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向今天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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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向今天汇报
                                                    ――评《梦断嘉应州》
                                                            汤奇云
      历史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是说给那些历史的“强奸者”们听的。因为任意打扮历史的，肯定是那些“强奸犯”，强奸犯怎么可能顾及被强奸者的意志呢？但在这些“强奸犯”眼里，历史的地位可能比小姑娘还要等儿下之。因为小姑娘，只要她还是一个活物，便肯定有意志，要呐喊，要反抗，要谋求同情与支持，使得那些强奸犯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要有所顾虑与忌讳。然而，历史属于过去，过去是无言的，特别是那些没有立言的农民的历史，即使有着自己的意志也无法得到即时的伸张。因此，强奸农民的历史就无异于“奸尸”，甚至比奸尸还要无耻。至少奸尸者还能够自觉到见不得人，而农民历史的强奸者们则往往在学术与知识的光环下堂而皇之地半开半闭着的眼睛，满脸都是意洋洋的神情。
       绵延了14年的太平天国历史，就是一段被强奸的农民史。这一位“小姑娘”留在当今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两副面孔：一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农民起义史（历来的教科书是这样描述）；一是毁灭人类文化的暴乱史（现在正流行的《太平杂说》作如是说）。迷人的天使是她，憎狞的恶魔也是她。历史虽然是拿事件来说话，但都是后人对前人的记忆或描述。微妙的是，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又是依据言说者某种特定立场来进行的。很明显，前一种记忆是根据其“反清”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描述的；而后一种记忆是根据其野蛮无知而又不按“规律”办事农民身份而作判断的。就像当前的农民工进城，这些城市建设者的身份往往被犯奸作恶的行为所掩盖。因此，尽量避免这种选择性的历史言说，复活历史人物，让历史向今天汇报，才能展现太平天国这场宏大农民运动的真相。
    《梦断嘉应州――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就是这样一部复活历史人物、让历史开口向今人诉说的第三种文本。都说历史是不可欺的，似乎历史有着当然的不可侵犯的地位；其实，它一开口便常常遭遇被噎住的厄运。在这个“我的地盘我做主”、人人纷纷“抢话筒”发表个性化宣言的时代，谢友祥似乎并不相信这种厄运，他固执地把“话筒”放在了那些早已化为灰土的农民亡灵面前，让他们诉说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与传奇。
小说（姑且称之为小说吧，因为文本时常有意岔开主体事件的叙述，而去钩沉小说人物出生地域的历史传说、文化习俗，以谋求人物行为的最大可能性。）是以一位满清王朝的国师，策划挖断洪秀全家族在嘉应州的“龙脉”开场的。“龙脉”被挖，自然老龙丧命，太平天国亡国。10万余部在康王的率领下竞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这龙墟之上，烧完了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炷香。尽管这炷香在嘉应州只烧了100多天，但在这100多天里，无论是逃亡归来而最后死在康王手里的侍王，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偕王谭体元和瘸子将军列王洪德，自封为平东王而最终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何明亮，还是风流成性而又骠悍无比的瞎子将军胡天祥……，面对屈指可数的死亡大限的到来，他们是如此从容淡定地办理着对太平天国几十万阵亡将士以及他们自身的最后的祭奠仪式：
      “天父无情，天国梦破，英雄们一个个先走了，都是出师未捷，其恨绵绵。如今康王遽去，强敌四围，谭体元和剩下的数万弟兄陷入了绝境，成仁之时不远，故而借悼康王，替诸位总开一丧，不只为追荐超度。想此后百年，必万口齐毁，指奸指恶，骂贼骂盗，英名蒙羞，沉冤莫辨。我在此要说一句，诸位都是豪杰，算是预为昭雪。今日没酒没肉，一炷清香慰安亡灵，无限心意，尽在其中，诸位勿嫌怠慢，就领了吧！”
      “前排众将：‘咱们也领了！’”
     “众弟兄：咱们也领了！”
      作为小说，这当然是谢友祥的想像；但我们更相信这是历史真相的再现，因为符合农民自身对历史行为的解释与想像。而任何人都不是超人，都是依据他自身解释与想像来行动的，包括今天那些自认为聪明绝顶的知识阶层人物。当年洪秀全不就是在广州拿了一本关于基督教的经书而展开想像，从而带动千千万万的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吗？
      当然，历史是依靠想像而开创的，但决不是依靠想像来任意填空的。洪秀全的想像依据是《圣经》，把“天堂”改写为“天国”，把“圣徒”改写为“天父天兄”，圣徒的对立面当然是“妖”了。敌我阵线已划清，杀妖的队伍便形成了。而对太平天国在嘉应州100多天里的行状的想像，谢友祥依据的却是至今仍然飘荡在什么“杨梅圳”、“塔子坳”、“蛤蟆跳井”、“铁障山”等山涧旷野里的民间传说――《长毛歌》：“顺康乾嘉道光，咸丰接脚同治王；道光二八起始乱，至今天下还扰攘。”于是便有了太平天国将士们在这些“圳”呀、“崖”呀和“山”里的生死情爱故事。
       谢友祥当然不可能依据这些流传在那些“泥腿子”嘴里的民间传说来填充历史，这些传说也不可能与历史逻辑严丝密缝般地吻合。如，挖掉一个叫石坑的地方的一处山脊，在国师看来叫“减龙之举”，于是第二年杨梅圳的竹子全死了，南京城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府都成了“苦瓜虫”――发生内讧，最终败亡。这显然有着中国农民式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想像，但不管是怎样荒诞的想像，都是中国农民的想像，也是中国农民对其自身参与的历史行为的解释。直至今天，他们仍然是这样想像与解释着历史，甚至解释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不然，我们是根本无法理解太平天国最后的将士们给活着的自己设祭奠仪式这一悲壮行为的。
       因此，《梦断嘉应州》一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一份来自创造历史的农民自身的文化报告，是历史的亡灵面向今天的言说。这种站在泥土深处的历史言说，对当代所谓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威的颠覆性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得到验证。就像该书中所写到的《长毛歌》的传奇流传经历一样，由自残割鼻的平东王何明亮编写，由太平天国为数不多活着的阉人侯全和盲女来传唱，直到今天，还成为了在早已血迹淌干的嘉应州长大的谢友祥们滚瓜烂熟的童谣。这种记忆已经复制了一百五十余年，你能说它会就此断绝吗？
       侯全可以被阉割，盲女可以被欺凌，但从他们嘴里所呼出的历史意志却不可欺凌的，因为它的背后有着一个一直在自言自语的庞大的农民群体。这大约也是谢友祥写这部关于太平天国传奇的最大的底气所在。

（《梦断嘉应州――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广东旅游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