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热血青年必读之四

田心邹

不了解"--高级官员都对此不重视、无动于衷和少于去学习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怎么指望部属去认真的对待？一些客商抱怨说，几个月前没签约时，地方官员个个笑脸相迎，投资项目尘埃落定后，意料之外的漫长扯皮开始了，这时再找官员，找谁谁都不再搭理。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内外资进来、工厂开始建起的时候，各个部门的开始上门乱摊派、乱收费了--企业还没开始赢利的时候就已被抽了一桶血、剥了一层皮……但是我们能抱怨外商总拿广东与广西进行比较吗？湖南、江西与福建也是与广东相邻，外商在投资时亦是对拿这几个地方与广东进行比较啊，但为什么这些省在招商引资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比广西还要好呢？--它们不仅引资额未有下降，而且节节攀升。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整体的综合环境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是在观念、投资环境上及服务水平上我们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是中部省份相差太远，故而广西对于外资的吸引率连年下降。同时也因为少了外资的推动与先进观念、管理方式的注入，相对于福建、广东等沿海省区，广西的发展一直都在"慢跑"。
过去的十年是我们发展不快的十年，过去的十年是我们思想观念封闭的十年，过去的十年是我们失去的十年，从现在开始的未来十年，我们会跑得更慢吗？我们会继续失去吗？

农业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除了相关的学者之外，还有多少普通的民众真正关心我们新时期的农村建设，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当代的中国农村所存在的种种危机并不是纸上的空谈而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去帮助解决？也还有谁能真正回忆起上个世纪头二十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读《梁漱溟传》，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这个广西的老人对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执著、在今天看来依旧新鲜、实用的理论见解及十年如一日地亲身实践。1931-1937年，梁漱溟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对当地的政治、风俗习惯、户籍管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这场在邹平县进行的历时７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来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所瞩目，被认为是在引进先进生产力方面，曾建设了不同于西方式都市与乡村格局的历史遗存。他的革新思想和成功经验，在国内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鉴于此，1987年，邹平县更是被国家确定为中国第一个对美国学者开放的农村调查点。一个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中国学者，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束之高墙，没有将自己封闭于中国最底层的乡村之外，放弃了安逸，放弃了荣华富贵，而以近乎的一已之力开创了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格局。但是，掩卷之余，联系到多年之前先人的热血奋斗、现代青年们的前赴后继和广西农村现状，不禁让人感慨嘘吁：
1、 梁漱溟是广西人，但是他却没有在广西进行乡村建设的试点或是实验，说明当初的广西不具备也不能提供给他这样的条件与土壤。
2、 当七十年后的今天新"乡村建设运动"与"新教育实验"开始在全国风起云涌之时，全国各个村庄都在鼓弄风潮、造就时势之时，这种风潮、这种时势却没有波及到广西的任何一个村庄，任何一片微小的土地，透射出了梁漱溟之后广西农村改革人才的后继无人的尴尬，同时也说明现在的广西同样不具备也没有为广大的人才提供、创造在广西农村进行的改革试点或是实验的环境、机遇与条件。
3、 温铁军、于建嵘、李昌平，现当代每一个著名的关于中国农村改革的思想与实践大家之中没有一个是广西人，这或许是这样的一个残酷事实：自梁漱溟进行农村改革实验之后的七十年的漫长时间历程中，广西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大家。梁漱溟是广西第一个也许也是最后一个关于农村建设的思想大家，梁漱溟死了，广西农村改革的思想大家也死了。
以对以身为广西人为豪的梁漱溟这样的一个改革者为例，引出的是这样的质问：我们怎么来评价一个改革者对于我们生活、思想的影响，甚至是对于这个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呢？倘是放开近乎七十年前的梁漱溟，以让我们更为熟悉的现代改革者为例，比如韦尔奇、比如吕日周、比如侯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否会相同呢？韦尔奇的改革将一个臃肿、不断倒退的通用带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的顶峰；吕日周的改革将一个几乎任何一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都在省内排名倒数的长治推向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治安稳定的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马上跃居山西发展前列的长治；侯仁的改革将七煤集团带出了一个人心涣散、走了下坡路十年的泥坑，走到了人心思变、上下齐心、干群和谐、十年欠债一朝还清的现在，而这一切所用的时间竟然不到两年！于是，在这些改革者的身后，带出的是这样的一个个经典而又激动人心的故事："谁说大象不能跳舞"、"长治风暴"和"侯仁变法"。所以，对于改革者的作用与影响，也许可以给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有的已经开启一个时代，有的已经影响了这个时代。
这里我们回到中国的农业改革。中国的农业，经历了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及至九十年代末的农业税制改革和04年出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号文件"，每一次改革都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进程和涌现出了众多的改革者，如安徽小岗村的十多个农民、华西村的致富带头人吴仁宝、"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何开荫、学者李昌平和中央的四代领导人等等--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小群体的意见和作用都引起这个社会最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并不是表面的隔靴搔痒，而是深入到问题与矛盾的最里面即制度，从而引起制度上的变革。制度上的变革比其它任何一方面（比如农业技术的普及）的变革更为重要与有力量。因为由于改革所伴生的符合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发展要求及将两者更好结合的新制度所带来的发展是全局性的，它带动的是生产资料在更大范围内的调配以及更快的流动，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以及普及，新兴行业的崛起以及对农业的支持。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农业技术的普及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润滑油，那么制度则是为农业发展更换上一台马力十足的、强劲的奔驰发动机。更远一点说，一种制度的力量，它所影响的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而且也会促进其它行业加强与此行业的互动并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最先开始的改革，以其的影响、改革的深度和制度的安排，对改革最先起始地方的影响是最大的。以安徽为例，安徽作为中国农业改革试点的主要省份，无论是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农村税费改革，每一次都秉承中国改革风气之先，不可否认每一次的改革都历经坎坷和需要为中国的其它省份同样的改革积累经验，但是没有多少后来者的改革能够比得上现在的安徽--安徽农业改革的深度、力度及农民的受益程度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等等，这些农业省份在农业的发展上还是难以望安徽之项背，这就验证了一条很普通的道理：谁先改革，谁先受益。同样的事例我们还可以从深圳的身上看到，深圳是最先进行改革试点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试点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其首先目的都是为后来城市、地区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些成功或是失败的经验可以给后来的城市、地区予以借鉴并使得它们可以少绕弯路和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可是，为什么于此至今没有多少个城市可以赶得上深圳，为什么很多城市至今还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苦苦的徘徊与探寻？因为最先改革了，伴随改革而出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决策出台一般都需要经过很多专家的推敲与论证，在改革过程中会有无数的人关注、提出异议与建设性意见，这些关注与争鸣都会促进决策的科学合理及一项制度的完善，而决策的科学合理及一项制度的完善则会决定到改革的成功与否。此外，随着改革的进程会培养起一大群相关的人才与孕育起更多相关的产业。这样道理同样可以适用于农业。农业的改革，最先开始的且成功的，必定在后来培养起很多此领域的专家与人才，这些领域包括农业产品种植规划方面的、科技发展方面的、农业市场流通渠道方面的等等，这些专家与人才无论是改革开始还是在进程中遇到阻隔、障碍甚至于陷入困境，都会为它的继续向前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资金等多方面支持。而后来者在遵循前者道路前进的过程中，地域、环境及人为因素的不同而使得出现的问题具有特殊性，而这种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因为前无解决之法，后无相关的人才储备库予以问题解决方面的支持，改革很容易陷入困境甚至是瘫痪。所以，"谁先改革，谁先受益"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而且还要补充一句--并且受益的更多。
但是，当我们历数中国数次的改革之后，才发现，在这些改革之中没有哪一个改革者是广西人，无论是像小岗村这样的普通农民，还是像吴仁宝、吕日周这样的为政者，甚或是像何开荫、温铁军、李昌平这样的普通学者；才发现，没有哪次是从广西开始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于安徽；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深圳；农村税制改革还是最先由安徽内部首先推动；"三政分立"最先于深圳施行；"广州人大现象"领全国风气之先；甚至最先由推动官员观念转变的"咸安风暴"也与广西无缘……即使2004年推行的农业"绿色通道"制度在外省几年前便已施行；哪怕到2005年的今天，当全国共有22个省全面免征农业税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与全国的主流同步。"谁先改革，谁先受益，并且受益的更多"的道理便在此处得到了显现，所以，当我们今天以沉重心情来看待广西的农业时，像是看待我们孩子，发现它如以前一样的柔弱，一样的长不大，一样的不成熟，它没有给我们带来改革上的激动与轰轰烈烈，它没有让我们看到强大是什么的一样东西，相反的它却总是在别人改革之后方才小心翼翼地前行--为什么我们非得事事都要落后别人一步？为什么我们缺少那股改革的勇气和热血？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几万个广西的农村却没有出现过一个在全国叫得出名的诸如华西村、南街村这样富裕的村庄？为什么在过去五十年新中国农业的发展中没有闪现过一个广西人的影子和哪怕仅仅是一个广西农村的足迹？到底是为什么，在中国五千年的厚重历史上这块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来没有一年成为过中国的"粮仓"？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当两百年之后当历史学家们要撰写到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史时，会不会提到广西？
面对着那么落后且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广西农业--"零关税"之后与它同质的东盟农产品的大量涌入对它的冲击更大，还有农村泛滥成灾的六合彩及不稳定的治安，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深究与反省一下。也许，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法律咨询、不是医疗，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根本性的改变，从体制上去改变，我们更需要的是涌现出一批象样的改革者，对我们农村、农业的现状去予以推动、予以改变，走向我们理想中的中国农村。在我的内心中，我期待看到这样的现实：我们可以拥有一批能够改变目前广西农村这些现状、让我们热泪盈眶的改革者，更多的改革者，我们可以支持与鼓励更多的改革者将他们心中关于中国农村如何走向富裕、安定和教育发达的先进理念在广西的众多农村进行有益的尝试与实践，我们能看到在这些改革者们的身后带出的是一个个新的农村--一个个类似华西村、南街村般如此强大的农村，一个个与城市同步繁荣与发展的农村。我们能在这场农村的根本性变革中让广西的农民兄弟得到最大的实惠，我们能让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着尊重。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在广西，这样的愿望可以实现吗？

教育
2003、2004年对于广西的经济来说是一个炎热的夏季，经济即使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历史上罕见干旱和煤电紧张但仍一路火爆与走强，但是这种火爆却与教育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