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与诗界革命 （作者 梁德新）

梁豪

李金发与诗界革命
                             梁德新  
中国近现代文学运动的序曲是客家诗人黄遵宪最先奏响的，而中国新诗的成熟又是客家诗人李金发手中完成的。
李金发出生于梅县梅南镇的一个华侨家庭，小学毕业后，到香港的一间教会学校圣约琴中学读书，不久转入上海留法预备学校读书，1919年赴法国留学。他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从师布谢教授学习雕塑。1924年学成回国，曾经在上海美专等多所大学从事美术、雕刻艺术教学。有一度时间出任国民党的外交教官。晚年定居美国，在新泽西州的林湖地方经营了一个农场。1976年，李金发在美国病逝，享年76岁。
李金发年青时在法国留学学习绘画、雕刻艺术。他利用课余时间通读文艺书籍尤其对诗歌有研究。法国是象征主义诗歌发源地，他从波德莱尔、马拉魏尔伦等的诗中学会了草拟人生的痛苦和无名的忧虑，感应着“世纪末”的病态心理。
虽然生活在异国他乡，但李金发独钟情于以诗歌来抒发游子的思乡愁绪，与其故乡册山歌文化的发达关系极为密切。诗人自幼就对客家山歌特别是恋歌推崇备至，他曾回忆说：“歌中的情绪之表现，是何等缠绵，爱情何等真挚，境遇何等可哀，有时是大诗人所不及的······有些聪明的女人，可随口歌唱，恰合她所欲表示的情思，如七言诗之人韵，其辞句组织的妙丽，真有出人意料者，记得我当年于赤日停午，闲行于长林浅水外，个中快慰的情绪，和青春的悲哀，令人百思不厌······”。故而，诗人在收集整理《岭东恋歌》时，曾大力提倡民众文学，把家乡的山歌赞誉为“民众文化之结晶。”
李金发从事象征主义诗歌创作之时，正值中国新诗走抽精致化的起始时期，故而李诗本身也是中国新诗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新诗的开始是同民谣研究并行开展的。“五四”运动前后（1918——1925），以北大为中心的歌谣征集与研究工作已经拉开序幕。1920年，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创办《歌谣周刊》。旨在发展民族诗，这正是“礼失而求诸野”。“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这些歌谣是基于人民真情实感的，是新的“民族的诗”，也就正是产生新诗的希望之所在。他们对歌谣的研究是从历史与艺术的二维展开的。当时大量的客家山歌被挖掘整理出来，象李金发的《岭东恋歌》、杨晶华的《岭南歌谣集》、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罗香林的《粤东之风》等，还有其它散见于《歌谣周刊》、《民俗周刊》上的一批客家山歌，使客家山歌从此步入了文学殿堂。在历史方面，他们认为从民谣中可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并且可以使人众成为研究对象，增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突破古籍文化资料的限制使研究具有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实质上这场研究民间文化的运动是深含着摧毁封建的旧文艺、旧学术，建立新时代的新文艺、新学术的政治意图。钟敬文先生认为，“五四”的歌谣学运动，就其主要的倾向来看，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在文化方面的具体化体现，是学术上的一次成功实践。这在20世纪民主主义空前高涨的时代，对于民众生活和他们的文艺学术的关心，成了一种很流行的世界性的思潮。此时“五四”学人收集歌谣、研究歌谣几乎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活动。就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歌谣是朝着世界文化科学体系方向迈进的。
李金发抛去格律诗而选取自由诗，是受到客家山歌与法国象征诗派的双重影响，也是黄遵宪所开创的“诗界革命”传统的继续。客家山歌的赋、比、兴同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在李金发手中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黄遵宪、丘逢甲都不是专职诗人，而均为

业余创作，这完全是客家山歌文化的熏陶。在黄遵客这里，还只能用传统的新事物，抒发新思想，不可能全盘吸纳西方的文学样式。但李金发时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直接把外国诗派输入中国，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河。《微雨》（1925）、《为幸福而歌》（1926）、《食客与凶年》（1927）三本诗集奠定了李金发在中国读者诗坛上的地位，并获得了“诗怪”的称号。人们惊叹李诗的“流动的，多元的，易变的，神秘化，个性化，天才化的，不是如普通的诗，可以一目了然的。
李金发如同象征主义诗派一样，其诗主要抒写人生的苦闷，发泄内心的忧郁。李金发生活在异国他乡，吮吸着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艺术的乳汁。这种生活造成了他特定的二元象征性思想：即对现实生活的厌恶，对彼岸世界与艺术美的神往。基于这样一种人生观，自然形成了象征主义的文学观念，认为诗乃至一切艺术本质目的就在于表现“人生的痛苦”，发泄个人内心的忧郁和烦闷。在李金发诗中，象征手法与传统客家山歌的表现手法是一般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象征主义手法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手法，只适合于表现特殊条件的特定内容。最明显的一点是远近不同。传统的象征手法，在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一般有明显的类似之处，而象征主义手法却常常把毫无关系的东西扯在一起，造成一种突兀、新奇的艺术效果，象“生命如渡前之破船”，“生命便是死神嘴唇边的笑”，“我们散步在死草上，悲愤地纠缠在膝下”，有“儿装上面幕，桐叶带了愁容”之类。象征派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看出同来，虚实不同。凡象征其内涵都具有多义性和含混性。
客家山歌传统的象征要严格遵守一些修辞学规则，例如象征关系的两者之间，必须又相似，又极不相似；两者的关系固然带主观感情色彩，但也必须反映客观事物间固有的关系，如松柏有耐寒这个客观特点，方能象征人品。而象征主义手法恰恰在于不顾甚至有意突破这些原则。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其主观性，把象征完全当成主观的东西，全凭个人直觉和内心梦幻，从而打破了似与不似，主观与客观统一等规律。例如，李金发的名诗《弃妇》就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象征主义诗歌。这首诗是写一个被遗弃的妇女的痛苦与悲哀，内在深层次却是借“弃妇”这一悲剧的象征形象，抒发诗人对人生命运无常的感慨。诗人第一次发表诗作，便以长发凌乱的弃妇悲剧形象来与诗人心中的生命之感受相契和，决非偶然的。“弃妇”上诗人家乡无数客家妇女形象的缩影，诗人早就烂熟于心，所以神来之笔如注。“长发”象征着弃妇青春美貌，长发散乱，遮住了自己的两眼，挡回了周围恶毒的目光，她绝望、悲哀、愤慨，所以“鲜血之急流”，感到生命的活力丧失尽了，才有如“枯骨之沉睡”。“黑夜”“蛟虫”的厄运向她袭击，侵入她仅有的“短墙之角”，诬她的清白。由于心情沉重、寂寞，蛟鸣听来也犹如“荒野狂风恕号”。“弃妇”孤独与哀戚到了极点，寄希望于“上帝之灵”，在空当的山谷里“往返”。她的希望已完全破灭，其忧戚只有“游蜂”才知道，或者投自悬崖倾泄而下的“山泉”，随风飘零的“红叶”流向远方。第三、第四段转向第二人称，从诗人的角度观察弃妇的行动及其情感的变化。诗人通过“弃妇”那孤独哀痛的精灵形象，表现了人生不过是彷徨死亡墓穴旁边的弃妇。
李金发的象征诗，确实对当时的中国诗坛起了冲击作用。从1918年中国新诗正式诞生，到20年代中期象征主义诗歌，作为一股新浪潮成为中国新诗的典范。但真正从事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却是客家诗人李金发。尤其是他的《微雨》、《幸福而歌》和《食客与凶年》三部诗集的问世，在中国诗坛上掀起波澜，“象征诗派从此在中国风行了”而且他的诗还一扫早期新诗的过分散文化，忽视对艺术美追求的倾向，标志着中国新诗在艺术上日臻完美与精致，对后世中国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发表于：2002年第2期《客家综横》
注：这篇文章与厦门集美大学中文系王予霞副教授合写

刘金发

我获悉我们的客家人当中有这么一位伟大的近代风土诗人而深感自豪！可敬！

韩江不肖生

Posted by 刘金发 at 2005-6-13 17:34
我获悉我们的客家人当中有这么一位伟大的近代风土诗人而深感自豪！可敬！

由两个金发想起一付对联，颇觉机巧，摘录如下：

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我亦无忌。

[ Last edited by 韩江不肖生 on 2005-6-16 at 00:41 ]

韩江不肖生

Posted by 韩江不肖生 at 2005-6-14 01:29
由两个金发想起一付对联，颇觉机巧，摘录如下：

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我亦无忌。

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网名何尝不是借用人家的？人家是武侠小说大师，一生写了12部武侠小说；且又是武林高手，开馆课徒亲授武艺。人家还曾二度留日，至少日语也相当于熟练，还著有《留东外史》，留一重要史学著述于学林，具有相当价值。自己与他比，才识能力相去太远，每念及此，乃大惭！脸红耳热。若不努力干成点什么东东出来，实愧用此网名也！

[ Last edited by 韩江不肖生 on 2005-6-17 at 0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