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村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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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村客店

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福建省邮政编码簿，我有意无意翻至闽西部份，两个极黑的仿宋体——一“帽村”便跳入期待中的眼帘，旋即悠悠晃晃化成一张半旧的框式木床。我鬼使神差屈膝爬了上去，耳道痒痒的，那是床上垫草悉悉索索的轻吟……
1969年9月，千余名离乡背井的厦门知青乘着拖斗卡车，翻攀过天旋地转的洞风岭，被卸在了武平县的永平乡，几岁的我便是其中瘦小的一员。永平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帽村赐给我武平的第一碗米饭。咀嚼着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城市的滋味，我睁着既惶惑又好奇的目光东张西望。地图上那颗紧贴着江西的最远最小的圆点，经过火车轮汽车轮两天两夜的旋转之后，旋成了眼前这个自然村落三里的方圆。它四周青山环抱，绿色的杉木林层层叠叠，边缘缠着一条沙土公路，据传早年江西红军就是打从这条路攻武平县城的。路边有几间红土垒成的高高低低的公房，分别挂着供销社、粮店、邮局等大大小小的木牌。这是帽村“镇”的标志。
帽村是车轮可至的终极，再往深山老林中走25里的小路，才是我落户的唐屋。小路上伸延着一根广播与电话共用的铝线，这是帽村伸给唐屋大队唯有的一线现代文明。可恨广播喇叭大若盆碗，声音却小似耳塞，样板戏中郭建光和杨子荣气壮如牛的唱腔传至唐屋已微若蚊吟，怎么也高大不起来。初去时，我每每来回跑上半百里路赶一次“帽村墟”听听有人声的喧闹，听听知青口里飞出的乡音，便觉得莫大的愉快；既便是被人“干”一句厦门粗话，也感到过瘾。
帽村有一家形若炮楼的二层客店，它是知青心中肚中的圣殿。楼下店堂中摆了三张杉木饭桌，路人可以在这里用大米换馒头或切成三角形的红糖年糕。加上瓦罐蒸的米饭和飘着几下油星的海带汤，堪称“四大佳肴”。能在此饱餐一顿，可视为上帽村天堂的最佳享受。店中的掌柜是一个五十开外的汉子，秃顶暴牙，长很有点吓人。有一次在以米换糕的交易中我与掌柜发生口角。我年轻气盛，泼口痛斥。他怔怔地看着我，竟不敢还口。
帽村至县城的班车每日一大早开一班，我年底返家探亲看望父母，不得不提前到帽村过上一夜。当我一下午把20余里山路摔在身后，夜幕已严严实实和山林咬在一起，无一透气的缝线。我摸到了“炮楼”口，它的二楼有二间客房和一豆灯亮。负责的自然还是那位掌柜，真是冤家路窄！在油灯幽幽的微光下，他的门牙越发醒目，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地为一点儿米与他理论的事感到后悔。幸好油灯所处形成“敌明我暗”的格局，他似乎没发觉。
这是我凭生第一回住店，觉得既新鲜又心虚。交了四角钱的住宿费，我领了油灯，踏着吱吱作响的木板走廊，突然自豪了起来：在这方圆三里的百来座土屋中，这是唯一的客店；在客店八、九张客床里我是唯一的住客！床上垫了厚厚的稻草，挺舒软，枕头是竹条钉的，很硬，且有几缕前人的头味。再生布的被套，套着一条硬梆梆的棉胎，压在身上，如同厚纸板一般。寂静使人越发地耳聪目明，黑洞洞的木柜式窗外，传来远处小溪水声的喧哗，传来断断续续的狗吠，还有楼下一位妇人（大概是掌柜夫人）有节奏地切猪菜的刀声。想到《水许传》中“人肉包子”的描写，我下意识地把窗板关上，这时门却吱一声被推开了。掌柜抓着灯把头探进门来，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只见他暴出的门牙在油灯的光亮中闪了闪，“楼
下有热水可以‘洗浴’。”说完便缩回头壳。“洗浴”一词在当地方言中发音怪怪的，但我还是听出来了，心想，我才不去洗，洗干净了正好让你给煮了。想了又觉好笑，胆子便豁然复原。
这时有线广播在高昂的“东方红”之后开始播出“二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七十年代的春雷》，我这才想到当日是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天。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享受到如此之响的广播，足以让听觉感受到搔痒时特有的痛快。社论中讲的是形势大好与世界革命风雷激荡的事，还有“究竟谁怕谁”的最高指示。我胸口压着板块结构，在这清冷的山区小镇，放眼世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顿时感觉好极了，尽情地让袭来的困顿美美地压上眼皮，一头坠入深深的梦乡里，很久，很久。
朦胧中突感眼皮外赤亮如焰，又有人大力推着我的肩膀，我挣扎着撑开惺松的睡眼，差点吓死。只见床前站着一伙人，其中一个还举着无比刺眼的松木火把，橙色的火舌把俯视着我的五、六张大脸舔得油光黄亮。我一时觉得四肢发软，魂不附体。这时，其中一人微笑地说他们是广东来的民工，看我象个知青，不知有无粮票可以出让。我颤颤惊惊从暗袋里挖出4斤全国票拱手送上。他们喜出望外地付了一元钱。
啊，谢天谢地，他们不但给了我一个公道的价格，更给我一颗定心的安魂丹。心一宽，我又瘫倒在床上。阴冷的客房里顿时有了令人无法拒绝的生气，交谈声与洗脚声柔和地交响着。我半醒半睡，迷迷糊糊踩着梦乡的边缘，后来一脚神气地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界石上。我高兴地嚷道：“妈妈，你看呀，这就是武平！”一兴奋，便完全醒了过来。天已经在广东民工高高低低的鼾声中蒙蒙亮了。
我伸了一个不大自然的懒腰，起床下楼。山区湿振清爽的晨风扑面而来。只见掌柜披着破棉袄，呵着气，正在生火烧水。他抬头说：“起床了？”我点点头，这才发现他那平静而善意的目光太象我的房东了……
转眼都过去二、三十年了，这期间我在人生路上颠沛流离，闯京沪，下两广，乃至大洋彼岸的纽约、旧金山。既曾由倦在上海澡堂的躺椅上打发长夜，也曾在高级宾馆的席梦思上展青反侧。但一切的一切都如过眼烟云。散去，就永远地散去了。唯独我在帽村客店那惊心动魄又平平安子的客旅初夜，却老是有棱有角地横在记忆的前端，每每触及，一个个细节都清晰得可以摸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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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帽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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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的“发现”

1984年的报纸曾报道在闽西武平县的唐屋村发现了几株有百年树龄的“杉树王”。这则不足百字的新闻一直令我耿耿于怀：哼，“发现”！真是大言不惭！ 1969年我插队落户就在那里，从所在的“炭坑生产队”到“唐屋大队”，回回必绕经“杉树王”而过。只要一想起闽西，那几株粗似人民大会堂圆柱的树身就一下子堵在了思路的中央，于是叶荫下山风的凉爽与仰头张望时的微晕，便一同向眉心袭来。
    其实，唐屋值得炫耀并非仅有“杉树王”。“下排生产队”知青住的院落里，红军留下的标语就有七八条之多，都是用毛笔写在杉木条柱和斑驳的白墙上的，署名为“红军独立师宣传队”。有“打倒列强！”“打倒AB团！”“保卫苏维埃！”等等。字字句句，清晰如初。
    近日偶然闲读一篇题为《周恩来刘伯承派出的特使》的史记得知，30年代初唐屋所属的帽村乡是当时工农红军粤赣军区第三分区所在，为扼守红都瑞金的东南门户。在那里有过红军的标语自不足为奇。奇的是这些革命的呐喊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不免遭白军的戳刮而如此完美地存录下来。
    “红标”历经30余载的冬寒夏炎，进而在一股历史的狂潮里与漂泊至此的厦问知青结下朝夕相处的情缘。仿佛生前有约，谁也不敢说是谁的“发现”。然而我个人在武平倒另有一次货真价实的“发现”：那是被调到处明村后的事。我住在大队“赤脚医生”聂达贞祖传的一幢闲置的老屋里，一张框式木床边红土夯打出的壁墙上，均匀地牢贴着几张旧报纸。报纸的纸质几乎与红土原色的壁面溶为一体。这铅印的旧报是民国九年（即1920年）的《武平新闻》。初见时我相当吃惊，“文革”的烈火竟没有燃及这张“国民党的残渣”。加上日日与之照面，“民国九年”的字迹就穿透了眼帘而字贴在记忆的壁面之上。
    80年代初我上大学时曾浏览过一本新闻史之类的书，方才觉察到那几张旧报纸的珍贵足以改写若不是中国至少也是福建的新闻史！1990年我参加了厦门知青作家团重返闽西，老屋怀旧土楼“取宝”一直兴奋地推拉着我近乎无措的手脚。但为时已晚，那幢“聂氏老屋”已在1983年特大山洪中被冲得片瓦不留。我无言以对，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旧址，几团云絮正悄急地掠过远处绿色的岗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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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温馨

1970年的初春，我在厦门过完年后就返回了落户的闽西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大队。不久突接家信告之，母亲也被下放武平，在十方公社处明大队。我心乱如麻，一家四口竟在半年之间被扯向四方，我的唐屋紧挨着江西省会会昌县的洞头公社；妈妈的处明与广东省的蕉岭为邻，哥哥下放的寿宁县翻过一座山便是浙江省的泰顺；留下双目失明的父亲仍守在海峡边的厦门。一时间福建省的位置便是以如此勾心的四条线纠缠着我的梦境。
    我向大队“再教育领导小组”请假获准，便匆匆踏上探母的征途：先攀行五十里小路到公社所在地——帽村，再搭乘隔天一早的班车到县城，接着寻机登上过路车到十方，再步行八里小路到处明。从北到南几乎横穿一个武平。
    抵达目的地已是第三天的傍晚，山清水秀的处明村炊烟袅袅，小水电带给暮色中的田庄点点昏黄的灯辉。顺着热心的放牛娃争先恐后的指点，我步下曲曲弯弯的石阶，穿过一条溪流，又跨过一条小河，然后扑向一幢两层的旧土楼。我在“吱呀”声中推开很沉的大木门，几乎同时就是一声急不可待的“妈——！”
    疲惫中的母亲一下显出容光，未过门的嫂子麻利地宰杀了一头早已备好的土鸡，村民送来成捆的蜈蚣草和杉树枝“噼噼剥剥”在灶中伸缩着火舌。不一会儿我在楼上就闻到了鸡汤的香味。
    在大嚼大咽一饱口福的高潮，却突然乐极生悲：一截锐利的骨刺不偏不倚，正好卡在喉头，横在喉壁上下滑动，且报之剧烈的刺痛！不一会儿喉头充血肿胀，情形岌岌可危。此时老天突然变脸，大雨如注，风风雨雨，如同电影更渲染了气氛的紧张。我忐忑不安，母亲与嫂子一筹莫展：公社简易的防保院在八里的夜雨之外，县医院则更远更远。生产队长聂飞裕和会计聂济裕闻讯立刻赶来，紧接着他俩又唤来了刚端起饭碗的“赤脚医生”——“达贞哥”。
   “达贞哥”当即提出一洋一土的抢救方案：打一针青霉素防止伤口感染，再冒雨到河中取一碗水，用筷在水中写个“狐”字，以此水去骨，因为狐狸吃鸡。他善解人意，深港城里人不大相信土方法的心理，一板一眼，耐心讲解。
    母亲的焦灼难有缓解，无奈中唯有默默企盼奇迹的出现。我从小在南普陀偷吃供果，可此时不信神鬼反倒令我七上八下的心地坠入了无望。
    聂济裕一马当先，不一会儿就湿淋淋地端来了一个粗瓷大碗的“河心水”。“达贞哥”正儿八经地用竹筷在水中画了一个“狐”字，我则暗暗叫苦，这一碗生冷之水，细菌无数，喉咙不治，还反倒又添腹泻，该如何是好？！在聂氏乡亲们热心的注视下，我推托不得，硬起头皮端起大碗，将微略带有草泥腥味的河水咕喀咕喀连饮两口，喉头在生冷之中抽搐了两下，我明显地感到有一异物已顺着喉壁滑落，喉头虽还有痛感，但已明显由刺疼变成灼痛了，我惊喜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母亲和嫂子更为这意外的结局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只筷写的狐狸会吃鸡自是往昔淳朴乡情写就的童话，但那碗生冷的河水却温馨着我终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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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集来源于：
http://www.hxzq.net/wangyouwenji/ShowEssayList.asp?Author=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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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芨草

   “芦芨”是一种在闽西山地匍匐前行漫野覆盖的草本植物，只要进入那片红土地你的视野你的足迹便与它相拥相吻形影难离！ 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贫山薄土之上郁郁葱葱植被如毯；与林木灌木携手，成为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主力；看那野火烧秃的岭头，总是它义无返顾呕出第一片坚忍的新绿。它还有鲜为人知 的药用价值，我们几个男知青初在武平时曾一度小疱疹满身，其痒难忍，老农以“芦芨”的芽 叶为偏方，将我等怪病一举除之。  
    “芦芨”与山居村居的生活难以割舍：收工时疲惫的农妇往往要再作冲刺，猫着腰在田头坡地马不停蹄的挥割草镰，直至一捆沉重的收获压上肩头。烧水做饭，引火极佳的它总是首当其 冲， “呼”地一阵猛烈燃烧，余烬里也饱含火种，久久温暖着灶膛，而草灰最终还回归田土 ，肥沃一方。它潜行的根向来不露声色，却周而复始地导演着生了被割割了又生的绿色活剧。 奇的是刚割回的鲜草照烧不误，情急之时往灶内塞入碧绿的一团，只见它略喘几屡烟气，即刻吐出满膛的火舌。记得当我们知青集体户自己开火时，村民们送来的“芦芨”高高地堆满了房 前屋后。壮实的芥菜杆切片，在“芦芨”燃出的快火中爆炒，那山草的薪香绿菜的脆爽是我一生的回味！ 知青初来咋到时依“芦芨”的叶状取名“蜈蚣草”，后来便入乡随俗，跟着耳熟能详的客家方言发音，“芦芨芦芨”地叫了起来。曾在闽西生活了十年的厦门知青作家谢春池在《岁月的 隐秘》一书中将其谐音写为“乌箕”，而另一位闽西老乡则在散文里称其“露芨”，但画家南 燕一口咬定“芦芨”为佳，说是惟有用上两个草字头才能尽意！十分抱歉，“芦芨”的学名叫什么，我至今没搞清楚，推估它大概是蕨草类的一支，于是就埋头在武平客家学会赠送的那部 厚重的《武平县志》中查找，结果傻了眼：全县生长的蕨类植物分属32科，共有91种，好一个草本中的大户！其实不知学名也好，敢情真的知了，叫起来还怕拗口哩。 芦芨，我永远的芦芨，当海城的“市花”年年岁岁红红火火，你这山区的“县草”是否苍翠 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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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铁锅

生命中最大的一口铁锅是在上山下乡初年接受的，一米多的大口径几乎可以把我横着放进去 。这样的大家伙一发就是一对，一前一后置于我们知青点的厨房里。前者用来煮饭煮菜，后者囤水并靠取前者的材火之热，提供人们洗澡的热水，这是闽西山民节约能源的办法，古已有之 。
    插队初期的生活比较无序，前锅用破了，就与后锅对掉，继续维持三顿。那年的冬春，数月阴雨绵绵，人人口袋空空，面对着木窗外永无休止滴答声，百无聊奈，越发愁苦起来。阿蔡阿 苏两位同队的知青犯起了烟瘾，长吁短叹，坐立不安。后来两人嘀咕了几句，就戴上竹笠，匆匆出了门。不一会儿，他俩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归，阿蔡从怀里抽出了三片湿淋淋绿油油的菜叶来，从此我才知道那就叫烟叶—卷烟最原始的天然叶片。大铁锅随即开始了一次全新的运作：
    阿苏点燃了塞入炉膛的蜈蚣草，阿蔡把烟叶一一贴到锅底上。他俩一言不吭，却双手不停，配合默契。吃惊的我目不转睛，像看电影似的，生怕错过任何细节。潮湿的空气里传来了淡淡的 焦青味，阿蔡就迅速把叶片往上挪，避开高热的锅底 ，如此翻来覆去，几上几下，绿叶就变 成了黄叶，焦青味也变成了有点像枯枝被折断时弹出气味儿，于是沉默中充满了急不可待的兴 奋！此后事态的发展被证明是操之过急了一点：阿苏从家信中摸出接近标准的一张，撕成两半 ，阿蔡已经将烤枯的叶片用小刀切成粗细不等条条，顷刻之间，两支肥胖的“白雪茄”就大功告成，其架势真不亚于二战影片中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嘴角所叼。可惜的是此产品尚缺火候，干 燥不足，老点不着。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劝他们把烟叶再烤烤。阿苏哭丧着脸说，一泡尿一旦憋到了厕所门口，就决不可能再憋下去了！他们燃一根火柴狠吸一口“白雪茄”，进行 着痛苦的享有。这大铁锅上现烤现抽的一幕成了我这一辈子拒绝香烟重要原因。
    在阴雨的日子里，我们几个男知青皮肤老觉得痒，指缝与跨下更是奇痒难忍，在一次又一次 猛烈的抓搔之后，刺痛的皮肤上泛起无数的小疙瘩，进而每搔一次，疙瘩们就流水化脓，势不可挡。当地农民称其为“泊疮”，调皮的农家娃做着鬼脸，叫我们为“泊疮鬼”。我跑了百里 山路到县医院就诊，县医说是缺了某种维生素，开了一包核黄素，还打了一针又粗又大的葡萄 糖酸钙。结果拉了几天黄尿，病情依旧。知青成了“泊疮鬼”的事儿风一样传开了。有一位老农捎来一个偏方：茶油煎炸蜈蚣草的芽叶，再用鸭羽蘸油涂抹患处。于是大铁锅又受命于危难 之中，勉为其难操作起此方。虽然“杀鸡用牛刀”，“天大的铁锅芝麻大的药”，但大铁锅稳 稳当当地把油草调制得恰倒好处，我们用其涂抹之后，多少个月来难耐的刺痒即刻消失，几天后烂乎乎的小疙瘩群也活似被秋风横扫的落叶，一片片地自行脱落了。
    大铁锅与我们共度难关的事不甚枚举，且一事比一事更奇。霉雨里衣裤不干实乃家常便饭， 对此最为苦恼的当为一个叫阿东的知青,因为他穿得出去的裤子只有一条。所谓“出去”就是去赶墟，很长一段时间各大队乃至各公社的老插们多把赶墟当成见面碰头解愁苦通信息的精神 享受。这与如今在香港打工的菲律宾女佣喜好于周日广场一聚为快如出一辙。知青们在穿戴上 也是力求其好，有的女知青还在搪瓷杯中盛满刚开的水，把裤腿烫出一道齐整的线条。久雨初 霁的墟日最是令男女知青为之神往，可惜阿东的裤子还似咸带鱼湿漉漉地吊挂在竹竿上。这么办？“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阿东拎着湿长裤一头扑向大铁锅，就煎起裤子来，说“煎”，应无大异：他手持锅铲，将贴在锅面的湿裤反复挤压，裤子嗤嗤有声，水汽腾腾，我们当时就说他是在煎带鱼，现在想来更像拉面馆中烙大饼的。如此烘干裤子可谓速成，但也有风险，为免焦裤之虞，锅上之裤需勤翻勤抖，否则阿东同志就只好捂着屁股上圩场了。
    大铁锅七七八八的用场是否卫生，当时显然是没有考虑，现在回忆起来，好象也没有因而得 过什么病，年轻力壮身体好抵抗力强兴许是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只要炉膛内的熊熊烈火 一烧，大铁锅里的病菌大都难以苟活，这与俗话“百滚无毒”大概是同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