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难度——以遥远的小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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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难度
——以遥远的小说为例
傅翔

小说的难度
我要先说明一个常识，那就是一个人是看不了太多小说的，特别是在这个浮躁与不以小说为荣的时代里，读小说的人本来就很少，懂小说的人就更是少而又少了。我越来越深地看到，小说面临着的不仅仅在于挑战，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当一种产品的产出远远大于需求的时候，它肯定是低贱的。虽然小说曾经有的光环不能让我们这样去说，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年产几千部的中长篇小说到底谁在看？还有那数量远远大于长篇的短篇小说？我现在所知的是极不乐观的景象，那就是真正会去读小说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在这些“会去读小说”的人当中就常常包含了这种情况：他们一年所读的往往不会超过五篇小说。即使是许多以此为生的小说评论家，他们也常常不会很好地把一部长篇小说完整地读完。
小说面临这样的困难当然不可能全是小说家造成的，这里有时代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原因。当大家把眼光一起聚焦在金钱与物质的时候，图像与媒体快餐的盛行是注定的，而不读书则是必然的。因此，我们的小说家就更应该知道泡制数量惊人的小说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绝大多数小说家都不信这个邪，都在与这个时代科技的速度赛跑，都想用数量惊人的小说来与之比拼，仿佛小说都是用数量来说话的一样。这样的小说家在中国是极为常见的，我常常不得不佩服的是，中国真的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小说超级大国，当然，是数量上的超级大国。让人痛心的也就在此，那就是中国生产的纸本垃圾也因此稳居世界第一。
随便翻开一个略微知名的小说家的创作年表，著作等身显然是不用说的，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作品的数量在极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十本之多，这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大师的创作数量。关于这点，我们可以轻易在所谓的“70后”“80后”作家身上找到充足的证据。当然，我不是据此来否定一个作家的创作，而是想说，当一个人的创作达到如此随心所欲的境地的时候，他的创作是否出了问题？
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用回答的，因为，当一个作家写作的能力达到了如此快捷与驾轻就熟的时候，说明他的写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如法炮制的轨道。如法炮制不用说都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对于创作而言。在小说，不外乎就是讲故事能力的娴熟。当这种娴熟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标志时，他要么是天才，要么就是一个庸才，这是肯定的。
有的小说家之所以能够娴熟地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福克纳等高产的大师，那是因为他掌握了讲一个好故事的方法，而且知道讲这个故事的难度在哪里，从而站在一个高度去突破它。讲故事的难度对于高产的中国小说家而言常常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靠惯性写作，而不是思想。

故事的难度
在我看来，讲故事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故事本身的难度，另一个是讲述的难度。讲述的难度相对简单，而且，当一个小说家把讲述的难度解决之后，他常常就容易走向如法炮制与多产的境地。这点在中国许多有才华而多产的小说家身上最为常见。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小说家而言，故事本身的难度才是最重要与最难以超越的。如何找到一个好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好故事？讲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你讲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什么？假如一个小说家连这个都没想透就轻而易举地开始了一个故事的讲述，那我是很怀疑的。
我想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一定要牢固而清晰地时时告诫自己，那就是中国并不缺少故事，更不缺少会讲故事的小说家，而且，一两年写一个长篇或上十个中篇的小说家比比皆是。因此，你要从何处脱颖而出就是一个难题。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一大批出了名的作家并不比没出名的许多作家优秀到哪里去，大多数的情况是，他们只不过是讲述故事的手段比较老练与娴熟而已，或者仅仅是凑巧找到了一两个稍好一点的故事。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来源于一个叫遥远的小说家给我的强烈感受。说实话，我是认真地看了他好多小说之后才说这些话的。我得承认，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让我不得不思考的话题。就和许多偏安一隅却固执地写着纯小说的作家一样，虽然他的小说也零星地发表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纯文学刊物上，包括一些很有影响很权威的大型文学刊物与选刊，但他还是没有大红大紫起来。当然，说“大红大紫”这样的话是过时了，因为文学本身就不可能大红大紫了。但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好歹也要在圈内有些大影响啊，不然我们又图个啥呢？这也许正是我们绝大多数小说家的想法与尴尬处境。当我们绝大多数人不爱读小说之后，我们又希望他能够发出足够大的声音让我们听见，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难道我们的小说家就注定要被大力炒作或包装之后才会有影响吗？
想到遥远等许许多多这样的作家，我就有一种莫名的难过，那就是他们的才华与名声总是不那么相符。有那么多人都幸运地走进了圈子，并在圈子里混得有头有脸的，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水平相当甚至更有才华的小说家却因为环境与自身的限制而不能红起来呢？他们也只不过是地处偏了点，关系少了点嘛！
因此，我们还是要从自身的原因找起，我的判断在于，即使你因为圈子关系好或活动能力强而走进这个圈子并混得人模狗样，那也就仅此而已。在中国，这样的作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单单中国作协会员就有六七千人，保守一点估计，这样的作家好歹也有个上千人。既然如此，你就没必要着急混进这样一个队伍，从而让你显得更没有希望。
我的看法是，只有真正地写出属于自己的好小说、杰出的小说，我们才真的无愧于一个有追求的小说家的内心，才会真正安妥自己的灵魂，而别的一切都是虚的。小说只为自己负责，只为人的心灵与灵魂负责，除此以外，意义都是很可疑的。

遥远的难度
遥远地处偏僻的新疆的库尔勒，在如此遥远的南疆的一个水电厂写作，我真是佩服他的毅力！更何况，他还写着没什么人看的纯小说！也正因此，遥远有着远比一般作家多得多的沉着与冷静。他性格沉静，厚实，古道热肠，小说也是如此，纯朴透亮，厚重古实，有着一种极浓重的西北味道。
可以看出，故事是遥远的优势所在。遥远生活在基层，阅历丰富，可取的材料众多；而且他能够融通地方的人际风情，小说因此用了不少丰富而到位的民间俚俗语言，地方风情的描摹也极其生动与形象。遥远讲述故事的能力是不用怀疑的，加上他对地方风俗民情与人物的熟捻，他刻画出来的人物无不具有一种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小说集《永远的羊》中的好些短篇，写得就比较有个人风格，有浓郁的地方风情，扎根很深，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这是我对遥远小说好的一面的判断，因为他的小说出示的面太宽太广，形形色色，而给我较深印象的便是这一类作品。这一类作品让我找到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而对于那些不是作者所熟知的生活，我以为无论写得多么完满，那也不是遥远的。在我看来，遥远的小说写得杂了些，如小说集《图像与花朵》中的大多数篇章，虽然不失为一种尝试，但过杂了总是吃力不讨好的。特别是小说中展示的那些生活，我以为那不是遥远要写的，遥远所要做的是回到那块土地，扎扎实实地写出属于那个地方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样说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我不满意于遥远写一种无根的东西，虽然那些都是遥远经过深思才创作出来的作品，但我还是觉得遥远要有一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在小说里面，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小说就不会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一个作家是要扎根的，他的根在什么地方，这点非常关键。有的作家一生都在写一种思想与信念，有的作家一生都在写一块土地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还有的作家一生都在与自己的灵魂作战，总之，都离不开一条相对一致的线。这条线正是我们区分一个个大师特征的基础。
遥远的小说写得不算多，原因可能是写得晚，他主要的作品几乎都是在1998年以后发表的。然而，他的起点却是高的，从发表的小说看来，质量也都相当整齐，没有明显的应付之作。特别是近年来，他的爆发力已经渐渐显现出来，作品也悄悄地登上了重要大刊的显著位置。这无疑是一个好征兆，它预示着遥远走向了一条更为严谨更为纯粹的小说道路。

意义的难度
我在前面说过，遥远的优势在于故事。他生活积累丰富，写出来的小说有故事，有生活，给人无比真实鲜活的感受。可遗憾的也是在于故事，那就是遥远常常只满足于讲一个有味道的故事，而没有让故事的讲述形成难度，从而让人在好看中轻轻滑过，留不下更深的印象。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故事本身存在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讲述存在问题。
故事本身的问题可以体现为这两种：一种是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内涵与意义，一种是故事本身有意义，而作者没有发现它。没有意义的故事很多，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这是一种常识。当我们把这些没有意义的故事写成小说之后，我们无论讲述得多么生动，可结果都是徒劳的，因为它终归还是没有意义。
故事的意义是一个作家思想的体现，也是一个作家思想所能达到的深度广度的载体。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他必然是通过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因此，他会对故事极其苛刻与挑剔。从遥远的小说看来，他对故事的重视显然还不充分，那就是他太容易满足于把才华耗费在一个没有太大能量的故事上。如《盲者之寻》《关系》等小说，故事的随意性过大，故事本身不能说明什么。从这意义上说，遥远的故事能够触及存在与人性深度的不多，他似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身上，思想若隐若现，并不清晰。这无疑是很可惜的，因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限的，我们不应该把它浪费在没有用的题材与故事上。
从另一面来说，有些故事是可以挖掘出很有意义的东西的，可因为作者思考得不深入而轻易放过了，这同样是当前大多数小说家的通病。遥远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他的小说理想是“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那种有味道的故事，写出那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也就是说，作者满足于讲好一个故事，而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许多故事本身是蕴藏着很深的意义与内涵的，可因为作者没有看见，他让故事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或者说让故事朝不该走的方向走了，因此它的意义还是没办法呈现出来。如《永远的羊》《渴望》等小说，就有这个问题。本来故事相当好，也有意味的，可作者让故事朝一个没有意义的方向走了（如《永远的羊》），或者让故事在不该结束的地方结束了（如《渴望》），这就使意义变得模糊了，而本该有的更深一层的意义也因此流失。
还有一个就是讲述故事的问题。有些故事本身是有意义的，但因为作者没有把它讲述好，从而让小说的意义没有得到最大的呈现。可以看见，遥远的才华是很突出的，那就是他讲述故事的能力很强，语言老到。遥远的语言我是很喜欢的，正如他所追求的那样，那是一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很有用心的语言”，“看似朴素实则有张力、有韵味、有内涵的语言”，是那种“从容不迫，很有控制，很自然的语言”。（以上引用见遥远创作谈《小说是一种自言自语》）不可否认，遥远的语言是有个性的，也很有质感，特别是在小说集《永远的羊》中，单从故事就可看出作者生活的积淀是相当丰厚的，作者叙述的手法也相当老到，语言极为生动与准确。我想，这也正是他小说得以在大刊发表的重要原因。可是，我不得不苛求遥远的是，他和大多数小说家一样，并没有让这种讲述更进一步与更深入。也就是说，他更多地让这种讲述停留在了故事的表层，而没有引向故事的意义空间。小说的力量因此得不到最大的释放，小说的意义也因此流于一般。

思想的难度
在这点上，遥远的认识显然是有偏差的，那就是他过于关注如何叙述一个故事，他关心的是如何“把一个寻常的故事，一个貌不惊人的故事，叙述得娓娓动听，耐读耐品”。在他看来，“写什么”不是他感兴趣的，他所关心和着重要解决的是“怎样写”的问题。应该说，这两者本身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一个故事放在你面前，它必然存在“要不要写”与“怎样写”的问题。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恰恰是“要不要写”，而不是“怎样写”，因为，没有一个作家会对任何故事毫不犹豫地下手。中国的小说家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常常把“写什么”想得过于简单，常常不经过大脑就把一个随随便便的故事搬给读者看。孰不知，难度最大的还在于“写什么”上，因为正是“写什么”体现了一个作家思想的含量。
我们知道，当一篇小说只停留于给读者一个好看的或有点意思的故事时，或者这个故事本来很好，却因为意义挖掘不到位，那它很可能就是一篇失败的小说。在我看来，这便正是考验一个小说家是否优异的关键因素。也可以这样说，那就是除了故事，我们的小说家还应该让我们看到什么？
假如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你面对一批优秀的水平相当的小说家时，你是如何分别他们水平的高下的？大多数人可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区分起来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在故事的背后你出示了什么？讲一个漂亮的有点意味的故事是容易的，也是许多人都做得到的，可在故事的背后，你要告诉人们什么？这却不是大家都可以达到的。有的人仅仅就是停留于故事，有的人可能正好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或有点意义的故事，从而拿了不少的奖，可他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深入故事，更不知道如何让一个普通的故事出示意义。中国一大批所谓的优秀的小说家大抵都是如此，常常是借了一个好故事的光，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坛特有的位置，可要说他多有思想，那是很可疑的。
正是因此，我期待有更多的小说家能够静下来，停下来，真正深入到故事的背后。特别是像遥远这样有追求的小说家，他更应该多想一想他要讲述的每一个故事，想一想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写这个故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以及如何让一个表面普通的故事走向深入，并出示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说到底，讲故事是有难度的，任何轻易抛弃故事难度的行为都是一个有思想的小说家所不齿的。
2008、4、15  福州大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