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正月初三民俗：送穷 烧门神纸 贺老鼠嫁女 曲蓬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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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正月：欢天喜地

第二节   吉祥客家年

正月初三

正月初三俗称为“小年朝”，也称为“赤狗日”。传说中“赤狗”是“熛怒之神”，遇到他的人一定会不吉利，故传统的年初三为“凶日”，不宜外出，更没有人走亲戚。有些地方“凶日”又演变成“忌日”，如甘肃天水便有正月初三“送先人”的习俗。中国南方、北方均有年初三不拜年的传统，据说年初三跟谁拜年，就会跟谁吵架。另外“赤”字有“赤贫”的意思，所以民间也不在这天宴客，认为会冲犯“赤狗”，带来贫穷。客家年初三的“送穷”，其民俗思想来源于古老的“赤狗”信仰。
另一方面，民间传说年初三是女娲造羊的日子，故称“羊日”。因此年初三绝对不能杀羊，如果是日天气晴朗，则意味着这一年里，羊会养得很肥硕，养羊的人家将有一个好年景。
历史上，在宋代宫廷里，正月初三是“天庆节”。传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有天书下降人间，于是真宗颁下诏书，立正月初三日为天庆节，官员等休假五日。后来又称“小年朝”，在这一天里，不扫地、不乞火、不汲水，与岁朝相同。
两广等南部中国各地习惯将“赤狗日”称作“赤口日”，这天人们多足不出户，选择留在家中饱吃饱睡，免得出门遇上凶煞。以香港新界原居民为例，年初三大清早家家要贴“赤口”，以避凶煞之气进门来。所谓“赤口”，一般是用约长七八寸、宽一寸的红纸条，上面书写一些“出入平安”的吉利话。“赤口”纸的一般格式如：“公元一九九四年岁次甲戍正月初三日当对神前香火前门钉断四方男女赤口贼盗火星一切祸灾归天大吉大利”。“赤口”贴在前门和后门的门顶上，另外有一张是放在垃圾上面，随垃圾挑出外面倒掉。这些垃圾是初一初二两天积下来的，一定要到初三才一起清理倒掉，否则等于把家中的金银财宝向外流一样。
这一天是苗族的“花山节”，俗称“采花山”，从正月初二开始到正月初六结束。苗家人每进入腊月中旬，主办人就要在举行花山盛会的地方高高地竖起一根木杆，称为“花杆”。在离杆顶一米左右的地方，挂有红、黄、蓝、白四色彩带，以及象征喜庆和将要奖给爬花杆优胜者的芦笙、糖果等。花山节期间，不论是哪个民族，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采花山”主办人会准备一些米酒，招待前来采花山的客人。花山场上，还同时举行武术、斗牛、赛马、射弩和打毽子等比赛活动。获胜者由主办人挂红、戴花，并给予物质奖励。青年男女对唱山歌，寻爱寄情，互订终身。传统的“花山节”往往由无嗣的求子人家共同筹办。
年初三这个“凶日”对于广西柳州地区三江县的程阳侗族来说却是一个黄道吉日，他们选择这一天轰轰烈烈“送新娘”。“送新娘”即客家人的“回门”礼俗。每到年初三，程阳风雨桥附近一带的大路上，到处都是“送新娘”的队伍。“回门”的礼品极其丰盛，大到整只猪羊、整担鸡鸭、整蓝花鞋，小到整条香烟、整壶米酒、整串爆竹……
贵州六盘水市六枝折溪乡彝族则在年初三开始在村里演出傩戏，以祭神驱鬼。
客家人习惯将正月初三称作“三重日”，这一天的客家岁时民俗主要有送穷、烧门神纸、贺老鼠嫁女以及“曲蓬唱戏”。

三重日送穷

关于“三重日”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说“三重日”即“送穷日”的谐音，一说“三重日”即“生虫日”的讹音。这一天，赣南、闽西客家不进菜园摘菜，也不作其他任何采集农活，以免农作物“生虫”。
在赣闽粤客家源流区，年初三的主要民俗便是“送穷”。
“送穷”习俗早在汉唐时期便已经形成，只是送穷的时间先后不一、各地不同。唐代韩鄂《岁华纪丽》载曰：“孟春晦日（即农历一月三十日），甫聚行乐，送穷。”唐代诗人姚合有诗《晦日送穷三首》，其中第一首云：“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北方汉族关于“送穷”习俗的来源，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上古颛顼帝时，宫中生下一个男孩即颛顼之子，他身材赢弱矮小，喜欢穿破衣服。每次给他穿新衣服，他都要故意弄破后再穿，所以宫中人叫他“穷子”。后来穷子死于晦日，为他送葬时，人们说“今日送穷子也”，于是“送穷”就这样流传下来。“穷子”本来是作名字称呼的，后来民间把它作为“贫穷”的“穷”，将家中垃圾扫出门叫“送穷”。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中“送穷鬼”条，说的“送穷鬼”时间是正月初六。


图1-37  民间表示镇邪消灾、迎福送穷的“送穷花”剪纸

客家人的“送穷日”有自己的传说：从前有一对夫妻穷得没法过日子，商议为妻的（李氏）改嫁给一个员外做侍妾，李氏要暗中资助前夫。当年春节前夕，李氏偷偷把一些银子塞进年糕里，暗中送给前夫，丈夫拿着年糕回家，过渡时，船工要过渡钱，李氏丈夫身无分文，只好把年糕送给船工。回到家中考虑身无分文如何过年？只好再去找李氏求助，李氏告知年糕中藏有银子，丈夫说明过渡时已把年糕作过渡费送给了船工，李氏痛骂前夫“死穷鬼！”，为回避家人而匆匆离开了。其前夫也只好躲进柴房，忍不住一夜饥冻而死去。事后，李氏怕惹出事端，便一把火将柴房烧掉。到年初三，李氏打扫余灰倒入河中时，路人见了便问她做什么，李氏答曰“送穷鬼”。年初三到垃圾的习俗从此逐渐相传开来，人们争相仿效，以至年初三就成了客家人的“穷鬼日”。
客家“送穷日”还有一则传说，据五代《录异记》载有“如愿”的故事：庐陵（今江西吉安）欧明过渡彭泽湖时，被湖神青洪君请去作客，待之甚厚。青洪君一小吏告诉欧明，当青洪君问需要什么时，你只要答“如愿”即可。果然，青洪君问欧明“何所须”？欧明依照那小吏教的话说了，青洪君不得已，只好将自己的婢女如愿送与欧明。欧明把如愿带回家后，凡他有所求时，如愿皆能很快给他满足，于是家境“数年后大富”。可是某年年初一如愿起床晚了，欧明就棒打如愿，如愿最后化身躲入粪帚。欧明又用木杖击打粪帚，叫唤如愿，如愿再也没有回来。从此，欧家逐渐衰落了。以后，民间就有了年初一藏粪帚的习惯，生怕不小心将“如愿”扫走，失掉家中财气。今天，“如愿”的故事已很少为客地所知，但是不动扫帚的古代遗风在客地却一直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每到年初三，家家户户清扫垃圾，并焚香烧纸将其送出屋外，放在路旁，意味着“穷去富来”。
赣南崇义客家称初三为“穷鬼日”，这天相互不做客，各家各户不请酒。
赣南于都禾丰镇客家“三重日”的主要民俗是“炒豆子”：于都客家将年初三叫做“生虫日”，是日，家家户户从黄豆、豌豆（客家人多称作“雪豆”、“冬豆”）、四季豆、花生等种子中各随意抓取一些，混合一起炒熟，寓意将虫子全部炒死，以祈五谷丰登。 同时忌入菜园摘菜，以免触动了“虫包”，虫害难除。还有年初三不担水的习俗，尤其忌讳挑井水，认为“生虫日”担水要催生井水里的虫子，使井水不再干净。那天要用的水，务必在年初二傍晚前准备妥当。
赣南南康客家俗称年初三送穷作“送穷鬼”。清同治十一年《南康县志》载曰：“三日，净扫秽屑，盛以土畚，用香烛楮钱之属送郊野焚之，谓之‘送穷鬼’。”
闽西宁化以及赣南石城等地客家人年初一不扫地，怕把“财”扫掉，年初二家家户户都扫地，扫地时，要从外边往里扫，而不能从里往外扫，意味着要把“财”扫进来而不能扫出去，正好与“送穷”相反。
粤北英德客家年初三也是“送穷日”，是日大早，家家户户都竞早将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然后将所扫之垃圾，以粪箕送至大路头。此谓之“送穷”、“送晦”。晚上则必须洗澡，将身上的“穷气”、“晦气”洗得一干二净。粤北乳源客家年初三送穷也俗称“送穷鬼”。清康熙二年《乳源县志》载曰：“初三日扫门庭，以其敝帚置箕，掷纸钱弃之郊地，以送穷鬼。”
粤东梅州、潮州地区客家也是年初三送穷。民国二十八年《兴宁县志》载曰：“初三日，家扫尘土，盛以箕，焚香送郭外，谓之送穷。”
非客家地区的送穷日大多都在正月初六，也有正月二十九日、正月三十日的。各地送穷日虽然不尽相同，但送穷风俗的具休仪式却基本一致。据《岁时杂记》记载：“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韩愈《送穷文》中，提到要为穷鬼“结柳作车，引帆上墙。”这就是说，送穷时既要为“穷鬼”备下象征性的车船，还要给“穷鬼”带上干粮。广东东莞还有“以芭蕉船送穷”的习俗。
民间广泛流传的送穷习俗，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美好生活的传统心理。
客家童谣《新年头》对年初三的“送穷”民俗也有生动表述：“新年头，初三又讲穷鬼日，初四就话翻一日；初五、初六神下天，七不去，八不归；九九十一看到狮；十一、十二龙灯出，十三、十四过月半，索性过了月半才来归。”这首歌谣愉快、诙谐地唱出了客家妹子年初二“转妹家”后不愿转来的理由，这些理由正好将年初一至正月半的习俗串连起来。

烧门神纸

门神是道教和民间共同信仰的守卫门户的神灵，旧时人们都将其神像贴于门上，用以驱邪辟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等，是民间最受人们欢迎的保护神之一。道教因袭这种信仰，将门神纳入神系，加以祀奉。
源于远古时期的庶物崇拜，殷代天子祭五祀，门既为其一，周代祭五祀于宫“门”即每日每时必经之处， 自然加以重视，祭祀对于门神以形象化及人格化。相传为天神，奉黄帝之命统辖人间鬼怪。故逢农历十二月三十晚，用桃木雕两神置大门两边，以御鬼怪，消灾难。后画两神像于门上。逐为门神。
神荼、郁垒是们信仰最早的门神，除《山梅经》记载外，汉代诸书皆有记载。如《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括地象》中即说：桃都山有颗大桃树，枝干盘曲三千里，树上有一只金鸡，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叫鸣。树下有二神，一个名叫郁，一个名叫垒，均拿着苇索，看守那些不祥之鬼，一旦捉住便杀之。应劭《风俗通义》卷八则称荼与垒是兄弟二人，生性能够捉鬼，他们常在度朔山上的桃树下，检查百鬼，凡发现有祸害人类的就逮之喂虎。于是县老爷常常在腊冬除夕，刻一个桃人拿着苇茭挂在门上，并在门上画一只虎，这都是仿效古人的做法。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如晋葛洪《枕中书》即将郁垒列入道教神谱，称为东方鬼帝之一，其《元始上真众仙记》中亦云：“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以雄鸡毛置索中，盖遣勇也。”此后，二神一直被人们所信仰，如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用桃木板做门，叫做仙木，画两位神贴在上面，左扇门上叫神荼，右扇门上叫郁垒，民间称他们为门神。隋朝杜台卿《玉烛宝典》引《括地图》称神蒂、郁垒于桃都山大桃树下，为门神。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中还专门有《辩蒂垒》一条，称人们常于正旦书桃符，上刻郁垒、神荼。《北平风俗类征·岁考》亦称：元旦贵戚家悬神荼、郁垒，民间插芝梗、柏叶于户。《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所谓神荼郁垒者，乃《山海经》神话中之人物。……上述最古门神之意，迄今尚未全部遗忘，盖今人仍有书其名于门上者，以代较流行之将军肖像。”可见二神信仰广泛深入民间，祭祀的方法大致为：画二神肖像张贴于门上，用桃木雕刻二神像，挂于门上，用朱砂笔在桃木板上写上二神尊名，挂在门上，并画上道符，不管用哪一种方法，人们都认为可以用来驱鬼辟耶。
唐代，又出现了一位门神钟馗，他不但捉鬼，而且吃鬼，所以人们常在除夕之夜或端午节将钟馗图像贴在门上，用来驱邪辟鬼。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崇恶。”其形象是豹头虬髯，目如环，鼻如钩，耳如钟，头戴乌纱帽，脚着黑朝鞋，身穿大红袍，右手执剑，左手捉鬼，怒目而视，一副威风凛凛，正气凛然的模样。据说他捉鬼的本领及威望要比神蒂、郁垒高得多。至于其来历，据《补笔谈》卷三、《天中记》卷四、《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等书记载，钟馗原来是陕西终南山人，少时即才华出众，唐武德(618—627年)中赴长安参加武举考试，仅因为相貌丑陋没有中举，于是恼羞成怒撞死在殿阶上，唐高祖听说后特别赐给红官袍予以安葬。后来唐玄宗偶患脾病，请了许多医生救牿，效果不佳，宫廷上上下下都很着急。一天晚上唐玄宗睡着后，忽然梦见一小鬼偷窃宫中财物沿着殿墙边逃跑，唐玄宗急忙喊叫捉拿，只见一位相貌魁伟的大丈夫跑上殿来，捉住小鬼，刳目而吃之。玄宗问他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是“武举不中进士钟馗”。唐玄宗醒来后，第二天病就好了，于是请来画匠吴道子将钟馗的像画了下来，所画之像与玄宗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玄宗大悦，将之挂于宫门之上，作为门神。后来道教吸收了这种信仰，常将钟馗视作祛恶逐鬼的判官，于是钟馗便成了道教驱鬼捉鬼的神将。


图1-38  客家民间至今普遍信奉的门神秦叔宝（右）、尉迟敬德（左）

秦琼、尉迟恭是门神中的武门神，大约元代以后，才祀之为门神。客家民间至今仍然信奉的门神，主要是秦琼、尉迟恭。（见图1-21）据明《正统道藏》中的《搜神记》和《三教搜神大全》及《历代神仙通鉴》等记载，二门神为唐代秦琼(秦叔宝)、尉迟恭（尉迟敬德)二将军。相传唐太宗身体不太好，寝宫门外有恶鬼耶魅号叫，六院三宫，夜无宁日。于是太宗将全部情况告诉众大臣，秦叔宝上奏说：“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愿同敬德戒装以伺。”太宗准奏，夜晚让二人立于宫门两侧，一夜果然平安无事。太宗嘉奖二人后，觉得整夜让二人守于宫门，实在辛苦，于是命画工画二人像，全装怒发，手执玉斧，腰带鞭练弓箭，一如平时，悬挂在两扇宫门上，从此耶祟得以平息。直到元代人们才沿袭这种做法，奉二人为门神。此前曾有过类似的记载，不过均未说明是此二人，如南宋佚名氏《枫窗小椟》曰：“靖康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宋赵与时《宾退录》云：“除夕用镇殿将军二人，甲胄装。”直到明清以后，书中记载才明确为秦琼尉迟恭二人，如清顾禄《清嘉录·门神》中云：“夜分易门神。俗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彩印于纸，小户贴之。”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今世惜相沿，正月元旦，或画文臣，或书神蒂郁垒，或画武将，以为唐太宗寝疾，令尉迟恭秦琼守门，疾连愈。”
独具客家特色的门神却并非秦琼、尉迟恭，而是忠义两全的关帝爷。传统的客家人以耕读传家，除了艰辛农作更饱读诗书，因而儒家思想很大程度上成为客家文化的主流之一。儒家一直倡导的忠、义思想并不抽象，千百年来有着关羽这样一位“忠义形象大使”的传播，在民间的公信力只有增而无减。在客家人心中，关公不仅是忠义的楷模，也是驱邪辟恶的神灵，因而奉为门神。客家人住宅大门、二门贴门神像，关羽往往端坐上位，关平和周仓分立两旁。按照古代的民间信仰习俗，关羽是人神之首，是帝。让关公屈尊门神之列，并非对关帝的轻视，而是客家人对门神的看重。（18）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对于生存环境的恐惧感相应减少，生存的渴望已不是头等重要的命题，人们的关注点开始向生活的质量转移，即对“幸福”充满了更多、更美好的期望。于是，门神纸即门神画叠加了祈福、祝吉的民俗符号。
民间信仰之“报赛”活动，其实质就是酬神，即对神的感恩、报答、酬谢。
客家人对门神的感恩报赛活动即年初三的“烧门神纸”，其酬神仪式相对简洁。夜幕降临后，家家户户焚香秉烛，以三牲、水果、酒饭拜谢门神。然后将年节时的松柏枝及节期所挂门神像、门笺纸等一并焚化。旧俗，客家年初五“出年界”，因此年初三的“烧门神纸”也意味着年界即将过去，人们即将开始各自的营生。客家俗语云：“火烧门神纸，大人做生意，细伢拣狗屎。”就是说正月休闲吃喝到此差不多了，再过些天大人们做生意的该做生意了，耕田的得耕田了。
“烧门神纸”的习俗始于宋代。元杂剧《盆儿鬼》描写张老汉埋怨门神未尽职，云：“俺大年日将你贴起，供养了撒子荼食”；官衙里，为了让门神通融通融，包公吩咐“金纸银钱”一通烧。
烧门神纸的风俗延续至明清时期，敬神的气氛渐淡。清代道光年间《黄安县志》：正月“初三日，祭门焚楮，谓之‘烧门神纸’”。这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神，倒更像年俗的落幕典礼——老话讲“初三烧了门神纸，各人寻生理”，从此商开市，士入学，人们开始由浓浓的年味儿里走出，走入新一年的奔忙。虽然广大汉族地区自清代开始基本不再拜祭门神，只保留了除夕“贴门神”的习俗，但长江流域各省还是有不少地方保留了年初三“烧门神纸”的岁时传统。如湖南湘西张家界“岁时，禁忌繁多，琐俗备至：如初三日以前，禁向溪井吸水，不准泼水户外。并于除夕缚纸钱一束，上书门神财钱等语，设席供奉，至正月初三日焚烧。”又如清同治年间湖北武汉《黄陂县志》载曰：“正月初一日至初三日，不汲水，不扫地，俟三日再以牲礼祀神，为烧门神纸，然后汲水扫地，汲水时仍以香烛祀水神。”
粤北一带的客家人不在年初三而在年初五“出年界”日“烧门神纸”。清康熙二年《乳源县志》载曰：“初五日，各祀门神，焚除夕张挂门钱。谚云：‘火烧门神纸，孩童习细业，大人做生理’。”

贺老鼠嫁女

自古以来，人类与动物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史前人类认为万物皆有灵性，并坚信人与动物的血缘关系。经历了原始蒙昧和自然崇拜阶段，原始人进入了以灵物、图腾、祖先、鬼魂崇拜为基本特征的巫术时代，一系列崇拜仪式和共同遵守的禁忌行为也应运而生。如为了保证狩猎的收获，原始人举行仿动物的舞蹈，以动物为膜拜偶像等等。史料记载，我国最古的姓氏只有十二种，老鼠，曾作为偃姓的图腾，广受膜拜。
传说天地之初，浑沌未开。老鼠勇敢地把天咬开一个洞，太阳的光芒终于出现，阴阳就此分开，民间俗称“鼠咬天开”。老鼠也成为开天辟地的英雄，老鼠的图腾，象征着对太阳的崇拜、对光明的追求。现实生活中，老鼠扮演的却是不断骚扰人类的丑陋角色。在祖先的口中，对老鼠的口碑一直不佳，诸如：鼠子、鼠技、鼠头鼠脑、鼠目寸光、鼠窃狗盗、胆小如鼠、贼眉鼠眼、抱头鼠窜、老鼠过街等等。千百年来，人类饱受鼠患的危害，恨之入骨，不择手段地想尽各种方法，开展剿灭活动，如发明多种捕鼠工具、下毒饵、利用天敌、投放灭鼠炸弹、采用高科技手段使鼠类绝育、制造电子灭鼠器等等，但在鼠类所特有的适应力、繁殖力和破坏力面前，均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人和老鼠是目前地球上生存能力最强的动物，谁也无法消灭谁。
在与老鼠的长期共处中，人类的认识理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类认识到鼠的生物特性，将其作为疫厉、灾难、阴险、厄运、诡诈等载体的化身，予以鞭笞；另一方面，通过幻想，赋予老鼠人文特性，夸大鼠的神力，消弥鼠害带来的的精神恐惧。如将其视作营造物质天地的英雄，视为旺盛生命力、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象征。各种敬鼠、祭鼠、祀鼠、媚鼠的方法应需而生，结合当地风俗，产生了人文背景下妙趣横生的鼠婚习俗。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童话般的意境，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老鼠嫁女成为中国民间深受喜爱的习俗之一。
多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与地域的差异，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地区性鼠婚习俗。现将部分地区鼠婚习俗摘录如下：
杭州、四川、广东佛山—除夕： 古称“照虚耗”，今称守岁。始于南北朝，通宵守夜，在墙角和室内隐蔽处，点燃灯烛，喻用灯火驱走一切邪瘟疫病。广东佛山地区，为方便老鼠顺利嫁女（子时12点），各家各户将床底、柜下、墙角打扫干净，墙角点上蜡烛照明，为老鼠嫁女提供优质服务。杭州旧俗，将杂食放置盆中，名为鼠粮；厨下或墙角点上蜡烛，方便老鼠进食。俗传如此一来则一年内老鼠不毁坏衣物，又称“老鼠做亲。”四川部分地区，也于此日为老鼠嫁女。
江苏南部—正月初一： 家家准备好芝麻喜糖和爆米花，为老鼠嫁女。孩子们将糖、糕等置于老鼠出没处，拼命敲打锅盖、簸箕等物，为老鼠催妆，次日晨塞住鼠穴，谓此可绝鼠迹。
赣南、闽西、台湾—正月初三：闽西宁化、赣南石城等地客家风俗，年初三晚上厨房、厅堂、房间都不照例点“岁火”，让老鼠出来“行嫁”时看不见路，因而或摔死、或撞死，断子绝孙。虽然不点灯为老鼠嫁女照路，但还是对老鼠充满着一种客家的悲悯。一则早早睡觉，不耽误老鼠嫁女、成亲的良辰，二则床底、墙角到处撒炒熟的黄豆、花生，甚至撒米、撒盐，作为恭贺老鼠嫁女的礼品。台湾地区，正月初三亦为老鼠结婚日。无论客家人还是闽南人，民间也都忌讳晚上点灯，早早就入睡了，以免打搅老鼠嫁女、娶亲，人鼠各自相安，和谐相处。


图1-39  民间手工剪纸风俗画《老鼠嫁女》

山东—正月初七： 古称“人日”，清代山东济南、淄川、商河、青城等地区，流传人日猫太太嫁给鼠丈夫的习俗。想来婚后的鼠丈夫，不光“惧内”，性命也朝不保夕。
山西平遥—正月初十： 山西平遥地区有搓高粱面鱼鱼、踢葫芦玩耍等习俗。
陕西榆—正月十二： 陕西榆林地区风俗，此日为老鼠嫁女日，忌汲水。家家户户很早就吃完晚饭，熄灯就寝，避免惊动老鼠嫁女。晚上在屋内的墙角处点上油灯，放上吃食，同时要将鞋子收好，否则，鞋子将会作为老鼠娶亲的轿子被叼走；正月二十日，为老鼠回门日，不推磨，不吃小米。陕西安塞地区为正月初八日。
青海—正月十四： 青海部分地区有“蒸瞎老鼠”的习俗，即用面捏12只无眼睛的老鼠，蒸熟后在元宵节上供，企求老鼠只食草根，不吃庄稼，以保丰收。
湖北孝感、江西樟树、湖南新化、陕西千阳—正月十五日：湖北江汉平原地区孝感一带，俗称老鼠嫁女作“鼠添箱”。将插花的面饼放于暗处，妇女在床下点一盏麻油灯，拜说“请红娘子看灯。”家中不得喧哗，禁止舂米磨面，俗信如惊动老鼠，来年会遭报复和捣乱。江西樟树地区，子夜不能敲打锣鼓，不得燃放鞭炮，指派一人在屋内外角落处，插燃蜡烛，方便老鼠嫁女，顺便送走鼠害。湖南，新化地区习俗是在阴暗角落插上蜡烛，传说可防老鼠毁物，称之为“照元宵”。东安的习俗则是将蜡烛从卧室、仓库门口一直点到大门外，把老鼠送走，谓之“老鼠嫁女”。 陕西千阳民间以正月十五为老鼠嫁女日，是日家家都做老鼠馍。俗信当年过门的新媳妇吃了老鼠馍的鼠尾巴，便可怀孕；隔窗把老鼠馍扔进新媳妇房中，“老鼠”仰面朝天为生男之兆，反之为生女之兆。河南民间传说，正月初七、十七、二十七是老鼠嫁女之日，俗语有“初七娶，十七嫁，二十七添娃娃”，故上述三天要吃饺子。
河南郸城、上海郊区、江苏北部—正月十六日： 河南郸城一带，晚忌点灯，谓“老鼠嫁女，怕见亮光”，不然，“你闹它一天，它闹你一年”。 上海郊区有些地方说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家家户户炒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上海一带也有避老鼠落空的习俗。老鼠外出觅食，失足落地，称为“老鼠落空”，据说见者多为不吉利，非病即死，必须禳解。其方法是沿街乞讨白米，谓百家米，回家用以煮饭，食后便可化解。
湖南宁远、河南鹿邑等地—正月十七：湖南宁远，河南鹿邑、方城、虞城等地，晚忌开箱启柜，禁灯。前一天晚上，儿童将糖果、花生等放置阴暗处，并用锅盖、簸箕等大器物敲敲打打，为老鼠催妆，第二天早晨，将鼠穴闭塞，认为从此以后鼠患可以永远绝迹。




图1-40  上图：漳州年画《老鼠嫁女》  下图：杨柳青年画《老鼠嫁女》

赣南—正月二十：江西南部客家风俗，当晚妇女早睡，投脂粉于床下，贺老鼠嫁女。清光绪元年《瑞金县志》载曰：“是日，妇人相戒灭烛早寝，以脂粉投床下，曰‘老鼠嫁女’也。”有的于这天煮薯芋，剥皮吃，意为剥鼠皮。
河北、上海—正月二十五： 此日又称“填仓节”，为古代祭祀五谷丰登的隆重节日，传说老鼠曾为“仓神”，是日将粮食放满仓库，传说老鼠以后不再毁坏粮食。此俗至今仍流行于北方民间。旧时河北地区，是日用饭等供奉老鼠，俗称“老鼠会亲”。在这天夜里，家家户户不点灯，全家人坐在炕头上，一声不响，只是摸黑吃着用面粉做成的“老鼠爪爪”、“蝎子尾巴”和炒大豆。不点灯、不出声的意思是为老鼠嫁女提供方便，生怕惊扰了娶亲喜事。吃“老鼠爪爪”表示人们期望老鼠的爪子发痒，好早些起来行动；吃“蝎子尾巴”即是为了老鼠嫁女出洞时不会受到蝎子伤害。吃炒大豆发出嘎嘣的脆响，似乎是给老鼠娶亲放鞭炮。旧时上海一带有避老鼠落空的习俗。老鼠外出觅食，失足落地，称为“老鼠落空”，据说见者多为不吉利，非病即灭，必须禳解。其方法是沿街乞讨白米，谓百家米，回家用以煮饭，食后便可化解。
一般认为，老鼠嫁女日的行事与禁忌实质上是一种祀鼠活动，而各种鼠婚故事、歌谣以及年画剪纸等民间工艺品，是对祀鼠活动所作的解释。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医药不发达，人类对老鼠束手无策，虽也畜养家猫捕食老鼠，但无法要治，鼠害仍非常猖獗。人们惧怕老鼠。除设法捕杀老鼠外，在民俗心理上，又采取媚鼠法，产生了一种祀鼠民俗即“老鼠嫁女”。
老鼠何以成为人们奉祀或崇拜的对象呢?大约有如下两种原因：其一为图腾崇拜，如有人认为古代的偃姓以鼠为图腾。其二是关于鼠的感生神话，如汉族《十二属相的传说》称，鼠有打开天地、化生万物的神通。彝族神话《葫芦里出来的人》称，人类起源于葫芦，而葫芦原是密封的，是鼠在葫芦上咬开一个洞，人类得以出世。瑶族神话《谷子的传说》、畲族神话《稻穗为何像老鼠尾巴》称，是鼠帮助人类取来了稻种。这些传说均反映出鼠在古人的动物神崇拜中的特殊地位。
作为民俗文化事象的老鼠嫁女，表达了民众根绝鼠患的愿望；之所以采用“遣嫁”方式，是因对鼠患充满畏惧，于是以提供食物、熄灯禁光等迎合鼠类习性喜好的献媚行为来掩饰真实目的，这是一种在矛盾心态中的趋利避害的选择。民俗学者研究认为，古代没有统一的“灭鼠日”，立春之后为老鼠繁殖期，为免遭鼠害，人们绘制“老鼠娶亲”图，实际行动则是夜晚熄灯灭火，骗稚儿早睡，以诱老鼠出洞捕杀之。（19）民俗学家马昌仪认为，嫁灾观念，由来已久。《方言一》曰：“嫁，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所谓嫁灾、嫁非、嫁鼠，包含有把灾祸、是非、鼠虫逐出家门的意思。民间俗信中为鼠择日婚嫁的日期大多在腊月二十三到正月二十五，此时正是鼠类繁殖的高峰季节，送鼠出嫁，意味着送鼠“自家而出”，从人们的心理来看，便可达到杜绝鼠患的目的；另一方面，老鼠嫁女又是岁时文化中对子鼠母神信仰的产物。鼠属子，为十二支之首，“子为阴极，幽潜隐晦，以鼠配之”。子鼠为极阴的象征，而腊月至正月，正是新旧岁时交替时刻，故选择这一时段嫁鼠，还具有除旧布新、送阴迎阳、祛灾纳吉的象征意义。（20）
老鼠嫁女民俗还隐藏着人们对鼠类旺盛繁殖能力的羡慕和崇拜。无论“嫁女”日的媚鼠、祀鼠行为，还是“嫁女”题材的年画剪纸等的艺术创造，均有原始巫术的意味，目的是通过某种感应促成农作物的丰收和子孙繁衍。如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填仓节”以鼠为“仓神”，可为一证；又旧时民间逢嫁女娶妇等喜庆日子，喜用“老鼠嫁女”图案渲染气氛，也是这种民俗心理的展示。

曲蓬唱戏

年初三是客家人新年忌讳的第一个“凶日”，客家俗谚云：“初三、十三、二十三，天上落金冇人贪。”因此客家人这天多不外出走亲戚、拜年，而呆在家里、围屋内或尽情吃喝，或娱乐玩耍，或弹琴唱曲，年味依然淳厚而喜庆。
欢乐的锣鼓声、嘹亮的笛音、喧闹的唢呐不时地从围屋里传出，客家老少和美地齐集在祠堂里、禾坪上，演奏客家八音、牌子锣鼓，模仿着、表演着采茶戏段，又或者对唱山歌，你诙谐，我抒情，风格各异，纷呈不断。这一天，最值得展示的客家民俗，当属闽西宁化客家的“曲蓬唱戏”。该民俗在赣南石城也有同样表现，侧面映证了赣南、闽西均为客家发祥地。
“曲蓬”又称作“曲篷”或“曲棚”，原本是闽西宁化客家专门用以交流客家民间曲艺的会所，一般建在戏台、戏楼的两侧或者后面，平时当“曲蓬”，演戏时则作为后台、化妆室、休息室。在宁化乡村，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座戏台，有的已经非常古老，而有的则刚刚新建不久。湖村镇下埠村古戏台坐落在同样古老的五通庙旁，架木结构，台上顶棚绘有龙凤、麒麟等彩画，后台是化妆室或“曲蓬”。据村中长老言，这戏台是明代所建，已经风流了五百年。
年初三宁化、石城等地民间的“曲蓬”里，客家曲艺爱好者、表演者三三两两聚集一起，自拉，自弹，自唱，自得其乐，自我陶醉。
宁化石壁是客家民俗文化的发祥地。最原始的客家话从这里形成，最古老的客家民间艺术、山歌、戏曲从这里推出和流传，最古朴的客家服饰从这里产生，最早的客家礼俗从这里延续。“曲蓬唱戏”民俗保存得最完美的，正是客家祖地的宁化石壁。
“曲蓬唱戏”的演唱形式主要是客语说唱，说唱内容多是客家化的祁剧折子、采茶戏曲牌、客家传统山歌剧、客家“棚头”以及客家“打嘴鼓”。
“祁剧”本是湖南永州祁阳县的地方剧种，现在湖南祁剧早已改良变化了，而广泛流传于赣南、闽西的客家祁剧，却依然保存着古风古韵，被戏曲专家称为祁剧活化石。一种外来的文化模式，能在千里之处的异地他乡生根发芽，这也算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足见客家文化的包容性可谓强大。湖南祁阳自古“俗尚弦歌”，民间有“唱不过祁阳”的谚语。发源于祁阳的祁剧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高亢粗犷，带有浓郁的山野气息，流传到全国许多地区。宁化方田乡大罗村池氏祠堂的墙壁上，至今保存着当年写下的字迹：“乾隆丙辰年（1736年）寒食节，湖南新喜堂祁剧到此演出。”这是祁剧到宁化演出现存的最早纪录。据说城郊乡的下巫坊，每年春、秋两季唱会戏，专请祁剧班。距离下巫坊5里远的李畲村，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戏迷“进宝佬”，只要有演戏，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来听戏。听得多了，他也会哼唱几段，有时还一边唱一边手舞足蹈地表演，他最熟悉的戏是《牡丹对药》。每次看戏，他总是坐在最靠近戏台的侧面，只要鼓板一响，他就知道是什么人出场了，琴声一起，他就知道唱的是什么戏文。有一次，戏班演《穆柯寨》，扮焦赞的演员上场了，念白时便胡乱编造：“巫坊做戏苔冬仓，祠堂门前搭瓠棚；大的摘来挖瓠勺，小的摘来熬菜汤。”这是讽刺东家的伙食办得差，但是台下的观众都没听懂，却被“进宝佬”听出来了。戏一演完，他便向戏班抗议，叫班主赔礼道歉。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使祁剧一度在宁化的舞台出尽了风头。


图1-41  闽西宁化石壁客家妹表演年初三“曲蓬唱戏”民俗

现在，宁化客家的“曲蓬”也简化了。祁剧爱好者每逢亲友、乡邻大办婚宴喜事，则既不上台也不化妆，三三五五围坐在一张圆几或方桌，便即兴式进行说唱，为喜庆人家增添欢乐与热闹。一台完整的“曲蓬”，乐器方面少不了锣、鼓、钹，还有二胡、唢呐、月琴，加上只唱戏者，往往得有六、七人以上，才可以整出戏、整个段子分角色演唱下来。“曲蓬”实际就是一个松散的戏班，忙时农耕，闲时唱戏，一派安乐祥和的客家农耕社会千百年地传承下来，并继续传承下去。
“曲蓬”经常演唱的客家采茶戏曲牌有《对花》、《瓜子仁》、《牡丹调》、《思连歌》、《打鞋底》、《叹五更》、《叹花楼》、《花灯赛》等。
客家传统山歌剧基本是一男一女对唱，没有扣人心弦的剧情，只有缠绵爱情的声腔演绎。如《十八相送》：（采用台湾客家艺术家吴盛智、玉凤演唱唱词）

女：送郎送到（个）栅门旁，阿哥走忒妹心酸。三年两年信来断，床下目汁好行船。
男：北风吹忒（就）起南风，吹散郎妹各西东。虽然俩人情意重，毋知何时再相逢。
女：哥你爱归（就）系好归，毋好望东又望西。路上野花莫去采，时时记得妹言语。
男：三更半夜（就）月在中，郎系无妹心难松。俩人相思在心中，路途遥远信难通。
女：鸭春打忒（就）碗来装，装系三日无散黄。三叉路上分了手，郎割心肝妹割肠。
男：日头毋出（就）云毋开，
女：郎今分手几时来？
男：妹系恋来多托信，
合：分手时节话定来。

客家传统山歌剧俗称“老山歌”，又称“大山歌”，是一切客家山歌的源头，它以La、Do、Mi 三音构成基本旋律，并用客家话发音，曲调固定，可以随意填词而唱 。由于客家先民唱山歌，是在山与山之间遥遥对唱，所以老山歌的曲调特别悠扬高亢，节奏自由流畅，拍子拖得很长。唱腔难度高，但韵味绵厚，令人发思古幽情，具有极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客家“棚头”是客家采茶戏演出前的滑稽说唱。一般由戏中丑角化妆演唱，有闹场、使场面热闹起来的功能。“棚头”有时往往与接下来要演的戏没什么情节关联，它是类似相声及数来宝的一种说唱表演，配合拍板的节奏进行。“棚头”的内容，为了吸引看戏人的注意，往往极尽夸张、诙谐、荒诞之能事，甚至编造出一些惊世骇俗的小故事。例如有人在演出《粜酒》以前会来这么一段：

记得真记得，记得去年五月节，五月就落大霜，六月就落大雪。前堂冻死一只龟，后
堂冻死一只鳖。拿来送，送不动；拿来推，推不得；请了人来扛，扛到城门东。拿来杀，
杀到三十六盆血；拿来吃，吃不得。遇到阿才哥，他讲我，真正了不得来，了不得。三十
晚上出一个大月光，瘸手的出来偷拔秧。瞎子来看到，哑巴讲抓来碰，请到跛脚跑去追，
驼背帮忙扛。扛到屋后直直上，一夜没睡游满庄。肚子饿，一跑就进了厨房，吃了三碗公
的蕃薯汤……

上述“棚头”用词十分地生动活泼而荒谬夸张。例如五月天竟然就降下大雪，还冻死一只龟。一个断手的人去偷拔别人家的秧苗，而竟是瞎子看到了，哑巴和跛子的去追贼。这样的内容是以诙谐的小故事来演绎，目的在于搏取大家开怀一笑，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围观。年初三，同祖同宗的男女老少聚集一起，也是表演“棚头”的大好时机，一则展示客家艺人现场即兴演唱的真功夫，二来让男女老少感染轻松、喜庆的艺术氛围，激发后辈儿孙对客家曲艺的兴趣与爱好。
“打嘴鼓”是两人滑稽的一问一答，类似于北方的双口相声。相声注重“说学逗唱”，打嘴鼓则更注重“说”的功夫。打嘴鼓是客家人茶余饭后的闲聊话，只讲求“说”（如吟诗、俚语、歇后语、笑语）“唱”（山歌、曲牌）；达成“逗”（引人发笑的肢体动作）的风格。客家“打嘴鼓”的内容分“贯口”、“怯口”、“柳口”、“巧口”。“贯口”即诵念出一大段长篇的语句，一气呵成；“怯口”模拟方言、土话；“柳口”学唱歌谣、戏曲。“巧口”则是客家传统武术、舞蹈的表演。“打嘴鼓”表演形式有单口、对口、群口、彩扮四种。单口打嘴鼓以一人单独表演，类似说书；对口打嘴鼓由两人协力表演，有主从之分；群口打嘴鼓由三个人或三个以上的人共同表演；彩扮打嘴鼓则表演特定人物装饰。

参考文献与参考资料：

（1）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2月，P1176
（2）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2月，P1326
（3）清光绪十六年《花县志》“岁时民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P685）
（4）清宣统元年《从花县新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P694）
（5）清光绪元年《曲江县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P704）
（6）清同治十年《乐昌县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P707）
（7）清康熙二年《乳源县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P729）
（8）孙景琛：《大傩图名实辨》（《文物》1983年第3期）
（9）参见曾雄生：《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原载《生物史与农史新探》，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
（10）参见清光绪二年、清光绪二十七年《长宁县志》。（赣州府长宁县即今赣州市寻乌县）
（11）兰玉英：《成都东山客家方言中关于生命的民俗语言现象诠释》（《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2）参见民国三十二年《民国新修大埔县志》“祭礼”（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P750）
（13）参见皮庆生：《以神祠为中心的民众宗教集会——宋代“祠赛社会”初探 》（第二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论文）
（14）元代，脱脱：《宋史》列传第九十三，刘彝传
（15）参见李海根：《赣州史话·赣州的文化艺术》（资料来源：红土情网）
（16）参见李森：《闲说赣州康王庙的来历》（资料来源：红土情网）
（17）参见张二文：《在家乡发现历史－从美浓信仰习俗探讨族群文化合成的可能》（《民俗风物》2001年3月）
（18）参见吴裕成：《中国的门文化》（第二章“门的民俗”）
（19）参见王树村：《老鼠娶亲》（《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18日）
（20）参见马昌仪：《中国鼠婚故事类型研究》（《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
（21）潘壮勇、黄文宣：《赞鼓舞》（潮汕民俗网）
（22）清代，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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