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发财的客家人(2)——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的百货业老板们

天地人999

解读“黄村百货第一镇”之上篇

  黄村万人驰骋中国百货业
引语：东源县黄村镇，称其为贫穷落后的偏远小镇并不为过，然而，该镇的百姓并不贫穷。
在黄村４．４万人口中，８０％以上的家庭从事百货行业；全镇１．６万劳动力人口，超过１万人外出从事百货业，占全镇劳动力人口的６２％，其中，１０００多人拥有自己的大、中型百货公司、商场或超市；６０００多人拥有自己的小型商场或租用他人的商场柜台，涌现了１０多个亿万富翁、１００多个千万富翁。
据统计，黄村人经营的百货商场（店）、超市的总营业面积已达到７００万平方米，按珠三角地区百货业商铺平均售价计算，这相当于黄村人在中国掌控了超过７００亿人民币的财富。黄村人经营的这些百货商场和超市主要分布在东莞、深圳等地。
据粗略统计，珠三角地区大中型百货商场、超市的经营者当中，黄村人超过６０％；在个别城市，黄村人经营的大中型百货商场、超市曾一度占据当地９０％的市场份额，“黄村百货”现象在１０年前已经形成；在珠三角地区的百货业内，“无黄不成市”的说法也被广泛流传。   
有媒体甚至称黄村百货人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百货传奇，称黄村镇为“中国百货第一镇”。然而，在河源，黄村百货人却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
为了揭开黄村百货人这一群体的神秘面纱，本报记者近日前往黄村镇、东莞市、深圳市等地进行了深入采访，分上、中、下３篇对“中国百货第一镇”进行解读，敬请广大读者垂注。
无人留守的村庄   
在东源县黄村镇邬洞村竹头围、龚木坑和茶坑这三个小村庄里，如今常年不见当地村民的踪影，惟有１００多间破旧的泥砖瓦房散落在大山脚下。除了偶尔能听到一声鸟啼，已经没有其他多余的声音。经过２０年风雨的浸淫，这里许多房屋已成了残垣断壁，庭院里杂草疯长。“在以前，石榴栏村有１１００多人，现在，长年居住在村里的已不到１００人。”邬洞村石榴栏村村民小组组长罗佛明说，“竹头围、龚木坑和茶坑这３个村民小组更是人去楼空，原来的３０多户２００多人如今没有一个人留守村庄。石榴栏村也因此由以前的一个行政村成了现在的一个自然村。
”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呢？“到外面去了。”罗佛明说，“改革开放后，石榴栏村人开始不断地往外面走。”
罗佛明说的一点都不假，只是，需要补充的是，这些走出去的石榴栏村人大部分都做起了百货生意，而且，黄村镇每个村都有一大批人外出经营百货业。
据去年底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东源县黄村镇４．４万人口中，８０％以上的家庭从事百货行业；全镇１．６万劳动力人口，超过１万人在从事百货业，占全镇劳动力人口的６２％，其中，１０００多人拥有自己的大、中型百货公司、商场或超市；６０００多人拥有自己的小型商场或租用他人的商场柜台。
据统计，黄村人经营的百货商场（店）、超市的总营业面积已达到７００万平方米，按珠三角百货业商铺平均售价计算，这相当于黄村人在中国掌握了超过７００亿人民币的财富。
黄村人经营的这些百货商场和超市主要分布在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在个别城市，黄村人经营的大中型百货商场、超市曾一度占据当地９０％的市场份额，
“黄村百货”现象在１０年前已经形成；在珠三角地区的百货业内，“无黄不成市”的说法也被广泛流传。
一群在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的山区小镇土生土长的黄村人，为什么能够走出大山，在异地他乡创下一份不平凡的事业呢？穷山恶水逼走黄村人“是环境给逼出来的！”当谈到１９８０年代初走出家乡的原因时，现在已掌管东莞多家大型综合百货商场的黄村人钟先生冲口而出，“我清楚地记得，我家对面的山上，除了山顶是绿色的，其余山地几乎都被村民开垦出来种上了玉米、黄豆、番薯、山芋等杂粮。”
钟先生说，黄村人多地少，人均只有０．２６亩耕地，当时村民仅靠种田还不能解决温饱，必须到山上开凿山带，种植杂粮才能勉强填饱肚子。钟先生所说绝非诳语。
沿着一条二三十米宽的小河逆流而上十几公里，两边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在这条２００米左右宽的狭小山谷里，大大小小的几十个村庄就坐落其中——这就是黄村镇，全镇２２０平方公里地域面积里，有９５．３％是山地，人均耕地不足０．３亩，远远低于河源全市０．６２亩的平均水平。
“０．３亩的耕地如果是良田，那还过得去。”已７０高龄的石榴栏村村民罗和坤望着深山里的梯田，叹着气说，“耕地大部分都是梯田，基本没有多少肥地。”耕地贫瘠是黄村农业一个显著的特点，在黄村的耕地里，随处都可以找到大小不一的鹅卵石。
去过黄村的人很容易留下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黄村的田埂基本上都是用鹅卵石堆砌起来的。
土地贫瘠其实还没那么可怕，可怕的还是野兽鸟雀对农作物的侵袭。据罗和坤老人介绍，野兽鸟雀对农作物的损毁，有时简直出乎人的想象，一块眼看就有收成的田地一夜之间可能会变得颗粒无收。罗和坤老人所说的野兽主要是指野猪。据悉，仅今年上半年，村民在石榴栏村附近的山上就猎杀了６头野猪。
除此之外，单块面积过小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耕作的难度。在黄村的山沟沟里，面积小于１０平方米的田地随处可见。“耕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最大的也不超过０．１亩。”
罗和坤老人说。罗和坤家一共耕有近３亩地，但由于每一块田地的面积都太小，到底共有多少块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大概有１００块。”罗和坤说。而经常不期而至的洪涝灾害也让当地村民叫苦不迭。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狭小山谷的黄村更容易遭受洪水、泥石流的袭击，这种自然灾害给当地农作物带来的打击常常是毁灭性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耕作，付出的劳动和汗水并不一定能换回相应的收获。罗和坤老人说，一直以来，他家每亩田基本上只能收１５０至２００公斤稻谷，有时甚至会更少些，如果不是他的４个儿子都在外面谋生，日子肯定很难熬下去。“待在家里要吃饱饭都有困难，能有什么盼头？”
钟先生感慨地说，“恶劣的环境逼着我们往外走。”其实，这句话不只钟先生一个人说过，所有从山沟沟里走到外面的黄村人都有同样的心声。
祖辈勇闯南洋激励后人其实，黄村人不屈服于大山“束缚”的性格、敢于走出山沟闯天下的勇气由来已久。
在解放前，就有大批黄村人为了改变靠采摘野果充饥的困境而甘愿被人“卖猪仔”走“南洋”。该镇下漆村村委会副主任程南贵的父亲就是在１９４０年与几名乡亲结伴被“卖猪仔”漂洋过海去了马来西亚。程南贵说，当时他父亲有６兄弟，虽然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劳动生产，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耕地，父辈们根本无法填饱肚子。有一次，当时年仅２２岁的父亲从别人口中获悉到南洋可以赚到很多钱后，便毫不犹豫地辞别家人，前往南洋。之后，程南贵的爷爷和一个叔叔在接到父亲在马来西亚的好消息后，也接着去了马来西亚。
关于父辈的事情，程南贵已记不起太多，但有一件事，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他父亲为什么给他取名为“南贵”。１９５２年，程南贵在马来西亚出生，他父亲给他取名为“南贵”，长大后，他父亲对他说，之所以取名“南贵”，意思就是要在南洋发家致富。然而，遗憾的是，１９６０年，马来西亚发生排斥华人的事件，程南贵一家不得不返回故乡。当年程南贵父亲虽然最终没有通过走“南洋”改变贫困的生活，但是却有其他一大批黄村人在异国他乡通过努力取得了成功。据黄村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室一份２００３年底的统计资料显示，黄村全镇共有海外华侨２５９９人，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居住的共有９９５人。这些人籍贯分属黄村镇１７个村（居）委会中的１６个村（居）委会。因此，黄村有“华侨之乡”之称，黄村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也是目前河源市唯一的一个镇级华侨联合会。
“这些人大都是在解放前不甘贫穷而走出去的。”黄村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戴子文说，“当时主要的去向是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黄村人祖辈走出山沟、远走他乡创业的意义远不止于他们创业的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拼闯的精神和勇气激励了下一辈人，使他们的后代能够像他们一样，敢于对命运说不，敢于挑战未来。据了解，１９８０年代以后走出大山的黄村人，有不少是受到祖辈外出创业的影响，才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取得成功的。
卖掉全部家当闯深圳
如果说在解放前，黄村人能够走出大山、漂洋过海，不是黄村人自己有办法出国，而是因为当时有专门做“猪仔”生意的中介人。那么，１９８０年代以后，黄村人能够前往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城市摆地摊、经营百货业，则是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机。“当时如果不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实行单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只能留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经营百货业颇为成功的黄村人朱先生感慨地说。在１９８０年前，朱先生家里有７口人，在５兄妹中，朱先生排行老大。由于全家只有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劳动力，朱先生家一直是村里的超支大户，为了减少超支，朱先生１８岁那年就放弃了学业，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挣工分。此外，朱先生家里每年还要饲养一头猪，到年尾时送到生产队抵工分。“自己家从年头到年尾，好不容易将猪养大，但最后家里人却吃不到猪肉，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没办法——谁叫自己家吃饭的人多、参加劳动的人少呢？”朱先生说。
１９８０年，黄村实行单干，朱先生的几个弟妹也能够参加劳动了，全家人开垦山带种植了一些杂粮，总算勉强可以填饱肚子了，但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下肚的米饭和杂粮有了，但没有经济收入，朱先生不愿意一辈子这样穷下去，他不断地向人打听什么地方能赚钱。
到了１９８４年，朱先生听人说深圳刚刚实行改革开放，钱比较容易赚，做什么都可以赚到钱。这年３月，朱先生将家里的耕牛卖掉后，带着几百元钱和几个弟妹来到了深圳，在龙岗摆起了卖衣服的地摊。
与朱先生一样，阳叔也是因为穷而走出黄村的。阳叔是第一批到深圳龙岗摆地摊卖服装的黄村人。阳叔回忆起当年的贫穷时说：“每年开学的时候最头疼，孩子们上学需要报名费，家里唯一能够卖钱的就是鸡，可卖了鸡就再没鸡蛋换油盐，那可不行啊，有时候还能借到钱交报名费，有时候借不到，就欠着学校，都要还啊，用什么还？就拖着，拖到家里养的猪长大卖了才能还，一拖就是大半年，真是穷啊！”阳叔说；“我年轻的时候，当时的政策不允许我们农民走出穷山沟，那时候穷是真的没有法子，就那么点地，种金子也富不起来，何况山上的地种什么也收不了多少。
后来改革开放了，党提倡我们走出去，再富不起来，那就是自己无能了。”走出去，最直接的一条是需要路费，阳叔本来也想自己先出去，那样，有几十元也够了，等赚了钱再回家接走妻子和孩子们，可是，孩子们太小，留在家等于留给了年老的父母，那是不行的。阳叔说：“和妻子商量过后，我们卖掉了家里全部能卖的东西，也就是一头猪，几只鸡，一百多斤粮食，和结婚的时候置办的家具，总共卖了４３８元。”卖完东西，家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泥土墙。这就是一个黄村人摆脱贫穷的决心。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当第一批走出去的黄村人选择经商并尝到甜头后，黄村开始有更多的人陆续走出家门，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黄村的一位知情人士说，我知道邬洞村有一位先生，在外面尝到甜头后，回家将所有的家人和亲戚几十个人都带了出去，一起摆起了摊档，卖起了衣服、鞋子。”
“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往外走。”邬洞村６７岁的老村支书张世忠一提起石榴栏村人去楼空的事情就说，“是改革开放给了黄村人外出创业的大好机会。

相关链接：黄村：华侨之乡 文化之乡黄村镇东接五华县长布，南与紫金县中坝相邻，西濒东源县叶潭，北界龙川县紫市，是东源县东北部最边远的乡镇。距河龙高速公路蓝口镇出口约２３公里，经蓝口镇、河龙高速公路至河源市区，行程约为１．５小时。黄村素有“华侨之乡”之称。黄村华侨遍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及港澳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已达１万余人，其中归侨、侨属近７００人。
黄村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黄村是中共后东特委机关驻地；解放战争时期，黄村是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根据地。今日的黄村百货人，许多都是黄村革命烈士的后代。
黄村还有“文化之乡”的美称。在清朝期间，程经邦、张其能、戴永周等３人分别考中头榜贡元。
解放后，黄村更是人才辈出。黄村的历史文化悠久，据勘查，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在黄村居住；黄村民间古代建筑很多，有围龙屋、石楼、文阁塔等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化建筑。黄村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水力资源和旅游资源。
黄村蕴藏有锌、铝、钨、锡、铜、萤石、硫铁等矿石，矿藏范围达１００平方公里；黄村温泉温度高达９２摄氏度，日流量接近１万立方米，水储量大，温泉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多种稀有化学元素，全省独一无二；黄村山清水秀、景色怡人，境内有七目嶂、燕子岩、鳌峰等风光旖旎的山峰。
在黄村的山坳里，有黄村百货老板们回来修建的别墅和楼房，有他们为家乡修建的中小学、烈士陵园、医院、马路、桥梁。
黄村分布在１００多座山沟的１２１个自然村全部通了水泥公路，乡镇公路数目和通车总里程居不发达地区之首，黄村也是河源第一个脱贫的乡镇。 （载自《河源日报》２００５年8月24日，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