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乡子的《谈谈汉语和壮语的同源关系》一文的谬误看壮语和汉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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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乡子的《谈谈汉语和壮语的同源关系》一文的谬误看壮语和汉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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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棉树

本来写这个帖子之前，想起名为“驳南乡子〈谈谈汉语和壮语的同源关系〉”的，但是回头一想，对于一个通篇缺乏语言学常识的“语言学文章”，用“驳”这种语气就有点过重了，或者说是没有必要，因为这样不能够称得上是学术的的文章是不需要去“驳”的，其谬误是显而易见，因此也就淡化一下，只指出其最为致命的谬误，进而指出这篇文章的全盘错误，以免其造成误导性就可以了。而且，也想借这个反证的机会，来总结一下国内外语言学界一百多年以来对侗台语（壮侗语族）系属问题看法的变化过程。

语言学是一门有严格方法论的学问，对于语言学的研究来说，离开方法论去谈论语言问题，就是失去了根本的研究工具；而歪曲方法论去研究语言问题，那就是歪曲了语言问题的本质。而南乡子的《谈谈汉语和壮语的同源关系》一文，正好都具备了“缺乏方法论”和“歪曲方法论”两个特征，因此这篇文章一来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二来则是歪曲了壮语和汉语关系的实质。

首先指出，南乡子一文当中所谓的“僮族”、“僮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壮族”和“壮语”，“僮”这个词在表示民族称谓的时候读zhuàng而不是tóng，在1965年10月1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做出的《关于更改僮族及僮族自治地方名称问题给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僮族改称壮族之后也就成为了历史名词，壮族的语言也改写为“壮语”，但南乡子在大多数场合都喜欢将壮族写为僮族，将壮语写为僮语，可能很多网友会有些迷惑或不解，特此说明。此外，“台语”在语言学上指的是壮侗语族（侗台语族）壮傣语支的语言如壮语、泰语、老挝语、侬语等，而不是现在媒体所称的台湾话（闽南语），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南乡子说：“僮语属汉藏语系，且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下的汉台语群。它与汉语的亲属关系远比汉语与藏语的关系接近。”——这是开篇就犯的一个语言学常识性错误，而这个错误，也是导致了通篇文章无法立论的病根。


◆“藏缅语与汉语，貌异则源近；壮侗语与汉语，貌似则源远。”——戴庆厦



我们这里所谓的“亲属语言”，专门指的是源自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根据语言同源理论而提出的“由原始母语分化出来的亲属语言”，而不是由“语言影响形成的亲属语言”。


所谓的“汉台语群”，这是19世纪后半期提出的假设。19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Schonn所写的小册子《暹罗语和汉语》中，描述了汉语官话、福建话和暹罗语（泰语）之间存在若干相同和一致的词，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经另外一个德国学者孔好古（A. Conrady）的研究，提出了“印度支那语族”一说，认为台语和汉语有亲缘关系。以后又有法国学者马伯乐（H. Maspero）和丹麦学者吴克德（K. Wulff）经过比较确认了孔好古的看法，一百多年前，所谓汉藏语系汉泰语族就是这样被“确认”了。

而南乡子以上的观点，正好是采用了一百多年前这个今天看来只能称得上是假设的论断。另外，南乡子还列举了“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指出：‘在汉藏语系中，汉语和侗台语（含僮话），苗瑶语，暹罗语（泰语），越南语等的关系比较近些，和藏语，彝语，缅甸语等的关系比较远些’”以及“语言学家邢公畹……指出：‘汉藏语系各支语言都是同一祖语中分化出来的。其中侗台语群（含壮语）中的各种语言在亲属关系上，跟汉语尤为接近。’”来作为支持他观点的学者盾牌，殊不知这些观点其实也正是那个时期国内语言学界某些专家学者对在侗台语系属研究上滞后的体现。


让我们来看看汉语与侗台语之间关系上，国际和国内语言学界的研究过程。


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学者白保罗（P.K.Benedict）发表了《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一文，提出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的论点，其根据是汉语与台语之间基本词汇同源的甚少，而在台语和印尼语中，却有相当数量确凿有据的同源词。这一说法提出之后，在西方学者当中影响很大，法国的奥得里古尔（A.G.Haudricourt）、美国的马提索夫（J.A.Matisoff）、日本的桥本万太郎（Mantaro J. Hashimoto）等著名学者都赞同白氏的观点。（《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P205）


在我国，多年受“印度支那语族”、“汉藏语系”学说 的影响，很少有人对汉语、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等语言的系属问题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学术界普遍认为汉语和东南亚地区的许多语言以单音节、有声调、声调跟声母有一定的配合关系、量词丰富、缺乏词形变化、虚词广泛、词序固定等一系列特征而视为同源。殊不知这正是一种误区。（《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P206）

语言同源理论，出自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理论认为现存的某些语言早期可能由一个共同语分化而来，相互间存有若干相似或共同的因素，了解清楚这些共同成分，就能确定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所谓相似因素和共同成分指的是基本词汇的同源和相应的语法形式，但不论同源或相应，都必须有严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能光看形式上的近似。上边提到的汉语和台语的一系列共同特征中，正好缺少了最主要的一环，即同源词。（《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P207）

而关于汉语和台语之间的类似关系，如声调、类型（单音节、虚词和词序）等问题，都得到了全面的解释。根据多年来的调查资料，发现有的语言，声调产生的历史不过一千年，有的语言和方言至今还没有声调，可见声调并不是“原始汉藏语”最早的共同结构因素。量词的大量出现同样也很晚，据研究不会早于公元4、5世纪。而汉藏诸语言上述的同源落到实处，只剩下单音节、虚词和词序几项。人们不禁要问，汉藏诸语言能凭都是单音节、虚词较多，词序比较固定这几点来确定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吗？如所周知，这些特征只是语言结构类型上的共同点，不是亲属语言间内在联系的要素。单凭类型特征是无法说明语言间的发生学联系的。近年来，在讨论汉语与侗台语关系问题时，对这一点学术界已逐步取得了共识。（《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P207）

面对汉语与侗台语“类型上十分一致、同源词非常难求”的局面，美国学者白保罗的发现不仅为侗台语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为后来的研究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为语言的“类型转换”理论提供了依据。我国学者对侗台语和印尼语的关系过去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做了一些认真的探索。经过对比词汇，侗台语与印尼语同源，这一点只要观察材料，多数人都是接受的。但是，侗台语与印尼语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别太大，印尼语属于多音节粘着语，没有声调，侗台语属单音节词根语（或叫孤立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有很多中国学者就是因为这样而提出：侗台语如果确实与印尼语同源，那么是什么原因通过什么途径才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声调又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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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在对海南岛三亚市郊区的回族语言的研究打破了这个僵局，并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海南岛三亚市的回族是一千年至五百年前（公元10世纪到15世纪，北宋初至明中叶），先后分几批从越南占城飘海而来的穆斯林，这些占城移民原来说的是占语，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占语支，至今越南仍有好几种占语。一千年来，这些说占语的穆斯林后裔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其内部虔诚的宗教信仰、特有的风俗习惯以及世代相承的民族心理，使他们直到今天还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然而他们长期跟琼崖岛上说汉语的主体民族交往，在汉语和汉文化的强大影响下，把原来属于多音节、无声调、粘着型的马来-波利尼西亚系统的占语，逐渐演变为以单音节为主，产生了音调的类似汉语型词根语了。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语言的类型转换”。三亚回语就是在一千年中经过约30代人的使用，逐渐从多音节演变为单音节，从无声调发展为有声调，直至形成今天这个面貌。三亚回语的存在和类型转换过程的发现，为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国所说的侗台语与南岛语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P208-212）









因为有了三亚回语这样的活标本，我们才有理由相信，今天以单音节、有声调为主的词根孤立型的侗台语有可能是从粘着型的南岛语演变来的，至于两者是否真正有关，主要还是根据同源词。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在现存侗台语的某些语言和方言中，有一部分复辅音声母的词是由南岛语的多音节词（大部分是双音节词）演变来的。早期南岛语的部分双音节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两个音节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声母是复辅音的单音节词，这一发现是侗台语与南岛语确有亲缘关系的直接证明。（《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P216）









迄今为止，在侗台语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者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仍在不断充实和深化当中。对于侗台语族与汉语的关系，从“汉台语族”的同源论，到现在的侗台语为从粘着语类型受汉语影响发展而成孤立语的“异源论”，都是国外学者提出并不断论证的，而侗台语乃自源语言并在汉语影响下发生类型学变化就是一个正在被公认的事实。国内语言学界纵然由于某些政治敏感原因而没有公开承认侗台语族不属于汉藏语系，但是也都承认了壮语与汉语是否同源必须遵从“同源词证据”的原则，甚至有不少国内学者参与论证了侗台语与南岛语的亲属关系。而以上总结的这个过程，也正是中国语言学家总结并归纳出来的出版物中所发表的。

综上所述，侗台语族是否属于汉藏语系在国际语言学界早已遭到质疑，而在西方学界早已经是普遍认为侗台语属于澳-泰语系，而即使是坚持侗台语族属于汉藏语系的国内学者，也不再提“汉泰语族”而将侗台语族与汉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并列于汉藏语系之下，而南乡子沿袭的却是一百多年前的“汉台语群”的观点，其根本的误区正在于此。因此，南乡子在其文章当中所谓的“僮语不但其大多数词汇来自汉语，就连发音也与汉语的差不多，两者的语法也是共同点大于不同点的”，并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列举壮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以及举出了古代汉语和现代壮语在许多类型之上的相似（这些相似其实还不是他所说的那样简单对应，不过因为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对其谬误地方的指出在此省略），正是无视和歪曲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当中同源语言要具有“同源词”证据的方法论，并看不到侗台语与汉语在“类型”上的共同特征不是同源证据而只是相互影响证据的事实。因此，其导出的“有不少人认为壮语实际上就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或者跟汉语方言差不多，也许是有其道理的”这样的结论，是连最起码的语言学常识都不具备的体现。至于这个文章中还列举了壮语中的汉语借词，来企图证明壮语与汉语的亲属关系，那更是犯了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上的错误，借词是不能当作同源词来论证两种语言的亲属关系的，而只能作为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根据。









另外，南乡子基本观点当中的有关藏语和汉语关系较壮语和汉语关系疏远的说法，又正好是以“语言类型”来定语言发生学关系这样谬误的延伸。和侗台语的系属问题存在争议不同的是，藏缅语族与汉语存在着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汉藏语系里肯定包含汉语族（包括七大方言）和藏缅语族，这在语言学界是没有争议的。把有争议的壮侗语族与汉语的“亲属关系”，说成比学界公认的藏缅语族与汉语的亲属关系要近，这是一种很无知的笑话。著名语言学者戴庆厦总结所谓汉藏语系诸语言关系的时候，写过这么一句简明扼要的话——“藏缅语与汉语，貌异则源近；壮侗语与汉语，貌似则源远”，一语道破藏缅语、侗台语与汉语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









至于，南乡子先生还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附带讨论了他对壮族历史的源流和对现行民族政策的看法，因为与语言的学术问题无关，在此就不参与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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