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山花红艳艳

JGSR

----谭元亨和他的《园丁之歌》

     

   大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湘剧《园丁之歌》从鲜花到毒草，再由毒草到鲜花的历程。这出小戏从湘潭唱到了省城长沙，继而从湖南唱到了全国，曾经得到过毛主席的称赞，轰动一时。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部戏的作者就是下放到炎陵的知识青年，他叫谭元亨，炎陵县亦是《园丁之歌》的诞生地。在谭元亨的小说《客家魂》序言中作者这样写道：“后来，我这最优秀的却成文革中被地市革委会成立时唯一点名的最反动的右派学生，押送到酃县当知青，也就是客家人集聚的炎帝陵之侧的河西公社—那时还是湘潭地区的范围。正是在那里，我动笔写了一部关于教育的长篇《山花烂漫》。而后的一切，国人们也就皆知了，由此改编的湘剧让我成了剧团的编剧，却又遭到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而打下十八层地狱。。。。。”

《园丁之歌》究竟是怎样一出戏呢？1971年，因为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文革”风向向右转，教师的待遇地位有所提升，学校也开始注重抓教学质量。看着政治上的变化，正在十都做代课教师的谭元亨萌生了创作的灵感，拿起笔创作了小说《山花烂漫》，写了几位新教师如何用新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小说中也有了“这也怕，那也怕，就怕工农子女没文化”这样的话。
    后来《山花烂漫》里的相关情节被改成了剧本《新教师》，戏的内容很简单，说的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女教师俞英，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心要搞好教育革命。她来到工厂征求如何搞好教育，工人们告诉她，“人从心上育，水往根上浇”，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和孩子们交朋友，和他们交心。男教师方觉对陶利这样出身于工人家庭、调皮贪玩的孩子，不去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而是没收他的小玩具火车，甚至粗暴地不让他进课堂。方觉认为对陶利这样的孩子，不管怎样做都是“挑沙填海空费力”。为此，俞英与方觉之间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俞英觉得方觉对陶利态度生硬，没有热情。她决心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教育好孩子。她对陶利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不但没有没收陶利的玩具小火车，还与他一起修理小玩具火车，并婉转地批评了陶利不该拆掉算盘做小火车。她启发陶利，要学会开火车，就必须学习好功课，只有掌握了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以陶利家庭的情况告诉陶利，过去他的父亲受地主压迫剥削，上不起学，现在工作中就有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今天，我们生活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刻苦努力地为革命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在俞英耐心的说服教育下，陶利转变了。男教师方觉在工作中感到俞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是正确的，他决心改掉自己简单粗暴的缺点，和俞英一起把孩子们教育好，让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因为迎合了“批林整风”的政治潮流，剧本受到组织上表扬，随即被专业剧组改编为专业剧本。1972年底省里调演，刚好在湘潭市汇演，还拿了个第一。1973年湘潭京剧团招工，作者因此被招去当了剧团编剧。

　      《新教师》经过一些老编剧的修改，被拍为电影《园丁之歌》推荐到北京。没想到， 1973年7月28日，江青在观看电影《园丁之歌》时，摆出一副极端革命的姿态，横加指责，当时就对这出戏提出了三大罪状：教师怎么是园丁，教师就是“臭老九”，党才是园丁。再一个，戏里的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承担革命的重担”，老红军里大字不识的多的是，你这样说就是反对老革命；最后一条罪状就是，你写教师这样对学生，就是“管卡压”学生。于是，掀起了一场批判《园丁之歌》的风波。1974年7月19日，中央下达《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给《园丁之歌》戴了3顶帽子：一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三曰“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大批判文章，劈头就给《园丁之歌》定下死罪，说“这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谭元亨因此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

历史有时会和人们开玩笑，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抵达湖南长沙，他一边工作，一边休养，一直住了114天。期间，湖南省委为主席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由主席点定，11月的一天，毛主席在选择传统剧目节目单时，圈中了湘剧《园丁之歌》。毛主席与六号楼的服务人员一起观看这部以湖南家乡剧种演出的新戏。毛主席是一位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具有独到见解、对传统戏剧具有很高鉴赏力的大家，凡是品位不凡的剧目往往能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受剧情影响，他会开怀大笑、会流下热泪、会跟着浅唱低吟、会随着节奏打拍子。在观看《园丁之歌》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毛泽东很快随着剧情进入了“角色”，时而对里面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不爱读书的小淘利的活泼顽皮示以微笑，时而对剧中女教师的循循善诱点头赞赏，看到精彩之处，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不知是省委领导同志的事前安排，还是大家都对《园丁之歌》受批判有不平之气，可能更多是为《园丁之歌》鸣不平吧，为毛主席服务的一位女服务员说：“主席呀，这是个受批判的片子呀！”

　　“受批判？错在哪里？”毛主席对《园丁之歌》受批判大感困惑不解。以他非凡的见解和超人的鉴赏力，一时竟然也感到这部片子被批判简直是莫名其妙了。

　　“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女服务员老老实实地回答。

　　“为什么要批判《园丁之歌》？你们讲讲看，有什么问题？”毛泽东环视周围的工作人员，征求其他工作人员对《园丁之歌》的观后感。

　　工作人员们一时无话，倒不是怕说出了“问题”显得自己比领袖还“高明”，而是根本就没有感到《园丁之歌》有问题。在座者恐怕谁也没有江青那种硬是能从“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本事。

　　为了回答毛泽东的提问，有的工作人员说：“教育界争论很大，我们是外行，看不懂。”

　　“我看是出好戏！”毛泽东一锤定音，为《园丁之歌》作了结论。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受到毛泽东好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遭到“四人帮”仇视的湘剧《园丁之歌》，也重新获得了解放，影片在全国城乡上映。对于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剧中女教师教育学生时唱的“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更是成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一句话。

谭元亨出生于1948年，广东顺德人。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应邀赴美、法、英、加拿大等国讲学。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鼓角相闻》、《奇怪的罪犯》、《一个年代的末页》，儿童中篇小说《抓来的“罪犯”》，《后知青，女性三部曲》、《海外中国孩子三部曲》、《洛杉矶的中国孩子》、《客家魂三部曲》，纪实文学《潘汉年》、《潘氏三兄弟》、《邓演达》、《无效护照》、《东方奥斯威辛》，影视剧本《客家女》近百部(集)，理论专著《中国文化史观》、《客家圣典》、《土地和农民的史诗》，发表出版作品60部，2000余万字，另有译著多部。《谁当小指挥》获全国首届儿童剧金猴奖，《洛杉矶的中国少男少女》获1996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华民族风情录》获1996年全国骏马奖，《抓来的老师》获全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一等奖，《无效护照》获北京《十月》文学奖，其作品还获省市奖30余项。
      谭元亨的领域横跨小说创作、儿童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史学研究、建筑美学研究、客家文化、广府文化研究和珠江文化研究。出版文、史、哲各类专著约100种，近3000多万字；作品译为英、法、日、朝等多国文字；曾获多项国家及国际奖项，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

谭元亨1968年下放炎陵，先后在河西、石洲、十都等公社插队落户，那段日子，虽然十分清苦，但是他却视为人生最短暂却也值得留恋与回味的。他似返回了童真，在大自然的怀胞中寻到了栖息之地。炎陵的山、炎陵的水、炎陵的人，深深地印在谭元亨的脑海里：“腊树把洗得雪白的玉臂高高地举向天空，如同无数洗浴的仙女在绿水中浮出擎起一个蔚蓝色的、无边无垠的梦境，教小鸟吟唱，让白云轻轻地飘荡。东一簇，西一簇梓树的红叶，似哪个调皮鬼用画笔，这里戳一下，那里抹一块，没有对称均衡感，却是纯粹的浪漫。绿竹因各自的种类而分布在不同的层次上，或淡淡若青烟，或浓浓似春水，或忽淡忽浓有阳光划出了阴阳交互的界线——这是青山烘托出的乐章，明快而舒展”、“秋水是澄明清澈的。几痕瀑布在山间挂起，晶莹剔透，正好给青山当梳妆的镜子。当几脉清流从原始森林间的藤萝、树根以及乱石中穿出来，洗出一大片白白净净的河床，又是另一种韵味了。村姑赤裸着小巧的小腿，半浸在水中，使劲地捶打着所洗的衣物。末了，大大小小的衣物，就摊在河滩上的卵石面上，尤其是被单、靛布，大片大片，有的拖出十几丈远，从山坡上往下看，五光十色，反射着秋日金色的光束。还有那做红薯粉丝的，也有竹竿挂历起了一串串，远看似小河系上了项链——这种闲逸、清美的感觉，在城里是无法体验到的”、“山林的鸟儿多得数不清，千姿百态，红嘴相思鸟是人们熟悉的，一飞一大片，闪过一团翡翠的莹光，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或黄澄澄，或红扑扑，或绿泱泱，或灰闪闪……不时有几只苍鹰，在高高的云层中滑翔，有时似钉在天幕上了……噢，那胆小而灵巧的麂子，在你还没察觉它时拔腿而逃，只留下一棕色的光。石蛙在水边颇有节奏地叫着，像贝司的弦被拔动……时间仿佛不再流泻，岁月亦不会匆匆，如同小河上的石拱桥，万古如斯地给你一个无声的挽留”。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炎陵的爱恋。也许是这种灵气给了谭元亨莫大的灵感，使他创作出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

对于炎陵，谭元亨多次流露出想到这个第二故乡来看看、走走。在他的一本小说的《后记》中作者写道：“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重返当年第一次落户的地方—炎帝陵近侧。思念与日俱增。我不知道，我何时还可以重返故地。。。。假如有一天，我把一切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但愿我能回到那里，依旧枕着林涛、听着泉声，迫思当日的漂泊，寻问人生的归途。。。。我惟一担心的是，那里，到时还保留我在《千年圣火》第一部所描写的原始质朴的一切。也许，他们在等待我的归来。虽然那不是我滞留最久的地方，却是我终生刻骨铭心的地方。我不羁的命运，便是在那里决定的。当然，我更忘不了那些淳朴的客家人，我的衣食父母、我的灵魂的导师---正是有了他们，我才对毁誉、荣辱置之度外，升起了自己生命的风帆”。我们也希望谭元亨早日成行，看看这块魂牵梦绕的故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