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处处为客 四海为家 (南方周末评论)

客家一家亲

南方周末　  　2005-10-13 15:45:58 儿童在闽西一座客家土楼内玩耍，土楼已经成为客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本报资料图片）客家专题【25·27·28】□本报记者　程绮瑾
　　
　　10月12日，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代表全球8000万客家人的3000名代表到会，他们为成都市带去了近4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
　　以传统和亲情维系着的文化力量，正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
　　
　　第20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成都召开，上一届是在江西赣州，再上一届在河南郑州，之前的主办地还有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旧金山、曼谷……在传统的粤东闽西之外，还有大量非客家人传统聚居的城市，但客家人都是那个城市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客家人？是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出门在外的客家人都曾被这样问过。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上世纪30年代，著名客家学学者罗香林首创了“民系”这个词。他认为一个庞大的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民系”。汉族在中原主体之外，还有广府、潮汕、福佬等民系，客家也是其中之一，并且是惟一没有用地域来命名的汉族民系。

　　没有用地域来命名，是因为他们“处处为客”、“四海为家”，客家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客家的先民本是中原人士，他们有的因为战乱，有的因为“原籍地窄人稠”，有的因为官职调迁，有的因为游学、经商，有的因为躲避政治斗争，而不得不背井离乡，另辟天地。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推动了中原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此后又有安史之乱、宋元更迭、满族入主中原、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等数次大规模迁徙。一批又一批汉人由中原南下，到赣南、到闽西，再到粤东，甚至扩散到海外。也有部分客家人停留在湖南、四川的一些山区，形成了今天客家人散居南方多个地区的状态。

　　一般来讲，民族或民系的认同有三个标准：血统、语言和文化认同。其中语言认同也可以算作一种广义的文化认同。对于经常迁徙的人来说，血统很难保持单纯。但是客家这个民系有着格外顽强的坚守文化疆界的能力。在许多客家地区都流传着这么一句俗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所谓“祖宗言”，是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这种绵软的语言也被称为“唐音”，因为据考证，客家方言的基本定型是在唐宋年间，保留了唐代官话的许多元素，比如完整地保留入声；比如没有翘舌音“知、蚩、诗、日”；再比如称绳子为“索”，称脸为“面”等古汉语词汇。虽然各地的客家话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语言发生“交叉感染”，不过基本大同小异，彼此一张嘴便知是同根同源。客家话也因此成为客家人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是在对外交流频繁的今天，固守客家话已经不可能。“讲好普通话，建设现代化”之类的标语悬挂在梅州的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客家子孙不会讲客家话，有的甚至连客家人究竟是不是少数民族这个基本问题都回答不了。于是出现了“客家后裔”这样的名词，用于指那些具有客家血统而无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的人。

　　考察“客家”这一名称的起源，就是一个挑战与应战相伴而生的过程。“客”是一个相对“主”而来的词。客家名称的来由，现在比较共识的观点也是由“他称”逐渐到“自称”。“他称”兴起的时间是在明末清初，首先是福建沿海的潮汕人和广东沿海的广府人“称”出的。虽然这两个民系起初也是由中原迁徙而来，但他们来的相对较早，而后到者自然为“客”。“自称”的时间则起始于清中叶。原本为躲避斗争而南下的客家人，在来到新的地域之后，并未能一帆风顺地扎根下来。土著的本地人与外来的客家人因为争夺土地、生存空间而械斗不断，以致形成“土客斗争”这一长期而又复杂的历史现象。清同治年间在广东地区甚至发生了持续十几年，死伤近百万的土客械斗，土著人对客家人的污蔑之词因此泛滥。外在的压力强化了客家人的内部凝聚，族群认同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强化。1808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针对当时的土客械斗，撰文论述客家源流、语言和风俗等诸多方面。这篇《旭曾丰湖杂记》被视为“客家人的宣言”，开创了客家认同和客家研究之先河。

　　客家人在梳理自己的文化疆界的时候，特别强调与中原汉文化的羁绊。出身客家的黄遵宪曾有诗云：“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俭啬崇唐魏，盖犹三代民。”

　　客家人重文，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上的自矜。他们强调自己源自中原士族，有着高贵的家族声望。在客家人的大门门楣上通常书写着“清河堂”、“宝树堂”之类的堂号。堂号本为祠堂的名号，是某姓的标志，取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取自祖先的发祥地、望出地；另一种是为纪念祖先的勋绩、德行。堂上贴有“堂联”，大部分强调祖先功业和祖居地名，一般都有“家声”、“世泽”之类的词语。例如郑姓有堂号“荥阳堂”，标明他们郡望出于河南荥阳，堂联是“家传诗教，声响蓬莱”。这些堂号、堂联本来是贴在家族祠堂的，但随着时代变迁，被转移到了大门上。现在客家的祠堂仍会悬挂堂号，但楹联变成了十几字的长联，内容多为教育、勉励子孙的话语。

　　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激励着客家人读书入仕的追求。这一观念也与客家人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岭南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都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汉人与当地土著融合之后的子孙。客家人到达这里最晚，那时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已经为广府人和潮汕人所占居，他们不得不与畲、瑶等少数民族杂居在内陆山地。山区耕地少，交通也不便，商业不发达，人们惟有以读书为途径，求一技之长，作为谋生手段。在许多客家地区，支持、扶助子孙读书被视为整个家族的共同责任。对读书和教育的重视，使客家人英才辈出。清乾隆年间，梅州科举中榜者居全省之冠，知州王之正在州衙照壁上题了四个大字：“人文秀区”，此后梅州被誉为“文化之乡”。

　　客家人重文但并不文弱。能历经坎坷，在艰苦的环境生存下来的客家人，其体格与品格都格外强健。将漂泊融进自己血脉的客家人，其开拓意识、革命精神也都格外强烈。“客家人一方面继承了中原人的豪爽、重义气，另一方面，他们到了东南沿海，吸收了外来文化，重视自由，这些都让他们更加具有革命精神。”谭元亨教授说。南宋抗元时，客家人“八百子弟走勤王”。满族入主中原时，客家地区是最后一批臣服的。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被西方学者称为“一场客家人的革命”，客家话成为太平天国的“国语”。戊戌变法，地方上只有湖南一个省实施了新政，主政这里的是两个客家人：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样得到了众多客家人，包括客家华侨的支持。孙中山本人也被认为是客家人。现当代中国的众多著名人物如朱德、叶剑英、叶挺、邓演达、郭沫若、邓铿、廖仲恺、胡汉民都是客家人。

　　客家的女子亦不输男子。与传统的汉族女子不同，她们不裹胸，不缠足，既能飞针走线，也能耕田造屋，是家里的顶梁柱。郭沫若1965年去梅县时曾写过“健妇把犁同铁汉，山歌入夜颂丰收”的诗句。这是客家人不断迁徙颠沛的环境所促使的，也被客家男人喜欢外出闯荡的情况所强化着。男子既然长年在外，传统的客家家庭里，教育后代的重任也往往由女子承担。家境较好的客家女子会读书识字，即使没有上过学的客家女也会教孩子唱：“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无老婆。”客家妇女还有一种奇特的洗衣姿势：她们在河边洗衣时，双脚站在水里，正面朝向岸上，而不是像外地那样蹲在岸上洗衣服。这是因为客家人的迁徙传统，让妇女也养成了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的习惯，面向堤岸，以防备突然袭击。时至今日，在闽西、台湾的一些客家地区，仍然可以看见这样洗衣的客家女。不过总体上讲，客家传统仍然是男权为尊。女子虽然承担了许多男子的责任，但并未获得与男子对等的地位。历史上还存在过自小被父母卖给男孩还没出世的人家，由男方抚养长大来“等郎”的“等郎妹”之类的陋习，类似中原的童养媳。

　　客家的食物也呈现出既延续中原传统，又结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一般说客家菜形粗量大，与粤菜、潮菜的精致细巧不同。大盆的娘酒炖鸡、炖鱼，与河南人喜欢的炖菜非常类似。客家人喜欢吃狗肉，也是来自古中原的习俗。特殊的生存环境又形成了酿豆腐、梅菜扣肉、盐火局鸡这些客家人的特殊菜色。这一方面是因为客家人多住在山区，在山地劳动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所以也吃得比较咸；另一方面也因为山区离市场较远，买卖不方便，所以多腌制食物。

　　最能反映客家文化在变化中坚守这一特色的，也许是客家民居的演变。客家人喜欢聚族而居，这源于汉魏六朝形成的北方大家族制度，又因为迁徙过程中，要合力抵抗外来侵犯的需求而被强化着。顺着客家人迁徙的路线考察客家民居，会发现有趣的变化。最早的客家民居是方楼，沿袭魏晋时北方的庄园、坞堡的形式，也与今天北方的四合院有些类似。从赣南到闽西，圆形的客家土楼变得多起来，以永定土楼为代表的圆楼，将整个家族聚集在一层层同心圆状的房子里，整个土楼只有一个出口，易守难攻，是半军事化的建筑。而到了粤东，特别是被称为“客都”的梅州地区，围龙屋成为主要形态。这种依山而建的住宅就像把圆楼砍去一半，再将前一半土地挖成池塘，形成一个靠山傍水的聚居环境。围龙屋这种建筑的军事色彩减淡了，开放性增强了，也意味着曾经的纷争带来最终的融合，客家人终于找到安居乐业之地。再到梅州白宫的联芳楼，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出现了。其建筑外观主要是西式，但内部结构、家具都是传统中式，而且庭前仍有半圆形的池塘。在屋檐、立柱上，长翅膀的天使与龙凤齐飞，仙女天鹅共寿星公同驾祥云。

　　融合与坚守之间的张力，为客家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近邻———广府人、潮汕人相比，客家人的生存境遇相对困顿。东南亚流传着这样的俗语：“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现代广东，贫困县都大多集中在客家地区。但也正是这种外在的压力才能催生内在的自省精神。正如黄淑娉教授所指出的，现在的三大民系里客家并不是最强势的，但客家学却是最发达的。今天，全球化所造成的客家认同危机，会不会再次被客家人转化为强化自身文化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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