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闽西北地区没客家意识？

huangvudik

这里说的闽西北指的是光泽邵武`顺昌、建宁泰宁`将乐`明溪。这七个县市，在方言学术界称为闽赣方言区和闽客赣方言过渡区。起码5大口音，其中邵武、光泽2县相当接近，顺昌、将乐2县相当接近。从语音面貌上看，闽西北的过渡方言与闽西南的客家方言及粤东赣南的客家方言挺相似，但是闽西北自古就是“大建州”的一部分，这从下面几张历史地图可见，宋元时期闽西北的邵武府四县都是闽北方言区，直到清初才变成闽赣方言区，而这时闽西南的客家方言区早已形成，但还是受到赣化（比如来母细音混入端母？）。清初的延平府西部还是闽北方言区，民国时期才开始变成闽赣客过渡方言。。。



以下摘选自《福建省志·方言志》：

第七章　闽赣方言

第一节　形成与分布
　　闽赣方言区包括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等4县、市，其东南部的顺昌、将乐、明溪3县是闽客赣过渡区，可视为本区的附属区。这一带属于武夷山南脉，在1.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低山地中约有人口100万，是个地广人稀的山区。其历史和语言状况都比较复杂，分述如下：

一、闽赣方言区
　　邵武、光泽、建宁、泰宁也是福建省开发较早的地区，三国时期是建安郡所属的昭武、绥安二县，唐代改称邵武、绥城，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升为邵武军，不久就辖有与今名相同的4县。明以后一直是邵武府的辖地。这里立军以来已有1000年历史，但由于山高水小，交通不便，长期未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并未真正形成经济、文化中心，这些便是方言复杂的社会原因。从西晋到隋代，这里曾两度划归江西的江州和抚州管辖200多年，因此他们历来与江西交往较多。宋元以后，有大量江西人陆续前来定居。这里的方言原属闽北方言，后来逐渐赣语化。就赣化的程度说，建宁话最彻底，已极少闽方言的成分，光泽话和资溪一带的赣方言也十分相近。邵武、泰宁则保存较多的闽方言成分，但彼此的差异还不小。除邵武、光泽的方言较为接近外，三片之间还难以自由通话。由于长期作为府治，邵武话在区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在现今的社会交际生活中，这一带已经普遍通行普通话了。
　　
二、闽客赣方言过渡区
　　将乐、顺昌、明溪等3县，最早建县的是将乐县，设置于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属建安郡，唐代属建州，五代属新立的剑州。开运八年(948年)，自将乐县分立顺昌县，宋以后属南剑州、延平府。明溪迟至明成化六年(1470年)建县，系析延平府的将乐、沙县部分乡和汀州府的宁化、清流二县部分乡而立。原沙县地保留县城以东三分之二地域，方言仍与将乐、沙县话相近，但受汀州府客方言不少影响，西乡的夏坊、枫溪一带仍为客家话口音。顺昌县城及富屯溪东岸、金溪流域的方言与将乐相差无几，富屯溪东岸半个县，则通行闽北方言(已如前述)。以将乐城关音为代表的顺将口音同以明溪城关话为代表的东乡口音仍有较大差异。这3个县由于处在闽方言西界，与客赣方言区交往多，受到客赣方言的重大影响；但比起闽赣方言区，它们所保留的闽方言特点则更多。因此可视为闽、客、赣三方言间的过渡区。由于内部缺乏中心，各地方言差异大，近百年来也已逐渐通行普通话。

第二节　邵武音系

。。余下请见：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96&index=163&

huangvudik

以下截图来自上面附图，细部显示三明地区在清初的方言分布，由此可见0598的将乐和0599的顺昌在清初，比沙县还更“建州”，而明溪县境在宋元还是闽北方言，到了明朝中期置县后划入汀州府，客家话的影响逐渐加大，到了清初，客家话算是扩散到了县城附近的中部！


[转贴]闽西北没有客家文化

泰宁自认为是客家文化、江西文化和闽越文化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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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宁古城位于福建的西北部，武夷山支脉杉岭山脉的南麓，山南向阳，故旧称“杉阳”。民俗文化融洽吸收了多种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风俗风情。
泰宁人民尊宗敬祖，仅城关地区就建有十几二十座宗祠，如＝街的陈氏宗祠、肖氏宗祠，岭土街的梁氏宗祠、涂氏宗祠、江氏宗祠、欧阳宗祠，水南街的邹氏宗祠等等。祠庙建筑恢宏。祠堂春秋两祭，庄严肃穆，祭罢，集体会餐并每人分发猪肉，梗米糍果各一份，名曰“福果”，表示分享祖宗余荫的意见。具有客家人宗族意识浓郁的特征。
旧泰宁保留了中原妇女的缠足陋习。“男主外，妇主内”，妇女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以及从事土布纺织等家庭劳动，一般不得抛头露面，这一点与汀州八县劳动妇女放大足的习俗迥异。但现在的妇女不再裹足了。
在服饰方面，民国时期，泰宁男人理光头，穿对襟上衣，筒腰裤管，女人穿大襟衣服、筒腰裤。未出嫁的姑娘扎一根长辫子，婚后挽成发髻，这些又与客家人大同小异。
泰宁的宗教信仰非常繁锁庞杂，除佛教、道教，以及清末民初传播进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四大宗教之外还有不少地方民间信仰，旧泰宁城关建有关帝庙，崇拜关羽；将军崇拜张巡、许远、雷万春；城隍庙，崇拜城隍；五谷庙，崇祀炎帝神农氏；玉虚宫崇祀南安古佛；二王庙，崇祀陈、汪二圣；定公庙，崇祀明初泰宁县令定定；各乡村水口普遍建有阳公庙和土地庙，崇祀里社神阳公和土地公等等，这些都与宁化、清流、明溪等客家县相似。与此同时，还建有妈祖庙，本地人称妈祖庙为姑婆，并每年隆重举办迎神庙会，明显受到海播文化的影响。
正由于信仰的过于庞杂繁琐，泰宁的众多的信徒们也就根本弄不清那些神的名称、职同，他们往往把佛教和道教的神像供在一起，让他们睦邻友好，和平相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每家每户都把佛教的“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道教的“太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供在大厅神龛的正中，两边再配上世俗的土地神和自家的祖先，让他们一起享受香火。每遇上有诸如除病、消灾、驱邪、祈福、求子等请示时，则买上香烛供品到庙里烧香许愿，请示菩萨庇佑，并许愿说如果让他达到愿望，则如何如何，把一个个菩萨都当成贪赃受贿的腐败分子，对他们进行贿赂，表现得很不恭敬。
在节庆习俗方面，泰宁节庆甚多，但最受重视的却是七月半的鬼节，其它节庆则等而次之，如重阳则有“有钱过重阳、没钱烧火烤”(土语“阳”“烤”谐音)的俗语。鬼节就是中元节，主要内容是祭祀祖宗，表达了泰宁人民深厚的祖宗情结，中元节不但要祭祀祖先，晚上还要到岔路口去“烧路钱”给孤魂野鬼，有点近似闽南的“普渡”习俗。至今已有3000年历史的祭祀式民间舞蹈---傩舞，舞姿原始古朴，奔放粗犷；每年元霄节前后舞闹的稻草灯、桥灯、场面热闹有趣，令人赏心悦目。
泰宁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可能与泰宁历史上曾出现过“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巷九举人”的空前盛况有关。表现在有一座规模恢宏的文庙，祭祀孔圣人。此外，家家还在正厅的神龛上交上“天地君亲师位”的神主牌，把“师”提高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各宗族的族田中也单列出一项“学田”，用于奖励宗族子孙读书上进。另外街头巷尾还普遍建有“字纸炉”，用于焚烧字纸，防止污秽，表现了乡人对文化的高度尊重。
泰宁人崇尚风水，旧县志“虽文庙之重，不惮五迁”的记叙讲的就是因惑于风水而不惜劳民伤财，五次拆迁文庙的故事。流弊所至，至今农村建房造坟都是先请风水先生选地址、择朝向、捡日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婚丧习俗方面，泰宁的传统婚嫁讲究“六礼正娶”，六礼指的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道完婚的程序。传统婚姻不兴自由恋爱，而是由父母委托媒人替儿女物色对象，婚前很多男女青年都互不相识，直到订婚以后，未婚夫妻才开始走动，也有一些地方订婚以后也不来往，直到完婚的那天晚上揭开新娘的红盖头才看清女方的长相。在迎亲的时间上，泰宁城关以及其它一些地方大都选择在上午10点左右出发，午前将新娘迎娶回来，与前来贺喜的亲友一起赴午宴。但也有晚上迎娶回来，新娘在天亮前到达男家，有人认为夜间迎亲是客家人的习俗，白天迎亲是福建人的习俗，就这一点来看也表现了族种边缘区的特色。
从丧葬习俗来看，泰宁也同时存在一次葬和二次葬两种习俗。一次葬叫正葬，在山坡上平行掏出个地道，将棺材推进去，封死地道口，再竖块墓碑即可。正葬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做法，符合中国人死者入土为安的观念。二次葬叫旁葬，是一种临时性的葬法。采用这种葬法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丧家一时没有找到好的风水地，随便找个地方先葬下去，待过了七八年，死者皮肉全部腐烂以后再将骨骸捡起来，装进一个瓦瓮或小棺材中，正式下葬，反正旁葬的风水是不作数的。另一种情况是正葬以后，葬家运气很坏，干什么事都不顺利，怀疑是风水出了问题，于是迁坟再葬。二次葬被人们认为是客家特有丧葬习俗，但谢重光教授却认为它是古百越民族的旧俗，是客家先民与闽粤赣土著相互融合的一种习俗。
关于泰宁的方言，1993年版《泰宁县志》说：“泰宁县古代属邵武军、邵武府。方言原来也是闽北方言，至今还有一些语音特点和词汇同闽北方言相近。然而在数百年间，由于这里和赣东的抚州、南城、黎川等地往来密切，不少江西人来此经营手工业、商业、并陆续在此定居，这里的方言就渗透了许多赣方言的特点，形成了一个以闽方言为老底，赣语化的方言区。
但是由于泰宁境内多山，来往不便，在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人们很少出门交往，于是在语音和常用词汇方面又形成了很多个各自独立的小方言区，表现了很不统一的特点。
凡此种种，都充分显示出金湖的民俗文化既具备了客家文化系列的基本属性，但同时融合吸收了闽北文化和赣东文化的许多精华，显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huangvudik

清代粤东客家民系迁移到粤西和广西时，引起土客之争，“客家”这个不伦不类的概念在悲情中应运而生，并逐渐回传到粤东、继而传到闽西南。而闽西北一带的方言根底是闽北语，声韵特点很近似建阳话。而且南片的具有更多闽语特征。他们从没有客家意识，只是近年来的统战宣传，常常被强奸民意的划归为客家县，因为这一带的方言迥异于周围的闽语，以为民间盛传祖上来自中原的说法和属于‘客家”一样意思，于是跟风或者默认为客家了。我觉得，所谓客家人，其实和粤人、闽人一样，都是很早就迁移到南方。只不过因为迁移路线的不同或者后续迁入补充的情况各异，才逐渐分隔成闽语民系，客家民系，赣化民系。

曾建中

闽中之蛇

闽西北，明清之前都还是闽北方言区，因为在宋末、明末生灵涂炭过，人口兑减，江西人涌入，清朝开始，逐渐赣化了。

f_ii

由于内部缺乏中心，各地方言差异大，近百年来也已逐渐通行普通话。
是这样的，有些地方之间的方言相差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啊

huangvudik

近千年前的宋元时期，客家开始在闽西南形成，在五六百年之前的明清时期客家人口又散播到粤东北、粤北或者返迁到赣南，所以闽西南就是“客家祖域”，文化底蕴深厚，族群来源错杂，语言层次复杂，加上处于山区，相互交流不多，出现各县甚至不同乡镇之间难以互通的问题也是自然而然的。明末清初，闽北“大建州”的邵武府、建宁府、延平府人口兑减，赣东赣北移民填补了三府，持续到近代，造成邵武府全境（光泽邵武建宁泰宁）的赣化，延平府西部的将乐顺昌以及明溪的赣化，建宁府的建阳崇安的语音变异（仍是闽北方言），想必汀州府北部的宁化清流也受到赣化影响。其中建宁话是省内方言赣化最彻底的，保留的闽北话成分虽然最少但仍不少。客家话和赣语在语音上很相似，但词汇句法等存在本质差别，除非我们硬把赣语也视作客家话，江西中北部也视做客家地区，不然建宁等县就不能是客家地区。无论世居这些县市的本地人口比例多大，无论这些县市赣化程度如何，定居的江西移民要么入乡随俗认同“大建州”，要么认同祖籍地抚州一带，没理由认同所谓的“客家”。

huangvudik

来自建宁泰宁、光泽邵武、将乐顺昌、明溪的闽西北地区及武夷山、建阳等闽北地区的网友，你们是定居福建的第几代了？

根据一些地方志及族谱记载，古代邵武府的全部，延平府的西片，建宁府的西片，很大一部分人口都是明清时期从江西迁入闽西北的。“在闽北各县，到处都有迁来三五代、八九代的“老表””、“在原邵武府属四县，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记得本家族从江西迁来几代人了”，尤其是富屯溪流域这个入闽大通道，每逢战乱，总是兵家必争之地，多年的拉据战造成本地人逃忘甚至屠城灭村，战后本地人太少，移民“入乡随俗”的压力很小，如今这一带是遗存很多闽北闽中方言特征，赣化程度不一的闽赣方言区，其中明溪县是明朝才置县并划归汀州的，后来成为闽赣客过渡区。。。

附两篇论文参考：

摘选自：《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作者：李如龙、陈章太）

本文是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调查报告。这七个县市指的是邵武市和光泽、建宁、泰宁、顺昌、将乐、明溪六县。...闽西北七县市位于武夷山主脉的南段——杉岭，富屯溪自光泽南下，金溪自建宁东来，在顺昌会合，除明溪县东部属沙溪水系外，七县市正是富屯溪、金溪流域。...由于历史的原因，在1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100万人口，是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从历史上说，这里也是福建较早开发的地区。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福建全境首立建安郡，所辖的10个县中5县在闽北：建安（今建瓯）、建平（今建阳、崇安）、吴兴（今浦城）、东平（今松溪、政和）、南平，3县就在这里：昭武（后避司马昭讳改名邵武，包括今邵武、光泽）、绥安（今建宁、泰宁）、将乐（包括今顺昌、将乐和明溪一部分）。...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邵武县升为“军”...明溪县则是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划了将乐、宁化、清流各两个乡和沙县一个乡而置的归化县，历属汀州府，直到民国年间（公元1933年）才改名明溪县。...后来，分立邵武军——邵武府和南剑州——延平府之后，近1000年的社会生活又决定了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的西北片和顺昌、将乐、明溪的东南片之间造成明显的差异，前者又更多的赣方言特点，后者有更多的闽方言特点。明溪县和闽西客方言连界，还加上一些客方言的特点。至于这一带和江西的关系，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从西晋到隋代，建安郡曾两度划归江西的江州和抚州管辖，前后历时260多年，后来，接连有大量的江西移民从抚州、南城以及诸临界县来到这里定居，这种情形宋元以后就有，明清以来尤多，许多地方保留的族谱里还有详细的记载。在原邵武府属四县，至今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记得本家族从江西迁来几代人了。先后的移民和现实生活中频繁交往使得赣方言对这一带方言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市的话已经质变为客赣方言。从现实的语言交际情况说，邵武、光泽最好通话，顺昌、将乐、明溪也能通话，建宁只与赣东通话，泰宁则比较孤立。各县相邻地区比较接近，如将乐的余坊和泰宁话接近，泰宁的龙湖近邵武话，邵武的洪墩近顺昌话，在其他不同县分之间，过上几十公里就难以通话了。闽西北七县市的范围内还通行着外地方言，主要见于顺昌和明溪两县。经初步了解，主要有：在顺昌县，富屯溪以东的大半个县通行着和建瓯话相近的闽北方言，沿富屯溪两岸还有一些闽南方言岛和客家方言岛，这是一二百年来移民定居的结果，在县城和洋口镇，不少居民兼通福州话，这是闽江航运和抗日战争期间内迁的福州人带来的。顺昌县内说外地话的人超过半数。在明溪县，西部的枫溪、夏坊两个乡镇通行闽西客家话，那里原是宁化县境，现在也和闽西客话连片；东部的夏阳话有不少沙县话特点，那里是沙县划来的。此外，建宁县南部边界一些村庄的话也和宁化话相近。...
现在，就本文所比较的材料作一个粗略的分析，并提出我们对闽西北七县市方言归属的看法，进一步申明我们在《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一文“余论”中的有关观点。语音方面，本文比较了43个条目，300个单字，其中，多数点和客赣方言一致的有15条142字，和闽方言一致的有9条84字，更重要的是，和客赣方言一致的条目都是可以类推的常例，管的字多，和闽方言一致的则是不能任意类推的字数不多的变例。这种情形说明了闽西北七县市的闽方言语音特点是早期底层方言保留下来的残余现象，而客赣方言的语音特点则是后起的并正在起作用的普遍规律。我们认为，在鉴别方言类属、为方言分区时，应该以覆盖面大（管的字多）的特点作为主要依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把反映客赣方言特点最充分的西北片四县市方言划归客赣方言、更准确地说，可以认为这四县市的底层方言是闽方言，但现在已经客赣化了。东南片三县具有不少客赣方言的语音特点，划为闽方言区也是不合适的，而且彼此之间又缺乏许多共同性，因此可以作为闽方言与客赣方言之间的中介地带。...在词汇方面，本文所比较的250条词语中，多数点和客赣方言一致的有82条，和闽方言一致的只有31条，西北和东南大体分为两种说法的33条，这些情况和语音特点的分布状况是一致的，整个七县市地区在词汇上都深受客赣方言的影响，而以西北四县市为甚，应该说在西北四县市已经发生了质变，那里的方言属于客赣方言。 在比较词目中，还有102条是七县市中有三种以上不同说法的，这部分词汇在我们调查过的材料中还有很多，这里为控制篇幅没有多收。这些材料说明了另一条重要原理：在方言中介地带，词汇上的差异是特别纷繁的。我们在为方言分类时，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提取那些数量较大的异同关系来 说明问题，而不能用某一个词或某几个词的说法如何来作为区分方言的依据。方言之间词汇上的借用避语音上的相互影响要广泛得多，没有成批的基本词汇的比较，是看不出方言的区域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中，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四县市应划归客赣方言，其中，建宁话的赣方言性质最明显，其次是光泽话邵武话，未处边界的泰宁话就保留了闽方言特点更多些。顺昌、将乐和明溪可以作为闽方言和客赣方言之间的中介方言，其中，顺昌话里闽方言成分最多，明溪话则兼有闽、客、赣的特点。 ...



来源：《福建方言志》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51&index=8

(四)闽客与闽赣方言的形成

福建西部沿着武夷山脉与江西连界。唐代之后，赣人两次大规模涌入闽地，对现今福建方言的形成和分布也发生了直接影响。
第一次赣人入闽发生在唐末。黄巢起义时，赣北是主战场之一，从中原南来定居不久的客户又不得安宁。参加义军者结局悲惨，留在家中的弱者不堪官军的掠夺和盘剥，只好扶老携幼向新地逃亡。这就是罗香林所说的客家二次大迁徙(其实，“客家”之称是宋之后的粤地才有)。他在考察许多客家族谱之后总结道：“这次迁移，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从闽西唐宋间人口的变动可以看出，这次入闽的赣人是大批量的。唐元和间，闽西只有长汀、宁化两个“中下”小县，外加沙县的汀州府只有2000多户人家。到北宋初年，据《太平寰宇记》载，这里已有2万多户，增加10倍。宋代中叶，汀州增设连城、清流、上杭、武平四县，据《元丰九域志》载，全州已有8万多户，较宋初又增加4倍。从赣东来的移民成了闽西人口的主体。闽西方言区就是在北宋时期形成的。宋元之后，他们又大批南迁粤北、粤东，在那里生成了鲜明的客家意识。赣人唐末进入闽西，可以认为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酝酿期，在这里形成的方言又和广东纯客大本营的客家话有明显的一致性，因此本区方言可以称为闽客方言。
闽西的土著主要是畲族的先民，经过陈政、陈元光的征讨和安抚，他们的境遇本已艰难，来了这批赣人新移民后，势必更难立足。在和客家先民杂居的年代，他们逐渐放弃了大部分本族语言，说着和闽西客话大同小异的话，后又逐渐向福建北部、东部山区进行民族迁移，而今大部分定居在闽东沿海的山区。可以说，客家先民在闽西是反客为主。大量客家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是从江西迁到宁化石壁村而后再向南转移的，但是，早期到达宁化、清流、连城一带的客家先民，并无明显的客家意识，他们至今并没有自称客家，只有后来从粤东倒流到上杭、永定、长汀一带定居的人们才自认是客家。由于迁徙的时间不同、主客的成分和比例不同(这里除畲族外当时还有说闽方言的居民)，加上邻近闽方言的影响，闽西七县客家方言内部差异较大，不象具有鲜明客家意识的粤北纯客大本营中的客家话那么一致。象连城县内，互不通话的小方言就不下五六种。
第二次赣人入闽发生在南宋之后，主要是抚州、信州一带的人越过武夷山来到闽北定居。和第一次相比，不同的是，前次主要是来避难的，后次主要则是来谋生的。前次时间地点比较集中，数十年间大批量一次完成；后次是长时期的，既有大批量(如宋元之交)也有小批量的。从地点上说又是分散于闽北十几个县。前次来时本地原住民不多，大批量的人口充实造成语言的质变，形成新方言区；后次则是在原有人口和语言的基础上掺入新成分，经过长期的量变才造成质变或部分质变。闽北原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宋代以后，建州分出南剑州和邵武军，共辖16县。据《元丰九域志》载，北宋中叶这一带已有近40万户人家(全福建才有100万户)，朱熹在此讲学数十年，麻沙成为全国出版业中心；杨时、柳永、严羽、吴棫、罗从彦、李侗等文人学者，黄干、蔡元定、宋慈、真德秀、李纲等名臣大将接踵而出；“建瓷”、“建茶”驰誉四海，铜银冶炼在全国举足轻重。北宋是闽北鼎盛时期。然而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兼并、赋役繁重、茶盐采矿官营专卖等都酝酿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从北宋末到南宋末100多年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南宋初年范汝为起义，聚众20万，争战一年半，义军几乎攻占闽北所有州县。历次起义都被镇丵压了，人口锐减三分之一(据《元史·地理志》载，只剩28万户)，一些文人描写了当时的境况称：“前村不复炊烟起，长似清明寒食时”，“江闽五十邑，荆棘五千里”，“旧时巷陌今谁住，却问新移后来人”。这“新移后来人”便是翻过武夷山的赣人。这些定居者大体按路程的近远而递减，邵武军最多，南剑州所属的将乐、顺昌其次，建州所辖的西片崇安、建阳又次之。近人陈遵统主编《福建编年史》，他在前言中说：“我在邵武的8个年头中，差不多邵武各大姓的家谱都看过，可以总括的下个结论：‘邵武的大部分人民是由中原移转而来，而迁徙的道路，十有八九由江西而来。考究它的年代，大部分是宋代，而宋代之中，南宋初期比北宋多；元兵围汴的前后，又比南宋初期多’”。其实，赣人东来直到明清之后还在继续，在闽北各县，到处都有迁来三五代、八九代的“老表”。
700多年来赣人移居闽北对福建方言的影响有3种情况：西北部原邵武军(府)4县虽然还不同程度地保存着闽方言的老层，从语音的主要特点和结构系统以及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说，已经赣语化了。例如有了轻唇音f、v(古非组和晓组合口字等)；把普通话不送气音(古全浊声母字)读为送气清音；把普通话ts‘声母字(清从母字)读为t‘-，普通话t‘声母字(古透定母)则读为h-；有较多的轻声词和儿尾词等等。其中和江西连界的建宁话赣化最彻底，光泽话的闽方言成分也很少了。东南部原南剑州的顺昌、将乐、明溪三县则保留闽方言成分多些，明溪还兼有闽西客话的特点，可以说这一带是客赣方言和闽方言的过渡地带。根据这种现状，我们把西北4县称为闽赣方言区，东南3县作为它的附属区。至于原建州(建宁府)的西部崇安、建阳两县在语音上也受到赣语的一些影响，在词汇方面，连建瓯一带也有许多客赣方言的成分，但是这几个县应该还没有改变闽语的性质。
闽客方言和闽赣方言形成年代比闽方言晚，又是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政治、文化中心(长汀和邵武)的权威性不足，故两区内部的方言差异都较大，许多地方还含有闽方言的成分。例如邵武话，“房子”说“厝”，“铁锅”说“鼎”，“儿子”说“囝”，“脚”说“?f”，“霉”说“??”，“味淡”说“渐食”，“穿”说“颂”就都是闽方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