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明清时期梅州客家商帮

孤独行者

明清时期梅州客家商帮

　　中國商界網(ZhongGuoShangJie.com) 二五五八年 夏歷八月初八 (西元2007年 陽歷9月18日) 初版 [版權屬創作人及法人或其他版權持有者]

　　〖原出處：《客商》 作者：肖淞〗

　　一、海潮波涛中崛起的客家商帮

　　明朝以前，广东的商人经商活动多是分散的、个体的行爲，是“人自爲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就是説，有“商”而无“帮”。但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15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贸易全球化的推动，加上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和广东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所以广东商人十分活跃，人数大增，成爲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显赫广东商帮。而广东商帮又按地域和语言区别爲广州商帮、潮州商帮和客家商帮。在这里，我们专门介绍客家商帮崛起的人文地理和社会背景。 　　

　　1.优越的文人地理环境 　　

　　广东是中国的海洋大省，揹负五岭，东、西、南三面临海，境内河网密佈，无论是通向海外、省外和省内各地，交通非常便利，两千多年来都是一个海内外商业贸易发达的省份。 　　

　　海外贸易通过广州（汉称番禺）等港口出海，西行可到印度洋，再通西亚、北非和南欧各国；南行直达东南亚各国，过太平洋可通南北美洲诸国。明中叶至清前期（16-19世纪），广东已成爲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居全国首位。

　　国内贸易，可分东、西、北、南路通往全国各地。

　　东路，从广州出发，溯东江（全长517公里）经河源、龙川，翻过大帽山的蓝关到长乐县（今五华县）、兴宁县，与梅溪、韩江、潭河三河流相接，再经大埔县的石上埠，然后与福建上杭县的鄞江、汀水相接通。石上埠是明嘉靖以后通往福建、浙江、江苏到北方的枢纽，所以，从广州乘船经东江均在石上埠转入鄞江、汀水，一路船隻络绎不絶。清朝，经此埠与福建、浙江、江苏贸易往来更加繁忙。

　　西路，由广州出发，逆西江（全长2200公里）而上，可通广西、贵州、云南；经浔江、桂江过灵渠可通湖南、湖北与长江相连；再逆汉水而上，可通陝西等北方地区。

　　北路，由广州出发，沿北江（全长460公里）而上至韶州、南雄，过大庾岭古道，到江西、浙江、江苏等地。

　　南路、梅州地区经广州后，可通过河流与高州、雷州（今湛江市）、廉州、琼州（今海南省）相连接。

　　以上广东的内外交通便利，就爲客家商帮的形成提供天然的“地利”条件。

　　2.手工业生産发展

　　明清时期，广东的手工业生産在宋元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而梅州客家地区的矿冶业和棉纺织业等的长足发展，更爲客家商帮的崛起创造良好的条件。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客家人集中居住的梅州、大埔、兴宁、五华、平远、蕉岭、惠阳等县发现的铁矿産地已有20个，即程乡县（今梅州市）的铁矿産地有鬆口、神沙铺、义化、平顶山、龙坑等5个；长乐县（今五华县）有梅子潭、客思磜、嵩螺山等3个；兴宁县有西厢甘塘沼、上庄堡等2个；平远县有东石卓笔山1个；大埔县有九龙、代富、大富林、九曲、三河、兰沙甲双溪、南银瓶咀刘公坑等7个；丰顺县有蟾蜍山1个，归善县（今惠阳县）有洋乌潭1个。〔1〕于是清代在客家地区开採冶炼生铁的冶炉就有32个，现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此外，其他矿冶手工业等也发展了，如丰顺、大埔、长乐（今五华县）、嘉应州的铜矿；大埔、丰顺的钖矿；大埔、镇平（今蕉岭县）、嘉应州的铅矿；镇平（蕉岭县）、兴宁的煤矿；程乡（梅州市）、兴宁、平远县的丝棉麻纺织业；长乐（今五华县）、兴宁、连平的造纸业；嘉应州的制烟业；兴宁的染料业等均有发展。这些手工业生産的産品，自然爲客家商帮贸易提供充足的货源。

　　3.明清政府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

　　总体而论，明清政府基本上是实行“时禁时开”的对外贸易政策，严格管制海外贸易。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屡次下令禁止民间入海“通番”，把对外贸易限制在海禁政策范围以内的“朝贡”贸易（亦称贡舶贸易），由市舶司主管。

　　洪武三年（1370），明朝政府设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罗（今泰国）、西洋诸国。广州事实上成爲中国三个享受经济特殊政策的地区之一。永乐元年（1403），又在广州西关十八铺置怀远驿，建有房屋120间，招待外国使者和“番商”居住。到正德年间（1506-1521），官府设立牙行，由牙行负责在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议定商品价格。到了嘉靖元年（1522），因爲宁波发生“争贡之役”，明政府撤销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独留广东市舶司一口对外贸易。万曆年间（1573-1620），广东三十六行受明政府委托，出面代替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它已不是早期单纯的买卖中介商行，而是一种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体了。客家商人在明清时期崛起，实际上与此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联繫，而且更有相当重要的间接联繫。其实，时人已看出广东对外贸易的好处。嘉靖年间（1522-1566），林富上疏请求恢复广州的贡舶贸易时曾説：“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黄佐也説过：广东鱼米价格本贱，又有番舶贸易之利，容易赚钱，而物价又平稳，所以，人们日常费用可以自足，生活可以得到温饱。其言虽有夸大，但大体上亦反映出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

　　清初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佈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实际上却采取了许多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并对各国航海商人的船隻大小、载运货物、航海人数、商务活动、居住处所、贸易期限、出口货物等等，都有很多禁例，目的就是爲了不让中国人和外国商人接触，防止所谓“隐患”。后来，外商特别是英国商人多违禁例，他们自雍正末年起已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企图打开中国丝茶産区。干隆二十年（1755）左右，洋船到宁波贸易的很多，宁波有成爲又一个澳门的可能，这种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因此，干隆皇帝谕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抑制外商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广东，虽增税一倍，但仍然没有效果。于是干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清政府宣佈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从此，粤海关成爲中国对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

　　一口通商以后，中国和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汇集在广州。爲了便于管理，清政府在广州委托半官半商性质的“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经营和管理对外贸易。按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外国商人的直接交易对象，只能是十三行的行商，而不得与任何其他中国商人交易。十三行行商成爲中国商人与外商之间的中介商，其业务范围明确规定爲经营外洋贩来的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即既承销进口洋货，又购销出口土货。业务内容包括：爲外商交纳税收及所有的费用；爲外商出售进口货物以及代买出口商品；监督外商在广州期间的一切活动及充当地方官员与外商之间的联繫人员，即外商在广州的全权代理人。就是説，他们成了经营与外商之间的联繫人员，即外商在广州的全权代理人。此外，他们除了经营对外贸易的商务外，还负有办理外交的责任。因此，十三行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

　　广州一口通商外，商船日渐增多，买卖日繁，税课日旺。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在干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分门别类管理，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管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除本港行业务范围外，全国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十三行行商之手。后来本港行被撤销，其业务便划归洋货行办理。从此，对外贸易全归十三等垄断。

　　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贸易垄断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这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以其得天独厚的地位，处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

　　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和十三行垄断贸易制度，不仅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使了广东商业以及广东商人的崛起。由于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中国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集散，然后销往全国各地，广州因而更成爲“洋货”和“土特産”的集散中心；佛山成爲 “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于是，广东商人便成群结帮地把洋货贩运到全国各地，并购买大批土特産回到广州出口；而外省商人也成帮结队地把本地的土特産贩运到广州来出口，而把洋货、广货运回本地销售，当时称爲“走广”。这么一来，客家商人就自然成爲沟通广东与福建、浙江、江苏以至全国商人的长途贩运者而活跃起来。

　　与此同时，清朝初年，清政府大力鼓励广东和福建人迁入四川垦殖，也是诱惑抱求富心理的大批客家商人到四川经商贸易的因素。

　　4.人多田少之驱动

　　广东是一个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而以山地和丘陵爲主的地区，仅有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个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据人口学者研究表明，广东历史上的人口分佈密度不一，总的态势是人多地少。唐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爲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时，广州府每平方公里爲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连州和潮州府爲每平方公里4.5户。元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爲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爲27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21.6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鋭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广州府每平方公里达到306.84人，包括程乡（梅县）、镇平（蕉岭）、大埔、平远、兴宁在内的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连州每平方公里49.84人，〔2〕广州府的总人口达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达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仅有34300709亩，人平均耕地不到1.6亩，其中广州府的南海县人均耕地不足1.5亩。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万人，人均耕地只有1.3亩。可见，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爲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明朝中叶以降，广东逐步由历史上粮食输出省变爲缺粮省，而且成爲中国一个粮食输入大省，因而发出“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广西之米”〔3〕的感叹。在这种情况下，死守土地，继续发展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少客家人想方设法另觅生计。他们有的人改革和优化生産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有的人则转而从事手工业生産，专门进行商品生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弃农逐末，直接经营国内外商业贸易，成爲商人：或爲小商贩，或爲长途贩运批发商，或爲牙商、行商，或爲海商，足迹遍天下。正如《大埔县志》所记：

　　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名称资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爲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矣。〔4〕

　　可见，明清时期，广东人多田少的矛盾亦是客家商人崛起和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客家商帮的地域和社会搆成

　　1.地域搆成

　　广东客家人先民来自中原地区。两晋时代，中原人爲逃避战乱，逐步迁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唐末五代时迁到广东北部和东部。南宋时继续迁移。明清时期向西迁至西部、广西和四川。这里所説明清时期的客家商人，应该是包括明属潮州府管辖的程乡（今梅州市）、镇平（今蕉岭县）、大埔、平远和惠州府管辖的长乐（今五华县）、兴宁、归善（今惠阳县）、永安（今紫金县）、龙川、河源、和平、连平等县；清朝属嘉应直隶州管的平远、镇平（今蕉岭县）、长乐（今五华县）、兴宁；潮州府管的大埔、丰顺；惠州府管的连平、归善（今惠阳县）、龙川、永安（今紫金县）、河源、和平等12个县的商人（现在统计，广东省客家人居住者爲15个县市）。其中以程乡（今梅州市）、大埔、平远、镇平（今蕉岭县）、长乐（今五华县）、兴宁等六县商人爲多。因爲这些县均操客家话语言，故与广州帮、潮州帮对称爲客家帮商人。客家帮商人有多少，限于当时没有统计资料，是很难统计准确。现只能将涉猎到的有关资料的商人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上表所列客家商人78例，仅是挂一漏万，其实未见于或未寻找到文献记载的商人不知凡几。但从上表所列的客家商人可知，他们是分佈在今天客家人集中居住的梅州市范围的六县市爲主，计五华县12人，梅县13人，兴宁、大埔县各10人，蕉岭、平远县各5人，共55人，占总数的70%强。其他如连平、龙川、河源、惠阳等县也有一些客家商人。

　　同时，从上表也可看出，地处广东东北部山区的客家商人的形成，比广州帮、潮州帮商人稍爲晚一些，除了少数商人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始出现外，主要的客家商人在清朝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2.社会搆成

　　客家帮商人的搆成不仅有地域上的差别，而且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搆成。除了专业商人外，还有弃农经商、弃儒而商、亦工亦商、亦官亦商者，“均梯航登笈，鳞萃云集，偕来卜居者不计其人”。这説明客家商人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从事或兼做过各种各样社会职业的，其中较显着者有如下几种。

　　①专业商人

　　客家帮商人中，有相当部分是世代爲商的。例如长乐县（今五华县）人巫作江，于雍正年间（1723-1735）随其父亲到四川永川县，伙同其叔父巫钖俊在落带镇经商贸易，历十多年，发家致富，然后迁到永川县城居住，继续经商。〔5〕

　　梅县商人周作宾，在家经营小商贩爲生，康熙二十一年至四十九年（1682-1710）移民四川时沿途经商，到四川后继续以经商爲业。英籍华裔着名作家韩素音（原名周月宾）在谈到自己的祖辈家景时説：

　　我的祖先姓周，来自广东梅县，约在一六八二至一七一0年间迁移到四川省。我们的家谱记载着先祖移来四川时，是个沿途叫卖的小贩，后来到四川亦以经商爲业来维持生活。〔6〕

　　梅县商人张煜南（1851-1911），少时入私塾读书，稍长即帮其父亲经营小杂货店维持生计。但因小本生意利微，难于维持十口之家的生活，于是只身跋涉重洋，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投奔大埔县富商张弼士门下做伙计，有了积蓄后，自立门户，发展商业。光绪四年（1878），与张弼士合资开办笠旺公司，经营茶叶、咖啡、橡胶等；然后又开设日里银行和永昌商号，经营各类商品。经过10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发财致富，总资産达到4万盾（印度尼西亚货币），成爲印度尼西亚棉兰老地区华侨社会的富商。荷兰殖民当局，鉴于张煜南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功，授予他华人“雪珍兰”和“甲必丹”（均爲荷兰殖民政府之军职衔）。张氏也因此成爲棉兰老地区公认的华侨首领。〔7〕

　　兴宁人陈永祥，道光年间（1821-1850）入四川荣昌县经商布业，因缺乏资本，得其堂兄永守不惜资金资助营业，在荣昌、隆昌两县之间代购布匹运往嘉定县（今乐山市）贩卖；并开设糖局，到农村收购蔗糖汇总后大批运到重庆，再顺长江运往武昌直扺中下游的江苏、浙江等地出售，发家致富。〔8〕

　　平远县商人张贯宗，干隆五十七年（1795）入四川，后发展支係30馀支，其族谱明确记载“贸易获金”、“贸易发家”、“贸易立宅起家”者达15支之多。〔9〕

　　大埔县人，张弼士（1841-1916），咸丰六年（1856）到印度尼西亚做买卖杂货，后开设代销各国酒类的商行，并经航海运输，商务扩张到马来西亚等国家，成爲东南亚地区的华侨首富（详后）。

　　②弃农经商

　　如前述明清时期客家地区也属人多田地少的地方，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日益发展，在客家地区的自耕农或佃农，眼见经商有利可图和有利快图，往往积累少量资本弃农经商，以图赚取比耕种田地更多的财富。

　　客家人张国桂，稍长即弃耕从事商业贸易，挑卖黄糖，获利不多，始改做布匹生意，于是赚数百金。后在四川绵西县永兴集资开杂货商店，后又开米铺。到其第三子、六子，继续开丝绸商铺，于是发财致富，显赫一方。〔10〕

　　五华县人巫俊堂，干隆时移入四川资阳县，初耕种爲业，凡四世，至光绪十年（1884），其第四代孙巫佃王迁至资中县城西街从事商业贸易爲生。〔11〕

　　③弃儒而商

　　在明清时期广东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时势下，不少客家人读书入仕的传统观念大有改变，经商致富的思想骤长，于是弃儒而商者不乏其人。

　　兴宁人罗庆芗，移民四川内江，少年十分聪颖，读书过目成诵，但稍长之后，其父即要其“弃学就商”，〔12〕奔走市场。钟高，刚十四岁，放弃读书，到简阳县学商经商。〔13〕

　　客家人廖振雄，年幼时聪明过人，好交书友，但刚满十岁即奉父命弃儒料理商务，继承父业，奔驰于资中县上下左右经商贸易。〔14〕

　　客家人陈洲，迁居四川内江县，少年读书颇有学历，但稍长成人，即“弃儒而贾”，经营盐业，凡十馀载，发财致富，囊金数万，远近亲戚、朋友称着一时，皆説其不爲功名，而爲财理。〔15〕又监生林元玉，本来“幼好儒书”，但其六个儿子中，就有中兴、中煜、中産、中上四人皆弃学善贾，货殖万金，成爲仁邑富家世族。〔16〕

　　蕉岭县蓝坊産大地村人罗寿环（1887-1944），其父罗经銮，是清朝监生。寿环少年遵父命攻读诗文，熟背《四书》、《五经》，精通《左传句解》。但稍长，由于家贫无法维持生活，只好弃儒从商，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漂洋渡海，到南洋从商，在孟加勿石办起一间杂货店。由于经营有方，生意日益兴隆。1927年，在爪哇将部分商业资本投资工业，扩建厂房，设豆酱、酱油、豉油等加工项目，营业数额大增，産品畅销南洋各国，资本积累大增，使厂房附近两里的大街命名爲“罗寿环街”。〔17〕

　　④亦工亦商

　　客家帮商人也不少是从事工业又兼做生意的，可称之爲工商业经营者。例如，雍正十一年至干隆二十一年（1733-1756）期间，梅县人卜绍基、王长兴、李世业、李鸿逵、张际盛、李鸿纶、黄鼎丰等既分别在鬆口堡潭头角、鬆源堡蔡坑、宝坑，附下堡、瑶上堡、石坑堡、螺子塘、四都堡等地开採铁矿砂爲矿主，又将铁矿沙运往兴宁、佛山、罗定等地出售，从中大赚工商业的利润。〔18〕

　　干隆五十年（1790），兴宁县商人罗展成和嘉庆四年（1799）五华县商人张宝兴两人，在太平堡和青村分别自开铁冶作坊冶炼生铁，又将所炼生铁运往各县出售，一身而二任：既是作坊主，又是商人。

　　还有一些客家商人先做工人，后发展成小业主，然后兼营商业贸易。平远县大枯乡高甸村人姚德胜（1859-1915），19岁告别父母，随同馀宗二等人，从坝头坐小民船到潮州及汕头，转船到香港，再转乘“夹板船”，过“七洲洋”，到新加坡，再转到马来西亚芙蓉埠，通过同乡的介绍，进一家钖矿公司当矿工。仅一年多的时间，他不仅瞭解採钖矿的生産流程和炒炼技术，更瞭解钖矿産品外销赚钱的情况。不久，他离开芙蓉埠到钖矿藏量更丰富的怡保埠，自己开了一个钖矿场，并利用自己积累的资本，开了一间德和商店，兼做销售生意成爲老闆。由于既开钖矿又兼经商，生意蒸蒸日上，不数年成爲当地的富商。〔19〕

　　⑤亦官亦商

　　有些客家帮商人，经商发财后走入仕途爲官，但又不放弃经商贸易赚钱，成爲亦官亦商。如大埔县富商张弼士，他经商致富后，于光绪十八年（1892）接受清政府委托爲清朝驻槟榔屿首任领事，二年后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两次召其进北京，赏给侍郎衔，以三品京堂候补。后以又被清廷任命爲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民国后历任南洋宣慰使、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但他仍坚持经商贸易（详后）。

　　从以上的历史事实表明，明清时期客家商人是多种社会阶层搆成的。这就是説明，当时商业贸易已经成爲客家地区社会的热门职业，人人向往，不少人积极参与。所谓“非经商不能昌业”、“无商不富”，即是当时社会上舆论对商业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也是当时客家商帮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反映。

　　三、客家帮商人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

　　明清时期，客家商人经商活动的地域范围相当宽广。他们不仅在客家地区做生意，面明还跨越省内各县、全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去经商贸易。可以这样説，客家商人是足迹遍天下、遐迩闻名的。

　　1.省外经商

　　客家帮商人是广东商帮的一支劲旅，但他们鉴于广州商帮、潮州商帮在省内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经商贸易的优势和自身形成稍晚的情况，所以客家商人经商一开始就利用自己处于福建、江西交界的的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注重到内地各省经商贸易。大埔、蕉岭县商人竞相到福建、浙江、江西、江苏、湖北等省去经商，而且“各称资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爲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矣”。〔20〕兴宁、梅县、五华等县的商人则多贸易于四川、广西、湖南、湖北、北京以至东北等省市。〔21〕其中尤以经湖南、湖北入“天府之国”的四川省贸易爲多。

　　兴宁县人罗庆宗善于经商，经常于四川的成都、沪州、资中等处设立鸿兴商店，收购囤积货物，其次子奕桢则往来四川和湖北专做商货运输，不数年，生意蒸蒸日上，积累资本巨万。〔22〕

　　另一位商业巨子陈国乔，干隆元年（1736）率子女入四川荣昌贸易，嘉道年间（1796-1850）转到重庆经商，生意极盛，名誉甚隆，经常来往于四川、湖北、湖南进行贸易，发家致富，直到近代，成爲中国近代商业史的一个重要商人。〔23〕

　　曾秀清，长乐（今五华县）人，随父入四川金堂县，有巨镇姚家渡、越家渡，水陆交通频繁，秀清善长经营粮食，来往姚、赵两渡之间，与亲戚合伙经营，籴粜粮食。嘉庆五年（1800），王三板蹂躏四川中部，鹤唳风声。于是曾秀清乘此动乱之机，收卖庄稼而屯积大量粮食，并在形势稳定、粮价上昇之际抛售出去，从中获取高利，成爲巨富。又在此基础上，扩大经商规模，走出四川，贩粮到湖北、湖南及东南沿海各省，资産日益雄厚，成爲巨富，闻名四川金堂县。〔24〕

　　兴宁县人黄彩若，入四川在荣昌县开铺经商，亦经常去重庆卖扇。〔25〕

　　张正超，他来往于广东与四川做生意。干隆年间（1736-1795），他入四川绵西县经商，开始时在本地开杂货店，嫌钱发财后，回到兴宁县老家开办织绫机房，请工匠教导其子侄纺织棉布，然后贩运入四川绵西等地销售。〔26〕

　　兴宁县罗金莲一族客家商人，专门经营广东嘉应州和潮州的工艺精湛扇子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贸易，大赚其钱，据其族谱记载：“制扇，族内如寨福岭扇、罗屋勋公岭坪上花生累墩蝙蝠形，郭袁岭大圳上高坡子等处多以此爲业，扇子种类不一，就五族各处所有出品，如十四根茶甲扇、宝员扇、七根如意扇、九根大甲扇、十一根栉甲扇、十四根分栉甲扇、十六根排伽扇、十八罗汉扇、二四赤纸扇、三六棕甲乌纸扇、三六金棕乌纸扇等类。其施工程序亦繁，大概吾族工作，如削扇骨子、排骨子、锧扇、露扇骨、削甲子、出胎子、创梗子、削尾子、扎扇枝、煳扇纸，各种爲多。从前扇行生意旺时，各屋扇工非常忙碌，全家大小均劳动无暇……族人多在县城开办扇号，收买各商制成之扇，每岁运铺长沙、湘潭、常德、汉口等处，颇爲大宗，扇已售完，往川采办各种时令货物回粤批销。长沙、湘潭、常德、汉口各口岸均设有扇庄。”其族人经常到四川重庆、沪州、资州、内江、涪州等地倾销广东扇子。因此发财致富，最后该族有150人“落籍西蜀”，定居于涪州、泸州、内江等地。〔27〕

　　干隆年间（1736-1795），平远县出産的葛麻布和生铁质量较优，当县客商即将葛布运往苏州、杭州等华东地区去贩卖；又将生铁运至安徽省的芜湖等地出售。〔28〕客家商人还深入到四川的偏僻少数民族地区去经商，干嘉时期（1736-1820）客家商人到雷坡厅（今雷波县）少数民族地区销售盐布，收购皮革山货贩卖。

　　与此同时，梅县、兴宁的客家商人也到广西的边远山区城镇经商贸易，如到思陵州（今广西宁明县东南思陵）和思乐土州（今宁明县）。咸丰同治年间（1862-1874），梅县黄姓商人在宜山怀远镇经商并定居，后来又到柳城、忻城等县做生意。〔29〕

　　2.海外经商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虽然实行多次海禁，但对广东则实行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允许中外商人从广州及其他口岸进出贸易。因此，客家商人也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天时”机遇和广东出海方便的“地利”条件，纷纷出海到世界各国经商贸易。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程乡县（今梅州市）的商人林朝曦、大埔县的肖雪峰、罗袍等人，与饶平县的张琏拜结联盟，自号“飞龙主人”，先在福建和广东交界地区经商，万曆初年，林朝曦和张琏一起到三佛齐贸易，列肆爲番舰长。〔30〕

　　清朝，客家商人到海外国家特别是到东南亚各国贸易更日益增多了，甚至形成了热潮。五华县岐岭区王化乡商人钟木贤，于同治二年（1863）作爲契约华工到南洋，后转去美国夏威夷，光绪四年（1878）与土王血裔玛莉结婚，后于十年（1880），偕夫人迁居檀香山经商，商务蒸蒸日上，赚钱致富，成爲巨商，并被选爲檀香山商会会长。〔31〕

　　大埔县商人戴春荣，同治十一年（1872），到马来西亚槟城做小贩生意，继而转到怡何太平市当中药店店员，积累资本后顶购这间中药店，命名曰“杏春堂”。后来随着商务日益发展，在怡保太平市和槟城开设分店，经营典当业，不数年发财致富，成爲巨商。之后他慷慨解囊，资助公益事业，在槟城、新加坡、大埔、潮州、汕头捐资兴建学堂10间；又资助槟城南华医院、玻璃池滑疗养院和在北京、汕关、潮州等地设立贫民医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大埔县受灾，他捐购米粮数十万担，平粜给灾民渡过难关，深受民衆称赞。〔32〕

　　蕉岭县三圳镇东岭村商人吴德馨，嘉庆年间（1796-1820）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经营小摊贩谋生，因爲经营得法，生意日隆，稍有积蓄，便接其弟吴友祖去雅加达，共同经营“元合公司”，生意更加兴隆，资本积累更加雄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友祖回家接其子吴清亭及孙吴鬱青、吴香初到爪哇经商，扩设“顺合公司”和“太成公司”二个子公司，经营豆酱、鼓油、米粉、咖啡、洋杂货等生意。之后商务日益发展，再兴建一间肥皂厂及经营房地産生意，于是生意越做越大，资本积累越来越多。上世纪30年代，吴鬱青回香港九龙深水埗投资经营房地産业，拥有楼宇60-70幢，成爲深水埗三大地産商之一。还在新界八乡创建“吴家村”，拥有大量土地；在九龙及新界兴建织布厂生産布匹，又开设中药、百货等商店多间。吴鬱青发财后，热心公益事业，1928年任港九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的“广华医院”董事长时，曾捐资免收或减收贫苦病人之医疗费用。又在新界捐资兴建“锦全学校”。生前立下遗嘱，以其资産的5%捐作基金作爲国内及九龙慈善事业费用。30年代初，在蕉岭中学捐建2间宽敞的“鬱青、香初教室”和“清亭教室”。〔33〕

　　梅县人伍淼源，他与澄海人许必济利用曾在航行于南洋航綫的“红头船”上服务多年的机会，移居泰国曼谷，初在酒店服务，后创立广源隆商行经营木材业，生意十分兴旺，不数年发财致富，成爲巨商，闻名泰国。他因热心捐资公益慈善事业，获泰国王赐予泰姓“蓝三”（Lamsam），成爲着名的泰国蓝三家族始祖。1904年，他与刘继宗、高晕石等合资创办曼谷天华医院，任该医院董事长多届。其子伍佐南（1879-1939），早年助其父经营广源隆商行，后继承父业，逐渐拓展商务，经营碾米、锯木、轮船、保险和长途汽车运输等，进而经营进出口贸易，其分公司或代办处遍及巴城、星洲、印度、古巴、南非、伦敦和国内的广州、汕头、香港、上海等城市。至其孙子伍柏林，商务更爲隆盛，并把商务扩展到金融行业，创办泰华农民银行，成爲泰国第二大银行。其次孙伍竹林既经营商业，又参与政治活动，获泰国王赐予勋章，后被委托爲泰国上议院议员。于是整个蓝三家族闻名泰国，并成爲泰国的华侨华人首领，伍佐南历任泰国中华总商会会长、天华医院董事长、泰国客属总会会长和泰国红十字会董事长等，蜚声遐迩。〔34〕

　　3.省内经商

　　据现在看到的历史文献资料，明清时期，由于广州商帮势力甚强的缘故，所以处于崛起稍晚、势力较弱的客家商帮在省内的经商活动，在明代及清初中期，除了进出口贸易外，是比较少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贸易的。比较多的是将梅州地区的土特産如兴宁的棉布、五华的生铁等运往附近的潮汕地区进行贸易。但到了晚清时期，才逐步向广州等地区扩展。例如，蕉岭县三圳上镇伍湖村人吴德馨（1877-1949），先到爪哇吻哩洞打工，后经商发财，积累雄厚资本，然后回到家乡继续经商。他先在汕头开办四大公司之一的“振源百货公司”，赚取大利之后，又到广州兴办“德利汽车行”，生意更加兴隆，资本积累更加雄厚，然后又回汕头开拓房地産生意，独资在汕头兴建48座四五层的楼房出售，并将这条街命名爲“德馨街”。又分别在家乡蕉岭县城和南京兴建总面积达几万平方米的10多幢楼房，大做房地産生意。〔35〕

　　与此同时，亦有部分客家商人奔往南雄、韶州（今韶关）等地做生意。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客家商人的经商活动主要是以进行长途贩运爲主，表现在：

　　第一，他们利用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和东南部惠阳地区与闽、赣交界的区位优势，走梅县—五华—兴宁—云水—平远—长宁（寻乌）—会昌筠门岭—于都—贡江—虔州（赣州）—南昌的綫路到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以至北方经商贸易。

　　第二，利用清初政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大量到湖南、湖北入四川经商，而且不少客家商人在四川经商致富后而定居入籍四川，据刘正刚教授研究统计，清代康、雍、干时期（1644-1795），客家人由于经商及其他原因入四川之后入籍四川者至少达75万之多。〔36〕

　　第三，利用清政府特准开放广东海外贸易的特殊政策的“天时” 之机，客家商人纷纷到东南亚以及美洲国家经商贸易，而且亦有无数客家商人在经商发财之后定居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而成爲华侨、华人，据统计，明清时期客家人由于经商及其他原因而定居于这些国家者约有300万人之多。〔37〕

　　四、客家帮商人的资本搆成和经营方式

　　上述如此活跃于国内外市场的客家商人，是怎样经营他们的商业贸易呢？就我看到的文献资料，按资本搆成可以分爲独资型和合资型等经营方式。

　　1.独资型

　　这是指那些有较多资本而由自己独出资本经营较大的商业贸易；亦指有小本钱独资经营小商贩的客家商人。这类独资型的客家商人包括在国内和出海经商在内。例如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刘盛芳，道光年间（1521-1850）到四川南川县独资白手起家，在南街设店号广兴馆经商，生意兴隆，获大利润，到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成爲本县富族之一。〔38〕

　　梅县商人张正安，当绪年间（1875-1908）入四川绵西县城，独资经营丝绸生意，由于善于经营，生意兴旺，财源广进，不数年，家积数千金。其子女亦继操商业，从广东贩卖黄糖，获利甚丰；其子张国桂又独立商户，回兴宁收购土棉布贩运到绵西倾销，赚钱百金，又到永兴地区合伙开杂货商店，获利甚丰。〔39〕

　　大埔县西河镇东龙村人张弼士，他随父母到印度尼亚谋生，继承其岳父温老闆的大量财産后，将一半资本独资开办一间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当地的酒税以及新加坡的典当业，经营赚利后，又扩展承包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烟税，从而成爲印尼富商（详后）。

　　从理论层面上説，商人的资本有多有少，做生意有大有小，所以客家商人独资经商业者当然不少，除上述之例外，如前文“明清客家商人姓名列表”中所列的78个商人，独资经营商业者还有五华县商人巫作江、魏吉廉、巫俊堂、张复兴；梅县商人伍淼源、伍佐南、姚德胜、刘盛芳、张煜南、张鸿南；蕉岭县商人曾稚商、罗寿环、吴鬱芳、吴德馨、徐佛进、吴香初；兴宁县商人陈永祥、罗拔元、罗庆宗、陈国乔；平远县商人彭贯宗、林树荆等等，均是独资型的商人。

　　2.合资型

　　这是指一些大、中、小客家商人，因资本不够或其他原因而合资经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大致可以説是相当于今天的股份制经营方式的雏形。诸如梅县商人丘燮亭，十六七岁随亲戚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初爲亲戚当杂工，积累些小资本后，与一位朋友合资开办联兴公司，专门经营粮食生意。

　　丘元荣是梅县商人，14岁去巴达维亚，在他叔父丘燮亭帮助下，自己开办一个小商店，经营布匹生意，后又与朋友合资兴办更大的商店，专门代理日本的纱布生意，最后发财致富。〔40〕

　　这种合资型的客家商人，由资本多寡而决定其经商的规模，从文献资料看，有一些大资本合资型商人，除自己当老闆掌握商店外，还雇请职员伙计帮助经商。这种合资型的商人，一般按其出资多寡而分配所赚得之利润（相当于今天的分红利）。从这方面来説，这种合资型的客家商人已经有点儿类似于1553年英格兰的合资形式进行海外贸易的莫斯科公司了。这种经营方式，在明清时期，应该説是相当超前进步的了。它不仅可以解决经商资本不足的困难，也能少担经商风险，减少经济上的损失。

孤独行者

　　五、客家帮商人会馆

　　明清时期，随着客家商人的不断发展及其经营商业的日益扩大与繁荣，他们在省内外和外国各经商的城镇均建立自己的地缘性社会组织，名曰会馆。现将其建立会馆、组织结构和功能介绍如下：

　　1.会馆组织的发展

　　从理论上説，会馆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是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的扩展、人口的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经济社会大环境中，形成整合流动社会的功能和机制。它既是明清时期社会变迁的産物，亦爲传统社会结构的更新起着一定的作用。具体地説，会馆是明清时期流寓或定居在外乡从事商业、手工业等活动的人们自愿建立起来的一种同乡性质的或同乡、同业性质兼而有之的社会组织。其中由商人创建的同乡会馆，称之爲商人会馆。在四川建立的客家商人会馆称“南华宫”。所以，商人会馆是供同乡商人一起活动的公共场所，亦有人称爲“公所”，所谓“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会馆设在市廛，爲衆商公所。”嘉应州商人在苏州创立嘉应会馆时，当时苏州人就称其“将此房卖与广东嘉应府衆仕商王仰莲等爲公所”〔41〕。所以，会馆是明清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産物，凡商务繁盛之区，商旅辐辏之市，会馆、公所莫不林立。足迹遍天下的客家商人，在北京、上海、苏州、四川、广州、汕头、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美国等地，均建立有自己的商人会馆。而在四川建立的会馆则统称“南华宫”。现就浏览到的资料，将客家商人在国内外建立的商人会馆列表如下，以见一斑。

　　上表所列客家商人的会馆，当然是挂一漏万，但可以看出具有强烈的商业性质。同时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梅县、兴宁、平远、蕉岭、大埔、丰顺、惠阳等县客家商人在全国和外国经商的地区和国家的相关城市都建立自己的地缘性会馆，以便联繫乡情，团结互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商业贸易。

　　2.会馆的组织结构

　　商人会馆的组织结构大同小异，一般是设“堂”、“纲”、“福”等下属机构，以设“堂”最爲普遍。如博罗县客家商人会馆下设博善堂；美国旧金山的人和会馆下设应福堂等。

　　会馆的领导人各地称谓不一，北京和省内的会馆一般称爲“首事”；苏州、上海称“董事”或“客长”，嘉庆十年（1805）建立的嘉应会馆碑记，董事爲王泰亭，并记有下属程乡县（今梅州市）的总理李钧、兴宁县总理罗清滉、平远县总理黄振贤、长乐县（今五华县）总理温祥气〔42〕。这里的总理似乎是会馆下属县的领导人，理应在董事领导下协助董事管理本县会衆的有关事宜。 四川的会馆（南华宫）多称“客长”，所谓“县城暨所属场镇多建有房省会馆，会馆均设有客长”，如荣昌县会馆的陈昌平，咸丰年间（1851-1861），曾任客家会馆的客长及本族的总理〔43〕。客长总揽会馆的庻务，如祭祀、议事、办教育等，爲同乡会衆排扰解难，调解同乡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纠纷，维持同乡会衆治安等。

　　海外各国会馆的领导人称谓各不相同，美国有称炉主、总董、总理、主席之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称“所长”。

　　会馆的领导人一般都是实行选举産生和任期制，一般来説，大家均是挑选资历深、名声大、资本厚的会衆来担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客家商人会馆在选举主席时，则需要有自己的房屋或商店，以及能带头捐献大笔款项来作爲会馆举办各种活动之用爲条件。而且这种选举还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在选举会馆主席当日，会衆来到会馆，把参加侯选主席的名字写在纸条上，然后将纸条卷起来放进一个箱子里，每次取出一张纸条，拿一付“筶”在会馆神祖牌前抛掷，如果“筶”飘落成一个平面和一个凸面，即被认爲有神灵保祐，如果三次连续同型，则纸条上所写的候选人即被视爲获得神灵的认可，即当场在会馆前向会衆宣佈其姓名，成爲会馆的主席。当选的会馆主席要在任内会馆庆典上捐资出力，以便树立良好的榜样。这种选举办法实际上排斥了经济低微的会衆当选爲会馆领导人主席的权利。所以，选出的会馆主席实际上是富豪商人。

　　马来西亚嘉属会馆，是嘉应州五属（梅县、蕉岭、兴宁、五华、平远）同乡的会馆，共统领全马来西亚各埠21个下属会馆，其领导机构是实行各埠会馆轮流值年制（一年）。凡是值年会馆便是马来西亚嘉属会馆的办事机构，值年会馆的会长、总务、财政、稽核、秘书自然成爲该会常务领导机构。每年召开一次各埠嘉属会馆代表大会，向大会报告工作和研究通过有关事项。该会馆的常年经费，亦由值年会馆负责，如必要时则向各会馆征捐解决。

　　3.会馆的功能

　　客家商人会馆的功能有以下四方面。

　　①敦乡情，联乡谊。

　　这就是会馆以岁时聚会、宴娱爲主要形式的一种联络乡情的功能。因爲客家商人离乡背景，异地经商，只身或一家寓居外地，好不寂寞，十分需要精神上的寄託和心理安慰，因此，敦乡情的会馆活动应运而生，合符人情。如在四川的客家商人会馆，“岁时祭祀、演剧、燕会，用联乡谊。岁常各乡镇皆有之。”而且嘉应州会馆“自正月十五发始，至二三月歇，银花火树，舞榭歌台；鱼龙漫游之观……价廉工省，而人乐从，通宵聚观，至晓方散”〔44〕

　　②维护商人利益。

　　会馆广爲联络乡情，加强会衆团结，共同保护，自谋发展商机，增强实力，扩展商务。可以説，明清时期客家商人在国内外各地经商贸易，正是在会馆旗帜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如《健爲县志》所记的“道咸时……治城及所属场镇亦多建各省会馆，故省籍虽异而无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友，县境遂成乐土彬彬然”。〔45〕

　　③祀神只。

　　会馆是把祀神只与联乡情联繫在一起的。在明清社会末期的情况下，到外地经商的客家商人总是企望有神灵保祐发财和平安。所以热心建立会馆的会衆，总是希望通过祭祀祖先及神灵，求得平安发财。嘉庆十八年（1813）在苏州建立嘉会馆时，就在其碑记上直言不讳宣称：

　　会馆之设，所以展成奠价，联同乡之谊，以连神府也。

　　故苏爲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恭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菘沐神恩。〔46〕

　　道光二十二年（1842），客家商人在非洲毛里求斯建立会馆时，由会衆富商捐款购买地皮，向当地政府申请批准，在路易港修建一座关帝庙，供奉关羽，并以此庙作爲“商人行善之所”。〔47〕

　　④举慈善。

　　这是会馆一个深得会衆欢迎的功能。例如美国旧金山建立客家人和会馆和阳和会馆时，在会馆章程中就有举慈善的规定：

　　不能劳动的伤病者和贫穷无亲者，由公司（会馆）资助其旅费返回中国，但粮秣及其费用，须由捐助来解决。穷困者身亡，由公司负责棺木，其遗物要慎爲保持。

　　会员被人危害，公司应悬赏缉拿凶手提出起诉。〔48〕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四川一些县的客家商人会馆联合一起，以重庆八省会馆归纳会馆的功能爲：1.警卫事项；2.慈善救济事项如育婴、掩埋、救生、赈灾、救济、积谷；3.公用事项，如修理码头等；4.商务事项如订立商规等。可见会馆对商人的保护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六、着名客家帮商人家族

　　明清时期，到国内外经商的客家商人，经过他们长期的经商贸易，赚利巨大而发财至富，成爲富豪者不乏其人，在此介绍四个着名商人家族于下。

　　1.梅县富商张煜南、张鸿南。

　　梅县鬆口镇鬆南圳商人张煜南（1851-1911）又名张榕轩、张鸿南（1861-1921），又名张耀轩，是同胞兄弟。张煜南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相当于初小文化，后弃儒从商，帮助父亲在本乡经营一个小杂货店维持全傢生活，但难以维继。同治七年（1868），年仅十七岁的张煜南，只身涉海漂泊，去印度印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谋生。初时在大埔县商人张弼士的企业当伙计，由于他刻苦耐劳和诚实，工作积极，不久昇爲高级职员。当他稍有积蓄后，便离开巴达维亚，转到苏门答腊棉兰老，自立门户，经营小商业，积累相当资本后，他于光绪四年（1878），与初时的老闆张弼士合资数万在爪哇日里开办笠旺垦殖公司，种植咖啡、茶叶、椰子和橡胶等，计有橡胶园七八所，茶叶加工场一个，规模相当大。由于缺乏人手，他请其弟张鸿南放弃在家经营其父亲去世后的小杂货店生意，于光绪五年（1879）从梅县来到棉兰老，协助经营笠旺垦殖公司业务，在两兄弟共同努力经营下，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利润不断增加。于是又与张弼士合资开设万永昌商号和日里银行，经营各种商品贸易，又用银行承包烟、酒、赌等捐税，还投资房地産、航运、军需品的生意。经过10多年的鋭意经营，与张弼士分红，赚利甚巨，总资産达到数千万盾（印度尼西亚货币单位），终于成爲棉兰老地区华侨社会中的首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煜南与张弼士应清政府邀请，回国筹办中国通商银行，于是将印度尼西亚的全部企业债权委托其弟张鸿南管理。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煜南又与张弼士合资到新加坡开拓商务，合资开办裕昌、广福两家远洋运输公司，承担新加坡到世界各地的远洋运输生意，赚取更多利润。宣统二年（1910）前后，张鸿南又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中华银行，自认股份三份之一（三分之二是张弼士）。从此以后，张煜南、张鸿南兄弟的商务更加发展，资本积累雄厚，一时成爲东南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华商富豪财团之一。

　　当时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政府，鉴于张煜南、张鸿南兄弟操纵了当地金融等经济命脉和开发促进当地经济，又深得广大华侨拥护，于是先后授予张氏兄弟爲华人“甲必丹”和“雷珍兰”（属殖民地当局的军职衔称），从而成爲棉兰老地区的华侨领袖。

　　由于张煜南在东南亚地区具有极高威望，光绪三十年（1894），当黄遵宪出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时，极力推荐张煜南爲中国驻马来西亚槟榔屿（Penag）的副领事职务，从此步入清朝仕途。张煜南在公务之暇，对槟榔屿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地理环境和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参考国内着述，编辑成《海国公馀辑録》6册和《海国公馀杂着》3册专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爲后人留下宝贵的研究资料。

　　张煜南兄弟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经商发达致富后，不遗馀力振兴祖国实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热情发动客家客商人集资兴起潮汕铁路，发展潮汕交通事业。首先是成立潮汕铁路公司，经协商和筹算决定全綫投资金额纹银100万两，由张煜南、张鸿南、谢荣光、樑廷芳四人各出资25万两。后经调查，获悉建筑、设备等所需用款均超出原计划，公司乃于光绪三十年（1904）2月，向清政府商部申请核准增资100万元，后又再增设股本100万元，实收股本302.587万元，不久，又再增设股本100万元。由于港商林丽生投资股金100万元，成爲潮汕铁路公司大股东之一。所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12月，在香港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选举林丽生爲铁路倡建总理兼总司理（后于1909年退股）。因林丽生与日本人爱久泽直哉相熟，他把潮汕铁路的全部工程介绍给爱久泽直哉承包。于三十年（1904）七月订立合同，报请清政府批准，后于当年八月正式动工兴建。之前，张煜南承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介绍，经直隶总督兼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同意，借用任职于山海关内外铁路总局的工程师詹天佑，经香港返汕头勘测路綫，历时两个月完成，提出甲、乙两綫方桉，后按甲綫方桉动工兴建，全长42公里。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底峻工，十月十日举行通车典礼，开始营运。

　　张氏兄弟还爲国内灾害及国防军费捐款赞助。当时清政府曾到处筹募海军经费和筹办京师医局及陝西旱、河北一带饥荒救济款项，张氏兄弟闻讯，慷慨解囊，捐赠巨款。因此得到清政府多次嘉奬，兄弟分别被授予花翎二品顶载侯补四品京堂和花翎三品卿衔。潮汕铁路兴办之后，张煜南又被清政府授爲三品京堂后补，并昇任爲考察南洋商务大臣；张鸿南被授爲四品京堂候补。

　　张氏兄弟对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动也极力支持。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刚胜利，中华民国政府面临财政困难，张鸿南在同盟会员谢逸桥的鼓励下，捐巨款支持孙中山，而且在他带动下，南洋华侨也纷纷踊跃捐款资助，使孙中山领导的新政府渡过难关。爲此，1912年，孙中山特别亲手题写“博爱”一辞，送给张鸿南，以资表彰他对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帮助。

　　张氏兄弟十分热心于国内外的公益事业。在棉兰老，他们独资创建了敦本学校，又捐资给各埠的中华学校增建校舍；捐资100万盾兴建棉兰日里河大铁桥、建设棉兰老湾海口麻疯医院。在国内，他们捐款4000元资助家乡的鬆口公学；捐赠10万元资助香港大学、捐资兴建岭南大学“耀轩楼”（在今中山大学内）。

　　张氏兄弟亦热心于中国传统文化事业。他们出资整理编辑梅县自宋朝至明清先贤的遗诗400多首，名曰《梅水诗传》初集、续集13卷出版；又资助《光绪嘉应州志》出版。张煜南还将自己漫游欧美国等写成的《海国泳事诗》出版。他在古巴游历所写一首诗，描述自己对古巴的奴隶寄予极大的同情：

　　同一昂藏七尺躯，投荒万里作人奴；

　　团蕉爲屋居贫甚，岁岁长载谈巴菰。

　　张煜南年老因病于宣统三年（1911）逝世于棉兰老。国人爲他写了一幅高度评价的挽联，曰：

　　潮汕辟路，日里殖民，中外失老成，岂徒泪洒葭莩，我痛自关人物计，考察未终，实业待振，朝野方属望，忽尔噩耗桑梓，公魂应向国家还。

　　张煜南逝世后，其弟张鸿南继任棉兰老华人“甲必丹”，后又昇爲“玛腰”，其商业仍日益发展，被称爲“雄视一方的张玛腰”，资産达4000万盾，成爲东南亚国家三大巨富之一（其馀二大巨富是新加坡的陆佑和中爪哇的黄仲涵）。1921年2月，张鸿南亦病逝于棉兰老〔49〕。

　　2.大埔富商张弼士。

　　大埔县西河镇车龙坪村商人张弼士（1841-1916）原名肇燮，别名振勋。少年时跟其当私塾老师的父亲张兰轩读过三年私塾，算是具有小学文化。咸丰九年（1859），大埔遭受严重灾荒，刚满18岁的张弼士爲逃荒离开父母和新婚妻子，飘海南下到印度尼西亚巴城（今雅加达）谋生，开始时在一位温姓老闆的商铺做伙计。因爲他努力工作，深得温老闆赏识，让他管理账房工作。温老闆看到他爲人诚实、正直、可靠，便将自己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若干年后，温老闆病逝，张弼士夫妇得以继承全部财産。于是张弼士与妻子商量，决定将一半财産开办一间经营各国洒类的商行，做买卖酒业生意。同时承办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税。经营成功后，又承包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另外一些岛屿的烟税，于是逐步走上富商的道路。

　　同治五年（1866），张弼士将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在荷属葛罗巴埠，大量投殖垦殖业，创办裕和垦殖公司，招募民工，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橡胶、胡椒、咖啡、椰子和茶叶等热带作物，并间种杂粮，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光绪六年（1875），张弼士又在苏门答腊的亚齐创办另一间垦殖公司，继续发展种植业，开垦土地面积比前一间垦殖公司大一倍。到了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他又在荷属怡厘创办裕业垦殖公司和爪哇日里笠旺垦殖公司，雇用约1万多民工经营橡胶园8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弼士又把部分商业资本投向採矿业，在英属马来西亚彭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开採钖矿，赚利甚丰。不久，他又与前述梅县商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合资在巴城、亚齐创办裕昌、广福远洋航运轮船公司，经营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上海间的远洋运输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此后，张弼士又在日里开办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信贷及侨汇业务，爲当地华侨存款及汇款提供方便，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讚扬。

　　与此同时，张弼士还在棉兰老槟榔屿经营房地産业，兴建大批中西合璧的住宅出售。同时，他又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药店，沟通国内外的药材市场，将海外名贵西药运回中国批销，又将中国名贵中药材批销海外各国。在华侨集中居住的外国城市，如泰国曼谷，越南河内、东京，美国旧金山、檀香山，菲律宾等的中药行，均经张氏药店订货，形成了一个国际药材批发网络。

　　经过张弼士30多年的商业、垦殖业、採矿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等亦商亦农亦工的苦心经营，赚得了巨大的惊人利润，据统计，在全盛时期，其资産达到7000-8000万盾（印尼货币名）和大量不动産，成爲东南亚华侨的首富，被美国人称爲“中国的洛克菲勒”。

　　张弼士发达后，鉴于他在华侨华人中享有崇高威望，荷、英殖民当局企图利用他来统治华人，曾几次给他封赐官爵，但他却一一拒絶了。他説：“吾华人当爲祖国效力也。”

　　张弼士确实是一位爱国的客家商人，他説到做到。当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瑗于光绪八年（1882），经印度尼西亚赴欧美考察时，张弼士前往拜访，龚氏询问张弼士发财致富有何秘诀时，张坦然回答説：

　　吾于荷属，则法李克（悝），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爲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

　　龚照瑗听后大爲讚扬和欣佩，临别握手时称赞説：“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何不归救国家呢？”。龚氏回国后，极力向清政府举荐张弼士之才能，使张氏从此走上亦商亦官的道路。

　　光绪十八年（1892），清政府委派张弼士爲槟榔屿首任领事。光绪二十年（1894），昇任爲新加坡总领事。他在任内组织中华总商会，团结侨胞，维护华侨利益，宣传灌输热爱祖国的民族传统思想。

　　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经李鸿章大力举荐，张弼士得予参加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总董。该银行注册定额资本爲500万两，张氏投资10万两。第二年，李电召张返国，担任粤汉铁路帮办。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99-1902），清政府先后任命张弼士爲粤汉铁路总办、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和粤汉铁路督办。于是他爲修建铁路出谋划策。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他策动下，如前述张煜南、张鸿南兄弟投资建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华侨自办的潮汕铁路。光绪三十年（1904），张氏奏请修建广（州）厦（门）跌路，计划先集资80万两修筑广州至黄埔路段，继由黄埔修至潮安与潮汕铁路接轨，再由潮州筑至厦门。此议得到清廷批准：“如所议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光绪帝两次召见张弼士，赐侍郎衔。第二年十月，他上书提出兴办农业、水利、路矿等12条建议，得到清廷接纳，并赐给他头品顶戴、光禄大夫、补授太僕寺卿，又任命其爲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并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任命爲督办铁路大臣。

　　张弼士有志于“实业兴邦”，虽然屡受清廷委以重任，但他却看透了清廷的腐败无能，于是便转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秩捃参加同盟会，还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支持在海外活动的革命党人。张弼士回到新加坡后，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元，支持孙中山进行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与张鸿南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们本人的名义，又捐赠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另捐7万元给福建军民。

　　张弼士虽然做了清朝的官吏，但他却念念不忘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工业。光绪十七年（1891），张弼士应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张在烟台作了实地考察后，瞭解到当地盛産葡萄，气候、环境也适宜种植葡萄，于是决定在烟台开办酒厂，盛亦表示支持。但因爲找不到酿造葡萄酒的工艺参考资料，只得转请外国人酒师。第一位英国人，未到职就中途病逝；第二位荷兰籍人，到职后，发现是骗子，张把他赶走了；第三位是奥地利人哇务。张弼士接受哇务的建议，在烟台购置占地一千亩的两座荒山，从德、法、意国家引进124个品种的120万株葡萄苗，并购进压榨机、蒸熘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当一切准备就绪、要开工生産时，哇务要退休了。后在一次宴会上，张弼士与奥地利驻烟台的领事説起拟办酿造酒厂之事，该领事説自己就是酿造葡萄酒的专家，愿辞去领事职务，尽力帮助张创办酒厂。就在该领事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厂（今烟台张裕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出産葡萄酒，资本300万元，拥有葡萄园700多亩。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到烟台参观张裕葡萄酿酒厂后，爲之题辞“品重醴泉”，以示鼓励（见上图）。该厂所酿的可雅白兰地（金奬白兰地）、琼浆液（美味思）和解纳（玫瑰香）三种葡萄酒，在1915年旧金山举办的巴马拿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最优等奬。这是中国商品在国际上首次获奬。从此，可雅白兰地被命名曰“金奬白兰地”而闻名世界，成爲国际市场的畅销名酒。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弼士增资10万两白银接办谭日章、陈庆昌的广西华兴三岔银矿，改名爲宝兴公司，聘请外国採矿工程师勘测矿区，添买採矿机器，修建龙山公路，扩大採矿规模，获大利润。之后，他又创办广东金矿公司，从事开採金矿。

　　宣统二年（1909）以后，他在广州西关彩红桥开办亚通公司，生産机械、各种布匹及玻璃；在佛山创办裕益公司，生産机械砂砖；在雷州半岛遂溪县创办普生公司，生産垦牧机械火犂，成爲最早引进和生産农业机械的先驱；又创办惠州福裕盐田公司和惠州平海白沙湖机器製造玻璃厂。在广州靖海路第1、3、5、7、9号一连五间楼房开办张裕安堂国药行，在米市路崔府街建造“孝友堂”。爲办好这些工厂，张弼士大胆聘请外国技术专家进企业作设计和指导工人生産，爲改变当时中国的工业设备和生産技术落后而加促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做出了贡献。同年，张氏与广东劝业公所伍申三等人投资50万两，创办广东集大公司出口协会，经营广东以至全国的出口贸易。张弼士经商发财致富后，好善乐施，慷慨解囊，多所捐款给侨居地、家乡和国内举办公益慈善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黄河缺堤成灾，张氏在南洋募捐100万银两寄回国内赈灾。清廷爲此建立“急公好施”牌坊，树立在大埔县其家乡处，以资表彰。光绪三十年（1904），他在马来西亚槟城捐资创建中华学堂。宣统元年（1909），他赞助香港大学10万元，建筑“张弼士堂”。之后，又遗嘱其子女捐资在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内，见上页图）兴建一座学生宿舍“张弼士堂”（1921年建成）；在广州今海珠区新庄里2号建造“五知堂”。

　　辛亥革命胜利次年（1912），奉孙中山大总统命召到京，被任命赴南洋考察商务和筹办国内开埠事宜，受工商部聘爲高级顾问。1913年，被任命爲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赏赐二等嘉禾勋章，并充任美国实业团团长赴美考察商务，与美国政府协商联合美国资本家筹办中美银行一事，妥订章程，决定资本1000万元，除张弼士投资300万元，由两国政府对半分担1500万元，馀200万元由各省商会募捐。爲急于成立银行，张氏于1916年亲返南洋各埠，劝导华侨入股。此期间，张氏在巴城自己住宅内设中秋宴会，庆祝“白兰地”荣获金奬，因敬酒过于兴奋，导致心肌梗塞，不幸逝世，享年75岁，其遗体运回祖籍大埔县安葬。当灵枢运经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时，荷、英殖民政府均下半旗表示致哀。1917年，黎元洪大总统还特派广东省长朱公兰到大埔县爲张弼士致祭。孙中山特派代表敬献花圈，并送挽联曰：

　　美酒获金奬，飘香万国；怪杰赢人心，流芳千古。

　　国学大师章炳麟敬送挽联曰：

　　南人光祖国，天际以归魂。

　　孙中山和章炳麟的挽联高度表彰了张氏爲国争光、爲民造福的爱国精神。

　　张弼士生前有子八人，即应兆、应暄、应煜、应鉁、应珍、应铭、应钊、应铨；孙九人：世鋈、世宴、世琯、世尚、世樽、世访、世环、世锋、世培。〔50〕

　　张弼士是一位爱国侨胞和侨领，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影响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开放改革以来，政府非常重视宣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保护其遗迹。1999年6月《中国文化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中国葡萄酒王张弼士》长篇报导；2001年，北京大学召开《张弼士诞辰160週年暨张弼士学术研讨会》；2003年，广东省历史学会举办《张弼士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纪念张弼士诞辰162週年学术报告会》；2005年9月，在大埔县召开《张弼士学术讨论会》；2006年10月，北京举行《张弼士学术研讨会》，决定出版《张弼士研究专辑》和拍摄《张弼士》电视影片，以作纪念和宣传；2006年12月，广州举行《纪念爱国侨领、南粤先贤张弼士诞辰165週年暨学术研讨会》。同时，张弼士故居及其捐建的建筑物也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1989年他捐建的今中山大学内的“张弼士堂”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大埔县的故居“光禄第”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广州的故居“五知堂”的修复亦受到广州市文化局的重视，正在积极筹备修葺中。

　　3.平远商人张德胜。

　　平远县大柘乡高铎村商人姚德胜（1859-1915）。光绪三年（1877），年刚18岁的姚德胜随父亲姚芝庭挑盐到江西寻邬等地贩卖，长途跋涉，十分艰苦，但所得甚菲。次年，19岁的他随同馀宗二，从坝头乘民船到潮州、汕头，转船至香港，转乘“夹板船”过七洲洋，到达马来西亚的芙蓉埠。开始在一家钖矿工公司当矿工。不久，他转到怡保，利用当矿工的微薄积蓄资金，做小贩生意，走村串户，不辞劳苦，终于赚了点钱，积累点资本，于是自开了一间杂货店，当了个小老闆。由于经营得法，生意日益兴旺，数年之后，成爲当地一个富商。同时，他在经商期间，对怡保地方的钖矿进了调查，掌握怡保地区钖矿藏量丰富，于是他决心把部分商业资本投资开採钖矿业。他收购许多钖矿山，购置新式採钖矿机器，以50多万银元购买水力设备，利用河流的水力採矿，大大提高效率，扩大採钖矿规模。经近十年的努力经营，至光绪十四年（1888），姚德胜已经拥有数千英亩的钖矿山，雇用採钖矿工30000多人开採钖矿。与此同时，他又与当地富商郑贵、陆佑合资承包森美丰、叱叻各邦的酒税和典当税，使财源更加宽广，资本积累更雄厚，成爲全邦的富商，人们称他爲“姚百万”。

　　光绪三十年（1904），姚德胜投资房地産和市政建设业，在怡保投资巨款新建店铺300多间，重建数十间和戏院一所。三十二年（1906），又投资一条建设216间店铺、长约一公里的街道，被怡保市议会分别命名爲“姚德胜街”和“姚德胜市场”。因此，英殖民当局受英皇之命赐予他“和平爵士”的称号。

　　姚氏发财致富之后，十分关心当地的客家商人。爲了团结客家商人侨胞，他出资创建森美半、雪美莪和叱叻等地的嘉庆会馆，并连任叱叻嘉应会馆会长达10年之久。他又倡建叱叻中华总商会和矿务总商会，以维护客家商人的利益。同时，他以又独资或合资在怡保创办育才学校和明德学校以及新加坡的应新小学，方便客家商人子弟上学读书。

　　姚德胜是一位爱国的客家商人，他多次捐资帮助国内的救灾，兴办实业和创建学校等公益事业。

　　光绪二十三年（1900），他从南洋回家侍奉病重的父亲时，看到家乡大旱，农业失收，米价上涨至5元一石，出现有饿死人的现象。于是他拨出巨款赈灾。他又召集平远县的富商乡绅商议，在县城大柘及15个乡镇设立太平义仓，带动大家爲义仓捐谷数千石，救济全县穷人渡过大旱灾害难关，深得全县人民欢迎和讚扬。清廷爲此曾赐他“乐善好施”牌匾，以资表彰。

　　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得知邻县蕉岭县傅、丘两姓因争执山场而引起械斗，双方各有伤亡，县政府无法解决。他捐巨资解决纷争。他捐资3000多文银洋买下山场，给两姓作爲公地，各得一半价款；双方伤亡人员，亦由他捐资抚恤。他最后邀两姓当事人，订立和解协约，化干戈爲玉帛，受到傅、丘两姓民衆的讚扬。

　　清朝末年，黄河水灾泛滥，姚德胜曾捐白银6万两赈济灾民，清廷爲他诰授资政大夫候选道职衔；辛亥革命时期，姚德胜捐献白银7万元资助孙中山作爲军饷。民国初年，政府财政困难，地方负担极重，姚德胜有感百姓生活困难，因此，平远驻军饷粮和地方团警伙食，由他出一半，其他才由全县分摊。

　　与此同时，姚德胜在黄遵宪的鼓励下，积极捐资兴办梅县地区各县的教育事业。首先，他捐出10馀万元，在家乡羊子甸兴建了当时全县第一流的芝兰小学；民国初年，他捐出5千元作爲平远县立中学开办经费；1913年，他又捐出资金410万元给平远中学建造校舍，购置田地作爲校産。此外，姚德胜还捐献不少资金资助梅县东山中学、蕉岭县立中学、平远大柘景德中学和四民小学等。可以説他爲兴学育才是不遗馀力的。

　　他还积极在家乡兴办实业。他在故乡羊子甸建造了宽敞华丽的住宅3所，西式店铺数十间，开设万和饷当和印刷厂、织布厂等，并计划依照怡保市建设新的平远县城。他在家乡居住时，指示在南洋的代理人，每月必须汇款10万元，作爲实现建设计划的费用。

　　辛亥革命后，姚德胜曾汇款70000银元支援北伐军饷，孙中山爲此颁佈给他一等嘉禾勋章，表彰他对革命事业的功绩。

　　姚德胜晚年回乡定居，1915年1月8日病逝于家，享年仅57岁。平远民衆莫不爲之惋惜。〔51〕

　　4.五华商人钟木贤。

　　五华县岐岭区王化乡商人钟木贤（1846-1922），同治二年（1863），17岁的他以契约华工先赴南洋做工，后到美国夏威夷茂宜从事种植业。一个机遇，光绪四年（1878），他与土王血裔玛莉（Mali）结婚，从而继承其岳父的大批土地。光绪七年（1881），成爲忌亚奶一个庄园的园主。到了光绪十年（1884），偕夫人移居檀香山经商贸易，生意兴旺，商务日益发展。几年工夫变成巨富。被选举爲檀香山商会会长和国安会主席，甚受华侨华人的欢迎和拥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推翻清朝的民族民主革命，遭到保皇党阻梗，钟木贤大力支持孙中山，介绍孙中山入国安会并作保证人。后来，孙中山遭到三藩市移民局的留难，钟木贤又不遗馀力捐款资助获释。

　　1914年，68岁的钟木贤离开檀香山回到五华家乡定居养老，但他十分热心于家乡的各种公益事业，先是捐资修筑圣薮坑、塘尾山水塘，又捐资兴建防洪堤长达1公里，使周围450多亩田地解除旱涝之患。与此同时，他捐资新建益智小学，新建教室2间和房屋5间，受到家乡父老兄弟的欢迎和高度讚扬。1922年在家乡病逝，享年76岁。〔52〕

　　七、客家帮商人资本的流向

　　明清时期，客家帮商人资本（即商业资本）属一种商品经营资本，指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资本。它是以贱买贵卖赚取小生産者的剩馀价值爲特点，从而促进了商品生産的发展和地域之间的经济联繫，促进小生産者的分化和货币资本的积累。所以，随着客家商人经营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亦不断积累和日益增大，这些巨大的商业资本除一部分继续在流通领域投资运作外，另外一部分商业资本则流向其他领域而发展成爲産业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资本、宗族资産，等等。

　　1.産业资本。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客家商人的商业资本已有一部分从流通领域投入手工业生産领域，而成爲産业资本（包括赚取商业利润和産业利润的商业资本以及独立的産业资本），于是出现不少客家商人投资经营手工业生産的现象，特别是在东南亚等外国的客家商人更是如此。例如前述的大埔县富商张弼士，他在印度尼西亚经商致富后，先投资种植业，后又把积累的商业资本到马来西亚彭州文东埠开办东兴公司开採钖矿。光绪十七年（1891），又在山东烟台投资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厂，生産可雅白兰地（金奬白兰地）、琼奬液（美味思）和解纳（玫瑰香）三种葡萄洒，赚取更多利润。可见工商业资本结合在一起了。

　　梅县商人张煜南和张鸿南兄弟在南洋经商发财之后，回到家乡，将其商业资本25万两银子与谢荣光、樑廷芳等合资，于光绪三十年（1904）8月兴建42公里长的潮汕铁路，爲中国的铁路建设作出了贡献。平远商人姚德胜，也将其相当部分商业资本投资购买数千英亩钖矿山，雇用30000工人开採钖矿。

　　客家商人张正超，到四川经商发财后，将其商业资本携回家乡创办织绫机房，请良工纺织棉布，然运又贩运到四川去出售，成爲亦商亦工的工商业家。

　　2.土地资本。

　　明清时期，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爲基础的经济结构依然占主导地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生産体系中仍然占统治地位。所以，客家商人经商赚利而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有部分用来购买土地而转化爲土资本，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例如客家商人谢复英，入四川简阳做小本生意后，旋即转到建昌县与人合资贩运白蜡等长途贩运生意，获利甚丰，积累商业资本数千馀两，之后将其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二给兄弟在文家河置田数十亩。〔53〕

　　龙川县商人钟氏，到四川奔走市廛，一日而赶数场圩者，兼做多种生意，获利甚伙，特别是贩运蒲草到温江县大坟坝出售，利润竞至几倍。于是他把商业资本购置田地一千亩，成爲地主兼商人。〔54〕前述大埔是商人张弼士，经商发达后，于同治五年（1766）持大量商业资本到荷属葛罗巴埠购买山地，招募民工开垦种植橡胶、胡椒、咖啡等热带作物，自己也变成种植园的园主，一身而二任。

　　3.金融资本。

　　客家商人崛起较之广州商帮、潮州商帮爲时稍晚，但发展迅速。在当时东南亚国家甚至在国内的货币经济已相当发展的情况下，于是有不少客家商人亦将部分商业资本投资到金融业而转化成金融资本。例如前述梅县商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到印度尼西亚经商发达之后，光绪四年（1878），亦将其部分商业资本投资金融业而开办日理银行，还承包新加坡的典当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又回国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大埔县富商张弼士经商发财之后，同样抽出部分商业资本与张煜南兄弟合资扩展日里银行业务，增开专门办理华侨的储兑信贷及侨汇业务，既爲当地华侨提供存款及汇款的方便，同时兼理典当税，从中赚取甚爲可观的金融利润，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资本积累。

　　4.宗族资産。

　　明清时期，广东的商品货利经济虽然比较发达，但宗法势力亦相当强大，加上客家商人的家族传统观念尚牢固，所以当客家商人经商发达之后，亦有不少商人将部分商业资本与宗法势力相结合而转化爲宗族资産，其主要形式是投资购买土地、兴建祠堂和购买祠田。例如五华县商人李梓勋，在泸州经商发财之后，至干嘉年间（1736-1820），将部分商业资本“兴置家业千亩，公上成都，见半边街数十州县爲我祖广东敏公修祠，捐银六十两，上爲祖宗辉煌，下爲子孙乡试荣耀”。〔55〕

　　平远商人李氏，在入四川经商后，在成都、罗江、绵阳购地修建了三座李氏祠堂，其族记载説：

　　嘉庆十一年（1806），丙寅岁三月中，我族承罗江南街奎星阁边沉姓街基菜园一段修建李氏宗祠，合族同心，未久祠宇造成。龛供主牌一座，房竪二牌，列载三十六公，上悬一匾。係张淮泗书奉先恩孝四字，两廊房屋颇宽，前挽后推有铺面十间，每年收尽是焚献及各至祀祖之用。至道光十二年（1832）稍有馀积，合族又在绵阳神仙街买基一段，重建李氏宗祠，同治末年工乃造成。外有铺面数间，至今犹存。〔56〕

　　客家商人谢复英入简阳经商后，亦将部分商业资本购置田産爲宗祠爲祠田，以提供本族在宗祠进行各种谢姓宗族活动的经费作保证。〔57〕

　　此外，也有不少客家商人，将商业资本投资捐官入仕或慈善事业等。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客家商人的商业资本流向是多元的，其中以産业、土地、金融爲主要方向。如此商业资本的投资流向，对于拉动当时的手工业、农业和货币金融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正如清朝思想家郑观应所説：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流畅其血脉也。土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製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58〕

孤独行者

　　八、客家帮商人的历史作用

　　欧洲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曾经对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历史作用作过论述：

　　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産使用价值的生産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産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産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

　　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産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因爲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産集中的先决条件；2.因爲资本主义生産方式的前提是爲贸易而生産，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爲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爲集中到他的购买行爲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産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的目的的性质，促使産品越来越转化爲商品。〔59〕

　　明清时期客家商人对于当时客家地区、广东以至中国以及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1.促进客家地区手工业生産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商业贸易的扩张往往是先于手工业生産的发展。明清时期，客家商人的国内外商业贸易活动，大大拉动了手工业生産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出于不少客家商人投资铁矿冶炼，使清朝嘉应州冶铁炉炼铁增加了。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嘉应州有炼铁炉5座，干隆以后，发展到6座，而且许多均是客家商人投资经营的。史称：

　　本州额溢铁炉六座。商人卜绍基，在鬆口堡潭头角承开复兴炉一座；商人王长兴伙李世业，在鬆源堡分煽葵坑宝坑承开玉浆炉一座；商人李鸿逵，在磜下堡承开员潭炉一座；商人张际盛，在瑶上堡承开广兴炉一座；又溢炉商李鸿纶，在石坑堡螺子塘承开永源一座；商人黄鼎丰，在四都堡承开金坑炉一座，递年各认纳银五十两。……至各炉所用矿砂，係在本州鬆源堡、宝坑、石坑堡、铁山嶂两处地方産矿山场採运，供炉煽铸。〔60〕

　　镇平县（今蕉岭县）的铁矿也大量运往嘉应州鬆口的几个工场铸造大铁锅，鬆口生産的铁锅运到嘉应州城，并通过东江水运至广州，有的沿着韩江的西支流运到潮府出售。

　　大埔县商人李裕昌也于干隆二十七年（1762）承开採禾坪铅山冶炼铅矿，一年间共获矿砂7527斤；〔61〕丰顺县李树湾商人谭陈盛、镇平县（今蕉岭县）县新山屻商人张振盛，于干隆四十三年（1778）共煎炼出铅12668.11斤。〔62〕

　　兴宁县的土布纺织业更发展了，成爲清代直至民国初年广东棉布纺织业的三大中心之一（其馀是广州、佛山）。在最兴盛的年代，兴宁县的纺织布女工人达10万之多，年産量约5万匹，所産的土布运销江西、福建直至东北三省等地。〔63〕

　　总之，在客家商人投资手工业情况下，梅州地区各类手工业生産获得蓬勃发展了。爲了更好説明这一点，我们将明清时期该地区发展的各种手工业生産分布列表发下，则可见一班。

　　2.促进国内外货币金融业的发展。

　　随着客家商人经营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客家商人将部分商业资本投资金融业，从而促进国内外的银行金融业的发展。例如前述大埔县商人张弼士，他经商发达之后，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的日里开办日里银行，又到新加坡开办典当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国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该行总董事。梅县商人张煜南、张鸿南兄弟，亦于光绪四年（1879）在印度尼西亚日里与人合资开办日里银行，承包烟、酒、赌等捐税等银行业务。次年以三分之一的股分参与中华银行的创办。大埔县商人戴春荣到马尼西亚槟城、怡保等地经商发财之后，也另外经营典当。直至民国时期，五华县的华侨商人巨子，还投资500万元在县内创办五华实业信託银行，并在台山、新昌（今新兴县）、上海、香港设立分行。1923年丰顺、惠州县的华侨富商合资21万元开办了惠丰商业储蓄银行，〔64〕等等。这些银行的创办，对当时客家地区、广东省、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金融业和整个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促进客家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客家商人有兴商重文的理念，所以很多出国经商的客家商人除了在南洋当地国家捐资创办华侨学校，爲华侨子弟提供读书方便之外，回到家乡捐资创办学校者亦不乏其人。大埔县商人戴春荣，在马来西亚槟城经商致富，回到家乡，先后捐资在大埔、汕头和潮州捐建学堂10多所，还在汕头、潮州和北京投资建立贫民医院。

　　平远县商人姚德胜，在马来西亚芙蓉和恰保经商，晚年回家定居，捐资10万银元兴建平远中学和芝兰小学。

　　梅县商人丘燮亭到印度西亚巴达维亚（雅加达）经商，20世纪初年，捐资13000银元创办三堡学堂（今丙村中学前身），叶剑英就是该校首届毕业生。同时创建永捷高等小学。1913年又与叶子彬等合资在梅州城创办私立东山中学。

　　梅县商人丘元荣，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经商，1914年捐资在梅县设立香港南华学院分校，并捐款支持东山中学和丙镇中学建新校舍。

　　梅县商人伍淼源及其子伍佐南，到泰国经商，他除了在曼谷捐资创办进德华文学校外，并在家乡多次捐资修缮鬆口高等学堂，倡办沪上中华职业学校、溪南公学和宏育小学。

　　大埔富商张弼士，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经商成爲巨富后，于宣统元年（1909）捐资10万元给香港大学办学，在汕头购置房屋十间创办“育英堂”。晚年还遗言其子女捐资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内）兴建一座四层楼的“张弼士堂”，帮助岭南大学解决校舍不足的困难（该堂终于1921年建成）。

　　五华商人李瑞琴，随父亲李玉山到香港经商，成爲香港富商后，1913年捐款创始五华第一中学，又爲广州中山大学迁建和香港大学办学捐巨款。〔65〕

　　4.促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特别是康熙元年（1662）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地位的，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国的内产总值（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66〕居世界首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67〕“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绕、豪华、庄严的国家”〔68〕，从而成爲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而广东则是中心市场。中国各省的商品均经广东和广州港输出到世界各国贸易。

　　而在16-19世纪，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仍然处于比中国落后的阶段，有些地区尚待开发。因此，客家商人贩运大量的中国先进商品和工具到这些国家贸易，首先爲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提供了物质的享受和开发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如前所述的无数客家人到东南亚国家贸易后，“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成爲华侨定居于彼，同当地的土着居民交往，和睦相处，运用带去的先进生産工具和生産技术、技能，共同开发和发展各国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与这些国家的人民一起建设港市，开採矿山、开垦荒地，种植甘蔗、橡胶、菸草和修筑铁路、公路、兴办工厂等，爲开发和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立下汗马功劳。16世纪末，西班牙人莫牙博士（Dr·Antonis Morga）就肯定客家华侨、工匠对菲律宾城市经济建设的作用説：“凡一镇的建成，是不能缺中国人的。他们是各种事业的经营者，而且工作十分艰苦，工资很低”。〔69〕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咸（Trank Surettenham）亦高度评价客家商人华侨在开发锡矿的作用，他撰文説：

　　惟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于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路，投身峦荒，冒万死，清森林，避道路，每有牺牲其性命者。此外爲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尚多，英政府之修铁道筑桥樑，皆由华工包办。当时欧洲人不敢冒险投资，华侨则冒险爲之，又经营商业，开半岛之航路，招致华工，开半岛未啓之富源。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华工之手。凡一事既成，应知其之所以成功。读此文者，均知华工有造于马来西亚各国也。”〔70〕

　　马来西亚殖民官泼赛尔（Purcell）也承认説：

　　假如没有中国人，就没有现代的马来西亚，而且如果没有现代的马来西亚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也就永远不会如此巨大的发展。〔71〕

　　直到19世纪80年代，波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对华侨在该地经济开发的作用，也认爲：“若无中国移民，我们将一事无成”〔72〕。约翰·弗尔曼（John Foreman）曾对华侨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发和发展的重大作用过综合性的高度评价，説：

　　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是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着人的。他们教导土着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他们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取糖汁和用大铁锅熬糖的制糖法介绍到这个殖民地。〔73〕

　　此外客家商人捐资在国内外兴建船舶码头、远洋轮船运输公司（如张弼士在雅加达和亚齐兴办的裕昌远洋航行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又回国修筑潮汕铁路）等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对于发展国内外的交通和贸易全球化，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从上所述，一言以蔽之，明清时期的客家商人对于当时的梅州地区、广东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是起了促进的历史作用，此功不可没也。

　

注　释：
〔1〕根据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30，《铁冶》，《民国大埔县志》卷10、《光绪嘉应州志》卷4、6《物産》；《道光长乐县志》卷1；《清末兴宁县志·矿物》；《同治丰顺县志》等书记载。
〔2〕樑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8-46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史澄、李光廷：《光绪广州广志》卷2，《训典二》。
〔4〕温廷敬等：《民国新修大埔县志·人群志》。
〔5〕《民国简阳县志》卷9，《士女篇》。
〔6〕《韩素音谈自己的祖籍》，载《客家风采》第1辑，1924年版。
〔7〕《梅县志》第1110-111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民国荣昌陈氏族谱》
〔9〕《同治文治益兰祠续修张氏族谱》。
〔10〕《民国绵西张氏族谱》。
〔11〕《民国巫氏族谱》。
〔12〕《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卷4，《家传谱》。
〔13〕《民国简阳县志》卷9，《士女篇》。
〔14〕《民国续修资中廖氏族谱》。
〔15〕《宣统内江陈氏族谱》。
〔16〕《民国林氏家乘》。
〔17〕《蕉岭县志》第70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8〕《光绪嘉应州志》卷13，《炉饷》。
〔19〕参閲《广东省志·华侨志》第34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蔺涛：《干隆大埔县志》卷10。
〔21〕钟振覆：《嘉庆兴宁县志》卷10，《风俗》。
〔22〕《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卷4，《家传谱》。
〔23〕《民国荣昌陈氏族谱》。
〔24〕《民国金堂县续志》卷10，《艺文志》。
〔25〕《巴县档桉》全宗号6，卷号36，干隆三十三年十月。
〔26〕《民国绵西张氏族谱》。
〔27〕《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卷7，《职业谱》。
〔28〕《干隆嘉应州志》卷11。
〔29〕《江夏黄姓族谱》，1993年版。
〔30〕谈迁：《国榷》卷63。
〔31〕《五华县志》第642页，《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2〕《广东省志·华侨志》第34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3〕《蕉岭县志》第7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4〕《广东省志·华侨志》第348，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5〕《蕉岭县志》第70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6〕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第97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7〕《广东省志·华侨志》第17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8〕《民国南川县志》卷11，《列传》。
〔39〕《民国绵西张氏族谱》。
〔40〕《广东省志·华侨志》第349、37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25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42〕碑记载《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5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3〕罗缓香：《民国揵爲县志·居民志》。
〔44〕《干隆潮州府志》卷12，《风俗》。
〔45〕罗缓香：《民国揵爲县志·居民志》。
〔46〕《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35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7〕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49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48〕William Speer, 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tford conneeticut, S·S·Scarant）, 1870，P557-564。
〔49〕参考《梅县县志》第1110-111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广东省志·华侨志》第34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英祥：《飘洋过海客家人》第185-18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0〕温廷敬等：《民国新修大埔县志·人群志》；《张弼士君生平事略》，香港大学图书馆藏；参考《广东省志·华侨志》第34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1〕参考《广东省志·华侨志》第348-3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平远县志》第717-71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2〕《五华县志》第64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3〕《民国简阳县志》卷24，《补遗·善行传》。
〔54〕《民国成都钟氏族谱》。
〔55〕《宣统沪州李氏族谱》。
〔56〕《民国罗江李氏族谱》。
〔57〕《民国简阳县志》卷24，《补遗·善行传》。
〔58〕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604、6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1、36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6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311-31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1〕《清代钞档》，干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武英殿大学士署理户部事务来保等题奏。
〔62〕《清代钞档》干隆四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广东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革职从宽留任李质颖题。
〔6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册，第462-46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4〕《现阶段中国之银行业》，载《中行月刊》1936年第13卷第2期。
〔65〕以上均见前文有关商人的注释，在此不再重复列出。
〔66〕Angus Maddisen, Chinese Economic pre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cd, Development centre.
〔67〕保罗·肯尼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68〕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31-32页。
〔69〕转引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70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70〕转引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71〕转引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的华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72〕转引李长传：《南洋华侨史》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73〕转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5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坳洲农夫

看来一半，原来是讲梅州移民商人/商帮呀，那有讲梅州商帮。

我说呢，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呢？不要随便讲商帮，要说梅州有商帮，那就只有兴宁的小商人才形成过商帮。

幽壹

呵，，，不错。打出客家商人的品牌，，，

不要让大家伙一听到商帮，就以为只有潮州人，，，其实客家商人也不错的嘛，，，

springjoan

想请教一下各位，明清时期用客家话创作的文本有哪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