去。资料：

细说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始末
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上过师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胜任这一职。再说,副参谋长职务上还有军长、党代表、红四军前委呢。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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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通称红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后建立的著名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军一级的武装力量。

1928年4月2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残军和湖南南部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史称井冈山会师。5月4日，两支部队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下统称“红四军”），全军共6000余人。由于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英勇奋战，人称“铁军”，而第四军下辖的叶挺独立团主力参加南昌起义后加入该军，因此该军命名为“第四军”，意为“铁军精神的继承者”。

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下辖

第10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下辖
第28团，由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原南昌起义残余部队）改编，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
第29团，由原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原湘南起义部队中的宜章农民军）改编，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第11师：师长张子清（由于张子清在酃县战斗中腿部负伤，由毛泽东代理）、党代表何挺颖，下辖
第31团，由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原秋收起义残余部队）改编，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兼
第32团，由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原井冈山农民自卫军）改编，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副团长王佐
第12师，师长陈毅（兼），由原湘南起义部队中其它各部改编
其中以两大起义部队为骨干的28、31团为红四军主力部队。1928年5月初，第12师番号取消，缩编为第30、33两个团，分别划归第10、11师建制。5月下旬，由于根据地经济和后勤补给困难，30、33团离开红四军建制返回湘南。7月中旬，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打回湘南，28、29团在会湘南过程中受到重创，29团基本被消灭。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红五军主力之一部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彭、滕被分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而其部队则缩编为新的红四军第30团，但对外仍称红五军。

1929年初，中华民国政府军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湘赣两省会剿，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四军主力跨过赣江，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发展，部队也随之整编成3个纵队：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袁文才、政治部主任陈毅。下辖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兼）；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第三纵队：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全军共3000余人。而红四军30、32团负责留守，但未能守住井冈山。4月1日，红四军与从井冈山辗转突围的30团（即前红五军一部）在瑞金会师，30团随即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4月13日，红四军前委将井冈山地区原部队改编为红四军第六纵队。6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将闽西地方武装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傅柏翠、党代表张鼎丞。

1930年6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要求，红四军与赣南、闽西的农民武装合编而成红一军团。193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取消军一级编制，红四军番号随之取消。

情系珠江

袁文才、王佐的绿林队伍，实际上只是红军的同盟军，毛泽东初到井冈山，袁文才的书信就明确表示不欢迎，此处地瘠人贫，请到别处云云。毛泽东在湘赣边特委和宁冈、永新县委的支持下带兵强行开进（党指挥枪，老毛当时要向特委写汇报，写得好还受到特委表扬，呵呵），与袁文才接触，把袁文才、王佐争取了过来，约定大部队只是借道而过，只留下伤病员和后方医院、后勤人员，大部队接着就开拔去打赣南，屡败屡战，直到在闽赣交界地区搞出了根据地，安顿下来。而袁文才本来被老毛带着过去，结果半路打小算盘逃了回去，没多久就在土客矛盾中被杀。

王佐是文盲，认为中央委员就是大臣，于是高呼“毛委员”，由此叫响。袁、王只服老毛，对谁都不服，动不动就拔枪。平时还是绿林习气，大吃大喝，风流故事也不少，还跟土籍一名干部争风喝醋，势同水火。老毛派何长工去改造这支土匪部队，袁、王生怕被拉走人马，对老何同志施以美人计，想把老何同志拉下水，呵呵。结果老何同志老谋深算，就是不干，牢牢滴控制住了局面，让袁、王部队服从命令听指挥，袁、王二人也出于江湖义气好好滴给老毛干，因为老毛说话算数，有义气。老何同志跟着老毛走了，袁文才从老毛那里逃回来了，井冈山一片混乱，没王管，谁都说不定什么时候被冷枪干掉，也就有了土籍先下手为强，依靠红五军枪杀袁、王的一幕。

[ 本帖最后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21 15: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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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动当地赤卫队、暴动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在黄洋界、八面山、朱砂冲、桐木岭、双马石等要塞，采取加修工事、加强岗哨、安放竹钉、滚木雷石等御敌措施；
三是组织军民储备粮食、油、盐、布匹、棉花、弹药等物资。同时将红军在外地打土豪和战斗中缴获的金银、盐、药等造册保存。还经常率领部队打土豪，以解决根据地经费的不足。四是协助处理好土、客籍人民之间的矛盾。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是建设巩固的根据地重要条件。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言，这个条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化解历史上遣留下来的土、客籍矛盾。据许春华《刘辉霄传》中所载，1928年“八月失败”时，土籍农民听信土籍豪绅和反动军队的宣传，带领白军四处烧杀，重新挑起土、客籍矛盾。这年10月初，率部打游击的袁文才、刘辉霄遇见土籍农民和白军将白石圩镇烧得浓烟滚滚。袁文才正想去救火杀敌，但又意识到：如果这样做，难免不伤及土籍农民，这就中了敌人千方百计要加深土、客籍矛盾的诡计。于是袁文才速与朱德部队联系，切断白军归路，并将其彻底击败。又妥善处理了土籍反水农民的工作，使敌人的阴谋诡计破产，土、客籍人民的矛盾得以缓解。
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出色地做好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医治好了经济恐慌这个“边界割据的致命伤”，处理好了土、客籍人民间的矛盾。他们的成绩，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和信任。毛泽东曾经将袁文才、王佐的住处当作与党中央的永久联系地点。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永久通信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五、烈士悲歌警后人。袁文才被错杀的严重后果，再次说明这位客家首领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我党彻底肃清“左”倾流毒、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起到了镜子的作用
1930年3月中旬的一天夜晚，袁文才和他的战友王佐及其部分客家革命战士被杀害了。这件事决非偶然，揭示这一事件的过程、原因和责任，更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袁文才这位客家首领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这一事件，是邓小平关于“‘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这一警句的生动注脚，能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训，因此，很有探讨的必要。
（一）袁文才被害的经过。1930年3月初，彭德怀率红五军军部直属队和三四纵队从泰和早禾地区抵达永新和吉安之间的湖州地区整训，开展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这时，在湘赣边界巡视工作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偕同湘赣边界特委属土籍的负责人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计议以军事手段对付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他们“设法把袁、王骗到永新城里来”。据当时任酃县县委书记的周礼说：是借毛泽东的名义召开特委会，将袁文才、王佐及部分部队骗去的。与此同时，特委派朱昌偕、王怀等去彭德怀处借兵，要求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消灭。据彭德怀回忆说：“……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于是便“根据赣西南特委（湘赣边特委尔后不久与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指示，解决了袁王问题”。“袁、王来到永新那夜晚开始行动时，当场把袁文才打死了，王佐逃跑出城在河里淹死了，当行动时参加的人参加的武器均挂白带子。”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的部分客家指战员就这样被杀害了。
（二）从事件发生后的反应，看袁文才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昌偕向彭德怀请兵诛灭袁文才、王佐的理由，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后，挑起王佐叛变。据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所载，1929年2月间，宁冈县委书记是何长工。1929年4月间，随红四军出征的袁文才一时动摇，由吉安东固（一说从南雄县乌径）潜回井冈山，躲在王佐家里。王佐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向何长工做了汇报，经帮助，袁文才放下思想包袱，出任宁冈县委常委。其时，边界特委组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团，王佐任团长，恢复了不少根据地。这年5月初，彭德怀率部打回湘赣边界，见到王佐及其部队未遭什么损失，赞不绝口，并将王佐部队编入红五军为其中一个纵队。王佐为司令，主动随同彭德怀出击湘北，表现很好。这年8月，彭德怀挥师北上，王佐率部与反攻之敌做殊死搏斗，使边界形势日趋稳定和发展。王佐及其部队有如此能耐，这当然有何长工、袁文才及湘赣边界特委相助之功。但是，我们只要稍做思考，就会发现朱昌偕说了假话。因为，若如朱昌偕所说，袁文才潜回井冈山挑起握有重兵的王佐叛变的话，边区党被一网打尽之危也等不到1930年3月间；倘若袁文才、王佐不是忠心向党而是有心叛变的话，特委是无法将他们骗进永新城来开会的，因为富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的袁文才、王佐，知道红五军近在咫尺。
事实说明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依然在积极为党工作。1929年11月1日，县委调袁文才击毙到宁冈催粮催款的伪县长陈宗经、伪公安局长等，歼灭靖卫团大部。当时担任酃县县委书记的周礼说：“袁文才一回到井冈山后，仍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地方武装，没有多久就发展到有100余人。”陈伯钧将军说：“袁文才回来后，又把部队收集起来，还有革命性，打的是红旗子。”张国华将军在谈到袁、王是否“反水”的问题时说：“反水是没有的，是冤枉的。”何长工回忆说，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虽然受了处分，但并未一蹶不振，而是积极工作，担任了中共宁冈县委常委等职务。当何长工在听到赣西南特委列字一号通告第16条中关于“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并注意宣传工作争取袁、王群众”的内容时说：“这纯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上述领导人为袁文才辨诬之词，同样说明袁文才在红四军远离井冈山后，在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对于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的改造倾注了心血。1928年冬，当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来井冈山时，“‘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二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主席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做初步传达。会上主席还逐段句地念了‘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二句话时，由于当时王佐也在场，主席忽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主席当时考虑决议中这条政策，在井冈山对袁、王怎样执行。后来，主席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我，还有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等参加）。主席说，决议是对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执行，要对袁文才、王佐做具体分析。主席认为，袁文才这个人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这个人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豪绅对立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主席还谈到，由于王佐得到了改造，欢迎和拥护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下了家（我们的红军医院和修械处等机构都设在那里）。根据这些情况，主席认为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他。”1930年8月间，在红军第九次攻打吉安之时，“我见到了毛主席，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主席，主席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左右，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有时向主席汇报工作情况的时候，也总提到袁、王的事情。主席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解放后，袁文才、王佐均被追认为烈士，党和政府对其家属给予了抚恤和优待。1965年5月，毛泽东“千里来寻故地”，在井冈山接见了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等老人，和他们合影留念，表示了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战友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肯定。
（三）悲歌警示后来人。袁文才、王佐及其所率部分队伍中的指战员被杀害，探讨其后果和原因是能警示后来人的。
其一是：错杀袁文才大大削弱了根据地的革命力量，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尹志中十九年（即1930年）四月到任，其先吉安同乡呈请委为县长，时因县境皆匪视为畏途，省委俱不敢到任。……适龙超清袁文才伙并，诱袁文才李枝稼及遂川匪首王云辉（即王佐）至永新县城围而毙之，缴收枪枝，谢角铭等在宁冈闻而反赤，由省组织卫团与县靖卫队合作。”敌人在喝彩之余，旋即乘机盘踞井冈山。对此，我们党内也有材料明确记载：“袁、王的部队又没有完全解决，剩下的七八十支枪逃到井冈山去了，因此把宁冈全县组织倒台，因袁、王残部经常出山来烧杀，现在袁、王残部正挂青天白日旗与靖卫团结合。”我红军部队虽几次想恢复这一根据地而终难成功。井冈山从此沦落敌手，国民党匪帮在井冈山区进行大屠杀，致使井冈山一片荒凉。
其二是：错杀原因予人以深刻的教训。对于错杀的原因和责任，不少同志有过深刻的分析。有的同志归纳为：一是土、客籍矛盾的影响；二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三是在罗克少问题上产生分歧；四是如果当时彭德怀能够“提出调查事实”，“提出未经上级批准之前暂缓杀人”，“反对以‘军事阴谋’搞掉袁、王”，情况也可能不至于如此。作者对于袁文才、王佐之死的原因和责任的分析是中肯的，其结论是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因而也是科学的、有真知灼见的。但是，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将袁文才、王佐的被杀害以及主张杀害他们的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在不久之后又被杀害，乃至后来一代中外名将彭德怀的受害等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袁文才、王佐等人被错杀是有其更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
就其思想根源而言，这就是“左”倾思想发难，导致“左”祸恶果。党的“八七”会议以来，由于反右倾而忽略了“左”倾错误的滋长。当毛泽东、卢德铭率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在攻占城市不利的情况下而主张退守农村时，有人视为退却逃跑，说“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退到农村是当‘山大王’”，“毛泽东这样做不对，跑到山上当山大王去啦”。毛泽东排除了“左”倾盲动做法，坚定地率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挺进。1927年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古城会议讨论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时，持“左”倾思想的人视他们为土匪头子，为“山大王”，“……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毛泽东排除了这种“左”倾思想，终于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安下了家。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议案》第10条《对土匪的关系》中说：“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的“左”倾色彩是相当浓厚的。“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正是这样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成了杀害袁文才、王佐等的政策依据。当毛泽东传达会议精神至此时，王怀、龙超清等便主张杀害袁文才、王佐。“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分析了袁文才、王佐的情况，又一次排除了杀害袁文才、王佐之主张。“但是，在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表现在对待袁文才、王佐问题上，在他们被杀前和被杀后的不少文件中，均视他们为匪首。如1929年2月25日湖南省委代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3月17日《湘赣边特委给江西省委的综合报告》，1930年4月9日《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宁一号》，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腾代远报告》等等。而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不仅把袁文才、王佐当做“匪首”，甚至连毛泽东创建的红色政权也被他否定了。他在报告中写道：“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在这样极“左”的政治氛围中，曾与袁文才、

作者：吴直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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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共患难的这些领导人，被“左”毒蒙住了眼睛，不可能也不愿再去调查事实，袁文才、王佐将军蒙冤被杀及势所必然。
“左”倾思想不加彻底整治，必须酿成“左”祸，同样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却开始了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肃ＡＢ团，由于没有调查取证，仅凭屈打成招的口供，就肃出一批又一批所谓的ＡＢ团，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曾杀害或参与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均先后被指控为“ＡＢ团”而被杀或被逼自尽。“党的76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及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三军元帅、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子彭德怀亦遭到残酷迫害，直至含冤逝世。邓小平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就其社会历史根源而言，就是湘赣边界诸县由来已久的土、客籍矛盾。毛泽东对此有深入的调查，并视其为一件特别的事。他写道：“……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远自清末以来，客籍人为了反抗土籍豪绅的压迫，便拉起名目不一的绿林组织到土籍豪绅家去“吊羊”，土籍豪绅便强迫土籍群众参与官府对客家人的镇压。于是，土、客籍的矛盾愈演愈烈。大革命时期，由于宁冈客家首领袁文才向往革命，积极向党的组织靠拢，彻底改变了宁冈“土籍的党”与“客籍的枪”相对立的局面，使“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在反动军队的进剿和土籍豪绅的挑动下，土、客籍人民之间的仇视与斗争又死灰复燃。在毛泽东、朱德、刘辉霄、袁文才等领导人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下，排除了“左”右倾错误思想的种种干扰，土、客籍人民的矛盾曾一度逐渐有所缓解。
1929年1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这时，由于“左”倾思想错误的滋长，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特别是属土籍的党内主要领导人视袁文才、王佐为土匪头子，这就必然使土、客籍人民之间矛盾与斗争再度死灰复燃。“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1929年3月17日《湘赣边特委给江西省委并转湖南省委的综合报告》中，就指出这种斗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报告中写道：“党内土、客籍斗争至今无法消灭，这是宁冈党的前途最大的危机。”代表“土籍的党”的一方的王怀、朱昌偕、龙超清等边界特委领导人，与代表“客籍的枪”的一方的袁文才、王佐等边界军事领导人，已由融洽结合到逐渐产生分歧，最后发展到互相猜忌乃至互相误会，使矛盾不断激化（关于这方面的论文，笔者已发表多篇，为省篇幅，此不多赘）。而特委领导人此时已因“左”倾错误而陷入土客籍矛盾中不能自拔，视袁文才等客家军事领导人为潜在的敌人，于是时机一到便一手制造了杀害袁文才的悲剧。
袁文才被蒙冤错杀，将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告诫人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井冈青山树碑，井冈松竹长啸。烈士英名千古，烈士业绩长存。一代客家名将袁文才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吴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