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告别椰雨远赴东江 惠侨回乡抗日救亡

南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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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椰雨远赴东江 惠侨回乡抗日救亡（第一篇）
2003/08/17 12:04:50
●黄海生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马来亚华侨抗日激情空前高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蔓延到新马每一个角落。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马华各界抗敌后援会推动下，中上层及工农界之新马华人，出钱出力，长期支援中国抗战。

武汉合唱团及新中国剧团抗战时期南来马来亚筹款，前后两年，共筹得叻币400余万元，成绩不俗。三千多名华侨司机，投身滇缅公路参加抗战运输工作的事迹，可歌可泣，载入史册。


华侨同乡会在抗日救国救乡方面，也不落人后，在20世纪30年代终，积极组织青年华侨回国服务团。1938年11月，香港琼崖旅港同乡会连同南洋各地琼侨抗日组织，在香港成立了琼崖华侨救乡联合会，并组织琼崖华侨服务团，踏出了华侨人力支援祖国的第一步。

马来亚惠州侨众，不让南洋琼崖华侨专美于前，在英荷两属救乡委员会带动下，亦在1939年期间成立了5个华侨回国服务团，远赴广东东江流域，取名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

海外赤子，在织梦年纪，离开蕉风椰雨、风和日丽的侨居地，投入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祖国，在侨乡展开艰苦的敌后战斗工作，人力支援陷于水深火热的故乡，又是一篇感人肺腑，赚人眼泪的爱国篇章。

惠州会馆筹救乡

1938年10月12日，日寇登陆广东大亚湾，进逼广州，淡水与惠州相继沦陷，东江流域一带，惨遭蹂躏，哀鸿遍野，难民纷纷涌往香港。家乡沦陷噩耗传至南洋英荷两属惠侨，一时群情愤慨，带来巨大震撼。

1938年10月16日，雪兰莪吉隆坡惠州会馆举行执委紧急会议，筹谋救乡运动。新加坡惠州会馆主席戴子良亦赴会。当日会议后，戴子良与吉隆坡惠州会馆主席黄伯才连同会馆要员叶经纶、萧满、丘满等侨领，驱车北上霹雳州及槟城，再南下芙蓉、马六甲，风尘仆仆北上南下，与各地惠州会馆同人共商救乡大事。

英荷属地民情涌

在吉隆坡惠州会馆带动下，英荷两属惠侨（十县）救乡委员会于1938年10月30日成立，会址暂附设于吉隆坡惠州会馆，在不妨碍南洋筹赈会统筹统汇的原则下，动员英荷两属18万惠侨进行筹募义款救乡运动。

南洋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由41位执行委员组成，棉兰、星洲、马六甲、森美兰、彭亨、霹雳每区3人，雪兰莪20人，常务委员11人。吉隆坡惠侨侨领黄伯才任主席，副主席分别由星洲戴子良、槟城孙荣光担任；财政丘满（雪州）、文书钟醇生（马六甲），常委总务则由叶经纶（雪州）出任。

黄伯才为吉隆坡惠州会馆主席、中华大会堂董事、循人学校总理、广东省政府参议员；戴子良是新加坡惠州会馆主席；丘满为吉隆坡矿商。钟醇生为马六甲惠州会馆主席，亦是《南洋商报》记者；叶经纶为雪州煤炭山集群华小创办人之一，曾任马来亚煤矿公司土地测量师。

执委之中，雪隆惠侨侨贤占多数。20世纪40年代前后，吉隆坡是马来亚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政经文教中心，吉隆坡惠州会馆领导英荷两属各区惠州惠馆，责无旁贷。

在锡矿业钜子黄伯才领导下的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开展救国救乡工作，并促请各区从速设立分会。

拯救伤兵助难民

远在1937年11月，香港惠阳青年会、旅港海陆丰同乡会及余闲乐社开始组织香港热血青年，成立回乡服务团。1939年1月中旬，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在广东惠阳县淡水圩成立，团长为叶锋，东江服务团成立后，华侨青年纷纷响应。

1938年11月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即委派钟醇生、黄适安、黄赫群三代表回港调查桑梓灾情及协助侨港惠阳青年会及海陆丰旅港同乡会办理施赈工作。救乡会代表与香港乡会领导人达致共识：统筹统办家乡民运工作，在港设立英荷两属救乡总会驻港施赈办事处，并共同发起组织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

1939年2月25、26日，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在吉隆坡隆重举行第二次各区代表大会，各区出席代表非常踊跃。大会接获中国共产党第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副总司令彭德怀及新四军叶挺司令祝词及香港等地各社团之贺电。

大会通过组织“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回乡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救亡团体。

惠侨救乡总会1939年年内先后成立了“两才队”、“文森队”、“吉隆坡队”、“加影队”、“士毛月队”五个服务团。“星柔队”则组队不成，未能成行。

两才同心成一队

“两才队”成员原为马来亚吉隆坡蜜蜂剧团团员，为抗日而粉墨登场，奈何英殖民地政府干涉，演出遭中止。团长黄志强乃请求救乡委员会资助回国服务，担任宣传救伤工作。救乡委员会黄伯才主席与慈善家张郁才侨贤嘉其志，全力资助回国一切费用。

马来亚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首个服务团——“两才队”终于圆了回国救乡之梦，此队共11人，皆二十多岁青年。

“两才队”11名队员为：黄志强（广东惠阳，24岁）、刘济民（广东潮州，25岁）、陈秀（广东梅县，25岁）、张春和（广东东莞，21岁）、钟炳植（广东宝安，24岁）、叶志强（广东惠阳，24岁）、颜金榜（福建安溪，22岁）、严世丰（广东琼州， 21岁）、张其风（广东惠阳， 25岁）、刘治（广东潮州，23岁），最后一位姓劳（广东潮州，25岁）。

惠侨救乡会于1939年3月23日假座吉隆坡惠州会馆举行欢送茶会暨授旗礼，以壮行色。是日到会侨贤极为踊跃，计有黄伯才、曹荛辉、萧满、陈济谋等。惠州同侨救乡会黄伯才主席，将书有“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两才队”的蓝底白字三角旗授予“两才队”，由队长黄志强（籍贯广东惠阳，24岁）接收。陈济谋原是雪州煤炭山集群华小创办人之一，1937年煤炭山大罢工后，赴隆发展，1960年代马来亚董联会主席。

3月24日，“两才队”于巴生港口乘“丰平”轮回国，于4月3日下午5时抵达香港码头。香港惠阳商会、惠阳青年会、海路丰同乡会等团体登轮迎接，大队在夜幕低垂、万家灯火时分踏足香港。

惠侨救乡委员会总会驻港办事处于“两才队”抵港翌日下午1时，在惠阳商会举行一个欢迎会，出席者有旅港惠属名流绅商数十人，由黄伯群乡长致欢迎词。

惠侨救乡委员会总会驻港办事处开会议定“两才队”工作纲要作业路线。议决案为：1、组织歌剧团；2、以宣传工作为中心；3、组织民众，协助当地团体及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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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客

东江华侨回乡抗日救国史略 文森女队不让须眉（第二篇）
2003/08/24 13:00:40
●黄海生

自“两才队”回国后，吉隆坡热血青年纷纷前往惠侨救乡会总会，请求资助回国服务。

1939年4月，侨领官文森决定自费组织“文森队”，由女队员组成，以负责救伤任务。


七位女队员为：王春红（队长），22岁，教师，回国前执教于森美兰知知港，侨生。今在湖南省衡阳市定居。祝少珍，18岁，侨生，来自雪兰莪煤炭山，任职制衣，受兄祝贯中（煤炭山筹赈会青年部主席，抗敌后援会领导人）影响，积极参与救亡运动，今定居于广州揭阳市。

李逢娣，16岁，管理员，吉隆坡侨生；欧巾雄，18岁，管理员，吉隆坡侨生；古秀英，19岁，来自雪兰莪新古毛，管理员，早年离队返马来亚；叶清秀，20岁，侨生，丈夫是司机，已参加回国服务团，不久，她亦毅然报考文森队；贺玉兰，24岁，侨生，家庭妇女，吉隆坡侨生，日本南进前因病返马。

1939年5月4日，惠侨救乡委员会假座吉隆坡叶氏宗祠欢送“文森队”，赴会侨领计有黄伯才、官文森、萧满、丘满、叶伯洵、钟醇生、黄适安等，甫成功组队之东江服务团“吉隆坡队”亦参与其盛。全体二百多人，济济一堂，欢送会场，洋溢救国救乡激情。

悲歌声中上征程

“文森女队”于1939年5月5日在巴生港口上船，在《告别南洋》的激昂悲壮歌声中踏上征途。

《告别南洋》乃20世纪30年代电影《回春之曲》插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原歌词是：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马六甲惠州会馆主席、南洋商报记者钟醺生将后半部歌词稍作更动，赠与东江回乡服务团青年，以迎合当日之历史场景，歌词曰：

“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蕉雨润，橡风凉；我不能留恋这享乐的天堂，因在日本强盗的蹂躏下，千百万兄弟姊妹已闹着饥荒。再会吧南洋，你看尸横着飞鹅岭上，血染红了东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祖国的自由解放。”

加影青年亦成行

1939年4月前后，雪兰莪士毛月及加影惠侨救乡委员会分别开大会决定筹组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两分会主席丘锦清及刘记积极筹划下，终于成行。

1939年7月27日假吉隆坡惠州会馆举行盛大欢送会暨授旗典礼，以壮行色。欢送会由惠侨救乡委员会总务叶经纶主持。“士毛月队”队长邓怀基、“加影队”队长林元实分别接收锦旗。

吉隆坡队规模大

相继成行回国服务的东江服务团，以“吉隆坡队”规模最大，团员阵容最强。

“文森队”回国后，大批爱国热血青年请求雪兰莪惠侨救乡委员会资助回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惠侨救乡委员会主席黄伯才连同张郁才与陈永诸先贤，共同组织“吉隆坡队”，由二百多报名者选出72人，72数字之意，是激励队员继承及发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精神。一郑姓青年未能入选，乃苦缠救乡委员会领导，要求准予参与“吉隆坡队”，委员会被其爱国热诚感动，应允之，“吉隆坡队”遂增至73人。

“吉隆坡队”阵容庞大，队员文化水平，从高小至高中都有，以初中居多，分宣传、话剧、歌咏、救护四组。

队员来自各阶层、各行业，包括煤矿、锡矿、割胶、印务、教员、学生等，以工人最多。籍贯广东惠州者23人，其他为华南各县青年，年龄最大者26、27岁，最小者 16、17岁。

由马共主导的马华抗敌后援会，在推动华侨青年回乡服务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两才队”队长黄志强、“文森队”队长王春红，皆抗援队成员。战前，马来亚大小城市及乡镇，都有抗敌后援会成员在活动。

雪州煤炭山，当年有马来亚“小延安”之称，抗援会组织不弱。在煤炭山马华抗敌后援会主要领导人祝贯中推动下，煤炭山激进热血青年黄义方、叶士安、叶子汉、叶福生、叶自明等同埠青年参加吉隆坡队。

有志无奈祝贯中

祝贯中亦报考东江回国服务团，排名第三，虽被录取，惟未能同行。马共控制的抗敌后援会主席陈仑直对其明言：“你现在工作的地方就是延安，组织决定把你留下来。”

来自雪州士毛月的有陈现、邱觉民（现名邱林，定居四川省）。黄炜然与陈现分别受委为正副队长。

“吉隆坡队”队长为黄义方（黄炜然），黄义方目前健在，高龄87岁，在广州定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黄义方于20年代随母南来，时年10岁，于落脚于吉隆坡的父亲团聚。十多岁时辍学，在雪兰莪煤炭山矿场工作，曾是罗华公司（1937煤炭山大罢工大本营）员工。30年代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先后两次参与组织煤炭山煤矿工人罢工。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参与埠上集群小学师生卖花筹款活动。

（见黄炜然《南洋的革命星火》，新马侨友会会讯，2002年6月。同期 7月，笔者之《煤炭山的故事》部分文稿及《武汉合唱团救国之旅》亦发表于本版。确认黄炜然先辈曾在煤炭山落脚后，笔者通过新马侨友会顾问、远在北京的罗振辉学长，与黄炜然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大会堂内齐欢送

启程前，救乡会假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盛大欢送会暨授旗典礼。惠侨救乡委员会要员黄伯才主席、总务叶经纶、钟醇生、黄适安等均赴会。“吉隆坡队”全体队员，穿灰色军服，戴军帽，精神奕奕，高歌抗战歌曲步入会场。

首由黄伯才主席致欢送词，语多勉励。过后，全体队员排列主席台前，高举右手，恭谨宣誓，由赞助人陈永侨贤代表汤壬生君监誓。授旗典礼亦殊隆重，由赞助人张郁才侨贤代表曹尧辉先生主持。队旗蓝底白字，上书“东江华侨服务团吉隆坡队”，吉隆坡队队长黄义方代表接受。

现场另有各界赠旗，计共五面。赠送团体为吉隆坡循人学校、雪华话剧同志、雪兰莪白沙罗筹赈支会、吉隆坡暗邦筹赈支会、公蕉园筹赈支会。来宾致词后由“吉隆坡队”代表温谭胜致谢词。欢送会在《告别南洋》及《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歌声中结束。

全队73人连同脚踏车十多辆及医疗药品，1939年5月19日在雪州巴生港口乘“丰庆”轮回国，在钟醇生带领下，开赴广东省东江流域前线或敌后一带，投入热血满腔的抗日战争。（见黄炜然《忆战友》，广州新马侨友会会讯，2001年7月）

南洋客

东江华侨回乡抗日救国史略 热血红棉相映照
2003/08/31 14:31:58
●黄海生 （第三篇、完结）

1939年6月4日，香港惠阳商会、鹤山商会、崇正总会、惠侨救乡委员会驻港办事处等团体，假思豪酒店举行盛大欢迎会，迎接吉隆坡队。是日，宾主各界代表数百人，国民党省主席吴铁城亦派代表出席。

主席团主席致词后，吉隆坡队队长黄义方在会上报告该队的组织经过，该队交际主任温谭胜亦致谢词。


决定工作岗位

吉隆坡队离香港到达坪山，即开始决定工作岗位。吉隆坡队队员相聚一个多月后，于1939年6月18日分道扬镳。51名战友参加游击战，22名战友选择宣政工作，经谈水转进惠州，赴博罗县受训。

二十多名政工队匆匆完成受训后，即刻开展救乡服务工作。这些归国华侨子弟，走遍整个灾区，惠阳、海路丰、博罗、龙川、东宝、增城等县都有他们的足迹。

东团搞政宣工作

东江服务团迅速扩展到七个分团和五个队与一个流动歌剧团，队伍大约有五百多人，遍布东江地区的十三个县及惠州市。东团成员开赴东江流域各地，深入城镇乡村，开展救济难民、教育难民的抗日救亡工作。

施米处、施药处、施衣处陆续建立，团员力助乡民举办战时小学、夜校、识字班；戏剧宣传推广群众教育，组织民众；青年抗敌同志会、农民抗敌同志会、妇女会等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东团成立一周年后作出统计，宣传演出150次，观众达10万人，出版纪念刊2千 500份，教育群众及鼓舞群众，坚定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海外赤子在故乡的表现，获乡民高度赞扬。

博罗队事件

国民党东江军政人员诬蔑东江服务团“博罗队”，说 23名队员中，仅叶福生（来自雪兰莪煤炭山、救乡会叶经纶总务堂侄）一人为吉隆坡侨生，其余皆为“复杂分子”，受共产党欺骗，与曾生游击部队互为呼应，“乱萌渐露，诋毁三民主义，破坏抗战工作”。1940年 2月1日，“博罗队”队员政工服务工作被终止，接着，东江国民党军政逮捕23名博罗队队员。

东团总部将“博罗队”被捕事，急电告知吉隆坡南洋惠侨救乡总会，东南亚各地华侨获得悉详情后，大为震惊，函电交驰，向东江国民党军政提出抗议。美洲纽约惠州工商界、南洋香港各侨团集会，展开营救“博罗队”工作，同时通电国民政府，吁请早日释放被捕团员。惠侨救乡委员会黄伯才主席致书东江第四战区主任香翰屏，驳斥其种种谬论，大义凛然：“际此抗战期间，凡我中华儿女，均应认定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华侨素无党派之分，只知忠爱祖国，抗战到底。敝会所主办之服务团，亦以救国为主旨，非供一党一派之利用也。”（见1940年3月17日《南洋商报》）。

救乡总会委派一个以官文森为首的慰问团回国慰问被捕团员，并调查“东团”被迫害情况。东江服务团总团领导人叶锋连同吉隆坡队队长黄义方、“两才队”队长黄志强、“文森队”欧巾雄与国民党军政长官香翰屏谈判。

1940年3月，23名爱国志士被押送韶关，沿途乡民含泪相送。

同年6月初，东江总团委派黄义方率领三人代表团到达韶关，寻求解决方案。经过多次谈判后，同年7月15日，博罗队23名队员终获无罪释放。

60多年后，高龄逾 80，现安居于雪州巴生之叶福生前辈论及该事件，无限唏墟。爱国有罪，是也非也，徒呼奈何。在博罗事件中，叶老由于能操流利华语（中国国语）而获国民党军政人员善待。谈及当年勇，叶老感慨万千，若无广大海外华侨无畏无私投入救国救乡行列，神州历史可能有不同的篇章，是叶老肺腑之言。

参与抗日游击队

马来亚东江回国服务团除参与政工工作外，部分队员投入武装斗争行列。

“两才队”队员擅长舞台剧及宣传工作，回到东江一带后投入武装战斗行列。队长黄志强、队员颜金榜回国参与救乡服务仅一年多，于东莞市郊外与日军遭遇，作战时中弹牺牲。当时，黄志强是短枪队队长。（见《忆战友》，黄炜然，广州新马侨友会会讯 2001年7月）

“吉隆坡队”73名队员中，50多名队员参与曾生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驰骋于华南广袤的土地上，把生命献给祖国大地，以鲜血灌浇东江两岸。

彭少雄乃队员之一，于日本南进前，离队返回马来亚。日治时期，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骨干模范中队的队长。由于拥有在东江作战的实际经验，彭队长负起编写军事教材。该军事教材编成后即成为人民抗日军上军事课的主要教材，对提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素质作出了贡献。（见《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一独立队》队史，第44页，广州新马侨友会编，1992年）

参与建设工作

抗战胜利后，曾经转战于东江两岸的东江华侨服务团成员，大部分已成为东江纵队的骨干，并随军北撤至山东烟台，备尝艰辛。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参与解放华南的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东江服务团成员的小部分留在部队，大部分转业，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政府机构，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表现不俗。“文森队”的欧巾雄曾任铁道部医院院长，“吉隆坡队”队长黄义方（黄炜然）出任湖南省郴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东团团长叶锋曾任国家地震总局副局长，副团长刘宣出任广东省副省长。

结语

60多年前，东江服务团团员，在青春焕发的年代，离开蕉雨润、橡风凉的马来半岛，挥别温馨的家园、爹娘、挚友，毅然决然奔向烽火连天、硝烟处处的东江流域，开展救国救乡的工作，谱写海外赤子的爱国篇章，热血与华南的红木棉互相映照。东江服务团的悲壮救国救乡故事，将永载史册，千秋传颂。

无可质疑的是，海外赤子对哺育他们的这片赤道线上的土地，也一样热爱。3年8个月的日治时期，拿起枪杆跟日本部军搏斗的人民抗日军成员，亦是侨居于这半岛的中华儿女。

缅怀先辈，策励后人，谨以此文，献给马来西亚父老暨新生代。

参考资料：《赤子丹心》，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叶奇思编著。黄炜然《忆战友》，广州新马侨友会会讯2001年7月。《华侨与抗日战争》，曾瑞炎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华侨史论文集》，222页，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