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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是自西晋南北朝以来自中原南迁至赣南,闽西,粤东北,乃至海外的汉民族的一支,他们具有自己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共同的方言和文化认同,具有独特的民俗和族群特点,其婚育观也有独特的一面。
旧时客家人的生育观蕴藏了多子多福的观念,这一观念,通过各种仪式表现出来。如在“二次葬”过程中寄托着生人对死去祖先的嘱托,嘱托先人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又如元宵节在祠堂里的“上灯”——添男丁人家挂吊写有新生儿名字的灯笼,以告慰祖宗。
但是,在实现中,客家人一旦人口蕃盛,地少人多,又会采用一些方法缓解人口压力。如把小女孩抱给别人家扶养,曰之“童养媳”。童养媳是一种客家人家庭之间自我调节人口数量的方法。生有男孩而无女孩的家庭,抱养别人家女婴,留待其成年后与自家男孩婚配,在他们看来,既增加了劳动力,又节约了儿子成年后的结婚聘金,还培养了男孩女孩之间青梅竹马的感情,可谓一箭三雕。
客家人另一个缓解人口压力的办法当然是向外移民,所以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常常“骏马登程往异乡,任从胜地立纲常”迁移到那就在那落地生根,“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家庭之间的人口调节终究不能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客家人的总人口还是在不断增加。虽然他们有着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不断向外移民,但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满含离愁别绪的《过番歌》?
最终促使客家人在外观上改变生育观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的客家地区,由原来的一对夫妻生有多个子女变成一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越来越少,在1976年以前,在客家地区一家人拥有十多个子女是很寻常的,一对夫妇从二十来岁结婚开始,到近五十来岁的三十年间,以每隔一至两年就生一个小孩的速度繁殖人口,这样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较差,父母负担过重,儿女的生活质量也就很差,小的孩子常常是在父母及较大孩子的同时照看下长大的,最大孩子已在生育而父母还在生育的情况也常常存在,故而外甥比舅大,侄儿比叔大也常见。
自1976年在客家地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客地人口的增长来了个急刹车,自那以后,客家人慢慢从少子女家庭中看到了好处,一致认为“一男一女一枝花,多男多女多冤家”,人们从当时对政策的抵触逃避,逐渐转变为自觉的遵守,现在的客家家庭人口数常常以两个儿女为常见,在职家庭则为一个孩子。
沿海开放城市人们生育观的转变也许并不过于依赖于国家强制性的政策,人口增加意味着经济压力的增加,住房紧张度增大,花在抚养儿女上的精力和时间冲淡了自身对优质生活的追求和兴致。
对这些问题,经济发达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国家的人早有认识。如英国的家庭规模相当小,26%的家庭只有一个人,这些家庭大多是老人或是选择独身的年轻人,35%的家庭为两口之家,我们把这种家庭称为“丁克”家庭,17%的家庭为三口之家,15%为四口之家。
家庭规模的缩小在客家地区也在悄然发生,以前那种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家庭已不多见。复合家庭的存在是与强固的宗法观和落后的生产力有关的,家庭承包制在农村的实行本来只会增大家庭的规模(因为农耕协作性的须要),但何以家庭规模反而缩小了呢?
原来,小家庭农业生产上的合作已在宗亲或姻亲联合家庭的互助中得到实现。小家庭成员间人际关系亲和力的增强避免了复合家庭中各种矛盾的产生。
但客家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青壮劳动力涌入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又凸现出来了,原来从父母家庭中剥离出来的年青人的小家庭,有些又只好归复到大家庭中,由父母帮助抚养照看孙子辈,年青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父母寄回儿女的抚养费或父母的赡养费。因为中国不是典型的契约社会,更何况在家庭里呢?寄回费用的多寡又不可能立字订约,在这里,血缘亲情、负担责任,经济承受力等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本本难念的家庭经。
改革开放是继计划生育后对客家人的婚育观和家庭影响最大的事件。客家人居住地紧邻珠三角,闽南三角和长三角,它历史上本来就是个爱外出谋生的族群,所以客家人得风气之先,很快接受了沿海人的现代生育和家庭观念,但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农民身份,根还在农村,传宗接代的思想一直还存留在脑子里,所以难保计生政策不用政府强制手段施行后出生率又会在客地反弹。
参考文献:
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
2、《多维视角中的文化理论》,庄锡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Look Ahead》,Andy Hopkin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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