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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23 07: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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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衰落时期的婚姻特色
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谢缵的8~13代孙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刘氏、琅邪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100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谢氏家族的衰落有关。如《南史·谢脁传》载,梁武帝初以女适脁子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脁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之,谢氏家族的婚姻从西晋时期开始以来,如同它的家族发展史和家族成员仕宦的发展历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谢家人的婚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伺等密切。
四、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研究
所谓本体文化,即只与谢氏一族有关的文化现象,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今试以分别探讨之。
(一)谢氏家族的宗族风貌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二)谢氏家族的字辈文化
字辈是辈份的代表字,也是宗族内部用来标志世系次第和等级身份高低的特殊文字。它作为人名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汉代已初露端倪,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广泛采用。具体到谢氏家族使用字辈的情况,最早可以追溯到谢安为两个儿子的命名。如他为长于取名“瑶”,次子取名“琰”,共用“玉”字偏旁,这实际上就是谢氏使用字辈的雏形。此后,谢氏家族中又有多人使用字辈。如晦、嚼兄弟共用“日”旁,综、约、纬兄弟共用“系”旁,惠连、惠宣共用“惠”字,灵佑、灵运共用“灵”字,世基、世平、世休共用“世”字,才卿、几卿共用“卿”字,谖、志共用“言”旁,俨、伯共用“人”旁等等。另据《南史·谢庄传》载,谢庄有“五子:扬、出、赖、宗、沦。世谓庄名子以风月景山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的字辈。
从这一时期谢氏家族使用字辈的情况分析,当时谢氏的字辈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还不能连贯起来成为字辈谱或字辈诗。尽管如此,这些字辈中的文化内涵仍然十分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其中的有些内容,只有在当时的社会心态中才能找到答案。如以用作字辈偏旁的“玉”、“糸”二字为例,它使用于谢氏的第五代和第七代,当时正处在谢氏政治地位确立前后,族中的成年人对子弟所寄予的厚望和对政治、经济利益的渴求十分强烈,因此在字辈中也反映了这种心态。所使用的“玉”、 “系”二字,一方面具有鲜明的经济色彩;另一方面,“玉”字也是用来代表贵族子弟的。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谢玄所谓“芝兰玉树”和《宋书·谢庄传》中谢庄父子“蓝田生玉”所指无不如此,命名者的用意显然是希望后代如金似玉,上可报效国家,下可光耀祖宗。
“世”、“卿”二字用于第八和第十代人中,他们生活在家族的鼎盛期,为之命名者有世为公卿、永享世禄之意,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惠”、“灵”二字则是宗教信仰的标志。谢氏家族在东晋时大多信奉道教,进入南朝以后多改信佛教。族中的一部分人用“惠”、“灵”二字作字辈,正是他们要区别于传统家教的证明。如用”灵”作字辈的谢灵运就是虔诚的佛教徒,用“惠”作字辈的谢惠连也在《高僧传》和《广弘明集》等佛家经典里多次以“弟子惠连”自称,可见他对佛教的信仰也是坚信不疑的。
谢庄分别以“风”、“月”、“景”、“山”、“水”5字作为5个儿子名字的偏旁,反映了他的文化心态和精神追求。史书说他风度闲雅,悦意山水,但因受仕宦所羁,不得尽骋其志。于是便寄情于5个儿子,让这些人间的“风”、“月”、“景”、“山”、“水”常在眼前,既能激发其生活情趣,又可聊以自慰。
总而言之,字辈作为谢氏家族本体文化的内容之一,除与姓氏和其他文字一起组成人名外,又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谢氏家族的光辉。
(三)从历史看寿命
《南史·谢庄传》中,载有一篇谢庄因病辞官的申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意思是说,他家人历代都不长寿,高祖谢万去世时年仅40,曾祖谢韶仅33,祖谢思仅47,而他也已经35,到了该去世的年龄了。这些,实际上涉及到了人类遗传学的重要问题。
谢氏家族自谢缵以来,去世时的年龄可以考知者,此外还有谢鲲43岁,谢尚50、谢据33、谢安66、谢石62、谢玄46、谢瞻35、谢弘微42、谢惠连37、谢庄46,平均寿命43.2岁。这与同一时期的世族琅邪王氏平均寿命50.07岁、太原王氏49.33岁、陈郡袁氏55岁等相比略低,但又高于当时社会全部人口的平均寿命。
具体分析起来,谢氏除在东晋中叶出了两位60岁以上的人外,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40岁上下,这与当时官场中的其他家族比起来显然是略低的,也难怪谢庄要说“家世无年”的话,在35岁得病时就想到死(他后来一直有病,直到46岁时病逝)。由此可见,族中人不长寿,多英年早逝,也是当时谢氏的特点之一。
谢家人为何有这样的不幸,考察其原因,大约还是因为遗传学上的问题。通过对《晋书》和南朝各史的综合研究可知,贵显于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此之外还常受后继乏人的困扰。如豫章太守谢鲲有子2人,其中之一幼年病逝,另1子谢尚虽风光当朝,但终因无子,不得不以从弟谢奕之子谢康继承爵位,而谢康又在未成年时病死。其后,谢康弟谢静以子谢肃出继谢尚,虽得以寿终,但又同样没有于嗣,只好再纳胞弟谢虔之子灵佑传递香火。盛极一时的谢鲲长房便是在这样的无人继承中衰落下去。同样,谢安长房谢瑶支,仅传了1代便无子嗣;谢安弟谢铁,长房在传了3代后无子嗣。
谢安族中,因病早亡或常受病魔缠身的人也特别多,这其中除有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原因外,很难不让人与遗传学联系起来。东晋时,谢安族中封、胡、羯、末一时竟秀,但只有谢玄一人活到了46岁,其余3人全部在10或20余岁病死,其中的谢渊还未留有后人。谢玄本有兄弟7人,但6人都未活到成年。其后,谢庄“素多病”,“坐疾多免官”;谢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谢朗“总角时,病新起,体甚赢,未堪劳”;谢石“少患面创,疡之莫愈”;谢出也有“脚疾”。与其他世族比起来,谢家人的身体素质的确有所不及。
谢家人的不幸早逝或体弱多病,不仅使本人深受其害,也为家族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族中多人早逝或绝后,家族的社会竞争力大为降低,而在孤儿寡母环境中长大的族中少年,因为缺乏兄妹子侄的帮助和影响,也难免不形成古怪个性。南朝谢灵运的狂傲不羁、谢超宗的盛气凌人,都可以把原因追溯到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谢氏的许多房支都是因为后人不继而自动衰亡,以至最终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势力。南朝末年,整个谢氏家族只剩下谢嘏和谢贞两家,显然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局,这其中除有政治形势变化而造成其社会地位降低的原因外,失传绝后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因。
(四)家谱的修撰及其功能
家谱,作为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记录着该家族的发源、生息、繁衍、荣衰、升沉的全过程,一部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历代通书。
谢氏家族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在书中国共产党出现7处。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部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谢家人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亲、子女等等。当时社会特别重视家谱,不仅朝廷选官时要加以利用,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查寻。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设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官府根据谢氏的资料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目前所见谢氏家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书编撰而成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这部家谱首尾完整地记载着谢氏家族在六朝时期兴衰的全过程,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六朝时期谢氏家族94人的谱传事迹,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和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罗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五、谢氏家族对世族文化的贡献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政治、社会大族,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大族,其在思想、文学、诗歌、宗教、绘画等领域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许多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试分述如下。
(一)东山风度与玄学家风
东晋初年以后,以谢安等人为代表的各界名士经常游处于东山会稽一带,“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开创了一种世人瞩目的文化风气,亦即享誉后世的“东山风度”。其实,东山风度的核心是祟尚虚无玄远,是包括谢氏家族在内的名宗大族最为推崇的一种精神时尚。早在西晋末年,谢氏家族的谢鲲就已成为谈玄名士,曾被有天下士人领袖之称的王澄“惟收谢长史可与言”,谢安也评价他“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这其中虽有过誉成份,但也表明他在当时玄学家中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此后,整个谢氏家族便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玄学世家,出现了谢安、谢万、谢玄、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等一大批长于玄谈的风流俊士,最终形成以玄学传家的家风族风。这种风气,也正是世族文化的象征。
(二)谢灵运、谢脁等人的文学成就
众所周知,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是一个文学大族,族中的谢灵运、谢朓是当时文学运动的主将,也是“山水诗”和“永明体诗”的代表人物。其中谢灵运与当时擅写田园诗的陶渊明齐名,人称“陶谢”。他喜爱自然,加之具有超人的天赋和丰富的阅历,为诗观察入微,笔法细腻,用语富丽而精巧。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无不“称性而出,达情务尽”,如出水芙蓉,自然可爱。钟嵘《诗品》评价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所以,每当他有新诗写出,“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脁的贡献也在诗歌方面。他不仅长于山水诗的写作,而且在作诗时重视声律和辞藻的运用,善于熔铸和剪裁。他的诗辞句秀丽,音律和美,带有一种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十分类似唐人的绝句,因此对唐代诗人王维、盂浩然等人影响至深,既使是有“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一生低首谢宜城”。
由于谢灵运、谢脁二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巨大,后人把他们并称为“二谢”。的确,他们确为谢氏、也为时代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们笔下,山川有意,草木多情,—派生机盎然的图画。人们通过欣赏他的诗,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激发对生活的热爱。后人把谢灵运称为山水派祖师,把谢脁称为唐诗鼻祖,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三)谢赫和他的绘画理论
南朝萧齐时期,谢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代表着当时绘画界的最高水平。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思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时竟新”,具有高超的写生技巧。他的作品,曾有《安期先生图》和《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世。
在多年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谢赫还编撰了《古画品录》一卷。他在书中除把此前的27位画家分作6品并加以评论外,还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绘画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整套绘画理论。如他十分重视绘画所反映主题的重要性,认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意思是画家的作品必须具有正确向上的主题,使欣赏的人从中受到教益。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又提出了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内容的6项准则,亦称“绘画六法”。这“六法”既是绘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又是绘画批评的6条标准。由于其价值独到,所以自他提出以后,—直受历代画家和评论鉴赏家的推崇和重视,对后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把“六法”椎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这种评价是很能说明他绘画理论的真正价值的。
(四)独树一帜的佛教理论和佛经翻译思想
谢氏家族大约在进入南朝以后,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转变,—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论家也随之产生。在这些人中,最有建树的是谢灵运。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在佛教思想上,谢灵运主张化解佛教与玄学、儒学之间的矛盾,在《与诸道人辩宗论》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观点,认为“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极”,应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这种把儒家作圣之功和佛家顿悟思想相结合、用佛理充实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论点,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当代学者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由于谢灵运这种新论点的提出,“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
在翻译理论上,由于谢灵运有长于道观、精通梵文的自身优势,“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他曾与刘宋著名高僧慧睿探讨梵文佛经中词句的含义,后来慧睿就根据这些探讨的问题编成了《八十四音训叙》一书。另据唐人慧均所编《大乘四论玄义记》载,谢灵运在精通梵语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反语成字”的翻译规律,其中涉及到中外音韵方面的双重问题。书中又称:“谢灵运亡,诸经胡字,前后谁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能解。”这里把谢灵运的去世当成佛经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甚至认为许多疑难问题从此永远不能解决,虽然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谢灵运所具有的真实地位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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