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畲族语言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台湾客家人阿林

畲族语言研究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作者：堪华玉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汕头515063)



摘 要:  畲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探索过程中，畲族语言的系属问题曾一度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畲汉文化交融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在我国语言研究界的普及推广，畲语研究也在转向关注语言变体及其社会文化成因的社会语言学方向。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传播和畲语研究的发展轨迹说明，畲语研究有必要而且也正在朝着社会语言学的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  畲族语言研究;社会语言学;语言系属;语言变体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4)04-0037-003



在我国56个民族中，畲族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畲族共有709, 592人，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境内。畲族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一直同汉族村社毗邻居住，素有“大分散、小聚居的少数民族”之称。畲族群体与周围汉族杂居共处并在汉族社会中呈插花式分布的居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畲族文化向汉文化靠拢的发展趋势。作为畲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畲族语言在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畲、汉两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畲族语言的有关研究在我国学界起步较晚，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探索过程中，畲族语言的系属问题曾一度是研究者们争论不体的核心问题。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畲汉文化交融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在我国语言研究界的普及推广，畲族语言研究也在转向关注语言变体及其社会文化成因的社会语言学探讨方向。本文通过回顾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和畲语研究的主题变更说明，畲族语言研究有必要而且也正在朝向社会语言学的纵深方向发展。



一 、畲语研究的现状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发展趋势在畲语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也有充分的体现。畲语，顾名思义即畲族使用的语言。如果进一步追问畲语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回答会不尽相同。早期的民族学家沈作乾先生认为:“畲族之言语甚类粤语，或曰‘完全粤语也，。>, y]董作宾先生也认为畲语和汉语同属一个语根，但不赞成畲语等同于粤语或近似粤语的看法:“畲民的语言，有人说似官话，有人说似广东话，但据沈作乾先生所举括苍畲语的例又极似福州话，但无论如何，畲语和汉语是一个语根，这是可以断言的。>,[2]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畲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在当时出版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概况简表》中，畲族与回族、满族一样被列入通用汉语的民族:“各民族中除回族、满族、畲族通用汉语外，其余均使用本民族语言”0[3160年代以后，人们对畲语

的认识开始深入和转变。1963年，黄家教、李新魁发表《潮安畲话概述》一文，首次提出: “畲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古代的畲话也许和现代的畲话不一样。……现在的畲话与汉语十分接

近，这是畲话长期‘汉化，的结果，但它还保存一些自身的特点，仍然不与汉语完全合一。;[4]

1980年，罗美珍、蓝周根分别发表《畲族所说的客家话》、《畲族有自己的语言》，对畲语的系属与特点展开了争论。罗文提出:“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使用的是畲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约有一千多人，占整个畲族人口的千分之四左右;其他地区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的客家方言。，，[5]蓝文不赞成“畲族所说的是客家话”这一观点，强调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对畲语的具体特征阐述不够[6]1982年毛宗武、蒙朝吉发表《博罗畲语概述》[7]，1984年陈其光又发表《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两篇文章先后对属于苗瑶语族的一种畲语进行了讨论，前者认为畲语与苗瑶语族中苗语支的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后者则提出并论证了畲语更接近苗瑶语族中粤北盘瑶的勉语。1985年，毛宗武、蒙朝吉发表《试论畲语的系属问题》一文，重申“畲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这一观点在二人1986年出版的《畲语简志》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畲族原来使用一种语言”，“其语言面貌跟今天惠东、博罗一带的畲语相似”。[‘。]尽管研究人员中存在不同意见，但80年代已没有人会质疑或否定畲族拥有自己的语言这一新近确认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施联朱、朱洪、姜永新、雷先根、游文良等学者继续加入畲族语言的研究行列。此时我国各学界比较常引用的观点是畲族使用两种语言，其中一种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语支，另一种类似于汉语的客家方言。但这一观点引发的争论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未停，其中既有畲语之一到底是属于苗瑶语族中的苗语还是勉语的问题，也有畲语和客家话的关系辩论。1991年，朱洪、姜永新在《广东畲族研究》中进一步提出:“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o[ 11 11995年，游文良在《论畲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指出罗浮山、莲花山区畲族使用的语言更接近瑶族语言而非古代畲语的遗存。[12]提出罗浮山、莲花山畲语并非畲族原生型语言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现在广东凤凰山区以及福建、浙江等地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近似客家方言的语言就是畲族的民族语言。



二 、畲语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发展趋势

   

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畲语系属问题的研究争论整整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但至今也未能形成一致的定论。2002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游文良先生的《畲族语言》，全书共有658页，499千字，是畲语研究迄今为止调查最深入、篇幅最宏大的论著。作者在书中一方面继承了8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畲族在内部交际时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同时又提出居住在闽、浙、赣、皖及粤东凤凰山地区占全国畲族总人口99%以上畲族所讲的畲语就是畲族的民族语言。作者在书中把这种民族语言称为“现代畲语”，指出现代畲语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古代畲语的底层成分、汉语客家方言的中层成分和现代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或普通话的表层成分。作者在论证现代畲语从古畲语发展而来的历史经历时，把畲语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唐时期的古代畲语阶段、宋元时期的近代畲语阶段和明清至今的现代畲语阶段。此外，作者还将现代畲语划分为9个方言区域，即: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闽南区、浙南区、浙中区、浙北区、粤东区和赣东区。在比较研究各区

域畲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征之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全国各地畲语方言共性多于差异性，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其中古代畲语成分各地畲语方言基本一致;近代畲语中的客家话成分各地畲语方言大部分一致，小部分不一致;现畲族居住地汉语方言成分各地基本上不一致。;[13]《畲族语言》对畲语方言区域的划分及其特征归纳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可，目前尚需未来时间和研究实践的检验，但作者结合畲族历史文化和畲族居住地汉语文化研究畲语区域方言的创举，无疑代表了畲语研究重心的转移趋势，说明畲语研究正在从关注历史语言系属问题转向重视语言使用现实的社会语言学方向。正如作者在书的《绪论》结尾处指出的一样:“畲语研究起步较晚，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少。……若能把足够的、确凿的语言事实摆出来，结论很可能是不言而喻的。;[13]

    畲语研究正在转向探讨具体语言使用、语言接触和语言变体的社会语言学方向，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长篇巨著《畲族语言》中，同时也反映在近年来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畲族语言的研究文章中。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近年收录的有关论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转变。1994年以来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畲语研究论文数量不多，总共只有十来篇，其中绝大多数探讨的是现代畲语的地方特色或畲族地区的双语现象或语言接触问题。例如《谈畲族幼儿口头汉语的培养》、《温州畲语》、《浅谈吴语、畲语方言区的双语教学》、《现代畲族的语言和体质特征》、《景宁畲话语音系统中的粤语成分》、《浙江景宁畲话特色词选录》、《景宁畲话尖团音分混现象研究》、《浙江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等，这些文章标题足以说明，畲语研究已经跨出语言系属问题的探讨范围，并且正在踏入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变体、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社会文化成因分析等研究领域。   

20世纪60年代，黄家教、李新魁两位学者在其“畲话”研究的开山之作中指出，对广东及东南沿海各省的畲话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对了解畲话的汉化过程与程度十分必要，而且对建立新的普通语言学也相当重要。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语言学研究在我国各个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汉语和包括畲语在内的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目前正面临如何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当今全球化商品经济浪潮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和冲击下，畲族社会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畲语集团内部成员的语言分化现象正在日益加剧，不少畲族群众能够根据交际场合的变化与需要，流利地选择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地区方言以及普通话同各界社会成员进行沟通。畲语集团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种种深刻变化迫切需要畲语研究对此作出相应的描述和解释。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我们不但可以拓宽畲语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探索范围(比如深入调查畲语的各种区域变体

和社会变体，考察畲语集团内部成员对待优势语言的态度及其相应的语言策略，描述分析畲语集团的双语制和多语制现象等)，同时还可以结合语言扩散、语言冲突、语言消亡和语言融合等现象规律来研究探讨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在语言变异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并由此揭示出语言存在的社会本质和语言自身的多种功能。

台湾客家人阿林

畲族语言
作者：


1、客家地区的原住民并非客家本身，而是属于南方百越民族的土著民，即今天畲族的先民。客家是一种移民集团，畲族先民在接受汉化时，即接受“客家化”，畲客相处，不论是在武装斗争时期，或在和平共处时期，都是一种文化互动现象，并非单纯的汉文化单向传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通过通婚、贸易，加速了这种文化过程，如畲族本来并不修族谱，向客家人学会了修族谱；而原先的来自平原的客家人本不会唱山歌，后向畲族学会了山歌，山歌成了客家人的最重要文化内容。

2、在语音方面，和汉族颇有区别，举例如下：

（汉语）（畲语）（汉语）（畲语）
丈夫 冲布 下雨 落虚
妻子 布娘 买物 混捺
后生 佛生崽 看见 太蜀
姑娘 布妮崽 晚上 暗布
小孩 细崽伶 口袋 俑介
祖母 阿妈 岳父 凯爷
外婆母 代婆 岳母 凯娘

   在语法方面，习惯地运用倒装语，通常用于名词上，如：

公牛——牛牯 小牛——牛崽 公鸡——鸡公
母猪——猪母 菜刀——刀拜 大碗——碗公

    在词汇上有部分俗语，自古沿袭至今，是畲族人民通常对本民族内部使用的语言，如：

（俗语） （语意） （俗语） （语意）
过渡 吃饭 轿杠 筷子
拾田螺 洗碗 开光 洗脸
寮掌 生孩子 做大人 结婚
扛锄头 洗脚 烤火 对山歌

    畲语中还有一种在盘问中运用的秘语，如问陌生客人姓名时，如对方姓兰（蓝），叫“顶角”，姓雷的叫“盖耳”；因兰（蓝）字下端“皿”有三个“口”，亦称“三窟油麻”；雷字下端的“田”有四个口，亦称“四窟油麻”……。因为畲族兰（蓝）姓是依“大、小、百、千、万、念”6个字排行（雷、钟二姓只有5字排行）。故在盘问时，往往说：“你的毛竹破几片？”（问排行辈份）“竹尾破落或脑头破上？”（问排行字头顺数或逆数）等。如果答对了，就会按长辈、平辈或晚辈称呼，显示同宗的人的亲热。畲族没有本民族的系统文字，通用汉语，但也有一些自己独创的文字，或将有些畲语写成同音汉字，或者自创少数文字，和汉语混合使用，如应用于记述山歌、族谱等，其含义往往和汉语不同，如：“＊”（戴）“太”（看）“何”（有）“＊”（他、她）“＊”（不）“侩”（会、贤慧）“＊”（叫、喊）“毛”（无、没）“龚”（与）“*” （搓）等等。 据有关专家考证，畲族语言，大体接近客家话。客家话属汉族方言。

    在畲族的词汇中，客家话占百分之七八十，本民族的单词和词组，即畲语，仅占百分之二三十。现畲族人民自己在一块，大都讲畲话；和汉族人民在一块时，一般都讲汉语（当地方言）；青年人还能讲普通话。由于畲族与汉族长期相处杂居，互相交往，在文化、习俗上都受到影响， 在语言上也逐渐接近汉语，特别是一些新名词如电灯、拖拉机、汽车、尿素等，基本上都是讲的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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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
作者：谢重光


《理论学习月刊》1996年第6期

     赣闽粤交界的广大山区，在客家先民到来之前，本来是百越民族的世居之地。这些百越民族的居民，在传世文献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山都、木客、蛮撩、莫摇、理、理撩、山越、桐蛮、桐民，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统称为百‘越的土著居民，在后世迁徙、生灭、混化、分合不定，但至迟到南宋时期，此地的土著居民已有畲民之称。客家先民来到此一区域以后，先是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各百越族土著民错居杂处，南宋后便主要是与畲族人民错居杂处，互相矛盾斗争，互相融合同化。因此，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几乎到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以分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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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些典型事例略作分析。先看畲族影响客家的方面:

    1、服饰

    客家人的服饰，与唐宋时期中原人民的服饰差别甚大，却与畲族服饰类似，显然是在长期与畲族人民交往中，受到畲族的影响，吸收了畲族服饰文化的有益养分所致。

    历史文献对于畲族人民的描写，与描写其他蛮撩一样，都说他们“男女椎髻，跌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这种装饰打扮，与数十年前客家人的装饰打扮几无二致。以妇女发髻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替，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一番风韵。"(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把辫发盘成高髻，用红头绳一扎，象独木舟似的，这就是所谓“椎髻”;“髻上可套凉笠”，笠沿还要饰以五彩布条，也就是所谓“头戴竹冠蒙布，饰理路状”。两相对照，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真是一目了然.再拿妇女衣着来说，过去“客家妇女穿的是右侧开襟上衣，右襟沿及衫尾四周，缀以花边，宽纹一寸。裤头阔大，裤档较深，裤脚口亦缀以花边;着的是布鞋，鞋面由两片色布缝成，鞋端略往上翘，状似小船。上面用五彩花线绣了花，身上还系着围裙子，用银练子系结，裙子状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绣有花卉或图案，如此等等。逢年过节或串亲戚时脖子上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银镯子，打扮起来活像个畲族妇女。"(同上)在衣着的颜色方面，直至几十年前，客家人还特别喜欢一种叫做阴丹士林的布，其颜色正是属于青、蓝色的范围。显然，客家妇女的这种衣着打扮，也是受畲族影响所致，或者简直就可以说是从畲族妇女那里学来的。

    2、饮食

    客家饮食文化所受畲族文化的影响也很广泛而深刻。先从饮食的原料说起，客家人很重视的棱米，就是从畲族学来的。杨澜《临汀汇考》卷4((物产考》载:“汀人……又有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木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说明棱米本为畲民特产，后来却成为汀州客家人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在饮食习惯方面，客家人喜食和善食薯芋，又盛行“绿荷包饭”、“竹筒饭”，也应是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土著民那儿学来的。例如，唐代柳宗元《柳州炯氓》诗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著裹盐归炯客，绿荷包饭趁虚人。”说明“绿荷包饭”是古代百越民族的重要风俗，是客家“绿荷包饭”源于畲族或畲族先民之一证。

    名闻中外的客家风味小吃“汀州八干”，有的也与畲族先民的习俗有关。例如宁化老鼠千，把面目狰狞的老鼠制成美味佳肴，在中原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渊源亦来自古代岭南方人撩。唐代张文成《朝野金载》记载:“岭南撩民好为蜜卿，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慑慑而行，以著夹取吱之，卿卿作声，故曰蜜卿。”原来唐代岭南的“镣民”早就喜食而且善食老鼠，“蜜卿”就是生吞尚未开眼而喂饱了蜜的小老鼠，这是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古代蛮撩吃老鼠的方法之一。

    “岭南撩民”是广大岭南地区的少数族土著居民。在张文成的时代，福建属于岭南道，“岭南撩民”自然包括福建的土著民族在内。而当时宁化一带，正是“撩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既然包括宁化在内的岭南土著自古就有吃老鼠的习惯.现代老鼠干的产地又正在宁化，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想，宁化制作和食用老鼠干的方法，应是客家人民从“蛮撩”—即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闽粤赣边的土著人民那儿学来的。当然这种学习是一种借鉴和改造，“蛮撩”吃“蜜哪”是生吃，茹毛饮血;客家人的老鼠干是精心制作的美食，包含着丰富的烹饪学、营养学、药用食物学的知识。

    3、生产技术和方式

    前面提到的“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是畲族人民惯用的一种生产技术，叫做“种畲”或“畲田”.其起源非常古老，唐代诗人刘禹锡一系列歌咏湖南和广东连山地区“莫摇”、“蛮撩”的诗歌中多有描述，如《畲田行》写道:“何处好畲田?团团缉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下种暖灰中，乘阳拆芽萦。苍苍一雨后，若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褥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这正是畲民利用地力，烧山种畲，地力一衰，即行弃去，故尔迁徒不定的典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如《连州竹枝词》九首之九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oil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这是专写当地土著妇女种畲的篇什，突出了山间环境、装束打扮和使用的工具。所有这些，都与今日畲族的种畲方式相同，而在客家山民的生活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情形，特别是明清以声有一种称为“棚民”的客家山民，其烧畲、种着，与畲民已无二致。于此可见畲族生产、生活方式对客家人民影响之深。

    另外，狩猎也是客家人民从畲民或畲族先民那里学来的一种特殊技能。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其地多平原而少山岭，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并不占突出的地位。但是自从迁来赣闽粤边大山区以后，与畲民长期相处，耳濡目染，加之环境有了狩猎的可能和需要，遂使客家人民学会并精于狩猎，耕猎结合成为不少地区客家经济的基本结构。

    4、信仰、习俗

    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互相融合和同化，必然会反映到信仰和习俗的层面，客家信仰、习俗受畲族影响的主要事例有:

    (1)民间信仰

    猎神信仰。由于狩猎在畲民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信奉猎神自古以来就是畲族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客家人受畲族的影响，也普遍信奉猎神。据人类学学者郭志超对福建省南靖县和永定县若干闽客社区所做的民俗宗教调查，南靖县塔下张姓客家人社区和永定县湖坑李姓客家人社区都盛行猎神信仰，塔下是把溪岸一陡立的石壁作为猎射神的象征，“村民认为壁越陡、流越急，‘猎射神’越有灵感。出猎前祭祷，猎获后用猎物祭谢。若山里田园遭野兽侵害，亦祭祷‘猎射神’。”湖坑则“一半以上的村子有个‘猎射先师’。‘猎射先师’的象征或是溪水急流边石壁，或筑一小石坛，坛后立一石。打猎前，在猎神前烧香祷告，猎获后用猎物祭谢，若猎获丰，再用三牲祭谢。若要猎虎、野猪，要在猎神前杀猪祭祷。”(郭志超《闽客社区民俗宗教比较的调查研究)))

    三山国王信仰。三山国王是在今日粤东客家人中影响最大的神低之一，不少人认为它是客家人独有的神明。但其实粤东的福老人、畲族人民以及从粤东移居台湾、海南岛、东南亚各国的移民都信仰三山国王。如潮安碗窑、山犁、李公坑、饶平石鼓坪，丰顺风吹m的畲民都崇奉三山国王神，每年正月都要举行迎送三山国王神的仪式，其中潮安碗窑、山犁畲民还把三山国王神置于必须迎送的诸神之首。而海南省通什市的民族博物馆黎族馆中，至今还陈列着一面写着三山国王字样的三角形红旗。这些都是畲族、黎族信仰三山国王的明证。

    从时代特点来看，三山神信仰最初是隋代以但族为主的粤东土著民族的信仰。而当时粤东的土著民族，应是后来畲族与黎族的共同的先民之一。因此，三山国王信仰也是由畲族传给客家的。

    蛇崇拜。蛇是百越民族的图腾之一。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解释“闽”字说:“闽，蛇种。”意思是说属于百越系统的闽越族，是以蛇为图腾的。赣闽粤交界区域古属百越，其中大部分地区还是闽越的范围，这里的土著民多以蛇为图腾，对蛇抱有尊崇、亲切的感情。以汀州为例，长汀县西门外罗汉岭就有一座蛇王宫。古老相传“没有汀州府，先有蛇王宫。”可见这蛇王宫在客家先民到来之前即已存在，它是当地土著民崇拜蛇的物证之一。另外在长汀、上杭二县交界处，有一座灵蛇山，山麓有蛇腾寺，寺庙中塑有蛇神，是美貌的白蛇娘娘形象，也是汀州土著民蛇崇拜的遗迹。

    汉族本来并没有崇拜蛇的习俗，相反的，一般汉人对于毒蛇猛兽都有一种僧恶和畏惧的情绪。但是客家先民到了赣闽粤交界地区定居下来以后，与土著民相处久了，渐渐地容纳和接受了蛇崇拜的习俗。突出的表现，就是蛇王宫也成了客家人崇拜的对象，灵蛇山的蛇腾寺也插上了客家人的香火。富于想象的客家先民，还以蛇王宫和灵蛇山为对象，编造出二则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赋予蛇王以惩恶扬善、明断如神的性格;把灵蛇山人格化为美丽善良的白蛇娘娘。这就说明，客家人的蛇崇拜，确是从畲族人民那里继承过来的，也说明客家人的宗教信仰，确有以土著民的宗教信仰为主体改造演化的成分。

    (2)风俗、习惯

    在风俗习惯方面，客家受畲族影响的事例也很多，这里仅举婚俗、葬俗和妇女不缠足的习惯为例以见其概。

    婚俗.曾有学者报道说，“过去的客家女子大多数夜晚出嫁，男家点蒸子或松明火把迎亲，

女子婚后第三天即回娘家谓之‘转门’”。(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此类做法也颇似畲民。大概畲族先民即所谓“蛮撩”保留着抢亲的原始婚俗残余，客家先民与蛮撩错居杂处时，所处环境也不安全，遂把作为古代抢亲残余形式的夜晚嫁女做法借用过来了。

    葬俗。客家人有所谓“检骨葬”的风俗，其俗在汀州、梅州、赣南，以及与客家相邻的闽南地区都很盛行，其要点是“每至大寒前后，携锄执篓，齐诣坟头，自行开视，如骨少好，则仍安原所，否则检骨瓦婴，挑往他处。明岁此时，又再开看.，’(明、黎愧曾《托素斋文集》)因为重在检骨再葬，所以“有数十年不葬者”。“始葬者不必择地，侯五、六年或七、八年后，乃发扩启棺，检取骸骨贮之罐中而改葬焉。”(((嘉应州志》卷1、卷63)因其葬至少二次，又名“二此葬”;检骨改葬之时必须用于布把骨殖擦干净，称为洗骸，故又称“洗骨葬”。

    此俗的来源，以前论者多归之于客家人浓厚的敬祖观念和多次迁徒的历史原因，或归之于争风水。其实这种风俗也是古代荆楚蛮、五溪蛮和百越民族的旧俗，晋张华《博物志》、《南昌史·顾宪之传》、《隋书·地理志下》、宋朝朱辅《溪蛮丛笑》等书都有相关记载。中原汉人素主入土为安，《周礼》有“禁迁葬者与嫁疡者”之制，客家此俗源于蛮俗和古越俗，是客家先民与包括畲族先民在内的古代湘赣闽粤土著互相融合和同化的产物，可以无疑。

    妇女不缠足的习俗。过去论者常把客家妇女不缠足归因于客家先民常处在辗转迁徒中，不能没一双大脚。其实客家妇女不缠足实系受蛮撩风俗影响所致，与之相联系的是客家妇女承担大部分生产事务，或所谓客家人“女劳男逸”的问题。清朝屈大均《广东新语》、昊震方《岭南杂志》以及乾隆((大埔县志‘风俗篇》、《清稗类抄·风俗类.大埔妇女之勤劳》等论都记载客家妇女内主家事，外承劳务之风俗。此俗成因为何?根据我们的考察，它很可能是百越民族母系社会的遗存。昊永章、刘佐泉教授对此都有所论述。可见无论粤东粤北，客家妇女之勤劳能干，都是历史上受僚蛮风俗影响所致。闽西、赣南也有相似情况，其原因亦复相似。既然客家妇女承担着这么繁重的生产和生活事务，当然不能作小脚女人，只能作大脚“蛮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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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语言

    现在的畲民，除了分布在广东罗浮山区的少数人外，基本上操客家方言，或者说操与客家方言十分相近的畲族语言。这固然反映出客家先民语言对当时土著民语言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土著民的语言也影响了客家先民的语言。例如在词汇方面，据语言学者研究，客家话中表示女性长辈称谓的词尾“娓”等十四个土俗字，在汉文辞书中查不到这样的词，或虽有其字而词义不同，它们倒与侗—泰语族语言的读音和词义相近。因此这些词都有可能是客家向土著借用的。在语法方面，客家话中的语序与普通话颠倒，又有“来f7K去”并用只表“去”的意思，这些都与一般汉语不同，而与泰语、苗语等某些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相近。这些现象，都可断定为受百越语影响所致。换句话说，就是客家先民的语言受土著语言的影响，融汇而成为客家话。

    以上所述，是畲族文化影响客家文化的大致情形。至于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和江淮，在经济和文化上比土著居民(包括金族先民)先进，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久后都为畲民所接受，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宗族组织、宗法制度等等，都给予畲族巨大的、多方面的、强烈的、深刻的影响。如宗教信仰，客家先民入居赣闽粤交界区域之后，他们带来的佛教、道教，对土著民的民间信仰即所谓“土神”、“淫祀”进行了斗争，结果是佛教、道教获得广泛的传播，连土著民也有不少接受了佛教、道教，但佛教、道教本身也改变了原来固有的面貌，掺进了不少巫术的因素，变成一种适应当地固有文化的民俗佛教、民俗道教。如民俗佛教的定光佛，民俗道教的涂、赖二公，就是客家先民带来的宗教在同化与被同化的过程中被土著民族接受的二则典型事例。

    在社会风尚方面，客家文化对畲族文化的影响，以门第观念、中原正统观念的封建礼教观念表现得最为显著，分别简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