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白电权杖：海信、科龙背后的有形之手——请结合思考客家地区的发展模式

天地人999

白电权杖：海信、科龙背后的有形之手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10-24 16:44:26

　　“科龙变局”系列报道之六
　　　　　　
　　特约记者　郎朗　本报记者　左志坚　广州、青岛报道
　　
　　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异，导致海信与科龙的实力消长，还直接导致了有政府支持和雄厚资本的北派企业的南扩。经济学家赵晓近日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北移的观点，其实，在白电产业领域，这一趋势已随着海信收购科龙而初现端倪。
　　
　　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空调业鏖战正酣时，科龙与它今日的东家海信也曾针锋相对过。
　　孰料，如今曾被视为机制灵活的“南派”民企科龙，却被家电业“北派”代表海信拿下，而海信却是一家百分百的国有控股企业。
　　这不仅仅是国内并不多见的国企吞并民企的案例，两地政府的不同管理模式使双方实力消长，白电行业的权杖北移也初露端倪。
　　
　　科龙的宿命
　　10月21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称，已于17日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通知书》，有消息称，证监会即将公布长达13页的行政处罚书，王国端、徐铁峰和顾雏军主政期间的几乎所有董事会成员，依据证监会认定的行为和责任，都将被处以3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罚款。
　　对于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东方高盛首席分析师冀书鹏摇头不已。他说：“科龙连续出事，固然与科龙的高管、董事会的权力分配机制有关，更为重要的则是当地政府自始至终的非市场行为。”
　　即使是潘宁时代的高速发展时期，科龙也深受当地政府主导和干预的影响，当时的顺德容奇镇通过容声集团控制上市公司科龙，集团和政府实为一体（共用一套领导班子）。
　　据了解，当时政府官员领取双份收入，其衍生的大批关联企业挂在容声集团旗下，上下游通吃，导致科龙成本增加，在2000年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成本高企的科龙出现连续巨亏（2000年亏7亿元，2001年巨亏15亿元）。
　　今年早些时候曾参与“倒顾”的律师严义明告诉记者，更为严重的是，业绩最好的科龙被当成了“取款机”，当地政府控制的大股东容声集团占用科龙的款项居然高达12.6亿元，双方巨额的关联交易也令人瞠目。
　　有消息人士指出，当时的董事会成员对没有进行应有的信息披露负有责任。
　　对于巨额的关联交易和资金占用问题，曾在科龙电器担任营销副总裁的屈云波告诉本报记者：“对于中国早期的上市公司，类似现象比比皆是。”他指出，当时很多大股东将部分资产上市融资，之后便像拿自己孩子的钱一样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这都很正常，但政府不是企业，其非市场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科龙的衰败。
　　在科龙陷入巨亏后，面对众多有实力的求购者，容桂镇政府选择了当时年销售额只有330万元的格林柯尔，而且科龙20.64％股权的转让价格只有3.48亿元。
　　为了避免巨额关联交易的曝光，容桂镇政府与顾雏军达成偿债协议，格林柯尔收购款3.48亿元用以偿还容声欠科龙的款项，而剩余的9.12亿元债务则由容声集团以科龙、容声的商标和当地一块39.9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来冲抵，自此双方钱银两讫。
　　然而作为资本运作者的顾雏军在入主科龙后，除了压缩采购成本外，实际经营难有突破，却连续几年通过虚增利润和收入等方式挪用科龙资金，科龙重新陷入困境。
　　冀书鹏指出，在出售科龙股权后，按道理当地政府已经丧失了法律上对企业资源的支配权，应该退出对企业的干预，然而科龙依然摆脱不了被操纵的命运。
　　即使今年5月证监会开始对顾雏军的调查后，当地政府首先想到的接受科龙的居然是当地的两家资金实力并不雄厚的小家电企业———东菱凯琴和万和。
　　冀书鹏指出，选择当地企业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当地政府希望能够找一家知根知底的，形成“默契”的企业。
　　在海信入主后，科龙此前的一些问题会否暴露？冀书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海信作为外来企业，首先必须依靠当地政府的支持，才能玩转科龙；其次，海信必须依靠科龙原来的产业网络资源，以及上下游庞大的供应商网络，所以海信不可能去揭露那些陈年旧账。
　　科龙并非特例。同在佛山的健力宝，以及去年震惊全国的南海华光骗贷案，身后都有政府控盘的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早年完成私企改造摆脱政府束缚的美的、格兰仕等企业则发展顺利，美的如今已进入白电第一军团，与昔日“老大”科龙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
　　
　　稳健的青岛模式
　　相比之下，出身青岛的海信要幸运得多。在并没有工业积累的佛山，家电企业从无到有必须依赖政府。在政府主导下，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夺目的佛山企业都是“市（县）、镇两级政府向银行担保，以负债经营方式”起步发展。
　　而在青岛，海信和海尔则分别是在青岛市电视机厂和冰箱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这种相对丰厚的家底，为两家企业日后的发展打下关键的基础。
　　1990年代后期开始，当佛山企业改制如火如荼之际，青岛政府仍然“保守”地牢牢控制着手中的国有企业。海尔和海信一向为人所诟病的是他们的产权制度没南方那么“灵活”，这也正是青岛的一大特色。
　　“实际上，我们也会退出一些企业，一些比较小的，以及经营不善的企业，”青岛市国资委企业改革改组处副处长高祀章认为，“青岛的国资改革一直是稳定有序的在进行中。”
　　对于海尔、海信、青啤这样大型企业，青岛有着传统的管理思路。
　　一是自1980年代起，便对品牌高度重视，以品牌建设为导向。
　　其次就是牢牢掌控国企的控制权。对于媒体一直关心青啤是否会逐渐被外资控股，高祀章很明确地回复说“不会”，在向外资转让部分股权时，其实已经对此有过精心设计。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青岛市国企领导人不会去做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也不大会被空降到企业去。“官与商之间的确是有点泾渭分明，但是我们对这个没有明文规定，只是一个延续多年的惯例”。
　　事实上，海尔与海信的领导人在位时间，确实是一般国企领导难以企及的。至少像镇长空降到企业去当董事长的事情，在青岛很难发生。
　　虽然名为国有，但据称青岛对这些国企领导人有相应的激励办法。MBO在青岛也曾有过大规模的试验，如今则完全不提。
　　这种牢牢控制“靓女”的做法，与激情改制的南方企业截然相反。在“靓女”嫁完之后，政府财政承受压力，并饥不择食将科龙草率卖给顾雏军，正是科龙悲剧的起源之一。
　　在市一级国资委中，青岛市国资委是成立较早的。青岛市坚持至今的国资管理思路，与当下国资委的治理模式非常相似。
　　这种牢牢控制、适当激励，并以品牌为先的做法，有点拨乱反正的味道。可以预见一大批类似于海信的新概念国企可能会在国企密集的北方地区崛起。
　　
　　白电权杖北移
　　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异，导致海信与科龙的实力消长，还直接导致了有政府支持和雄厚资本的北派企业的南侵。
　　1998年，科龙与海信的经营规模差不多，位居“电子百强”第9位的海信集团的销售收入为55.4亿元，而科龙为65.89亿元。然而，经过6年波折，科龙去年的销售收入只有84亿元，而海信集团则快速增长到273亿元。
　　与此同时，同在青岛的国内家电“老大”海尔集团连续三年位居电子百强榜首，去年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有说法是“海尔的销售收入几乎相当于珠三角所有家电企业的总和”。
　　然而，海尔、海信的快速发展如今却遇到了瓶颈，海尔集团今年上半年的收入增长只有7％，两家上市公司青岛海尔和海尔电器的利润都出现严重下降。
　　东方证券家电行业分析师陈刚指出，依靠自身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并购将成为海尔、海信进行扩张的主要模式，而南方“出事”的企业则成为他们的目标。
　　陈刚还指出，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优势是青岛家电圈所不具备的，在原材料采购和出口加工的客户资源方面，海信等明显缺乏成本和资源优势，南侵成为它们的必然选择。
　　其实，2003年海信就开始筹划在珠三角建立生产基地，而海尔由其广东工贸公司牵头已经在珠三角经营10多年，并在中山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青岛国资委等对海信的扩张则坚决支持。
　　早在海尔今年6月参与竞购美国美泰克公司时，青岛国资委宣传处有关人士就指出，青岛国资委支持像海尔、海信这样有实力的重点企业集团通过资本并购的形式做大做强，必要时会提供政策优惠或信贷支持。
　　得到了政府的政策扶持，海信集团开始全国性的白电扩张，收购雪花后，又先后收购南京伯乐、浙江先科和广东科龙，而海尔已经在全国拥有了8个工业园和海外13家工厂。
　　根据“产地销”节省成本的模式，海尔、海信在全国通过资本控制着众多的白电资源，海信在北京、南京、湖州和顺德，海尔在合肥、武汉、重庆、贵阳、大连，但白电的真正权杖却牢牢把握在它们的青岛总部手中。
　　业内人士指出，海尔、海信还在物色更多的“猎物”，今后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如果没有更好的发展，可能最终沦为青岛企业的生产基地。
　　经济学家赵晓近日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北移的观点，其实，在白电产业领域，这一趋势已随着海信收购科龙而初现端倪。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