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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小舟
客家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中期,以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的问世为标志,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此后,由于历史、社会、政治等原因,在大陆受到了冷落,几乎为成空白。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引发为一种“客家热”,逐渐升温,成为学术界重视的一门显学,客家研究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特别是在海外客属团体与客籍华侨华人的推动下,各种客家联谊会、研究会等机构相继建立,学术会议、文章论著也推陈出新。此外,以客家为主题的恳亲会、文化节、联谊会、经贸洽谈会等活动此时彼伏,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大幅刊载,频频报道。“客家”似乎在一夜之间陡然如雨后春笋,为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知晓、所熟悉。在这种声势浩大、热闹非凡的浪潮之下,客家研究委实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也隐藏着不少问题和隐患。
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以其扛鼎之作《客家研究导论》,奠定了他在客家学的权威
地位,其成就和地位至今难憾。后来者对罗香林的评价开始分化,大多数人尤其是客家人对
罗氏大力推崇,无限拔高,对其观点也是毫不怀疑,甚至盲目迷信。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应
慎待罗氏在客家学上的成就,认为罗氏虽对客家学研究有开山之贡献,然而他的出现同时又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客家研究在长时期整体上的滞后。综合而言,前者实际上是当前客家研
究的现状,后者则指出了客家研究存在的问题,但将客家研究滞后原因归咎于罗香林,若不
是有意为之,那也完全是“错爱”。其实,作为罗香林先生本人而言,他很早就注意到客家
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并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只不过大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罗氏的客家研
究观点,而对于他那些针对客家研究上的弊病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客家热:热闹背后的隐患
与以往研究相比,新一轮客家热无论是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机构,都有较大的拓展。此外研究人员与队伍也相应地增多,客家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频繁召开,。其它诸如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有关族群理论、华南社会与文化、民间信仰、海外移民等学术研讨会上,有关客家方面的研究学者与提交的论文也占有不小的份量。虽然客家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一股日见蓬勃的客家热潮。然而在热潮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问题。
首先,强烈的中原情结。客家的中原情结或心态,是客家人强烈的族群意识的体现,也是一种客家在“中心-边缘-中心”挣扎的心路历程,是对中原地正统地位的攀附与回归。当客家人被视为“獠”、“匪”的时候,客家人最需要的是将自己与中原汉文化之间建立起正宗的联系。华夷之分的观念与四个中心——帝王中心/中原中心/汉族中心/儒家中心密切相关。这四个中心之中,只有“中原中心”是硬件,因其地理位置不容改变,其他三中心是软件,因此可为有意图者所编造和杜撰。这使历史上的依附的认同中原正统成为可能。被誉为“中原古汉语活化石”的客家话、追溯根在中原的堂号堂联、谱牒记述的衣冠南渡、聚族而居讲究宗法伦理的宗祠民居等一系列文化符号,以及崇正爱国的精神、强烈的寻根意识被客家人建构并彰显出来。
其次,理论方法的匮乏。目前的客家研究,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没有太大的突破和创新,大多数研究都还在罗香林先生的研究成果上兜圈子,少见有上乘的佳作,尤其是缺乏理论建树和方法的创新。施爱东先生指出,有关客家文化的研究著述近二十年间如天女散花,真正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凤毛麟角。周大鸣先生在给房学嘉、谢剑合著的《围不住的围龙屋》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了该书的不足,并补充说:“田野调查工作所收集得来的材料必须经过作者的理论思考,才能深刻揭示材料背后所潜在的深层次的社会的真正结构。做田野调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这个潜藏于材料背后的无意识的模式,用模式帮助理解社会结构。”目前的客家研究,显然还没能从这一地方性知识系统中找到一种有助于我们认识更宽泛的泛客家文化的文化模式。客家研究更像是一个自我历史的叙述者,喋喋不休地进行自我描述。
第三,情绪化和功利性。如果说早期的客家研究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出于对“反客家”的论说进行反击,其研究成果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化、非理性化还尚可理解,不足为怪的话。那么,此后的客家研究却依然存在着主观臆断、情感色彩浓厚的状况,则就得偏离了科学研究的主题,越走越远了。其突出表现在,第一是客家的无限扩大化,客家人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唐代第一位岭南宰相张九龄,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欧阳修,再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以至几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都认定为客家人,甚至将日本学者提出的“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论说捧为佳臬。殊不知,这种过分的扩大化、“泛客论”就等于抹杀了客家,否定了客家。而且这种认识的逻辑最终无非导致“客家”非“客”的尴尬境地。第二是将客家的起源尽量往上追溯,今天你持“东晋说”,明天我就提“三国说”,后天又有人抛出“秦朝说”,仿佛客家的起源越早越好,越古老就越优越。与客家产生时间同时引发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客家的渊源问题的优越论。把客家说成是纯之又纯的中原血统,源出中原贵胄,是“衣冠”、“士族”之后裔,极力吹嘘与粉饰。客家研究的学术空气和社会环境令人堪忧。
第四,学者的排他性。客家研究学者过分客籍化,是客家研究的又一瓶颈。目前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从籍贯来看,确实存在着身份单一化的问题。施爱东先生认为,这些客籍与准客籍学者似乎很难摆脱客家人常有的文化自豪感和自我颂扬的姿态。他们似乎极力地在把客家文化与种种主流的“美德”文化进行简单的粘合,极力挖掘客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政治、文化名人,以客家品质作为原点,进行封闭叙事,试图建立客家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并以此淹没现实的、普通的、作为边缘存在的客家民众的生存状态。这是一种新的文化霸权的构筑过程。更为严重的是,原本力量不强的客家研究队伍还有着明显的分化倾向,研究力量分化,山头林立,壁垒森严,各自为阵,难以整合。
二、客家研究滞后原因
客家研究的非理性和功利主义倾向,以及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其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在于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先生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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