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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归子(一个客家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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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17 23:00: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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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归子
作者: 春天的小鸟  发表时间: 2005-11-12  所属类型:历史传记


作品相关
  一 题外话《把信送给加西亚》   二 前言
第一卷 幼年时期
  第一话 马来西亚吉隆坡——关津   第二章 父亲回国   第三章 父亲拓荒种橡胶
  第四章 迁居泰国   第五章 重返吉隆坡   第六章 我当上了砍柴工
  第七章 我开始当胶工   第八章 半工半读   第九章 我的爱情小插曲
  第十章 学“神功”   第十一章 泰国时局动荡   第十二章 我结婚了,但有点特别
  第十三章 开始更广阔的社交活动   第十四章 如获至宝:猎枪   第十五章 从康乐洞搬到康月
  第十六章 开始参加抗日组织   第十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第二卷 在沦陷区槟城岛
  第一章 沦陷后的槟城   第二章 在沦陷区槟城岛的生活   第三章 做生意不成反入狱
  第四章 再次冒险   第五章 搬家归故里   第六章 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作品相关

一 题外话《把信送给加西亚》
( 本章字数:2721 更新时间:2005-12-21)


首先现说点题外话,在这里我向各位介绍一篇我个人认为有意思的文章《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是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先生刚到任时介绍给海南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加强提高各级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执行能力。更好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我个人认为里边所表达的思想对我们的求职工作有一定的帮助。或许也有人看过这片文章不过这本书是我与一位好友共同以英文原版为基础结合中国人的习惯编译而成。
  把信送给加西亚

  原著:阿尔伯特?哈伯德

  编译:甘柄中 春天的小鸟

  在这次所有关于古巴的事件中,有一个人像位于近日点的火星一样,突然跃出我记忆的地平线。

  在西班牙与美国战争爆发时,美国与古巴起义军领导人加西亚将军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而加西亚将军藏身于古巴茫茫的群山当中,谁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位置,也没可能通过寄信或发电报找到他。但麦金莱总统必须尽快与他取得联系,并得到他的帮助。

  怎么办?

  有人向总统建议:“如果有人可以找到加西亚,那这个人一定是罗文。”

  于是罗文怀揣着麦金莱总统给加西亚将军的信出发了。至于罗文如何拿信、打包、藏好;如何搭四天船登陆古巴,再花三个星期徒步穿越这个布满敌人的岛国,最终如何把信交到加西亚将军手中--这些过程我无意细说。这里我想和各位读者探讨的是:罗文从麦金莱总统那里接过信的同时为什么不问:“加西亚人在何处?”

  像罗文这样一个人,我们应该在所有大学里为他塑造铜像,用于纪念他的精神。年轻人不但需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不单单是他人的谆谆教导,更重要的是学会一种信念:坚定上级对你信赖的忠诚,全力以赴,动以雷霆的完成任务-- “把信送给加西亚”。

  今天加西亚将军早已离我们而去,但世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加西亚”。没有人会那样拼命去干一件别人急需帮助的事情了。也没有人会惊讶一个人时常表现出来的无能--对处理事情的软弱或心不甘情不愿。

  当懒惰散漫、浑噩愚蠢、漫不经心、心不在焉成为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后,他是不会成功的。除非他威逼诱惑他人为其出力;或者,善良的上帝为他创造奇迹,派灯神给他做帮手。

  您,读者,就此事可以做个试验:

  您有6个手下,您随便叫其中一个并提出这个要求:“请你看看百科全书,给我做个关于吉里吉奥生平的摘要。”

  他会不会静静地说:“是的,先生。”

  然后就着手完成这个任务呢?

  不会,绝对不会,他会愣住,呆呆的看着您问您一个或数个问题:“他是谁?”“那一本百科全书?”“在哪?”“我是因为这个被雇佣的吗?”“为什么不叫查理去做?”“急不急?”“还是我把书拿来你自己查?”“你究竟想知道什么?”

  我敢以十赔一的赌注和你打赌,在您回答了所有问题并解释了怎样去找,和为什么您需要它之后,他才会帮您弄来。当然,我有可能会输。但根据平均定律,我又不会输。

  假如您是聪明人的话就不会费神地教您的属下:吉里吉奥应该在索引c查找,不是在索引k里,而会和蔼地微笑着说:“没关系。”然后自己去查找。

  缺少自主活动的能力,心律素质低下,意志不坚强勉强接受任务——这些东西就是未来社会崩溃的根源,如果人们不是为了自己而行动,那么他们会干什么?特别是当他们的努力是为了对所有人有好处的时候?

  每个公司里看起来似乎都有很多可以委以重任的人,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你发布广告招收速记员,面试当中会有许多即不会拼也不会写,而且认为这些并不重要。这种人可以写出一封给加西亚的信吗!

  “你看那个人。”一家大工厂的工头对我说。

  “看到了,他有什么问题吗?”

  “他是个很好的会计员,但是我如果派他到城里办点事,他可能会顺利的完成差事。另一方面,他可能逗留在途中的四个酒吧中的一个,而到了城里,他还可能忘了自己的差事。”

  你相信这种人能把信带给加西亚吗?

  我们近来常听到许多同情的呼声,同情那些“在苦力工厂工作的可怜人”以及“那些为了寻找舒适工作而频频跳槽的人”。但从没有人提及那些不断衰老的老板们浪费了多少时间与精力帮助那些不求上进的懒虫们振奋;也没人提及老板们长期的耐心地盼望着那些在他背后投机取巧、敷衍了事的职员们能够勤奋。

  在每个企业,都有一些常规的整顿。老板们经常要送走那些不能对企业有所帮助的职员,同时也招收一些新成员。不论世道怎样,这种淘汰都会进行。不同的是当经济不景气或就业机会不多的时候,这种工作才会有明显的成效――那些没有才干或不称职的人,都会被企业所摈弃,只有有能力的人才可能被留下来。老板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只会留下优秀职员――就是那些能把信带给“加西亚”的人。

  我认识一个有才能的人,但他没有独立管理一个企业的能力,并且他总是疯狂的猜疑:疑心他的老板在压迫他或者企图压迫他。他即没有领导他人的能力,又不愿被他人领导。假设你让他把信带给“加西亚”,十有八九会回答你:“你自己去。”今晚经过男人走在街上找寻工作,风呼呼的吹过他破旧的大衣。没有人认识他也不敢雇佣他,因为他对现实不满、不通情理,是个牛脾气。唯一能让人留下印象的是他那双厚厚的露着脚趾的九号靴子。

  当然我知道这种道德缺失的人比那些肢体缺失的人更不值得同情。但是,我们应该对那些用尽毕生精力去开展大事业的人表示敬意: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没有限定的,他们的头发因为在行业里苦干以求生存而迅速变白。如果他们一个不小心就会变得两手空空,食不果腹,无家可归。我说的太严重了吗?可能是吧。但当整个世界消失的时候,我希望为成功者说句同情的话――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终获得成功的经历,是指引后人努力方向的风向标。的他们从成功中得到了什么呢?除了食物和衣物,并没有其他的什么!我曾为了混碗饭吃而打工,也曾做过老板。我懂得在这两方面各有各的话说。

  我尊敬那些不管在不在都坚持工作的人。当你交给他一封给“加西亚”的信时,他会安静的带着信,不问任何白痴问题,也不会随手把信扔进下水道里,只会全力以赴的把信送到。这种人即不会被解雇也不会为了加薪罢工。

  文明,就是漫长焦虑的找寻这种人才的过程。

  这种人不论有什么愿望都能达成。每个城市、乡镇、村庄都需要他,乃至每一个办公室、商店、工厂。世界呼唤、渴求这种人才――非常需要并且迫切需要他――他就是可以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

  谁将把信送给“加西亚”?

   阿尔伯特?哈伯德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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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言
( 本章字数:399 更新时间:2005-8-8)


原著:叶战风
  整理:春天的小鸟

  前言

  离休初期,我拟驾驶摩托车周游全国,收集各地风土人情习俗,与人合作写一本旅游纪实。开展旅游事业宣传。后因旅途燃油不能解决而作罢。

  从1984年开始心脏病日益加重,除了看病吃药、练练气功,在家无所事事,日子很难过。1986年开始写这本《实践?见闻?纪实?回忆录》。由于疾病缠身,写写停停,停停写写,1990年基本完成初稿。1993年5月完成修改稿。2003年5月付梓。

  这本回忆录是日记式的,题目很多,从幼年时代写到离休为止。本来可分成幼年时代和参加革命工作两个题目较恰当。但由于本人写作能力有限,不懂逻辑概括,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错误不少,望识者指正。

  我写这本回忆录只是作为一本日记给自己看的。其中有些事例用正确观点观察,也许会给后人引以为戒。

  这本回忆录谨送本人家属、亲友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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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幼年时期

第一话 马来西亚吉隆坡——关津
( 本章字数:1388 更新时间:2005-8-10)


  哇~哇~哇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7月30日(农历庚申年六月十五日子时),随着几声婴儿的啼哭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战风出世了……

  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以北八条石(八英里)有个地名叫关津,当时这里是个小镇,说它是小镇也只就是只有一条用鹅卵石铺设的公路,公路两旁有十来间木板锌铁皮屋面结构的单层建筑,全部都是由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开的杂货店、咖啡店、土产收购店和住家。镇的东南面由一个几十英亩的椰子园。镇的西北面公路上坡处的路旁有一棵野生的胭脂梅树,有10多米高60多厘米粗,每年结果一次,果味酸而带着点甜。离树不远有间小小的伯公庙,每逢初一、十五,香火鼎盛,祈福的人很多。紧靠镇东面店铺后约50米处有一个姓叶的人家,主妇40来岁,人称罗义叔婆。镇中有条小道通往山区——双赖多,离镇前行不到半英里横着一条5米左右宽的小溪,小溪上游有个蓄水库,安有泄水闸,水库的水主要供英国人的挖锡船使用。平时小溪的水还不到一米深,但一到下大雨时水会涨到两米多深,溪上横跨两根原木拼成的桥,过了桥向前走500米处有间茅草屋,我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是由曾祖母接生的,曾祖母那年有80多岁,身体健康,体格硬朗。我的幼年时期都靠她抚育。记得小时候常听母亲回忆往事,诉说她的经历。母亲是广东惠阳县(现在的惠阳市)淡水镇牛郎径乡李屋村人,16岁那年奉父母之命嫁给我父亲的,父亲比母亲大3岁,是淡水镇沙坑周田老屋人,有两个兄弟。就在他们结婚那年,乡里有位出南洋的老前辈从吉隆坡回来,那是的人们都叫嚷着“番客”回来了!乡邻闻声都不约而同地到这位久别的乡亲家里听他讲诉在南洋的经历,当然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父亲听后认为往南洋做工挣钱虽然艰苦,但比呆在家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家老小靠租田过日子强。种田靠天吃饭,三种两不收。如果趁着自己现在年轻力壮下南洋去闯闯,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出路。最后父亲含着泪忍痛丢下母亲和当时70多岁的曾祖母还有两位年少的弟弟,下南洋去了。因为祖父母早逝,这个沉重的包袱就由母亲一个人挑起来。

  1907年,父亲跟随着乡亲,挑着一担竹箩,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煤炭山,当挖媒工人。初到南洋父亲第一个不习惯的就是气候,炎热。因此初到南洋的新客都要听老前辈的指导,每天勤冲冷水澡,一段时间后才能适应炎热的气候,这叫冲新客凉。冲新客凉就如同练功夫一样辛苦,先将冷水从头淋下,然后用木棍全身摩擦使之冒出热气,然后重复上边的动作,一直冲到凉爽为止。每天凌晨四点和晚上八点各一次,每次约一小时,要连续冲三个月。如果没有在冲凉上下功夫,轻则中暑重则发大热症而亡。因此有人称“当新客三年内,还不知是人是鬼。”呵,现在不同了,气候变了,科技也发达了,不用那么辛苦了。

  父亲出去身负重担,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家乡家里的老少数口。父亲的为人性格刚强正直,还有上进心,而且脑筋灵活。在生活上克勤克俭,连理发钱都不愿意花,自己用剃刀剃头。要知道挖媒工人的收入并不多,但父亲他除了日常开支外还有盈余。当然也因为下南洋的路费是乡亲资助的,不受高利贷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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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父亲回国
( 本章字数:1046 更新时间:2005-8-11)


1915年,父亲当上“番客”回到家乡,只住了短暂的的日子,就动员母亲、曾祖母出洋。呵,这次父亲出洋不仅带着母亲、曾祖母还带了在乡下挖的草药,还有一些中药、蜂蜜以及淡水客家女人戴的凉帽等。但父亲他不是为了做生意,因为当地的煤矿没有医疗设施,患病的人知道父亲有药就时常找上门来,既可以帮到别人又可以为家里添些家用。
  父亲工作的矿山离家有20来英里,时常是半个月到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母亲就在附近给英国人的橡胶园、咖啡园打杂,就是铲草、施肥、摘咖啡豆。时不时的还会带些粉红色的咖啡豆回家,这个咖啡豆外边那层果肉可甜了,不过千万不要咬破果仁,苦着呢。母亲早出晚归,起早贪黑的忙碌,若是碰到下雨天胶园开不了工,母亲就会和同伴冒着雨到山坑洗“琉琅”,也就是淘锡沙。好像淘金一样用圆形的木盘把雨水冲刷下来的泥沙进行淘洗,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淘上好几马币,当时的几元马币就可以够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了。可是淘洗锡沙一定要到当地的矿务局办许可证否则不但淘到的锡沙卖不到价钱还有可能被矿务警察罚款或拘留。

  曾祖母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家作家务和带我,还养了只大猪。记得在我三岁那年,在煮猪食的炉旁玩火把茅草屋给点着了,还好曾祖母发现的早,呵呵要不然也就没我了。

  当年的父母正值壮年,创业之心勃勃,在几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也有了些积蓄。在1923年也就是我三岁那年父亲再次当了回“番客”。把还留在家乡的9位亲属到带了出来,有两位叔叔和婶婶三人,我舅舅一家三口,和叶森母子,一并带回来的还有从淡水镇黄祝沥娶来的一位童养媳,年龄比我小一岁叫黄连娣。当时一大家子13口人都挤在一间屋里可谓热闹非凡。由于屋太小,所以父亲在距原来屋子一英里的地方重新盖了一座,是一座四房一厅附有厨房、洗澡间带滴水的房子,完全由自己设计,动员全家老小,就地取材、拆旧建新盖起来的。就那样一家老小13口人基本安顿下来了。房子四周种上芙蓉花当篱笆,屋前屋后种上了许多香蕉,门前有一个大概20来平米的空地,每天晚饭后可以在这里乘凉聊天,消除一天辛勤劳作后的疲倦。房子虽然简陋,但却凉爽、空气也好,这里除了白天可以听到石脚山的爆破声外,也就只能听到鸟鸣虫叫了。那座石脚山离我家有3英里,距吉隆坡有13英里。说起那座石脚山让我想起1942年的9月1日,马共中央第八次扩大会议就是在那座石脚山的一个山洞里召开的,只是因为叛徒告密日军出动了500多人包围了会议地点,制造了马来西亚革命史上最惨痛的一次事件――“九一”事件,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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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父亲拓荒种橡胶
( 本章字数:621 更新时间:2005-11-12)


1923年7月家里又添了一口,是个女孩取名:文英。小时候我父亲及其的溺爱我,只要他在家里总是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到1英里外的镇上玩。父亲没什么文化,但有很强的上进心,并且做事踏实。当他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步伐。通过在英国殖民当局土地局工作的一位宗亲的帮助下,向英国殖民政府申请到了3英亩的荒山,离家有20多英里。父亲带着母亲吃住在山上,披荆斩棘开荒种植橡胶,并在橡胶树的间隙里种植番薯、稻谷、菠萝、木瓜、苋菜之类的短期作物,兼养猪鸡换钱。为了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父母长期顶着风雨烈日在异国的荒山上耕耘难得下来,在家里待的时间并不长。
  1926年初,在我刚满6岁是,父亲把我送到祖师坛上学,祖师坛其实就是孔子庙。庙当中挂有孔子的画像并设有神台香炉,早晚香火不绝。在这里教书的是位60来岁的老先生,周围住户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我入学的第一天,老先生就领我在孔子神坛前三拜九叩之后就座在长凳上和大家一起读《三字经》,每天照着念,没有解说。因为聪明乖巧,每逢初一、十五老先生都要杀鸡祭祀孔子,事后老先生总要分只鸡腿给我。

  祖师坛靠近英国人的水库,有些同学在中午放学后总要跑到水库的浅滩上游泳,我也常跟着去。后来让老先生知道了,因为害怕发生意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在放学前在每个人掌心都点上朱砂来鉴别学生是否去游泳,开始时还有效果但后来有个同学不知去哪里弄来了朱砂,每次游完泳就自己点上蒙混过关,我也在那时学会了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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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迁居泰国
( 本章字数:3247 更新时间:2005-11-12)


快乐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在学一年,读完《三字经》后要停学了。因为父亲打算迁居到泰国的合艾市万灵兰区康乐洞村。原因是父亲到吉隆坡时听一个宗亲讲在泰国种植橡胶木薯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经过再三考虑父亲还是决定卖掉已经耕种4年有余的胶园,举家迁入泰国。
  1927年我正好7岁,父亲偕老带幼一家八口迁居到泰国合艾市万灵兰区康乐洞村。在马来西亚留下了我二叔、舅娘合叶森两家。分手时总是会依依不舍的,在眼泪中告别了亲属。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一个铁壳的手提箱、两个藤织的手提箱和几个麻包袋)坐着到吉隆坡火车站乘坐当天开往槟城的火车,在北海――泰山脚站(马来语叫加基乌吉),转乘马来西亚――暹罗的国际快车,途经牛伦、吉打州进入暹马边检站――巴丁勿沙。当时马来西亚――暹罗边境未设移名检查站,人员出入自由无需什么证件,只是在入境前要检查行李,看是否有课税物品。乘火车继续前行进入暹罗境内的昔罗县。在经康览、康月、同伦、万卜至合艾站,行程大约60多公里(不包括马来西亚段)。在合艾迎接我们的是宗亲泰兴叔婆派来的店员(泰兴叔婆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她长得高大健壮,说话音量很大,是个寡妇,有一个儿子叫叶焕祥,她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有开店而且还是万灵兰――康乐洞桑桑橡胶木薯种植公司的股东。)在店员的带领下走了十多分钟就到了叔婆的店。泰兴叔婆见了我们很高兴,一直忙着招呼我们,我们就暂时住在了泰兴叔婆的店里。泰兴叔婆的店是座砖石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也是当时合艾市唯一的砖石木结构的楼房。要知道当时的很多建筑都是木板、锌铁瓦面的。泰兴叔婆的店非常热闹,进进出出的都是万灵兰、康乐洞的人。在泰兴叔婆家住了3天后我们一家坐火车到达万灵兰(合艾到万灵兰约12公里)。在万灵兰迎接我们的是宗亲叶祥叔,他是搞牛车运输的。坐着叶祥叔的牛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康乐洞村。路上发现路的右边是暹罗人的村子和英国人的锡矿。路的左边都是桑桑橡胶木薯种植公司的胶园。

  从马来西亚到暹罗的铁路是由英国人投资的,但许多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向英国公司承包铁路的建设工程。他们承包工程可以在铁路边选择土地,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华人就拥有合艾市的大量土地。距离万灵兰约5公里的康乐洞是一处新开垦区。那里有英国人的锡矿,锡矿上有暹、华工人,技术员40人。因为挖锡船的动力是烧木材的蒸气机,所以矿区附近开有一条小铁路从森林里运送木材,而砍材的工人全是华人。那里还有桑桑公司的一间木薯加工厂,生产成品淀粉、西米(硕峨)、薯渣饲料,产品大多销往马来西亚,工厂里工作的全是来自海南的华人,因为海南岛很早就种植木薯那里的人会传统的木薯加工技术。此外桑桑公司还在里面开设了一家粮油杂货交易点。个体种植户可以拿木薯交换等价的粮油杂货。每月初一、十五供应猪肉,帐面上没有存款者不供应。另外还有一间打铁铺。

  桑桑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解体,木薯加工厂归陈伯贞所有。邓荣波兄弟另开了鸿发公司,公司拥有胶园和矿场。陈参和吴璜各分得铁路沿线和寨港的胶园。

  我们初到时得到宗亲叶祥的照顾。后来父亲也买了一辆牛车,但没想到牛会欺生老是和父亲作对,老把车陷进木薯地,所以只好请印度人来赶架了。本来父亲赶车只是想暂时维持家里的生计,他还是想找地种橡胶。之后不久有位叫邓群的单身汉听说父亲要地,就出让了70莱(泰亩大约1莱等于2.4市亩)地。父亲带着三叔夫妇开荒种地,因为是原始森林时常会碰上黄蚂蚁,也就经常被咬的遍体鳞伤,甚至伤口溃疡,痛苦难当。三叔夫妇因为受不了这些痛苦就回了马来西亚。这样一来因为人手不足就割让了27莱给黄长一家,自己只留下了43莱。这块地离康乐洞有6公里,地名叫北片头。父母起早贪黑,奋斗一年多,先种上了20莱的木薯和橡胶苗。

  我在康乐洞期间,经常跟着印度人赶车运木薯,他很喜欢和我玩,不过他不和我家人一起吃饭,因为他是穆斯林不吃猪肉。1928年在父母的努力下终于在自己的地上建起了一座四檐滴水的茅草房。此后就卖了牛车,全家搬到了北片头最边的山区。我们家的茅草屋座西向东,距离最近的邻居是住在南面的邓群(就是卖地给我们的那个)也相隔有200米,西北面是原始森林,东面是邓任发的地但还没开垦。东北角1公里处有叫钟招的人家,割让给黄长的地在北面,他后来也搬了上来。因为各家住的相对较远当中还隔着木薯林胶林,一般的叫喊都听不到,所以邻居之间如果有意外发生都是敲锣或吹铜哨相互联系,迅速赶往现场形成华人之间的联防,相当团结。

  我就是在那种环境长大,每天天还没有亮太婆和母亲先起床做早饭,父亲一早就背上锄头到地里去了,一直做到吃早饭才回来。刚8岁的我和7岁的连娣带上5岁的贱妹,和大人一起去地理干活,家里就剩下太婆看家。我白天和父母一起干活,晚上父亲就叫我读古文《增广》,只读不解说,还不能打盹,只要一打盹父亲就会敲我的脑壳,夜夜如此。

  橡胶要长到8年才能产胶,在这8年中就需要种些一年收的木薯,靠木薯来养活家人。在橡胶树长了4年后,因为长高了遮挡了阳光,木薯就不能种了,这时就要在外边打打零工维持生活。但家里在那时几近断粮,要知道当时的粮价200斤才3铢钱,可是我们家在桑桑公司的账上却没有存款被勒令断粮,只好到鸿发公司的锡矿上买5毫钱200斤的锅巴,这是当地人拿来喂猪的,我家却要拿来当主食。好在当时家里还有在房前屋后种些瓜菜,番薯,菠萝,要不然还真给饿死。

  不管家里如何的困难,作父母总是疼爱儿女的。每到春节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添新衣服。可父亲为了省钱几十年来都是自己把头剃光。我也是从小剃光头一直到15岁菜到理发店里剃平头。

  1930年,家里条件不好而且厄运连连,除了是经济拮据外。我的太婆也在那时离我们而去。她老人家一生勤俭,抚育过三代人但从未过上好日子。她老人家总说:“要争气,长大要好好创一番事业,光宗耀祖,不要给人看扁了。”可是我却不能实现她的夙愿。

  我太婆姓张,离世时90多岁,体格硬朗,在我懂事时就未见过她生病,走的是那么的突然。父亲在几年前就为太婆准备好后事,自己上山物色好的木料,自己亲手做了一副棺材。太婆后来安葬在三胜中华义山。

  1938年,父亲的三次回国,父亲把太婆的骨灰带回淡水周田――沙坑房牛角窿安葬。

  1930年,暹罗政府宣布征收外侨例税新法令,即把原来的外侨人口税改为外侨随身证例税,凡年满10周岁的外籍侨民必须登记领证,每年每人必须持证到税务机关缴纳4铢钱,外出必须带证随时以备警察检查。

  1930年,陈政良从广东海丰、河源招了大批新客,在靠近我家西南两侧开荒种植橡胶、木薯,同时还建了一座木薯加工场,有海南工人40多人。这样文家原是最边远的山区变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这时我家的橡胶树龄也有2-3年了,正是要施肥的时候。那时我父亲也是及其的聪明,在自己胶园内靠近木薯加工厂的一侧建了座公厕,既方便了工人又有了肥料。我每天还和贱妹、连娣到工厂伙房收潲水养猪,那里的工人对我都很好,常常送我一些西米块。其中有一位叫洪惠的人和我的感情特好,他从海南带来一只铜号,铜号上还系着一条红布条,每到傍晚休息就会吹弄号子,号音响亮,就算1公里外都听得见。他说他是海南的革命军的号手,他还讲过海南农民革命的故事,当时听来有趣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什么是革命,等到我开始理解革命是他就不知去向了。

  每到春节爆竹响,家里就会来一位特殊的客人――暹人乃暖。他是在陈参园最边的地方刀耕火种,他家却在灰罗。往返必须经过我家胶园,所以认识并交上了朋友。家里曾利用他稻谷收割后的闲地种木薯,他也利用我们除草整地之便种橡胶。我们种植木薯换钱解决过渡时期的生活困境,两方都受益。当年我十岁,跟着父母去木薯地里玩,天天和乃暖在一起,学会了他的语言和知道了他的习俗。乃暖收获的玉米,暹罗地豆,香蕉常送给我们。所以一到春节他会闻声而来,吃饱喝醉后摇摇晃晃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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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返吉隆坡
( 本章字数:744 更新时间:2005-11-18)


1931年父母安排我去吉隆坡半山芭姨母那里读书,那年我11岁。独自一人从合艾乘国际快车直达吉隆坡,出车站坐人力车找到姨母家。姨母叫李凤英,姨丈是教师,家有孩子一男三女,最小的年纪于我一般大,他们全家都说英文,生活也是西方化的,连吃饭都用刀叉,让我觉得很别扭。因为表姐表弟都不和我说话,不过可能是语言不通的关系。又没有人给我上课,所以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十分不惯就闹着回了家。
  13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正是不景气时期,马来西亚不知有多少人靠慈善机构过日子,又不知有多少人到慈善机构领船票回唐山。半封建半殖民的暹罗也不例外,社会生产停滞不前经济萧条。橡胶、锡、西米、淀粉市场一蹶不振。新垦区――康乐洞许多人也处于经济拮据中。但同时在暹罗的君主专政的压迫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剥削下,暹罗人民日益生活困难。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党”在1932年6月24日发动政变,推翻了封建皇权统治,建立了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的新暹罗政权。这时我们家也只好放下了木薯和橡胶的耕种,上山打柴卖给英国人,供挖锡船作燃料。木材买卖是由王成兴兄弟向英国人承包的,砍柴的工具可以先向承包人赊购。每立方柴可以买到2――3泰铢,技术娴熟的工人一天可以赚3~5泰铢,在当时来讲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父亲上山砍柴,我带着贱妹、连娣看家,作饭。晚上就念《增广》,白天就抄写。

  20世纪40年代随着家境好转,父亲性格大变,越来越固执,脾气也愈来愈暴躁,而且还抽上了鸦片。为此,母亲和父亲的感情越来越淡薄,矛盾也越变越尖锐。家里变得只有父亲说话算数,母亲稍有顶撞就会招来一阵拳脚。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有人占他一点便宜,他都会寸步不让,因此有段时间一度和邻居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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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当上了砍柴工
( 本章字数:516 更新时间:2005-11-18)


1932年末,父亲要我和他一道去砍柴,我当时很高兴,因为在家里抄书实在是闷,当年我11岁。带着芒果、叶茶、饭菜上路去巴麻山,往返路程有10公里,中午在山里吃饭,早出晚归的。我扛着1.5磅重的番斧,和大人一样砍着50公分粗的大树,从早到晚干得很欢,让父母高兴。
  砍伐木材政府是有规定的:杂木允许随便砍伐,柚木是不能砍的。巴麻木(就是漆树)要有政府的人在树身上打上钢印才可以砍。

  木材也有规格要求,原木直径不小于6公分×1米长,直径超过10公分必须破开。每月底承包人和政府人员到现场验收并盖上钢印。收购方才发工资。家里有了财源,日子就好过了。

  1933年4月1日,披耶马奴认国务院长后,奏请拉玛七世解散国会,恢复帝制。乃比里被排斥在外。1933年的6月21日,以銮披汶颂堪为领导的政变成功,重新召集国会并委任披耶拍凤组阁。

  1933年11月6日,母亲生下了观平妹妹,但由于观平出生后身体多病,并且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及差。在一次病的较重时,母亲跑去求神,得到观平的“八字”与家人不合要让别人抚养,父母就决定送给种贵伯作孙童养媳。过门的日子都选好了,不过在我们儿女的哀求下终于没有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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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开始当胶工
( 本章字数:542 更新时间:2005-11-18)


1932年,父亲与邓任发签订换工合同,我为他在万灵兰与沈火娘相连的50莱的胶园铲除行间草、砍掉矮树丛、野草,橡胶由我们割,产出的胶作为补偿,期限是一年半。为开割橡胶作准备,父亲和我到合艾收集炼乳罐做胶杯。相隔5年后第一次到合艾市场变化很大,以前只有横竖两条街,现在多了两条横街。
  为了割胶方便,我和贱妹、连娣临时搬到桑桑园和海南人辉叔住在一起。辉叔是做西米的工人,单身汉还抽鸦片,生活并不好。我们自己开伙一日三餐都是素的。母亲明天凌晨两三点赶6公里路来和我们回合,再走上3公里才到胶园,收获的胶水挑回陈伯贞处加工成胶片。我们每天上午割胶都要被露水打湿鞋,时间长了脚缝都会糜烂出血,当中的痛苦可想而知。当时市面上并没有防水的鞋卖,只有自己把布鞋的面上涂上一层生胶,比单纯的布鞋防水性好些。长筒防水鞋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有一些。

  1933年,胶价比我们刚订合同时涨了不少,每百斤涨了3泰铢。家里碰上这个机会赚了不少。合同期满后,我们搬回家住。每天往返10公里到寨港吴璜的胶园割胶。1934年9月22日,因为人民议会反对政府参加国际“橡胶限额协定”,被议会投了不信任票导致政府倒台,摄政委员会提请披耶拍凤重新组阁并担任国务院长,銮披汶任国防部长,乃比里任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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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半工半读
( 本章字数:1759 更新时间:2005-11-18)


1934年,桑桑公司拨出一栋长廊做学校并从合艾请了一位教普通话的教员,叫叶栋是梅县人。他的教学方法不同于以前我跟过的老师,白话文易懂有读有解,对学生的态度也是和蔼可亲,学生有错也不打不骂、只是谆谆引导,学生很尊敬他。大家的学习情绪很高,我们边割胶边上学。可惜好景不长,教不到一年叶老师就因为薪金微薄到合艾中华学校当校长了。
  停学一段时间后,又请到一位名叫黄焕的教员是广东惠东人,教书时用客家话。学生课本每人一册但每本都不同,老师逐个领读后,让学生每周逐个背诵过关,背不出就会被体罚。每天下午课余时在室外和同学踢足球。我们的足球是用胶丝绕成的踢起来也满顶用的。不过学习的生活也没有维持太久老师又不干了。

  1932-1934年,万灵兰康乐洞周围的橡胶先后扩大开割面积,胶价也由每百斤7泰铢提高到36泰铢。胶农的收入增加也带动了集市的繁荣。康乐洞的铺子也多了起来该有的都有了,但就是没有一所稳定的文化教育场所,使许多胶农的孩子求学无门。

  1935年,我15岁时,父母通过关系关系,把我送到马来西亚槟城时中学校读书。寄宿在观音街的一家广府人的店里,这家店的老板是生产斧标驱风油的。当时住在那里包吃和洗衣服,每个月的费用是7马币,那时每一马币可以换1.25泰铢。

  入学时没有考试,自报入学班机,我不自量报读小学5年级,结果开始时许多作业教了白卷。想主动降级又丢不起脸,后来学校帮助安排了一位校外的老师帮着补课才慢慢好转。可是到了年终考试除了语文外,其他的课程还是不及格。因为以前根本没接触过程度差的太远。接受一年新文化的教育,见了槟城的大市面也开阔了眼界多少改变了乡巴佬的形象。总的来说,学问没有学到多少,少爷作风倒是学了一些。年假回到家,父亲得了严重的胃病不能劳作,家里缺少劳动力也就辍学在家割胶。

  北片头的乡邻父老眼看自己的儿女入学无门忧心忡忡,大多数的乡亲父老都没有文化,但现在日子好过了总想让自己的子女可以读上几年书,以后在社会谋生也比较方便。可是苦于没有教学的老师。1936年在钟九伯胶园割胶的工人肖富介绍的一名叫叶杰的老师到北片头任教。乡亲父老为此专门盖了一栋草屋,既是学校又是老师一家的居所。叶老师是惠阳淡水人,据他自己说青年时期家庭富裕读过不少书,在辛亥革命是期曾经在广州宪兵学校读过书,当过短期的宪兵,辛亥革命失败后来到暹罗。叶老师一家上午为钟九伯割胶下午教学,学生都是胶农子弟。半年后因为叶老师一家的割胶技术太烂被钟九伯解雇了而教书的收入又养不活一家人,也就停课搬走了。

  后来我们同学之间商议,请了一位暹文老师来教暹文。这个老师原是暹文学校的正式老师,后来由于薪金微薄也就改行当了挖锡工人。上午他在锡船上班下午给我们教书,他增加了收入我们也增长了见识。读暹文没有什么难得,平时都有和暹罗人说,老师教我们文字很快就可以结合使用。可惜几个月之后这位先生又高就了。

  1935年,自家的胶树也部分产胶,胶价每百斤卖到了50泰铢,三级大米每百斤才3泰铢,每人每月的伙食费约6泰铢,家里的收支有余。1936年我家又买进了10莱的胶园,母亲和连娣在家就地割胶,我和贱妹到新买的胶园割胶。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有一天我们锁在胶树下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后来通过村长乃挽娇的弟弟乃曾花30泰铢赎了回来。随着胶园面积扩大,产量的增加资金积累也多了。1936年末,父亲把新买来的胶园卖掉,同时在三胜路口买了胡妹叔婆的25莱未全产胶的胶园。狐媚叔婆因为儿子得了结核病死了才卖掉胶园回国的。她家乡在惠阳淡水稔仔岭,建有房屋,买田出租解放后被划为富农。

  新胶园在三胜路口,东面隔着姓郑人家不远是中华义山,南面是一条通往黄琴矿山的公路,西面是陈顺和叶才的胶园。晚上割胶左右两边都有灯光而且相隔不远不会觉得害怕。但最怕胡妹叔婆留下的那间空屋。每次靠近听到什么声响,立刻全身起鸡皮疙瘩老想胡妹叔婆的儿子是死在那里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经受过严格的家教懂得礼义廉耻孝敬父母尊长,得到了父母的信任,放松对我的约束。同时我也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之一,承担着家里的事务,在社会上活动的时间多了,接触的人也多也就更觉的需要文化知识。虽然肩负重任但仍然坚持半工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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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我的爱情小插曲
( 本章字数:547 更新时间:2005-11-26)


半工半读时我曾经遭遇同学们的笑话,事出于我的邻居女同学黄玉娇身上。她每天都搭坐我的自行车上下学,当时我17岁她15岁,同学们都打趣我们在“相爱”。其实黄玉娇不过是为了省事,而我认为随路罢了。但是被同学打趣多了难免不舒服,可她到不以为然。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把后座的螺丝拆了一个借故不能搭人。可是也不能老是坏了不修,最后也只好老老实实让她搭车。好在后来这事传到了她妈妈耳里,她妈妈很快买了一部自行车,谣言也就到此结束了。
  说道这里就要讲到我家和黄玉娇家的一段恩怨。黄玉娇的父亲就是黄长,他的土地是和我家买的,以前有过协议在种植边界的橡胶时双方必须距离边界中线12英尺。我家按协议栽种,但对方违反协议,所以引起纠纷。再后来他家的大男孩常搞小动作把我家的橡胶树的枝芽打断,也就越闹越激烈就此翻脸。

  1930年,黄长的长子不知何故被邻居钟招的雇主杀害,隔了一年之后黄长也病逝了,留下了黄玉娇和她母亲以及二子盘送,长子的童养媳。有一夜,一条巨蟒钻进她家吃鸡,她家人大声喊叫求救,我父亲以为是盗贼抢劫,立即手持长矛赶到她家随手把巨蟒刺死。有似兄弟鬩于墙,外御其侮,从此两家也就恢复了往来。后来黄玉娇嫁给了合艾的一位建筑老板的儿子谭进喜。1980年我重返泰国时,朋友还带我去见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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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学“神功”
( 本章字数:641 更新时间:2005-11-26)


万灵兰――康乐洞周围时常发生暹人抢劫华人财务、打伤人的事件。为了自卫大家组织了联防队,以鸣罗吹号为信,一家有事八方支援。在青年中许多人练习功夫,当时有位叫杜有的师傅是茅山派的,会“神功”。他在康乐洞开了一家武馆,收了一批弟子。武馆里有锣鼓、雄师,每到春节就组队到各处拜年。为春节增加热闹气氛。后来暹罗政府的排华政策陆续出笼,禁止了舞狮等活动。就再也看不到这种热闹场面了。
  谈到自卫练武的事就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和罗八、袁民、巫娇四人到暹人的村庄,买了一只猪抬回巫娇家,在天井屠宰,由经验丰富的罗八持刀。袁民、巫娇两人抓住猪的脚,可是这次刀尖怎么都刺不进猪胸膛。罗八疑惑不解,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这时正巧我从门外进来看到有陌生人站在近天井门的一侧用剑指着那只猪,我见状不知所以然也就没做声,直冲进天井。该陌生人见我进去也就收剑,这时刀尖已经捅进猪心。

  事后,罗八他们仍议论不休,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看到的事,就追着那个陌生人。原来他是鸿发矿山的工人,他和巫娇相熟,常来他家作客。当问到为什么用剑指猪时,他微笑不答,问的急了他才说是作寄打试验。当时我们听得神乎其神,很是欣赏。

  宰完猪后,除了猪肉和猪肝分到各家之外,其他猪杂在当晚就在罗八家聚餐了。当时也留下了那位矿工一起就餐,酒过三讯重提“寄打”的事,他也和盘端出说他在国内时练过“神功”身体可以刀枪不入,还会用“寄打”。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他终于答应教授我们。不过后来出了些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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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泰国时局动荡
( 本章字数:759 更新时间:2005-11-26)


暹罗自从1932年6月24日政变之后,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安,到1938年12月的六年中换了8届政府。1938年12月6日,人民议会再次提出预算案,要求在国会上通过,政府认为人民议会是有意为难政府,故解散国会。摄政委员会委任銮披汶组建内阁。当时銮披汶是陆军上校担任内阁的国务部长兼国防部长,乃比里任财政部长。
  銮披汶自任国务部长后,开始实行独裁政策,大肆排华反共,宣扬狭隘民族主义,改暹罗国名为泰国。实行职业条例对华人的子弟实行强迫教育,限制华文教学时间•••••等等。对华侨的冲击十分激烈。中华民族正处在祖国受蹂躏、华侨受排斥的水深火热之中。华侨救亡运动也在悄悄日益高涨。

  1936年9月,新加坡建筑工人罢工,工潮引起连锁反应(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独立)。1937年2月马来西亚雪兰莪――加影12公司和东兴隆胶园也大罢工。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波及煤矿、锡矿以及整个雪兰莪其他行业。从3月17日至4月下旬,英国殖民主义政府派出大量军警、暗探逮捕和屠杀工人。许多胶工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移居暹罗――康乐洞――康月等地。叔父和吉隆坡关津八条石那位罗义叔婆也是在这时先后来到康月的。罗义叔婆的儿子叶寿生和儿媳高招娣和女婿邓覃安夫妇等,在康月附近买了一片胶园。

  当我从报纸看到雪兰莪罢工的消息后,深表同情。就很幼稚的写了一张呼吁书贴在康月中山路口,鼓励割胶工人支持雪兰莪工人罢工,但究竟如何支持,自己却也不知。结果呼吁书很快被人撕去,一点反应也没有。

  雪兰莪移民的婚嫁习俗使北片头的风俗起了微秒的变化。一位来自雪兰莪的少女嫁给了一位刚和童养媳完婚不久的人为妻,在北片头首次突破一夫一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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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结婚了,但有点特别
( 本章字数:902 更新时间:2005-11-26)


在我18岁的时候,父母正准备为我成亲,这时从雪兰莪弓蕉园何玉招的父亲介绍他的邻居何发之女何玉兰给我当妻子。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意思是以王招伯之子为例,多娶一个媳妇。我也理解父母的想法多一位媳妇添多一份劳动力,并希望多子多孙,何乐而不为,而我在酒恶贪新厌久的想法中答应了。我当时还认为童养媳黄连娣从肖和我们在一个家庭长大如同兄妹一样,父母对她也一视同仁。她生来虽不活泼,头脑反应有些迟钝。但她性情和睦,工作也任劳任怨,家里人叫她干什么从来不会说声不字。如果说到和她的感情,也可以说的上融洽的,当然过去我也曾经骂过她,记得有一次我炒菜她烧火把炉火弄熄了,我顺手用锅铲朝她头一敲,她忍着痛留着泪,继续把炉火烧着。事后我感到内疚,拨开她的头发看到有伤痕,此后再也没打过她了。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自问良心怎能在此时此刻把她抛弃呢?加上封建婚姻和园邻的影响下,产生了既恋旧又贪新的思想,我同意了父母的主张,启程去吉隆坡弓蕉园谈亲。
  何玉兰少年时丧父,留下她母亲、大姐和两位双胞胎哥哥。大姐已经嫁给她邻居赖炳为妻,两位哥哥未结婚,兄妹三人靠割胶为生。

  我到了何玉兰的家之后就住在那里,我把我家的情况如实向她家讲清楚,他们一致同意何玉兰嫁给我。隔天在介绍人何招的父亲在场,我和何玉兰互换了订婚戒指。稍后由父亲去接何玉兰回家。

  1937年6月举行婚礼,向祖宗三拜九叩,给父母敬茶,晚上邻居青年都来闹洞房,还设酒席宴客热闹非凡。就这样,我促成了两位妻子同日结婚的罕见事例。

  我婚后一段时间仍在家割胶。割胶这门活,每月30天都全出工,每天凌晨一二点起床,一直干到下午两点才完工,工作量之重时间之长可想而知。由于睡眠不足,往往在割胶中倒在胶树下睡着了,成群的野牛经过自己的身边都不知道。长年累月熬夜,兼受电石灯火的熏炙,曾经一段患头疼症,思想烦躁,对割胶工作厌烦,总希望有朝一日脱离割胶工作。但是自己除有割胶之外别无所长,要改变职业谈何容易啊!

  婚后一年多就上任爸爸了,1938年8 月11日,何玉兰生下女儿葵英。1939年黄连娣又生下一女孩,遗憾的是我那女儿还不到一周岁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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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开始更广阔的社交活动
( 本章字数:1469 更新时间:2005-11-26)


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性格固执暴躁,不过他处理事情考虑周全胆大心细。自从只身下南洋开始,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着。1938年,父亲看上了昔罗县的康月埠――华人聚居地。那里靠近马来西亚,交通方便治安较好,胶园价格合适,有发展前途。于是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康月埠。首先卖掉三胜路口那片20多莱的胶园,接着在康月中山路买进一片63莱有40%产胶的胶园,整片胶园长满了丝茅草,要花很多力气才能弄干净,不过那片胶园面积够大还价格便宜,基本上还是核算的。
  新买的胶园有间茅草屋没有人居住,这时三叔夫妇又从马来西亚来到康月。因为在马来西亚混不下了才过来投奔父亲的,在征的他们同意后,按照雇工较优的待遇安排他们在中山路的那片胶园割胶并帮着铲草。我则不定期在该胶园往返康月和康乐洞两头家。在外活动多了,接触的事务就多了,感觉自己事事都比别人差一街,就促进了自己的求知学习的欲望。

  首先注意读书看报,关心社会上的事。经常蹲在合艾的书店里,那时 读了邹涛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暴风骤雨》。订阅了槟城出版的《现代日报》,《西行漫记》等进步书报。通过上述书报开阔眼界,增长了见识对祖国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结合自己侨居异国的亲身体会印象更为深刻,从而激发了自身的爱国之心。

  自从我认真自学,开始向《现代日报》投新闻稿。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初始的投稿都被退了回来。不过我没有因此气馁,坚持不懈的写下去,或许是因为我的坚强意志感动了《现代日报》总编辑。方君壮(古图)、编辑林珊珊等,接着的稿件都是修改过后才退回来的,这等于函授指导。我通过退回来的稿件认真学习之后,提高了写作能力,此后发的稿件都能见报了。我记得其中写了一篇揭露某妇女虐待婢女致死的详细报道,见报后轰动了康月,咖啡室里的群众纷纷议论,对某妇女的行为共同声讨。

  随后我被《现代日报》聘为驻康月的通讯员。还参加了通讯员纲,通讯员之间通过信件结交朋友,各找对象交流写作经验。期间我交上了一位共同患难的战友――陈若三。他是海南文昌深田村人,年龄比我大十岁。他九岁失去父亲,在家放牛数年,十五岁跟着同乡到了马来西亚丁加奴北加埠,作割草工人。20岁回国结婚,21岁再次到马来西亚槟城作茶楼服务员,当时月薪才4马币。以后又转为饭馆结帐员,这是的月薪是10马币。在干了整整十年之后,接着和英国人打杂,月薪提高到30马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马来西亚槟城沦陷后,陈若三寄居在李福海家里。他早出晚归在槟榔律街边摆卖罐头食品。正巧当时我家已迁到槟城,从此我和他来往密切。

  陈若三是位吃苦耐劳的老实人,对朋友坦诚热情,每次和他在一起都能畅所欲言,久而久之成为志同道合的知交。1942年5月,他和我带自行车到泰国去卖,想从中挣点钱维持家计,可是没想到在路过吉打州依打那被日寇拦截关在吉打州监狱。陈若三和我被误认为抗日分子。若三遭到毒打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在关押了23天后被释放。1950年10月陈若三回国,被安置在文昌家乡的乡供销社,1974年退休,至今退休金每月才125元人民币。他的大儿子接替了他在供销社的工作,不过1991年因病夭亡。至此家庭生活困难,我在手头宽余时会寄点钱给他,当是老朋友的问候。

  陈若三是一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抗战期间在马来西亚为了支援抗日办过许多募捐活动。抗美援朝时期还把准备给女儿当嫁妆的金项链和金戒指都捐了出去。若三再回到家乡后一直义务担任深田振才小学的董事长达40年之久,可见他爱国爱乡爱教育的热诚之心,可是他个人所得却是如此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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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如获至宝:猎枪
( 本章字数:255 更新时间:2005-11-26)


初到康月的时候结识一位宗亲叶检,他的父亲叫叶娇是从泰国海悦迁来康月,在我胶园附近买了一片40多莱胶园。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泰语,他介绍我认识当地泰人村长乃连。叶检有一把猎枪工余时间常邀我一起上山打猎,常猎得野鸡和猴子。从而激发了兴趣,我以防盗为名,征得我父亲的同意,请村长证明向当地政府申请批准,花了90多铢买了一把单管猎枪。闲时就往山里钻,每出去一次总有所获,有一次我还猎得一头200多斤的水牛鹿。几家人分食了好几顿。
  有了猎枪也结识不少猎友包括泰人在内,有时五六人上山,全副武装好像游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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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从康乐洞搬到康月
( 本章字数:534 更新时间:2005-11-26)


1939年初,康乐洞的胶园卖了,当年九月全家搬到了康月中山路的胶园,接着在合艾康华都买进50莱胶园,雇佣了几个雇工帮着割胶。当时家里共有胶园115莱,胶价每百斤也卖到80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胶价每百斤又涨到120铢,这时家里的收入可观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
  在新居地我和妹妹文英及两位妻子依旧割胶,观平妹妹帮助收胶,母亲看管小孩。父亲不能劳动,早餐之后到康月市场烟廊抽鸦片,下午两三点才回家,每天如此。

  由于劳动力,我的劳动量比以前减轻,工余时间较多,往往中午睡醒之后骑自行车到康月市场咖啡店与茶友聊天,或者到当地华民学校和黄禄光老师谈天说地,黄老师在1939年回国抗日,曾到陕北抗大学习后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也许是为国捐躯了。

  父亲的性格是能顺不能逆,我搬到康月后的一段时间比较逆来顺受。所以他对我也比较信任,放手让我去管理胶园的事务。不过我没有包管钱的权力,每次卖胶收入除了发给工人工资之外,余数按单据交给父亲,平时正常必需开支则向父亲要,他还是照给的。但是如果涉及政治如支援祖国抗日的捐款他是不会给的,主要是怕犯法坐牢。

  我为了取得在社会活动的钱,我曾经多次干坏事用退色灵涂改卖胶单据的数目,从中贪污一部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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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开始参加抗日组织
( 本章字数:808 更新时间:2005-11-26)


1939年2月的一天,偶然收到一封来信,署名廖俊标,此人事前不相识。但知道他是合艾火车站直街廖俊成饼店的儿子,常往返昔罗、康月等地推销饼干。来信的内容是知道我是《现代日报》通讯员要和我交朋友。我持信去找他,他又介绍廖沙金又名郑海鸥同我认识,三人相互交谈内容涉及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的问题,并取得共识。接着由郑海鸥介绍我参加地下组织――抗日后援会。据郑海鸥介绍该组织发起人是杨升福又名杨明福。
  杨明福是福建人,家在泰国董里府,原是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在校是抗日活动分子。泰国名叫乃宋,曾是泰共负责人之一,某年被泰国反动政府逮捕牺牲在狱中。其妻方苏又名方为,曾经一段时间居住在昆明。

  抗日后援会主要的工作是向海外华侨人士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抵制日货等,组织捐献支援前线抗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工我负责康月、同伦两地。组织募捐队伍,进胶园搞宣传劝捐活动,在市场发动义卖。捐献者多数是工人、小园主。募得义款汇去香港又利银行何柳华收(既廖承志的化名)。

  我参加抗日后援工作后,在康月结识了杨文苑,这个杨文苑当时是在康月橡胶园当“游击”教书。他的年龄比我大10岁,有文化很健谈,对国际国内的事情懂得很多,同他交谈受到很多启迪。事后才知道他是革命老前辈,早在1931年就在新加坡柔佛等地担任过共产党团的重要工作。后来在一次英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扫荡时他被捕入狱了。接着他被驱逐出境到香港后,他再潜逃去泰国曼谷继续参加当地的抗日工作。以后又从曼谷调来南线工作,他以教书为掩护从中宣传组织抗日活动。此外,我还认识了一位叫张达云的裁缝工,他是马共的逃亡者。此人未见其活动,后来听说他病死在素叨他尼府。

  随着祖国的抗日呼声响彻全世界,特别是华侨众多的国家纷纷响应,新加坡以陈嘉庚为首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会。康月部分商人橡胶园主和爱国人士也响应成立了组织,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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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 本章字数:2659 更新时间:2005-11-30)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泰国的形势由于銮披汶任国务院长兼外交部长,实行独裁统治,宣扬狭隘的大泰族主义,大肆排华反共,并于1940年末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收复失地”为名出兵印度支那、缅甸、老挝。引发了泰法战争。在这期间銮披汶更加疯狂的排华,宣布保留职业条例,封闭华文学校,强迫华侨子弟读泰文,划军事禁区迫使华人破产离境,增加各种税收,致使华侨处境岌岌可危。为逃避现实,我同父母商量决定卖掉康华都50莱的胶园,收缩资金。全家老小九口人,于1941年6月迁居马来西亚槟城,住在干冬律九号的出租屋。当时拟在槟城海峡以外重购胶园,认为在马来西亚投资比较安全自由。但几次都没有碰到满意胶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銮披汶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攻守同盟,向美英宣战,銮披汶自升为海陆空三军统帅,命令泰军占领缅甸掸邦。日军不响一枪一炮的从海陆两路长驱直通泰国进攻马来西亚。

  日军12月8日,在马来西亚东海岸哥打巴鲁登陆。另一路从宋卡登陆经康月、昔罗、樟仑,攻击吉打州防线。12月13日亚罗士打全部被日军占领。

  12月12日晚上9时在胶园里听到枪声断断续续的轰鸣,我和两个邻居三个人走到康月中山路公路旁橡胶园隐避处,看日军沿着公路向马来西亚方向前进。日军先头部队全是骑着轻便26寸的自行车,步枪就架在自行车上,车身很矮,坐在自行车上双脚一站马上就可以射击,既方便又快捷。随着自行车后面的炮兵部队,卡车后面拖着重炮,半掩着灯光,约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缓慢前进。

  同年12月17日日军占领槟城,12月31日占领关丹,1942年1月10日占领巴生港口和马六甲。1月11日占领吉隆坡,1月20日在柔佛州兴楼港登陆并在柔佛州哥打工宜、新山等地与华侨抗日义勇队相遇,发生激战。由于英军撤退,义勇军孤军奋战损失惨重。1月31日新山终于被日军占领。2月15日新加坡又失守。总共一个月零八天整个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全部被日军占领。

  马来西亚新加坡沦陷如此之快,主要原因有三条:(一)英帝国在军事上无能为力;(二)牺牲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不抵抗战略;(三)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网就遍布于泰国和马来西亚。他们以经商为掩护暗中搞军事情报,各处地形路线和驻军据点他们都熟悉得很,包括小山路。日军进攻吉打州的第一道防线,就是以少数兵力蹬自行车从小山路切断英军的后路,炮兵从公路正面轰击形成前后夹攻,吓得英军惊惶失措,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我们在事后才知道的秘密:例如康月在几年前就有一间夫妻牙科店,平时听其口音似是上海杭州地方人。可是日军进入泰国的第一天,那男的已穿上日军军官的服饰腰挂军刀带着妻子走了。还有合艾三楼株氏会社成为当时日本的军事指挥部。日寇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罪恶滔天,炎黄子孙决不能掉以轻心!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槟城沦陷前,我与母亲回去康月胶园里,文英妹夫妇住在胶园里。槟城沦陷后,我和母亲整天提心吊胆的惦念在槟城的老小安危。槟城沦陷的第二天即1941年12月19日,我和同病相怜的赵谭发、赵谭发兄弟三人想急于了解在槟城的家属情况。但是当时交通断绝,我们迫不及待的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干粮骑着自行车沿着泰――马公路前进。

  沿着公路两旁目睹所有城镇都门户紧闭,路上行人寥寥无几。泰马两国边境海关的栏闸畅开,海关办公室也空无一人。

  过了马来西亚樟仑海关进入吉打州境内,这里又呈现出一种景象,也就是满目疮痍,公路两旁的店铺有的门户破烂,货物被抢空,有的被烧余烬为尽。被日军击毁的英军装甲车残骸仍堆积路旁,英军的铁丝网防线和碉堡仍原封无损。

  我们头顶着烈日继续前进,远远看见一位日本兵持枪站在一座桥头处,我们的心情忐忑不安,怕受刁难和发生意外。于是三人边行边合计,千万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但是出乎我们意料,我们将到桥头前即下车慢步前行至日本兵面前,他叽里咕噜几句,不知说什么。我们停住脚步,他逐个检查我们自行车架后的箩筐后,摆手叫我们走,过了桥我们放下心坎中的千斤石,继续轻身赶路。

  早上6点钟从康月中山路启程至下午18时到达牛仑,途中除了稍为休息饮食外,约走了11个小时,行程180公里。这时天将黑,人亦疲惫不堪,就地找地方宿夜,可是整个牛仑的店铺门户紧闭,无法落宿,后来找到牛仑附近一座橡胶园工人宿舍,空无一人,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三人吃了自带干粮,躺在地下很快就睡下了。睡到半夜时分,赵谭发突然大声叫喊,我和赵谭华被惊醒,忙问什么事?打开手电筒照射周围没有发现什么,赵谭发说他的脚拇指突然间疼痛,用手电筒照看发现脚趾流血,认真细察发现牙齿痕迹,当时推测认为:穿了一天胶鞋冒了汗水,睡觉前没有水冲洗,有股臭味,饥饿的老鼠要了一口充饥,幸亏这种推测没有不对,否则如果是被蛇咬的话那不就是一时阵痛了。

  惊醒后再也不能入睡,心系家庭老小,思绪万千,一直坐到东方开始发白,没有洗刷吃了点饼干就开始上路。这是1942年12月20日早晨,路过双溪大年,一路都很顺利,未见到日军设卡拦路,下午12点到达北海,见到北海英国军用机场旗杆挂上了日本的太阳棋。

  我们到了北海轮渡码头,码头上空无一人,渡轮也不见了踪影,只好在海边等候。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海中有一小船向我们驶来,船上是一位50多岁的船夫,在花了10马币后,我们上了船。经过1个多小时的航程总算到达了槟城。这时的心情可谓是悲喜交加,喜的是经过一番跋涉还算是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悲的是家人吉凶未卜。眼前的槟城是一片的狼藉,街上也是空无一人。到处飘散着焚尸的气味,令人作呕。到了新街看到的是两座被炸毁的百货商店,到了槟榔律警察总署大楼前只见大楼墙边被炸了了一个大泥坑,但大楼毫无损坏。从槟榔律朝亚逸依淡方向走直到干冬律,所有店铺门户仍紧闭,未见有车辆通行,也未见巡警和日本兵。

  我们三个人各自回到家里见到亲人平安无事高兴至极。和家人谈起当时日军轰炸槟城市区的情况,当天日军轰炸槟城和英军撤离时炸毁发电厂,爆炸声震耳欲聋。全家老小惊慌失措,不知怎么是好,街上行人和车辆乱成一团,大部分人都往郊区撤退。我家幸得住在郊区亚逸依淡的一位朋友相助。他家有一部小轿车,在紧急关头朋友庄锡标驾车把我家老小运到他家附近。住进临时茅草房,还运去粮食。待轰炸过后,市内基本安静下来又把家人送回原住处,这真是患难逢知己,庄锡标虽已逝世多年,但他的音容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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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在沦陷区槟城岛

第一章 沦陷后的槟城
( 本章字数:699 更新时间:2005-12-10)


一场恐怖惊慌、生死莫测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暂时消失。但发电机设备被炸毁,夜幕来临时全市就好象一座地狱,阴森恐怖的气氛又笼罩着整个城市,夜间实行宵禁,只有魔鬼才敢出来活动。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失守,全马来西亚彻底沦陷已成为定局。各大小城市的和平维持会陆续出台,伪政府、伪警察署恢复工作,过去为英帝国主义服务的侦探也纷纷出笼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交通运输、市场贸易、娱乐场所也逐步恢复。军用钞票被强迫流通,街边的小贩比往时多得多,暂时的安定、自由掩盖了敌人将要出鞘的剑。两个月过去了,日帝的脚跟扎稳了,第一次屠杀开场了。同年4月,全城日寇武装包括伪警探全部出动,把守街头巷尾,宪兵逐户逐家地将老人小孩全赶出家门,如赶鸭子般集中在一条街,在宪兵的监视下,走狗特务用布蒙着脸面,对排着队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华人,逐个检查,被认为是“抗日分子”当场就扭上囚车送进监狱进行刑讯逼供。吊打灌水,坐老虎凳,烙皮肤等残酷体刑,多数进了监狱的,轻的皮开肉烂,重的就没命了。

  我在这次肃反中却侥幸过了关,可是我的朋友庄锡标的弟弟庄锡志却被逮捕入狱,死于亚逸依淡的狱中。庄锡标的三弟庄锡波原是槟城钟灵中学的学生,是抗日活动分子,幸得及时离开槟城躲在牛仑朋友胶园里。肃反过后,我从牛仑带庄锡波骑自行车跑山路经加影,加基乌吉跟着走私的人潜入泰国。

  庄锡波继续在泰国曼谷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庄锡波夫妇回到广州工作,1958年“反右”运动被戴上右派帽子。1963年因患骨癌不幸逝世。其妻随后隔不到几年亦患病逝世。

  当时住在沦陷区槟城日夜都在提心吊胆,谁也不知道谁在某个时间会遇到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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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沦陷区槟城岛的生活
( 本章字数:1370 更新时间:2005-12-10)


槟榔屿在英殖民地时期是个旅游消费城市兼转口贸易的港口,没有什么工农业,只有一间英帝经营的锡矿冶炼厂。粮食和日用物资全靠外来提供。沦陷初期的几个月依靠英帝统治时留下的库存下来的粮食物资维持供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越来越短缺。市场出现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物价日见高涨,市民生活日见艰苦,特别是靠外地胶、锡生产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小资产阶层,因胶、锡无人要生活更加窘迫,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员。
  一家老小九口,无所事事,整天坐着吃老本。我呢?有时和原来的英文老师温兆京先生三两成群,骑着自行车往大观园茶楼饮茶聊天,也默默谈一些当时的局势。有时也独自骑着自行车到槟榔律,光明照像店打听打听市场行情和泰国的消息,因为该店经常有外人来往,消息较灵通。

  有一次打听到泰国对自行车很需要,骑一部自行车自行车进到泰国卖可赚到100多铢钱。这时,泰马边境的巴丁勿沙、昔罗半路店等处可热闹,从泰国倒卖粮食进马境,挑担粮食的人川流不息,停业的割胶工人各显神通,自谋出路。世态混乱,生活不安定,人心聚向于谋生,当时泰南抗日工作消沉。

  我被轰轰烈烈的倒卖浪潮进去了,遂与我堂叔父叶寿生、妹夫袁祯昌三人合伙购了一批三炮台牌的香烟,从康月运送至巴丁勿沙,请人担运走山路到加影港口,然后包租一艘一米多宽六米多长的帆船,船主和助手是福建人。

  时间是在同年约七月的一天凌晨,天色未亮前启程,出了加影港口,乘着顺风扬帆,船帆兜着风,船身倾向一边,海浪擦舷而过,船飞速般前进。到了下午时分,举目四望渺无边际,只见天水相连。感慨油然而生,眼下一叶扁舟漂泊在汪洋大海之中,回想日本鬼子肃反时的险情虽已消失,但目前处境未测。我对同伴们说“这次万一遇上暴风骤雨,帆船倾覆,或者遇上日本巡逻舰,这是一场追悔莫及的灾难啊!”叔父接着说:“假使真是如此,那是命注定了。”

  我转身朝船尾方向坐着,凝视那位上了年纪的船工,他的鬓发有些苍白,黝黑而结实的躯体,安详而无畏的精神,牢牢的掌握着那根被他手掌打磨得油光发亮的舵。顿时又使我变换了思绪,从大公的年龄、身材、掌舵的技术来看,可以断定他是久经海上生涯的渔民,他不怕,我们何必杞人忧天呢?

  惊恐情绪平下来后,不知不觉倒在无蓬盖的船上的船上睡着了。火般炙热的阳光晒得我全身发烫,醒来已是夕阳将近西沉,船工的助手煮好晚饭。这顿饭按渔民的习惯,吃不下油的鲜鱼,即煮沸一锅水,把洗干净的鲜鱼放进锅内泡熟,沾酱油吃,味道可是鲜美。夜幕笼罩着整个海洋,白天那种热浪已消失,感受到的是不断吹来的寒风,大家不约而同龟缩在堆放香烟处避风,半坐卧的唧唧喳喳,无所不谈。

  漆黑的海洋,咫尺不见,只见夜空星罗棋布。我在思索:在这样浩瀚无标记的海洋航行中,船工又没有罗盘他如何掌握方向呢?我问船工,他说:“天上的星斗就是分辨方向的标记。”人确实是万物之灵,哪怕天险也阻止不了人类的前进。

  第二天上午经过宋溪大年港,离岸约500米,隐约见到有人举手叫喊,但听不清说什么,同伴告诉船工,那里有人叫喊。船工说:“那是宋溪大年港码头,也许是马来西亚警察,别理睬他。”说着就大摇大摆的驶了过去了。下午两点到达槟城关仔角登陆,七手八脚把香烟搬上人力车,顺利到达目的地,香烟也很快销售出去,并有利可得,大伙们也心情舒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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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做生意不成反入狱
( 本章字数:3257 更新时间:2005-12-17)


1942年5月,第二次仍与老伙伴一起,在槟城购进一批冲洗晒像用的药粉、制鞋的脚底、鞋油等货。包租了一部运货汽车,随行带自行车到泰国卖的有李福海、陈若三等。
  车行驶至吉打州余打那镇,突遇设卡拦截。一律不问青红皂白,凡经过该关卡的全被拘留审查。我们连司机在内共6人,另外还有7人也是前往泰国的年青人,当天被关押在一间临时建起来的木墙草房。日夜有日本鬼子看守,夜间如有人讲话,就会看到刺刀从木墙缝捅进来。我们被拘留至第三天下午,有一辆小轿车开进院内,下车的宪兵中有个别是军官衔,稍待个把小时,日本鬼子把我们全拉出去,在院内草坪列着队,队列前面放着一张办公桌一张椅子。片刻宪兵从院内住房押着一位用布朦着面露出一双眼睛的人,宪兵叫他坐在椅子上,旁边站着一名翻译,宪兵叫我们绕经朦脸人面前一个接一个走过,朦脸人向经过一点头,宪兵立即把他拉开站在一边,如果摇头则拉到另一边。13人当中点头的11人,摆头的2人,其中一人是我堂叔叶寿生,另一人是司机,他们两人被送回拘留所。

  我们11人被逐个审问来历去向、居住地及职业等,稍有回答迟疑就挨巴掌。宪兵通过翻译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不是,我是商人。居住在泰国。”说着我拿出泰国华侨身份证。宪兵看过后交还给我,再问:“你知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是共产党。”我回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苏联好不好?”宪兵接着问。这时我回答到:“不知道。”宪兵用文件夹往我头上一拍,叫我过去。人被审问完后被押回拘留所,这天晚上大家情绪都不好愁容满面,吃饭也不开胃,各自思考前途命运是凶是吉,家里的父母妻儿又这么样?夜深仍有许多人睡不着觉,有的交头接耳,无疑是在推测今后会怎样?次日早饭后,13人全部被日本鬼子叫上车,这时疑心更多,要去哪里?是不是转移关押地方或者什么的?结果送到一处储油库,叫我们搬运汽车上车,一场惊恐消除了。

  当日中午饭后,除了我堂叔和我们的司机外,再次叫我们11人上卡车,初时大家以为又去当搬运,可是推测错了,被送到吉打州警备处出来,一个翻译陪着,那位宪兵面对着我们,手指着摆在院内一部卡车和一部摩托车,还有一根粗长的绳索,叽里咕噜讲了几句话。翻译说:‘太君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老实交代问题,随你们的便,要卡车还是摩托车都行,将绳索绑住你们的脖子用车来拖。

  当时我在想,这些豺狼张牙舞爪在恐吓,再回过头来又想,也许这些这些野兽会这样做,因为早就听说过有这样的先例。但是11个定若金刚,神色不变地屹立在警备署前,等待着残酷的考验。过了一阵子,又出来几个宪兵,叽叽咕咕叫我们上卡车,几个宪兵全副武装押着我们,汽车出了警备署大门朝余打那方向走。走出吉打州市区汽车突然右转,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要送我们去吉打州监狱。

  到了狱前跨进铁门,逐个检查身上所带物品,交出手表、钢笔、香烟、火柴、钞票(我的钞票早就藏进袜子里)。接着关进了一座由水泥混凝土墙,钢板门制成的单层牢房,每个独自一间,间内除有一个粪桶,两块床板外,别无他物。牢房顶是密封的水泥钢筋板,牢房门前有一条走廊,距离墙约2米,在墙高3米处开了一个约30公分平方的铁窗口,稍有一点光。同隔壁房难友讲话必须在各人的房门面向墙壁反射回音才能听得到。看守的是马来西亚警察,持枪战守在这栋监牢的进出口处。进了牢房后当天下午,宪兵押着一个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用一顶毡帽掩盖半边脸,进到牢房逐个察看,翻译用福建话问:“这个你认识吗?”“认识。”那个人回答。马来西亚警察立即打开铁门的锁,把被点到者拉了出去,不认识留在牢房里,11人当中被误认去了3人,其中居住在槟城的2人,即陈若三、李福海,泰国康月一人姓名记不起来了。

  每逢星期五放风一次,大家在监狱院内一角有个大水池,就在该水池洗澡一次。被施毒刑的难友连脱衣裤都无能为力,要别人帮脱衣服。洗完澡后立即被赶回牢房,看守的马来西亚警察首先跟大家交代,在牢房内的走廊可自由活动交谈,但马来西亚警察站守在牢房的进出口处,偶有监守人员来时,通报大家自动进入自己的牢房,以免看守受责罚。

  牢房的生活,每天三餐,每餐一碗糙米饭,无油的臭咸鱼和一些残菜。食、睡、拉屎都在约三平米的牢笼里,日常气温高达30多度,不给水喝,每逢星期五放风的时候清一次马桶,洗一次澡,平时臭气充满整个牢房。

  被关押至第23天,宪兵再次押着前次来诬认我们的那个福建人,这次赤膊,没蒙面,进入牢房走了一圈。宪兵叫马来西亚警察把各间牢房打开,叫所有人都到监狱院内草坪列队。随后那位福建人被绑在一根电线柱上,一位宪兵面对我们说:“你们被我大日本皇军监禁刑打,是因为这个坏蛋,诬指你们是反抗大日本皇军的。现在我们查清了,你们是无辜被害的,现在你们可以报复他,每个可用警棍打他5棍。”把一切罪恶都推到这个蒙面人身上。

  被吊打过的难友当然气愤,立即接过警棍乱打一通。我自己在想这一招又是宪兵搞得阴谋;试探有谁同情那个蒙面人。于是我也举棍打了他,我认为打是对的,不论该人原来是什么身份,虽然他是被逼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不应无凭无据的指认人,更不该无中生有乱认人。

  这个坏蛋被打得头垂下去了,宪兵还用烟火烧他,见他没有痛得反应。宪兵宣布释放我们,同时宣布一条禁令说:“你们出去后不要把监狱内的事往外传,否则杀头。”当时我就想,究竟杀谁的头等着瞧。

  大家都是很壮健的年青人,现在却被折磨成体痩如柴,面容憔悴,被吊打的难友伤痕累累,各人的头发胡子都长的很长,衣裤破烂不堪,像个乞丐。

  临出狱时偶然在监狱院内见到合艾廖俊成饼店的老板廖俊标同一伙人在劳动,相互佯作不认识,当时不知道他何时何事入狱的,事后在合艾才了解到他是因贩运白糖进泰国被判处监禁半年的。廖俊标出狱回到合艾,我询问及被我们打的那位害人虫的情况,据说仍活着。

  出狱时各人领回被收去的东西,跨出监狱的铁门好似一群鸟般各自归巢。我从被拘留之日起到出狱就是穿着身上一套衣裤,经过23个日日夜夜的汗水湿了干,干了湿,上下身的里里外外的衣裤全霉烂了,雪白屁股全曝光了。从吉打州回到槟城还有100公里,白着屁股怎么见人呢?同妹夫边走边思索,幸得我的袜子里头还藏着钞票解决难题就是靠它了。两人走路到了吉打州主要街道,远处来了一部三轮人力车,这下可解决问题了,同车夫讲好价钱往车上一坐,白屁股看不见了。叫车夫送到卖衣服摊前,随便买了一套衣服穿上,两人乘往北海的汽车顺利回到家。

  家里人一见面激动得泪流满面,大家坐下包括寿生叔在内各诉伤心之情,特别是我母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到处求神拜佛,泪水滂沱不知流了多少。这是我生来至此第二次遇险而不死。这次虽然脱险出来了,但经历23天牢房生活的折磨和所面临的现实,使我深刻体验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是如此残酷的迫害与屠杀当地人民的。我每想这些就耿耿于怀问我自己,今后我应该为我中华民族以及被日帝占领区的人民做些什么?前些日子虽然参加了抗日后援会,做了一些支援祖国前线的抗日募捐工作,这远远还不够,而且该组织自从日寇来了之后而中断了活动,今后该怎么办?还是要回泰国找组织去。

  寿生叔在依打那先释放回去槟城住我家,据他说:“我们11人被押到吉打州后第二天,他和司机一起被释放,车上的鞋油、自行车全被日寇截走,鞋胶底在当地卖掉了,冲洗照片的药粉运回光明照相馆,最后卖不出去而销毁了。

  想贪一斗米,却失半年粮,看来这门走水生意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容易攒到钱。随着槟城市场粮食物资紧缺,军用票大量出笼,物价飞涨,找工无门,经商也不是滋味,泰国的橡胶停产,断了经济来源,住大城市老小共十口人,坐食老本。

  沦陷区笼罩着恐怖气氛,日本特务走狗猖獗,到处咬人,苛捐杂税也越来越多。父亲私抽鸦片也感到不得安宁。如此种种不利我们定居槟城。因此我建议父亲先把存下来的马币兑换成金条,找机会先带进泰国然后搬家回去,父亲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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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再次冒险
( 本章字数:553 更新时间:2005-12-17)


家人给我缝制一条布筒带,我把金条弯成弧形藏在布筒里,紧紧帮在腰间,外套皮带,自己检查看到不易发现。我和寿生叔一起回泰国,不过我没有告诉他我身上藏有金条。我们坐着木船过海,在北海坐汽车至加基乌吉,行山路到巴丁勿沙正值傍晚,吃过晚饭准备进入泰境,突然听说:泰境有警察拦截走私。我们两人停留在马来西亚境内的义山墓地观察情况,一直等到夜深都无人过境,因情况不明不敢冒进。
  义山生长着茂密的丝茅草,一望无际的荒凉地带,间中也长有高大的树木。我两怕有老虎出没,叔父建议上树比较安全,于是两人爬上树上坐在树丫上,用皮带把身体绑在树枝上,也就过了一晚。凌晨四点,泰境有人过来,摸清情况后就也跟着趁机越境,安全回到家。

  当时泰马边境海关移民局相继恢复工作从亚罗士打经樟伦进入泰国这条公路线仍未恢复汽车运输,而且泰国昔罗海关已按常规检查,出入境必须办移民手续,货物按规定纳税。从亚罗士打经巴丁勿杀进入泰国的铁路运输绝大部分属日军的军用物资,没有客运。从亚罗士打至加影有水陆两路交通,所以人们都走这种路,他可以从加基乌吉走山路进入泰境,避免海关的检查。当时这条山路,每天都有川流不息往返过境的人。其中有被雇挑但货物的,也有因没有进出境证件的。有时也会碰上泰马各方警察的拦截,根据不同情况花点钱便可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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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搬家归故里
( 本章字数:552 更新时间:2005-12-21)


1942年约8月,把在槟城干东律住家的家私售给承租住房的人。全家九口人,携带简单行李渡轮过海。在北海包租一部汽车,根据上述交通情况不适经亚罗士打进入泰国,而取华玲经勿洞比较便利安全。当天从北海启程到达泰国勿洞海关,行程约300公里,海关官员上车检查了出入境证件,没有检查行李即放行,当天 晚上住宿于勿洞。勿洞――是泰国一个边境县,也是华侨众多的县,华侨在此地主要种植橡胶,在县城的商业华侨经营的占80%。在历史上英帝国曾经煽动华侨武装暴动,要求该县归属英殖民地马来西亚,但未得逞,华侨损失惨重,某资本家渔翁得利。(大量低价收买主人惊慌逃跑的胶园)
  第二天乘客货混载卡车,途径甘光多,汶銮斯打至也啦府。当时这条公路是泥砂石路面,大部分路程盘绕高山爬行,道路崎岖,天又不作美,下了一整天才到也啦府。全家老小疲惫不堪,当晚住宿也啦。第二天早上乘火车直达合艾市转乘汽车回到康月。

  辗转颠簸,连续走了三天,走完一个3/4的圆周,估计约1000公里,总算老小平安回到了家――康月。

  从1941年6月至1942年8月共15月,全家九口人,长途跋涉,搬出搬进,精神受折磨,财物损失严重,造成这一悲剧与我出谋划策分不开。父亲对此,可说是胸襟宽阔,没有抱怨指责,也许是事前经过他的同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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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继续开展抗日工作
( 本章字数:2263 更新时间:2005-12-21 10:28:0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橡胶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泰国本身工业落后,很长时间没有人收购。后来有人发明了用橡胶制作汽车燃料,也有人用于制作土胶鞋。这样我家才少量生产橡胶,虽然销售价格低,但总比没有人要好些,最低限度限度可弥补一些家里的生活费。把家安顿好等于我放下包袱,可以自由活动了。
  1942年8月,我首先找到仍在康月的原抗日组织成员杨文苑共商恢复抗日工作,老杨决定要我负责推销《真话报》的工作。《真话报》是在1942年7月才出版的,是共产党地下报,在日军占据泰国时期,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建立泰国抗日统一战线,开展各式各样的斗争。我接受任务后,积极在康月进行工作,有选择性的组织传阅《真话报》在老杨的指导下工作进展还不错。1942年10月,党组织同意我(党内用名:求成)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杨文苑、邱锦荣。地址在康月横滨路口杨文苑住家上宣誓,誓词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当地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候补期六个月,1943年3月按时转为正式党员。与此同时,成立康月党支部,杨文苑任党支部书记。

  我被派到邻县合艾辖区的伦墅“华侨互助社”工作。该社是以福利事业为名,暗地里宣传组织群众抗日反銮披汶排华活动,成立初期的负责成员有:邱锦荣、曾思林、徐和清、廖登凤等,在改选中我被选担任总务职。1943年1月该社的团体单位参加了泰南抗日同盟总会。

  既为了掩护秘密工作也为了自身的生活和寻找活动经费,我于1943年初,利用父亲在康月镇内购置了一间店铺用于合股做闲杂生意。资本6000泰铢,父亲和叔父寿生各负责3000。寿生叔管财政,我当采购员,妹夫袁桢昌当会计,公司给给他一个份空股,利润分成三人各占一份,每人每月工资30泰铢。这样我有许多工作以采购的名义在外活动。其实店里的生意全是叔父和妹夫两人包了,我只是挂个名。

  1943年2月,泰南抗日同盟总会(简称“抗盟”在合艾县万赖地区傅季廷胶园里,开办“抗联”干部训练班。康月党支部派我和袁民两人参加,班里同学印象较深的有徐亚人,他身体因病引致背驼,他有一手刻钢板字的技术。他回国后分配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约在1984年离休。 主持训练的是张持,(他后来是泰共中央负责人之一),当时讲课内容:(一)、社会发展史;(二)、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三)、当时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通过这次,对社会发展史提高了认识,增加革命信心,知道了肩负抗日反銮披汶排华的双重任务。学习了大概半个月。

  学习结束回到康月,在康月党支部领导下与其他同志共同努力开展宣传组织抗日发“銮”的活动,同时积极培养党员对象,扩大党的组织,新吸收刘民入党。邱锦荣调离本支部后,仍留下党员杨文苑,我,刘民,杨文苑仍任支部书记。支部直属泰南特委领导,当时的联系人是透明。康月支部成立一年来,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分子,他们分批被吸收为党员,如野风,黄冲都是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1945年5月,泰南特委工作委员会,在万灵兰巴麻山温皇的家里办了一个党员干部训练班,主持人谢光同志。学习时间三周。我是特委通知去参加学习的。

  学习内容有:党的性质;共产党的奋斗最终目标;党员的义务与权利;我党当前的任务。

  通过学习提高党性认识,增强组织纪律性,更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责和奋斗的目标。共产党信念加强了,对当时的抗日反“銮”反奸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

  1944年11月25日,由真话报、人民报社、大众报社(泰文)、泰自由团、泰南抗日同盟总会、曼谷各业工人联合会、大众学习社等团体联合发起,于同年12月23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泰国反日大同盟。真话报于第二天发表社论“祝泰国反日大同盟成立。”社论最后呼吁“为驱逐日寇出泰国,为援助中国抗战,为消灭日本法西斯而奋斗!”

  此后泰南特委积极筹备开展武装抗日,借助马共武装斗争基础条件较好,在泰马边区纯笃甲子山某营地建立泰马联合军事领导机构。马方代表是陈古,泰方党代表木华、陈超、队长鲁潜(郑尚金,1988年3月因病逝世于曼谷)。

  建队时没有武器弹药,首次由陈超等人,夜间偷袭昔罗县城至纯笃半路的一间泰国警察局,未经搏火就轻易缴获11支38式步枪和子弹,据说海留下一封信说明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暂时借用武器。

  1945年5月,我接到特委通知去抗日义勇队报到。这下使我内心感到兴奋极了,认为有机会打日本鬼子了,可报往日之仇。我毫无疑虑,弃生意和全家老小九口于不顾,也未告诉家人和店里股东,毅然离开康月。在泰国铁路工人的儿子哥会带领下,约五个人穿山越岭,趟过河水道,好不容易走了一整天才到达营地。

  我临时离开康月时,抗联积极份子刘秋,慷慨地把个人私藏的一支左轮手枪及子弹交给我使用,我把它交给部队。后来这支手枪在使用过程中断了一根弹簧,日本投降后归还另一支给刘秋。

  刘秋于1955年被泰国反动政府逮捕驱逐出境,他带着两个孩子回国,汕头侨办把他们送回原籍汤坑农村。刘秋原是汽车司机,不习惯农村种地的生活,1958年他申请去了香港一家米店打工,最后年老生活无依无靠而再返回泰国。1996年因患病逝世于泰国康月,享年8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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