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爱情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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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爱情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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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刘亚楼上将的爱情故事

江南



己已清明，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陵园，一位头发灰白、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捧着一束亲手栽培的鲜花来到原国防部副部长、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灵前。

她的脚步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打扰正在运筹帷幄的将军。“亚楼，我看你来了。”她的声音很轻很轻，就像当年生怕惊醒因劳累过度和衣而卧的司令员。她掏出手帕轻轻地拂去骨灰盒上的纤尘，就像当年为凯旋的亲人拂去戎装上的征尘。她把鲜花放在灵前，默默地凝视着镶嵌在骨灰盒正面那张异常熟悉、倍感亲切的遗像。24年了，24个清明，年年清明她到这里送去无穷思念，捧起不尽回忆。此刻，她那思绪的风帆又沿着岁月的长河溯流而上，回到了44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夜……

1945年岁尾的一个夜晚，在中国共产党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的小客厅里，坐着一个风华正茂的姑娘，一张有着鲜明俄罗斯人风采的脸庞，端庄秀丽，一双大眼睛像一泓湖水晶莹清澈，两条粗壮的辫子乘在身后，丰盈苗条的身材奔涌着青春的活力。姑娘和王书记很熟，作为县妇女代表他们没少打交道，多少次汇报请示工作从未拘束过，可是今天却显得格外拘谨局促，甚至有点儿紧张。尽管室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她的鼻尖上还是沁出了细细的汗珠。她的紧张是有缘由的，因为一会儿王书记要给他介绍一位陌生的男子。

姑娘时年18岁，正是多梦的时节，亦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在她那个年代，18岁已是婚嫁的年龄，多少痴情的男子向这位出水芙蓉一般水灵的姑娘投去多情的目光，渴望她能抛出绣球。但是姑娘自有择偶标准，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应是一个英俊高大、威武潇洒的真正男子汉。可是呆会儿将要见到的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门外响起了停车声和脚步声，房门开处，中国共产党大连市长韩光和一位高大的军人跨了进来。王书记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一边笑着向双方作着介绍。

“这位是刘亚楼同志；这位翟云英同志，我们县的妇女代表，一个十分能干的女将”。王书记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一边笑着向双方作着介绍。

“你好，翟云英同志”。刘亚楼落落大方地向姑娘伸出结实有力的大手。姑娘抬起头来，只见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胸口禁不住突突地跳动起来。当她的手和刘亚楼的手一接触，脸上立即飞起两朵红云，羞怯地低下了头。以后他们三人说了些什么，姑娘全然没有记住，只记住了刘亚楼给她的第一印象：英俊高大、威武潇洒，一副大将风度。姑娘的眼力不错，刘亚楼确是一员骁勇的虎将。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1年2月诞生在福建武平桃澜区大洋泉的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农家。他从青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这所革命的大学校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22岁就挑起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委和红一军团和第二师政委、师长的重任。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担任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作为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占领腊子口，奏凯直罗镇，创造了一系列光辉成绩，为红军摆脱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陕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长征胜利后，他又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和教育长。1939年1月，党中央送他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其间适逢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他加入苏联红军驰骋于反法西斯前线，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他随苏联红军，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来到大连工作。

然而，这位在沙场逐鹿中屡操胜券的虎将，在个人婚姻上却一再受挫，发生了两次裂变，几年来一直是孑然一身。一位哲人说过，任何一个单独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不完整的，他们都只有一个圆球的一半。只有男女双方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圆球，才能在生活的道路上滚滚向前。亚楼是个凡人，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需要女性的温存和体贴，需要另一半圆球的支持，几年来，他一直在寻觅知音。“梦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王西萍家的灯光下，翟云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立即被姑娘的俏丽所吸引。

数天以后，在王西萍家中，刘亚楼和翟云英又一次见面了。这一次姑娘已不像上次那般羞涩。她心中的琴弦在和刘亚楼握手的那瞬间已被重重的拨动。她平静地坐在那里，一双大眼睛注视着亚楼。亚楼虽然从心底里喜爱姑娘，但是两度的婚姻裂变迫使他十分谨慎小心，他不希望在他的生活中出现第三次爱情危机。于是他采取了迂回战术。

“小翟，日本鬼子虽然投降了，但是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要上前线打仗，而打仗是要流血、死人的哟”。

“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爸爸就是牺牲在日本鬼子手中的……”姑娘望着亚楼，叙述起自己的家史。

1911年深秋，一个名叫翟凤岐的中国青年，因不堪忍受贫困和饥饿出国谋生。但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并不比中国百姓的日子好过，他们同样挣扎在贫困、饥饿和死亡线上。冷酷的现实使翟凤岐的一腔热血化为泡影。他先是在远东的海参威，以后几经碾转，由赤塔到伊尔库茨克再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过着颠沛流离的苦力生涯。其时，一场大革命风暴正在俄罗斯上空孕育，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正积极酝酿推翻沙俄统治，血气方刚的翟凤歧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于工人运动。1917年他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随后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又参加了由任辅臣同志领导的“中国红军团”，开赴前线同高尔察克匪帮展开殊死战斗。“中国红军团”的英勇顽强，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并把该团命名为“红鹰团”。在阿拉伯耶夫斯光战斗中，翟凤岐腰部负伤撤下火线，养好伤后被分配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纯朴善良的青年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安娜也是个苦命人，从小失去双亲，和哥哥来哈依尔·卡兹米络维奇相依为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安娜进厂当了编织女工。共同的命运把这对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青年联系在一起，两人结为伉丽。四年后他们的爱情之树结下了两棵果实，生了一儿一女。1929年翟凤岐和安娜携长子翟云海（苏联名安德烈）、幼女翟云英（苏联名塔玛拉）回中国大连省亲。当时的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尖锐，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翟凤岐懂得，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有前途。在安娜的支持下，他毅然留在祖国投身于革命洪流。他积极穿梭于工人贫民之间，以自己在苏联亲身经历宣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他的活动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1942年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投监。在狱中他受尽了折磨，终被严刑拷打致死……

姑娘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两行热泪滚滚而下。亚楼静静地听着姑娘的叙述，心中卷起股股热浪。他十分饮佩这位永远不能谋面的老人，同时为姑娘深明大义、通达事理而暗自高兴。

“小翟，你知道么，做一个军人的妻子是要吃很多很多苦的哟”。

“我不怕苦，能吃苦，什么苦都能吃”。

姑娘的话不假，她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从她懂事起就体会到家境的贫寒和父母的艰辛，小小少年就接受了生活的挑战。她懂得体恤父母，拣煤核、挖野菜，和妈妈一起帮人家洗衣服。父亲去世后，她更是和母亲一起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心贴得更近，亚楼看到时机成熟，便向姑娘坦陈了心曲。但是什么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刘亚楼时年35岁，而翟云英年仅18岁。一个正处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要嫁给一个年长17岁并且两度结婚的男子，免不了引起人们的议论。对这种世俗偏见，姑娘不予理睬，她自有主见。只有安娜妈妈有点沉不住气，她告诉女儿要亲自见一见刘亚楼再作定论。初春一个晚上，刘亚楼来到安娜家里，望着这位纯朴善良、历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俄罗斯老人，他亲切地叫了一声“妈妈莎”（俄罗斯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随即用纯熟的俄语和老人交谈了起来。安娜一听见那遥远而熟恋的乡音，眼里顿时放射出热烈的光彩，等她听完刘亚楼叙述的身世和遭遇，老人的眼眶湿润了。百闻不如一见，她相信女儿的选择，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

1947年5月1日，由韩光同志主持，刘亚楼和翟云英在大连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蜜月尚未度完，亚楼奉党中央之命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夫妻双双告别安娜妈妈，离开大连的秀山丽水，策马东北解放战争的前线。诚如亚楼所说的，军人的妻子要吃很多很多苦，亚楼奔赴设在双城的前线指挥所。云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眷属留在哈乐滨。俩人天各一方，过起了战地的牛郎织女生活。翌年春天，身怀六甲的云英忽然得了一种怪病，鼻腔流血、屡治不止。她深知丈夫军务繁忙，责任重大，为了不牵扯他的精力，她迟迟不让别人告诉亚楼。不料她的病情急剧恶化，日重一日。罗（荣恒）元帅夫人林月琴同志望着生命垂危的云英，急电前线把亚楼叫了回来，望着躺在病榻上脸同白纸、气息奄奄的妻子，这位泪不轻弹的硬汉双眼发潮。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

“我怕影响你的工作。”

“哎——你呀！”亚楼爱怜地抚摸着妻子的秀发，重重地叹了口气。他立即四出奔走，八方求医，幸亏一位经验丰富的德国医生精心治疗，才把云英从阎王殿门口找了回来。

全国胜利后，刘亚楼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当时中国空军一无所有，一切从零开始建设。繁忙的工作使亚楼无暇顾及妻子和孩子，云英毕竟是感情丰富和细腻的人，她和每个做妻子和母亲的女性一样，渴望得到丈夫的爱抚，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特别是星期天，看到人家夫妻双双去剧场影院、商店公园，她羡慕极了，她多么希望亚楼能陪她和孩子去一次商店，逛一回公园，看一场电影。可是亚楼似乎有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处理不完的军务，看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望着丈夫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疲惫不堪的面容，她既心疼又抱怨。

“星期天就不能休息一下？”

“实在太忙了。”

“忙！忙！人家忙也能休息吗？”

“谁叫我是司令员呢，你以为司令员这个称呼叫起来好听，听起来舒服吗？不！它意味着比别人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做妻子的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云英对其他事情都能理解，有一件却使她怎么也不能谅解。安娜妈妈从1929年来到中国以后，即和苏联的亲人失去了联系，几十年来，老人苦苦地思念着故国的亲人，渴望和亲人团聚。每当亚楼去苏联访问或会谈，翟云英总希望亚楼能兼顾一下。凭亚楼这样的职位如果说一句话，请苏联有关方面查询一下，也许不难找到，可是亚楼说：“国事和家事相比，国事重要，我怎能在国事活动中去处理家事呢！”为此，云英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

1965年初春，亚楼感到身体极度不适，经检查肝癌已到晚期。在病笃沉重之际，他把妻子叫到床边，一双干瘦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庞。“阿英，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你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你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我从心底里感谢你。如果说这些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和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恐怕不多了，你不要难过，死是客观规律，谁也不能违背。在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在反法西斯前线，我没有想到能活到今天。能看到革命胜利，看到人民空军一天比一天壮大，祖国一天比一天富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在这个家里，我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第一把孩子抚养长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二好好赡养我的老父亲，为他养老送终；第三务必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她老人家，请她能谅解。最后我希望你做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像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终年55岁，时年云英仅38岁，中年丧偶，使云英陷入生活的低谷，但她没有消沉，她把丈夫的一腔爱倾注到三个孩子和俩位老人身上，认真地执行了亚楼临终前的嘱托。她精心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如今大儿子浜浜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二女儿红红和小女儿珍珍均是军队干部。对亚楼的父亲，她一如既往悉心照顾，每月按时寄去生活费。十年浩劫期间，尽管她自己身处逆境，仍嘱咐孩子按时寄钱寄物。1978年老人寿终，她率子女风尘仆仆，亲赴武平奔丧，料理后事，替丈夫尽孝道之情，被亚楼家乡的人民传为佳话。最后一件事尽管费了许多周折，但办得非常漂亮。1986年中苏关系渐趋好转，她不失时机投书苏联红十字会请求协助查找亲人。一年后，她终于盼到了回信。她的舅舅米哈依尔·卡兹米洛维奇早在1937年辞世，她的表哥阿利克·费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一家健在。获悉亲人的消息使母女俩欣喜万分，她立即去信邀请表哥全家来北京相聚。蛇年之首，皓首白发的米哈依洛维奇老人率全家来到北京，95岁高龄的安娜终于在阔别60年以后和亲人园聚，了却了心愿。

云英园满地办完了三件事，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在1965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指使叶群抛出了无端控造的所谓“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四条”。以此达到“以死人整活人”的罪恶目的，他们派人要翟云英作证。翟云英虽然不知道其中内幕，但她懂得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更不能加害于人，遂严词拒绝作证。她说：“我们和罗总长一家过去常有接触，我和郝治平大姐也常见面，关系是很密切的，是正常的。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反党言论，更谈不上有什么罪行。亚楼生前对罗总长很尊重，我没有听到他说过罗总长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作证，那好，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证明他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好同志”。云英的刚直不阿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她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一个如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

“亚楼，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你要我办的事我都办完了，你要我做到的我也做到了，请你放心吧。”云英凝视着亲人的遗容心中默默地说道。照片上的亚楼笑了，这是信任的笑，欣慰的笑，满意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