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等人的家世看客家移民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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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郭沫若等人的家世看客家移民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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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但其祖先是福建宁化县的客家人，其祖籍是现今福建三明市所属的宁化县石壁乡龙上里七都。其祖先在“湖广填四川”的高潮中，于乾隆年间离开宁化故乡，迁居四川乐山。据郭沫若自述：“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由闽迁蜀，世居乐山县铜河沙湾镇。”此段文字出自《先考膏如府君行述》一文中，此文作于1939年其父去世之时。由此推算，郭沫若先祖入川的时间应为1781年（即乾隆四十六年）。

又据郭沫若的堂弟郭开鑫考证：“郭家第一位定居沙湾的祖先是郭有元”①，而郭氏家族的字辈是按“鸿延寿显元，永志有承贤；明朝开宗远，英良虎少全”4句20字排列的。入川始祖为“有”字辈，经过5代人的发展，到郭沫若这一代“开”字辈（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为入川的第6代，中间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

郭氏家族的入始祖也和绝大多数的入川移民一样，是赤贫之民，他们在家乡难于维生，才甘愿冒险千里跋涉，来到西蜀大地，以寻求生路。郭沫若曾述及其祖先入川时的情况：“我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听说我们的那位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他乡，逐渐地在那里发起迹来。”②

郭氏人川始祖生活颇为艰难，主要靠跟随马帮长途贩运，谋生度日。据郭沫若的族弟郭开宇说：“我的曾祖父郭贤惠讲，先辈由福建来四川，开始是做苎麻生意，从福建宁化采集野生芒麻，跟着入川的马帮，到了现在的牛华镇。牛华是盐井林立、盛产食盐的地方，苎麻用于盐业生产中缠扎卤水筒用。后来，也运麻布来卖。”③

郭氏祖先由最初的“跟马帮”，到后来的“开马帮、办驿站”，再到后来的“凿盐井”，最后定居乐山沙湾镇，干起“亦商亦农”的买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郭沫若的曾祖父手里，家道已经发达起来。对此，郭沫若曾说：“我们的家产是在曾祖父的一代积累起来的。”④虽然后来有些衰落，但到郭沫若的父亲手上，家道又中兴起来。沙湾郭家历来重视教育，早在清同治八年，郭沫若的大伯父郭朝瀚就考中秀才，成为沙湾郭家第一位获取功名者。此后，郭沫若的堂伯父郭朝佐更是走出国门，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成为同盟会初创时的会员。日后，曾任孙中山秘书、四川统捐局长等职，成为沙湾郭家第一位身居高位者。

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虽然读书不多，未获取功名，但他却十分重视子孙教育。他常以“子孙勿得废读”；“于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为家训。⑤他花大本钱在自家后院开设私塾“绥山馆”，聘请当地名师来家塾教授子侄。后来，他把自家全部儿子都送到外地求学。因此，在父母的督促教诲下，郭沫若这一代英才辈出。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是清末秀才，留学日本，归国后，钦赐为“法科举人”，长期在司法部任职。郭沫若的二哥郭开佐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武备生。郭沫若的堂兄郭联升，年仅12岁就考中秀才，被人誉为“神童”。而郭沫若本人则更为出众，成为饮誉中外的一代文化学术大师。

定居于沙湾镇的宁化郭氏家族，应该说是客家移民入川的成功范例。这种成功的范例虽然为数不算多，但还是有一些。据我所知，四川近现代一批名人是客家后裔，他们的祖先原先定居在闽、粤、赣客家聚居地。比如：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祖籍福建武平；

“红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祖籍广东韶关；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的父亲周烯，祖籍广东梅县：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祖籍广东五华；

著名诗人、书法家、文史学家林思进，祖籍福建长汀：

著名诗人、音乐家叶伯和，祖籍广东龙川

四川楹联高手钟云舫，祖籍福建汀州；

川西女杰、“义和拳”首领之一的廖观音，祖籍广东兴宁；

《厚黑学》作者李宗吾，祖籍广东五华；

此外，还有一些，为省篇幅，恕我在此不—一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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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述这些名人的祖先，大都是在清朝康、雍、乾年间，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从闽粤赣客家聚居地，迁居四川的。

刘光第的太高祖于康熙年间，由福建武平县的湘坑湖迁居四川富顺县。刘光第在《曾大父家传》中写道：

“吾武平刘氏，自入蜀来，居富顺东三十里之卢家嘴。百余年而迁观音滩，去卢家嘴四十里；又二十年而迁赵化镇，去观音滩三里。其间居卢家嘴者二世，自吾太高祖始；观音滩一世，自曾大父；赵化镇今且三世，自吾大父始。”⑥

由此可知：刘光第家族的人川始祖是其太高祖。经过160年左右的繁衍，到刘光第这一辈已是入川的第六代。中经两次迁徙：由卢家嘴迁观音滩，再迁赵化镇。而刘光第1859年就出生于赵化镇西丰街的自宅内。

而朱德的祖先原居广东韶关附近的客家村落。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高潮中，其先祖约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左右，由韶关老家迁徙到川北的广安、营山一带，靠走街串乡、经营小杂货生意维持生活。直到雍正年间，朱氏入川的第3代朱文先，才携妻带于，迁居四川仪陇县的马鞍场。从此，定居该地，以农为生。所以，朱德父亲朱世林的墓志碑上，刻有下列文字：

“朱氏籍起粤东，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代业农，数传而至于公。”⑦

据载，朱德是韶关朱氏入川的第八代。从入川第3代起，就世代务农。作为农家子弟的朱德早年饱经忧患，因此，他立志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谱名周光瑚，又名周月宾，四川成都郸县人。其父周炜（1885一1958），号映彤，早年留学比利时，专攻路矿工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路矿专家。在他留学比国之时，认识当地望族之女玛尔格依特，双方坠入情网，后冲破家庭阻力，结成异国姻缘。1913年，周炜学成毕业，携妻回国。1917年，韩素音出生于河南信阳（一说“中东铁路线上的某车站”）。韩素音的父亲周炜是客家后裔，其先祖世居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据《四川成都周氏支祠族谱》载：周氏入川始祖周茂发为15世，而韩素音为23世，中经九代，约二百余年的发展。

韩素音对自己的家族史十分重视。她在自传《残树》一书中，对周氏家族有较详细的叙述：

“我的祖先姓周，原籍广东省梅县，全县都是清一色的客家人……我家在十三世纪定居于梅县，大概在1682年到1710年之间迁移到四川。我家家谱上说，我家祖辈中第一个在四川落户的是个货郎。”⑧

楹联高手钟云舫，生前所撰楹联数千幅。其传世著作《振振堂集》8卷，收入楹联1850余幅。其中《拟题江津临江楼》一联，长达1612字，比180宇的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要长约9倍，他被誉为“国内第一楹联高手”。他于1847年出生于四川江津县，其先祖为福建汀州客家人。据载：“其先祖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由闽入蜀，落籍于江津县仙池坝马家庄。”⑨

著名诗人兼音乐家叶伯和（1889——1945），出身于音乐家风很盛的家庭。祖孙三代皆名重一时。其祖父叶祖诚（字筑斯，号屏藩），清光绪朝五品衔光禄寺署正，浩封朝议大夫。废科举后，捐资创办成都崇实学堂。其父叶大封，清附贡生，候选知州，后留学日本，获法学士学位，回国后成为四川知名律师，曾一度出任四川省公署秘书长、四川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叶伯和本人15岁入读四川高等学堂，18岁与弟弟叶仲甫一道，随父东渡日本留学，人读日本法政大学与东京音乐学院。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1912年，父子三人同时回国。叶伯和归国后，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工作，曾任成都乐歌体育专修学校音乐科教授。我国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音乐史》（上下册），就出自他的手笔。他既善撰词，又擅谱曲，且精通多种乐器。此外，他能诗善文。有《伯和诗草》、《伯和著述丛稿》等著作行世。其诗文作品受到郭沫若、叶圣陶等人撰文称赞，他被人誉为“大才的音乐家”和“杰出的诗人”。其祖先是广东龙川县的客家人。其先祖于康、雍年间“由粤迁蜀”，落籍四川新都县，以“耕读传家”。

《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1879年生于四川富顺县，他在《宗吾家世》中说：“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今五华县——引者注）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肖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⑩

著名学者唐君毅，1909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其先祖亦是广东五华人。其七世祖于雍正年间“以岁荒迁徙宜宾”(11)，世代以耕读传家。其父唐迪风（字铁风），是清代末科秀才，为人刚直，“不为不义屈，不为权势移”，受到时人称赞，历任四川诸大中学校教职，有《孟子大义》等著作传世。其母陈大任亦擅长诗文，有《思复堂遗诗》五卷传世。唐君毅出身于如此书香门第，经过自身努力，成就为一代儒学大师。

著名诗人、书法家、文史学家林思进，字山腴，1873年生于四川华阳。其祖先是福建长汀客家人。其先祖于康、雍年间，由闽迁蜀。林思进父子两代均名重一时。其父林毓麟（字涛如），博学工诗，旁通金石书画，有《淡秋集》等著作行世。时人王树楠、廖平等对其十分看重。王树楠在《淡秋集序》中，将其父于与苏东坡父子相比美。林思进幼承家学，又得益于父执前辈如王树楠、廖平等人的指点，及同辈友人如赵熙、冒广生等人的切磋，于是学识益进。他30岁中举后，曾东渡日本考察政教。回国后，曾担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华阳中学校长、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授职务。49年建国后，出任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职。1953年8月1日去世，享年81岁。他平生致力于诗古文辞，其诗与赵熙齐名，被视为“西蜀诗坛两大家”。其书法亦名重一时。生平著作有《清寂文录》8卷、《清寂词录》5卷、《清寂诗录》12卷，《华阳人物志》16卷。

20世纪初年，与华北平原的义和团运动相呼应，川西平原也兴起义和拳运动。他们提出“反清剿洋”的口号，在四川各县发动群众。深受苦难的劳苦大众如同遇火的干柴，一触即发，一呼百应，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他们曾一度攻进省城成都，后因朝廷调兵遣将，派重兵前来镇压而归于失败。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位“川西女杰”廖观音，她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之一，牺牲时年仅 17岁。她是客家后裔。其祖先原居广东兴宁县。其入川始祖廖明 达于清朝雍正五年（1727）离粤迁蜀，落籍于四川新都县石板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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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上述这些名人的家世可以看出，他们的祖先大都在清朝康、雍、乾年间，从闽粤赣客家聚居地迁入四川。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大致说来，有下列几个原因：

1、明朝末年，由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武装大起义，以及接踵而来的满族统治者“凭借武功”的平定天下，几十年间，神州大动荡，生灵遭涂炭。素有“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遭受尤惨，几乎“十室九空、千里荒芜”，有大量荒废的土地有待开垦。例如富顺县，到清顺治五年（1648）“地不耕已五年，民之存仅百一”。十二年之后，到清王朝统一四川时，情况仍旧未改观。那时的富顺“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墟之内，不见一人驰驱之。”据估计，当时全县残存人口不过数十家而已(12)。作为门 大县的富顺县尚且如此，四川其他各县也大致差不多。可见当时情况的严重。

2、康熙皇帝统一全国之后，为了广开税源、安抚民生、巩固统治，立即着手四川的开发。他采纳群臣的建议，奖励移民前往开发。据载，早在康熙十年，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就奏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请饬部准开招民之例，如候选州同、州判、县丞等，及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衔，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地之人，统以三百户为率。俟三百户民尽皆开垦，取有地方甘结，方准给俸实授本县知县。其本省现任文武各官，有能如数招民开垦者，准不论俸满即升。(13)”康熙对此奏章批示：“下吏、户、兵三部会同议行”。两年后，康熙又下圣旨，将“六年起科”改为“十年起科”。圣旨云：“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  足民为首务……见行垦荒定例，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转念。嗣后各省开荒地方，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14)”正是由于康熙有见识，当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便大张旗鼓地实行奖励移民垦荒的政策，于是出现了持续百余年（从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的移民高潮。这股移民潮，尤以“湖广填四川”为最盛。

3、闽粤赣客家聚居地自宋元以来，已得到长足发展，至明末清初，当地人口已显膨胀，  加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山多田少，可耕地严重不足，广大农民谋生实在不易；再加上水旱灾害频临，饥荒之年接踵而至。仅据《梅县志》记载：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雍正五年（1727）这十年间，就发生严重水灾 4次，“颓倒房屋田地甚多”。进入乾隆时期， 情况更严重：“清乾隆元年，河水涌涨。六年春夏间，大旱，米价腾贵。七年，旱。八年夏， 雨水连绵，山水陡发，两江水涨，淹毙人畜，冲决基围，房屋倒塌。十三年，旱。十五年三月，大水，淹塌房屋田畴，李坑、长滩等处尤甚。十六年八月，地震。二十二年，大旱。四十年，大水，淹没田庐人畜无数。(15)”梅县的情况是如此，而相邻的粤东、闽西南、赣南其他各县情况也差不多。可见情况的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奖励移民垦荒的政策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何况有关“天府之国”的富庶传说不迳而走，也令灾民们无限向往，因此，“到四川去”成为一时之时尚。

4、客家人有“东方犹太人”之美称，富有迁徙的传统。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迫于形势，数度从黄河流域、江淮大地逐步南迁。至宋元间，终于形成闽粤赣三角地带的客家聚居地。漫长的迁徙历程，形成客家人不困于地域、不畏惧迁徙、勇于进取的心态。这种心态，促使  客家人乐于接受朝廷“填四川”的动议，成为这次移民大潮中不可忽视的族群之一。

5、客家人素有“礼义传家”、“诗书传家”的传统，文化相对比较发达。读书人多，通过科场获取功名的人自然也就多。有了功名，往往能做官。因此，做官的人也就相对较多。康熙年间，为了奖励移民垦荒，朝廷实行了“地方官员升迁及官职实授与招募移民垦荒的实绩相挂勾”的政策，规定招满三百户垦荒者，才能实授知县；当三百户尽皆开垦后，才能发给傣禄。后来，朝廷又颁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内中规定：各省开垦六千顷以上者，主事者官升一级；知县一年内开垦三百顷以上者，官亦升一级。朝廷实行的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他们纷纷派人返乡动员乡亲移民垦荒。客家人在四川当官的为数不少，因此，客家乡亲被动员入川者也就多。

由于上述诸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致使客家人在清代康、雍、乾年间大批移居四川，造成西蜀大地至今仍散居着数以百万计客家移民后裔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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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初这批客家移民入川后，遭际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大致彼此相同：那就是都十分重视对于孙后代的教育。

客家人素有“礼义传家”、“诗书传家”的传统，无论漂泊到何处，他们牢记自己的远祖是中原士族，念念不忘中原文化，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蟾蜍罗，背驼驼；不读书，无老婆！”这首流传极广的客家儿歌，反映了客家民众最普遍的做人意识：不读书，连老婆都找不到，能有什么出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子女缴出身”；“卖田卖屋，也要让孩子读书”。这些都是客家民众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意思是说：再苦再难，即使是忍饥挨饿、卖田卖屋，也要供孩子读书上进。这种观念成为一种根深蒂固、深深扎根于客家民众内心深处的意识。他们不管流落到何方，都会自觉地把这种深藏的意识化为执着的实际行动。

四川客家移民不乏这方面的范例。刘光第的父辈就是典型之一。刘光第家族人川后，几代人都生活在艰难的景况中。尤其是其祖父“独丁其穷，晚年殊酷”，“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饥则断莱菔叶蘸于青椒之臼而啖之以代饭” (16)。后来，依靠伯父、父亲经营小杂货铺，家境才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伯父及父亲先后过早去世，家道再次中落。未成年的光第及其弟妹，依靠寡母抚养，日于过得实在艰难。“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每用三钱买豆花，举家判朝夕食以为常。(17)”即使艰难至此，其母仍谨守丈夫生前的叮嘱：“人生何必多财，但得有勤读书儿，则乃是活宝矣！(18)”于是，更加着力督促光第兄弟读书上进。据光第日后回忆说：（母亲）“识字不多，而最喜儿子读书” (19)，“光第十四岁，从管先生读书里中，先妣命必归宿，尝夜分瞑坐榻上以待。管先生功课严，光第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先妣尝按时呼之，无一误……是时家乃愈窘，先妣至卖屋而买书焉。(20)”当是时，亲朋戚友中有人出于同情劝其母：“不如让光第去习贾。”其母不以为然，说：“刘氏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门当否塞，是儿颇不恶，不读书发名，其何承先志哉儿父在日命之矣！(21)”其母真是客家妇女的典范，真正体现了“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子女缴出身”的客家民风。

正是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刘光第及其堂弟刘光筠（字南村）先后中进士。“一门二进士”在当地传为佳话。尤其是光第日后为维新变法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更是赢得世人的尊敬和纪念。因此可以说，起于穷困之家的刘氏兄弟以实际行动报答了母亲，光耀了刘氏门庭，为父祖争了光。

同样出身于穷困之家的朱德，也是在客家民风的影响下，才有机会入学求得上进。据载：朱德在家中排行老四，兄弟姐妹多。其伯父没有于嗣。经家中商量后，便将朱德过继给伯父抚养。其伯父朱世连也是佃农出身，穷困不堪，但他却有远见。他认为：“朱家一连几代都没有出象样的读书人了，现在代德（朱德原名朱代德，又名朱代珍——引者注）兼桃两房，人又聪明，应该把他培养成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经他出面联系，族中兄弟愿共同出资培养朱德。于是朱德便被送进私塾，拜当地名师席聘三为师，读了将近十年书，打下了一生做事业的根基。对此，朱德日后曾对美国记者回忆说：“我小的时候，农村情况太坏……一族人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个男孩子，不论是抵挡税吏、滥兵，或者帮助家里打打算盘也是好的(22)”。朱德获益于父辈们的这种意识，成为一位有文化的人，日后更进一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可以说，朱德的成长与客家民风分不开。

穷困的客家人尚且如此重视子孙教育，那些富裕起来的客家移民就更加重视对子孙的栽培了。郭沫若的祖先就是其中一例。具体事实，前面已述，此处不详说。仅从其父亲为了栽培于侄，专门在自家后院，辟出专房，开设“绥山馆”，用重金聘请当地名师来教授子侄，致使郭沫若这一代人受到良好教育，以至日后沙湾郭家，英才辈出。

韩素音的祖先也是如此。当他们在郸县站稳脚跟后，便谋求在成都发展，开起了“广兴行”商行，主要经营烟草生意，走上了“城乡结合，亦商亦农”的发家道路。周氏发家后，更讲究“耕读传家”，更重视对子孙的智力投资。因此，入川周氏从第4代开始，便代代有名人涌出。第4代“有名东森者，善书法，旧时新繁龙藏寺有其碑刻数通(23)”。尤其是韩素音的曾祖周道鸿、叔曾祖父周道洽，兄弟俩均名重一时，同为尊经书院高材生，同被四川学政谭宗浚所赏识。谭宗浚《尊经十七少年歌》中所表彰的十七位高材生中，他们兄弟就占了两席。日后，周道鸿担任锦江书院监院，周道洽担任南充教谕，均有所建树。到了韩素音的父辈，更是英才辈出。其伯父周炽，品学兼优，以拨贡游学日本，可惜英年早逝。其三叔周焯，早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选送至保定军官学堂深造。但其一生不沾军界的边，而服务于金融界，成为金融家。曾任四川银行和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其四叔周澧，早年毕业于北京高师，毕生在成都办学，成绩卓著，受到时人称赞。其父周炜，排行第三，早年留学比利时，学成归国后，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路矿工程专家。生前曾任建工部设计院总工程师。

而韩素音同辈的兄弟姐妹中，也不乏人才。其堂弟周光炯，留美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航空工程专家；另一堂弟周光地，留英博士，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究员，物理专家；又一堂弟周光墉，电信工程专家，曾任四川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堂姐周嗣平，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而韩素音本人则成为国际知名作家。

由此可见，郸县周家从韩素音的曾祖父起，便成为书香门第，代有人才涌起。

象郭家、周家这样代有人才涌起的事例并不少见。许多发达了的客家移民家庭均有类似情况。林思进、叶伯和、唐君毅等家庭均是数代书香、名人迭出。由于篇幅所限，恕我在此不一一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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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尊祖敬宗，讲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作为汉民族一支特殊民系的客家，由于其祖先有过频繁辗转迁徙的历史，因而使其有着更加强烈的追宗念祖的情感。客家人不论流落到何方，总要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对祖宗的追念：或建立祖祠；或续作族谱；或经常派人回原乡祭祖：或将父祖遗骸背负到新居地安葬。如有男丁出世，则需报告祖居地族长，以便在祖籍祠堂举办“添丁上香”仪式。这种种风俗也被客家移民带入西蜀大地。

据载，郭沫若家族的入川始祖郭有元，迁居四川乐山沙湾后，靠勤劳博得温饱。此时，他时兴思乡怀念父母双亲之感。为此，他专程返回福建宁化县龙上里老家，将已故双亲之骸骨背负到沙湾，择地厚葬，并叮嘱于孙在其百年之后，务必将他安葬在父母墓侧，以尽人子之孝思(24)。故今日沙湾镇滥田湾有郭氏祖坟两座：一是入川始祖郭有元的墓，一是郭有元父母双亲的合葬墓。

刘光第家族也有类似的情况。光第先祖入川后，与大多数的客家先民一样，念念不忘祖先，念念不忘祖居地。光第的伯父泉溪公就是突出一例。他对于“富顺之刘，自武平迁居者百余年矣，而宗祠未立，谱未修”的情况，十分着急，“每叹无以收族”、“至死犹念之” (25)。而光第的父亲“更虔于祭祖，于扫墓尤勤敬” (26)。他对于族中后辈，“则时与谈闽汀地俗……用示不忘本” (27)。可见其父辈仍牢记祖先教导，念念不忘闽汀祖居地，且叮嘱子孙有朝一日应力争机会回原籍祭拜祖先、联络宗亲。刘光第牢记父辈的教导，终于在光绪乙未（1895年）秋，自京城踏上了南返祖居地的行程，作了历时将近三百天的“武平之行”。在武平湘坑湖祖居地祭拜了先人庐墓，联络了刘氏宗亲，探访了族中长老，饱览了故乡风物。事后，光第以极其喜悦的心情撰文，表述了自己的感想：

“光第，伯盛公十七世孙也，入蜀之世盖六。少时，每闻族老相传说湘湖名字，辄欣然想见之，愿果一往以为幸。然自吾祖吾父时思欲一归省视祠墓者数矣，而不得，光第则可得耶？且闽蜀大悬，迁徙隔绝之日久，生长于蜀者，综各房殆数千人，无得一归者，而光第则光绪乙未，脱然由京师航北海以达南海，而竟安归乎湘湖也。则岂徒光第一人之幸，乃上以慰吾祖父泉下，下以告吾子孙，而以答蜀中诸伯叔兄弟，东望冀一归闽而不得者；又以欢闽中诸伯叔兄弟，西望冀一知蜀而不得者。(28)”

经刘光第此次走动后，闽、蜀两地的武平刘氏子孙便有了密切联系。

韩素音家族也是如此。其祖先入川事业有成后，便不忘追宗敬祖。“他们为祖宗立了宗祠，宗祠都拥有土地供奉香火，并充作子弟读书的场所。他们还立了宗谱，宗谱内填满着历代子孙的名字。(29)”

韩素音的三叔周焯在《成都周氏宗谱序》中说：“七世祖谦恩公于匈奴作乱之际，避地迁徙南粤，传至十五世祖茂发公又自粤至川。列祖列宗恪尽孝梯，仁义相传，辛苦务农，勤奋治学，历尽险阻，终得光大门第。十七世祖兴华公于成都西府南街购置宅基，辛勤创业。十八世祖朝忠公率诸弟于该处建立宗祠，供奉列祖神位……嗣后，代代子孙供奉宗祠，香火不断。传之迄今已二十世有三矣。(30)”

此外，成都周家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和梅县祖居地保持密切联系。对此，韩素音说：“四川这一支周族从1720年至大约1820年之间，各代曾有数次派人专程去梅县周族探亲。四川族内有关生育子女、死亡、婚嫁、立祠、商务发展、中考科举等重大事项，均向老家宗祠内神位秉告。后来爆发了鸦片战争，接着又是太平军起义，周族两地联系遂告中断。(31)”潍持了一百多年的紧密联系遂告中断，其主要原因当然是战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兵荒马乱，交通阻塞。再加上太平大国的主要将领又大都是客家人。因此，客家人纷纷涉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的客家人只好和祖居地中断联系。韩素音在自传中言及的周家情况颇具代表性。客家入川移民在清末大都与祖居地失去联系。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客家移民进入四川后，数代仍操守客家方言。他们牢记“宁丢祖宗田，不丢客家言”的祖训，在家族内，世代以客家话相传，以示不忘本。这种情况，在客家聚居的地方，如成都东郊、北郊一带，客家话一直沿用至今。据统计，四川目前仍有150余万人在操客家方言(30)。但大多数散居四川各地的客家移民，情况又不一样，他们操守的客家方言只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才有所改变。对此，韩素音有所述及：“（入川）客家人大多与本地人同化、通婚。到十九世纪末叶，我家老一辈人嘴里已经没有几句真正的客家话。到了我父亲那一代，也就都不会讲客家话了。”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刘光第的家族中。入川刘氏家族也是几代人均操持客家方言，长达一百多年。直到刘光第的父辈才不会讲客家话。对此，刘光第也有所述及：“余为儿时，曾听之自余祖母，后余家无复能作武平话者，至是去其乡五世，百有余年久矣。”

种种情况表明：客家人的传统风俗（包括客家方言）在四川这批客家移民中，保留了相当长的时期，有些至今仍在流传，有些则已“入乡随俗”，在和其他族群的交往中发生融通、同化和变异。

清初这一批客家移民，入川的时间已相当长。他们的后代也已繁衍到数百万人。过去对他们研究甚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客家学”的兴起，才逐渐引起海内外人士的重视。对于这批客家移民，我本来也知之不多。只是前几年，为撰写《刘光第评传》，我到四川跑了一趟，接触到许多材料。值此“客家与三明”学术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我勉力撰写此文，其目的是为了向三明地区的客家同胞致意；同时也含有“抛砖引玉”的意思，想以拙文的发表，引起学界的重视，冀望有更多的学人关注此课题，作深入的研究，以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但愿我的这一愿望能得以实现。






注：

（1）（3）（5）（7）（9）（23）（24）转引自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87页；第292页；第296页；第275页；第359页；第205页；第287页。

  （2）（4）郭沫若《我的童年》，见《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0页；第15页。

  （6）《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第34页。

  （8）（29）（30）（31）（33）韩素音《残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12月出版，第25页；第27页；第29页；第26页。

  （10）李宗吾《厚黑学大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164页。

  （11）转引自方克立主编《现代新儒家人物与著作》，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223页。

  （12）《富顺县地方概况》（富顺县人民政府、富顺县志编委会编，1985年12月印行）。

  （13）（14）《康熙政要》，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75页。

  （15）《梅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64—169页。

  （16）《先大父家传》，《刘光第集》第36页。

  （17）（20）（21）《先妣述略》，《刘光第集》第44页。

  （18）（26）（27）《赠中宪公家传》，《刘光第集》第40页。

  （19）《王太恭人家传》，《刘光第集》第42页。

  （22）（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43页。

  （25）《先伯泉溪公家传》，《刘光第集》第38页。

  （28）《湘坑湖记》，《刘光第集》第26—27页。

  （32）据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李绍明先生言：“四川是全国五大客家人聚居省之一，客家的人数在200万以上。其中多数是清初广东、福建、江西一带老移民的后裔，主要聚居在川西的成都东山区域和川中的沱江流域，至今仍有150余万人能操客家语言，并保持故有风俗习惯。”（见《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序》。

  （34）《武平钟母八十寿序》，《刘光第集》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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