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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天周
客家人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所使用的客家方言,即客家话。那么,客家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呢?其有何特征呢?
客家先民本是中原的汉族人,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迫使他们向南迁徙。特别是北宋末至南宋,北方人口大批大批地涌向南方逃避战乱。北方不少地方竟是“州县皆空”,乃至数百里不见人烟。在南迁的汉民中,有许多人到了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三角地区。他们在这个交通闭塞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地区生产、生活,并以自身所拥有的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工具等方面的优势,影响着该地区与他们相邻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当然,汉民在某些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畲瑶民族的影响。这样,在这个特殊环境地带就逐渐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生活区域和客家方言。客家话尽管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方言成份,但从整体看,仍保持着它的主体性。就是说,其源于中原,保留着中州音韵。
这时北方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统治者随着征战的需要,在与宋达成“绍兴和议”之前,金熙宗就把大批女真人从东北迁到河北燕山等地,与汉人杂处,并采取了一些汉化措施。“绍兴和议”后,金统治者又将契丹人渤海人等迁至燕山以南、淮河以北中原地区,有的汉人则逐渐北移。海陵王完颜亮夺取金统治权后,迁都燕京,实行全盘汉化的政策。这样汉文化在女真人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女真人汉化的过程中,汉族方面也增加了新的血液,吸收了许多女真文化”。因而汉人受女真人文化习俗的影响也是很深的。正如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南宋后讲到,淮北金占领区的居民,由于久习女真风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为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唐括安礼讲得更融洽,他对金世宗说,女真与汉人,“今皆一家”。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各地的语言难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被迫入闽粤赣边境三角地区的中原移民及其后裔,却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保留着中原汉语音韵,并形成了具有客家特色的方言。
刘佐泉在《客家方言》中,认为“客家话的入声系统,和《洪武正韵》完全符合……。总之,在客家话里,虽然有若干部分,包含了自上古至元明的语言,但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却在宋代”。这一观点值得重视。这里面说的“若干部分”,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它却反映了客家话的形成有其渊源。这从下面事例中可以看出来。
首先,在客家方言中,拥有最远古的语音。《诗经》中的用韵,如用现代普通话来念,其中不少字简直无法押韵,也无法分解,但在客家话音系里却可分得清清楚楚。如《诗经》里的:“双、庸、从”三个字是押韵的,但现在的普通话却不然,“双”是尢(昂)韵,“庸、从”二字是ㄥ(亨)韵。而客家话,“双”读作seng(ㄙㄥ),它与“庸、从”二字,同属ㄥ(亨)韵。
《韵书》产生于汉朝,其用反切的方法,逐字注音。有关汉晋时期的诗词歌赋用韵的情形,我们从中也可以推测一二。《苏武与李陵诗》中,“因、人、身、辰、秦、新、宾、亲”等字押韵。客家话,“因”读jin,“人”读∏’in,“身”与“辰”均读sin,“秦“读ts’in,“新”读±in,“宾”读bin,“亲”读ts’in,全部都读in(因)韵。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诗中“窟、骨、卒”三个字押韵。客家话“窟”读Kiut,“骨”读“K’ut,“卒”读ts’ut,全部是ut韵。总之,“汉晋时的语音系统,有许多是和客家音系相同的”。
其次,在客家话的词汇中保存着许多古代词语。日常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如:索(蝇子)、禾(稻子)、樵(柴)、乌(黑)、面(脸)、食(吃)、颈(脖子)、朝(早晨)、昼(中午)、行(走)、吾(我)、其(他)、若(你)、日(太阳)、箸(筷子)、镬(锅)、莫(不)等等。这些都是古代正统文学常用的词语。如《韩非子·喻老》中有云:“昔日纣为象箸”,“象箸”即用象牙做的筷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到刘邦逮捕蒯通后,怒问蒯通曰:“若教淮阴侯反乎?”这里的“若”就是你的意思。《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谢病……莫能来”,“太后怒,不食”。“莫”即“不”,“食”即“吃”。《周礼膳夫》有“朝食”语,《白虎通》有“昼食”语。客家话称吃早饭为“食朝”,吃午饭为“食昼”,吃晚饭为“食夜”。
客家话还夹杂着古代北方某些地区的方言,因篇幅所限在此就不罗列事例了。以上的情况反映了客家话与古代词语、语音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这时候客家音系还未形成,它只能说明客家话是由中原音系一脉承接下来的。
前面说到,刘佐泉先生根据客家话的有关声调与《洪武正韵》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客家话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是在宋代。而中山大学古代汉语专家李新魁教授却认为,“客家话接近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南宋末和元代的基本语言面貌”。
上述观点虽各有各的倾向性,但彼此间亦有共同点,即均与南宋有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着眼于两者之间,即客家话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基本语言面貌。就今天客家话中不少字的读音来看,其与南宋时人的读音完全一样。这从《集韵》所注的音韵中可以反映出来。《集韵》是南宋丁度等人修订,并参考当时的读音更订反切,是研究宋代语言的重要资料。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列举一些字词略加解释。
“心”,按《唐韵》息林切,并音为“新”。而《集韵》注音为“思林切”。在客家话中这个字的读音为“sin”,与《集韵》同。
“江”,《集韵》古双切,音“杠”,水名。《释名》江共也,小江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客家话“江”(gāng)与《集韵》注音“杠”同。这个字的读音,是承袭《唐韵》《广韵》而来。客家人把“江、杠、光、岗、缸、刚、扛”等,都读作gāng。
“大”,《集韵》他盖切,音“汰”,与“太、泰”同音。在客家话中“太、大、泰、汰”同音。
“粄”,《广韵》博管切,《集韵》补满切,用大米面制成像包子或饼一类的食品。客家人称之为“米反”(音bǒn)。其读音与《集韵》所注相同。
“扌送”,《集韵》损动切,音扌双(sǒng),推也。客家话称“推倒”为“扌送倒”。该字只在《集韵》中有释。客家人一直使用这一方言。
“揢”,《集韵》乞格切,音喀,用手把住也。即用手的虎口卡住。客家人称“卡住”为“扌客(音kā)住”。如把“他差一点把人卡死了”,说成“其差一点把人家扌客死了”。
“揔”,《集韵》呼骨切,音忽。击也。该字作为方言流行于一些客家地区,其读音与《集韵》同。如把“用巴掌打他”,说成”用巴掌揔其!”
“掇”,《集韵》都括切,音哆。意指拾取、采也;用双手拿或搬。客家话把“搬石头”、“搬花盆”,说成“掇石头”、“掇花盆”。
“噍”,《集韵》承《唐韵》才笑切,音悄,嚼也。客家人称“嚼”为“噍”(音giǎo)。如把“你嚼什么呀”,说成“你噍吗介”(gài,与芥、盖,音同)。
“讲”,《集韵》承《唐韵》,古项切,音“港”!与客家读音同,普通话读音为jiǎng,客家话读音为gǎng。属客家话常用语,如讲(gǎng)故事、讲论,等等。
“揿”,《集韵》丘禁切,钦去声,按也。客家话把“别按住他”,说为“莫揿其”!
“揇”,《唐韵》奴感切,《集韵》乃感切,并南上声。搦也。意指用手把握住或把持住、抱住。客家话把“抱好”说为“揇好”。
“扌亥”,《集韵》下改切。有担的意思。属客家常用语。如说:“挑担子”为“扌亥担哩(li)”。
“姉”字,按《康熙字典》注释,有的地方令人费解。但只要结合客家方言作些考查,就很容易把问题弄明白,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一些客家地区所使用的某种方言,是从宋人那里一脉继承下来的。
据该书所载:“姉”《集韵》蒋兕切。《正韵》祖似切,姐本字。《释名》女市积也,犹日始出,积时多而明也。《诗邶风》途及伯女市。宋之天子“呼嫡母为大姉姉,妻之于嫡母亦然”。“姉”为姐本字,就当今而论,一般称与自己同辈的亲属而且年龄比自己大的女子为姐姐(通常不包括可称做嫂嫂的人)。因此,当儿子的称生母为“姉姉”,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那么,说宋朝皇帝称生母为“大姉姉”,此言是否可靠?从有关史料来看,确有其事。据《四朝闻见录》所载:宋高宗即位后,见德妃吴氏既勤劳又贤惠,多次想立她为皇后,但因“太后(笔者按:即徽宗的韦妃、高宗的生母,当时其与徽宗一起当了金国的俘虏)远在沙漠不敢举行”。高宗怀着内疚的心情安慰德妃吴氏说:“朕甚有愧,俟姐姐归(按:原注谓太后),尔其选已。”吴氏听罢拜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思之,肚子泪下”。绍兴十二年(即绍兴和议后的第一年)八月,高宗的生母从金国回到了南宋都城临安宫中。次年,高宗拟立吴氏为皇后,有一天,他为此事去见太后,“拜而有请曰:德妃吴氏服劳滋久,外廷之议,谓其宜主中馈,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对高宗说:“这事由在尔!”于是高宗“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按:一作“后”)之命……德妃吴氏可立为后”。从中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姐姐”,显然不是前文“就当今而论”中所指的意思。她还包有别的含义。今又查,“姐”古作“母也”,按《集韵》“母也”子野切,并同女市。《博雅》释曰:母也者母也。可见高宗所言之“姐姐”,是对母亲的一种称法。从南宋初到今天,历时八百多年,虽然时过境迁,但据调查在客家一些地区仍保持着这种俗称,如梅州五华、大埔等县众多姓氏中,有称自己的生母为“阿母也”(ājie)者,也有称自己的岳母为“阿母也”(阿姐)者。像这样特殊的称谓,以往无人去考查,总以为这是地方上一种习惯的叫法。从现有资料及有关情况来看,客家地区的这种称谓,是从中原传过来的。其所以没有消失,当与北宋末至南宋时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带的相当数量的客家先民有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语言的载体,这种叫法也随着他们的后裔世代相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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