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对闽西、闽西南边缘地区的开发

明堂

客家人对闽西、闽西南边缘地区的开发

　
作者:谢重光
福建的民系地理分布大势，汀江流域是客家人的天地，而九龙江流域是闽南人的世界。汀江最东的一条主要支流叫做黄潭河，发源于上杭县东北部的古田，流经上杭、永定二县，在永定东南角汇入汀江。九龙江西边的一条主要支流叫做船场溪，发源于南靖县境的博平岭东麓，流贯南靖县西部的梅林、书洋、船场等乡镇，汇入九龙江。黄潭河与船场溪之间，是客家人与闽南人的过渡地带。这一过渡地带西有玳瑁山，东有博平岭，大山长谷，自然形势险峻，人文景观奇特。博平岭以西基本上是客家分布区，但其中的龙岩县（今称新罗区）和漳平县（今改为市）的大部分属福佬人住区；博平岭东侧的南靖、平和、诏安等县，行政上属于漳州市，但其西部的乡镇如南靖的梅林、书洋，平和的长乐、九峰、大溪，诏安的太平、秀篆、官陂、霞葛等，居民仍以客家人为主，基本上是客家乡镇。



过渡带的民系区划状况，肇基于宋元。此前这一带基本上是畲民的天下，后来逐步汉化成为客家，宋元时期陈吊眼、许夫人、李志甫所部的汉化是其第一阶段，他们大多散处诏安、平和、南靖及广东饶平等县西部的客家乡村。明代畲民的汉化过程继续进行，同时汀州客家人向东推进，最终奠定了闽客过渡带的民系分布格局，试述如下。



一、归化、永定、平和三县的设立



闽客过渡带的狭长山区和谷地，元代虽有部分畲民汉化散处于此，但总体来说到明中叶仍是地旷人稀十分荒凉的地方，处在这一带的漳平、华安、永定、南靖、平和、诏安等县，除了南靖设立于元代，其他都是明中叶以后才逐步设立的。这样，两个民系间有一道缓冲地带，彼此间的矛盾还不激烈。



但不久畲族、客家的状况就急剧恶化，第一，客家民系经过数百年的繁衍，人口大增，而所居住的地区土地垦辟殆尽，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起来，迫使一部分人口外迁，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外迁的方向，不外是向更深的山区和向沿海地带两条途径。向更深的山区迁移，则增加了与畲族的接触，彼此多了交流，但难免也会增加一些矛盾；向沿海地带迁移，则增加了与福佬民系及广府民系的接触，彼此的矛盾自然也激烈起来；第二，畲族方面，畲民的烧山种畲生产方式，对于包括生态、资源、地力的破坏很大，环境更加恶劣，而朝政日益腐败，贪官污吏对于畲民多方诛求，加之连年灾荒，把畲民逼到穷困潦倒不堪忍受的地步，因而激起畲民一次次反抗斗争，斗争中畲族与客家的合作比前更加广泛和深入，畲族汉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了步伐，其显著标志是归化、永定、平和三县的次第设立。



归化县设立于成化六年（1470），永定县设立于成化十四年（1478），都是闽西山区畲汉人民联合斗争的结果。入明以来，其间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连绵不断，重要者如：



洪武二十年（1387），（上杭）溪南盗钟子人同广寇作乱，凶焰可畏。水南人张爱被推为队长以备御之。及子人攻县，爱与龙文彪等挺身力战，歼其渠魁，斩首数百级。贼败而退。爱随官军捣贼巢穴，深入被执，骂贼不屈而死。



正统中，沙县邓茂七造反，其党陈正景纠清流贼蓝得隆等围攻汀州，推官王得仁率民兵助官军捍御，力战守者四旬……贼攻宁化，公率民兵赴援，败贼于盖洋，追至大陂，斩首数百级，降者二千人，选其壮士分隶诸军以掩系；贼走将乐，阴遣降卒诱执茂七亲党三十六人。一说擒政景等八十四人。[ii]



天顺壬午（1462），上杭贼首李宗政攻破县治，放兵四劫，官军莫能御。癸未（1463），伍骥奉命按福建，道闻事急，一面檄三司引兵会剿，一面单骑诣贼垒招抚，归附者千七百余户（一说降者前后万余人），给以牛种，俾复故业。李宗政负固不服，都指挥丁泉力战，为贼所害。骥吊死恤伤，激以忠义，复与贼战。连破十八砦，俘斩八百余人，四境悉平。[iii]



统治者在人民群众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面前，认识到一条道理：越是封建统治薄弱的地方，越容易成为造反者的巢穴。在这样的地方出了乱事，虽可以凭借优势的兵力勉强镇压下去，终究不是长治久安之法。要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是在那里设县，有了县、乡、都、图一套统治机构，可以把对百姓的教化工作经常化，出了乱事也能够有险可依，有城可守，有县管武装可以调用。基于这种认识，在平定邓茂七之乱的过程中，于成化六年设立了归化（今明溪）县。当时有人写文章谈到设立归化县的缘起，认为“归邑治两郡四邑裔土”，设县前“邓寇虽平，而大帽山贼势反复。无所设险，急忙则尽避去；又沙、尤、永安山寇不时聚劫，民无所依，其势益肆。”“欲遏其（指大帽山贼和沙、尤、永安山寇）无东，故建是邑。”[iv]



永定也是为了对付大帽山民众的造反而设县的。文献记载道：“闽之永定乃上杭之析邑，而闽之绝域也。毗近潮阳，僻居万山中，人民倚险习顽，衽席干戈。成化丁酉（十三年，1477）冬，渠魁钟三啸聚劫掠，四远弗宁。于时镇守太监卢胜、按治御史戴用谐诸藩臬重臣合谋，以亚参陈渤暨都阃率师讨平。既而上起都宪高明巡抚其地，会三司议，非立县不可为长治久安计。事闻，上可其奏。遂析杭之溪南、胜运、太平、丰田、金丰五里一十九图设立县治于溪南田心，名曰永定。”[v]



归化县的境域原属“两郡四邑裔土”，即汀州府和延平府两郡、清流、宁化、沙县、永安四县的边境；永定县则是上杭南端毗邻广东潮州的边远地区，属“闽之绝域”，“ 僻居万山中”，说明这二县未设之前，汀州北部和南部各有一块地旷人稀荒凉未开发之区，而二县的次第设置，则标志着汀州一北一南的两块荒凉落后地带加速了开发进程，人口多了，统治机构健全了，教化加强了，土地的垦辟和经济的发展也必然随之有长足的进步。至于我们说这二县的设置同时也标志着畲、客合作的深化和畲族汉化进程的加快，乃基于这两个地区的造反群众都既有畲族也有客家。因为文献中泛泛称为“上杭贼”、“山贼”、“山寇”者，一般既有客家又有畲族，其中的钟姓、蓝姓成员如钟子人、钟三、蓝得隆之类，则可断为畲族。客家人领导的造反行动中有畲族参加，畲族领导的造反行动中有客家人参加，足见这两个族群的密切合作关系；设县之后，畲族慢慢融入客家之中，归化、永定后来都成了纯客家县（本世纪八十年代后有少数人恢复了畲族身份，但他们汉化程度极深，与客家人没有什么区别），又足见畲族汉化进程的加快。



汀州北、南两端设县之后，东南部与漳州、潮州毗邻的大山区就成为当时闽西南最荒凉落后之区，同时也是盗贼渊薮。弘治、正德年间这一带“乱事”不断，反抗斗争愈演愈烈，诸如：



弘治八年（1495），“上杭来苏里贼首刘廷用、张敏、陈宗寿等聚众攻劫江西瑞金、会昌、宁都，转掠广东程乡等县”。朝廷感到闽粤赣边的乱事屡扑不灭，事态严重，“就任升广东左布政使金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节制江西、广东、湖广、福建四省，统辖汀、赣、潮、桂等八府地方，俾专镇于江西赣州，比照梧州中制事例以抚捕之”，事权重大的南赣巡抚就这样设立了。金铎莅任后，勉强平息了闽西暴乱，“仍具奏每县添设巡捕主簿一员，职专捕盗”。 [vi]



正德二年（1507），程乡（今梅县）人李四子等，又揭起了造反的大旗，目标直指地主富豪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攻取富豪的谷仓，“平粜稻谷”，闽粤边界的穷苦弟兄“闻风猬起”，邻境福建武平县岩前里的群众领袖陈裕首先响应，义军发展到二十营寨，转战五年，朝廷动用三省官军，才把这次造反镇压下去。但几年后其余部“岩泉（‘泉“应为“前”）孽寇刘隆等复炽”，与詹师富领导的义军相呼应。[vii]



“正德七年（1512），武平县地方挂坑等处贼首吴显智、曾惟茂聚众劫杀，势甚猖獗。时三司调委思智（上杭溪南里人赖思智，时任捕盗老人，统率民兵）领兵攻战，先登破巢，前后生擒斩首二百四十九功，渠魁授首，余党逃遁。思智乘胜长驱，直欲尽灭。不意贼兵伏起，遂为支解，死于寇难。正德九年，巡按御史胡文静录其战功死义以上。[viii]



詹师富是大帽山反抗斗争的主要领袖，他与“潮寇温火烧”配合，把斗争的烈火从闽西、粤东燃烧到闽南龙溪、漳浦一带，“诸山泽亡命不逞者蚁附之，势张甚”，所至攻破衙门，捆缚官吏，对封建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ix]。加上赣南、粤东的多民族联合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形成燎原烈火，负有绥抚湘赣闽粤四省边界之责的南赣巡抚文森见势不好，“托疾避去”，心学宗师王守仁就在这一艰难时刻临危授命，出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他到任后，整顿了吏治，掌握了详细的情报，权衡轻重，决定先解决闽西南的乱事：



“于是檄福建、广东会兵，先讨大帽山贼。明年正月，督副使杨璋等破贼长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挥覃桓、县丞纪镛战死。守仁亲率锐卒屯上杭。佯退师。出不意捣之，连破四十余寨，俘斩七千有奇，指挥王铠等擒师富。“[x]



其中福建驻军在围歼大帽山的战役中



“捣芦溪，芟象湖，攻平和长富村，薙大小峰阔竹洋而濯治之，凡四十余所，馘渠从詹师富、黄猫狸等一千四百七十四，俘逆属六百六十六，还胁从老弱三千八百六十四。”[xi]



闽西奏捷后，王守仁在善后工作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设立了平和县，他向朝廷上疏曰：



“南靖县治，辟在一隅，相离芦溪、平和、长乐等处，地理遥远，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时劫掠乡村，肆无忌惮，酿成大祸。今日动三军之众，合二省之威，虽曰歼厥渠魁，扫除党类，特一时之计，未为久远之规，乞于河头中营处所，添设县治，引带汀潮，喉襟清宁，人烟辏集，道路适均，政教既敷，盗贼自息。考之近日，龙岩添设漳平，上杭添设永定，而地方以宁，此皆明验。今若添设县治，可以永保无虞。”[xii]



县治选在河头的原因是：



“河头地方，北与芦溪、流恩、山冈接径，西北与平和、象湖接境，而平和等乡又与广东饶平县大伞、箭灌等乡接境，皆系穷险贼巢。”[xiii]因其形势险要，位置适中，所以“要于河头地方添设县治以控制贼巢，建立学校以易风俗，改移小溪巡检司以防御缓急。”[xiv]



具体进程是，正德十二年（1517），上奏朝廷请析南靖县清宁、新安二里和漳浦县二、三都置清平县。获准后于是年十二月在河头大洋陂（今九峰镇）动工兴筑县城。次年正式建县，定名平和，并移小溪巡检司于枋头坂（今芦溪漳汀村），更名漳汀巡检司。[xv]



关于在“盗寇渊薮”设县的意义和作用，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也有详尽的论述，他说：



国朝来，每因寇乱，设县即定。建宁之设寿宁，延平之设永安、大田，漳州之设漳平，及近日宁洋、海澄，而无不定者。独汀州当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设归化，而其地盗少；十四年设永定，而窃发间有者，盖南通潮漳而北上杭，三图皆寇薮也。迩日乃靖者，赣（光按：应为广）分大埔而又立平远耳。平远未立之时，程乡立太平营城，设抚民通判主之。官无常居，不实抚恤，乃因立为县，则有司存，而其学校、祀典、乡饮酒礼，民日由之，遂渐从善而归治。[xvi]



综合王守仁和顾炎武的议论，可知较之单纯的武力镇压，设县治可以切实控制户口，施行经常性的礼乐教化，文武结合，取得长治久安的效果。用今天的观点看，在某一治安不好、经济落后的地区设县，就是通过建立健全的统治机构，发展经济、文教来谋求当地的社会稳定。因此，明代汀州先后增设归化、永定二县，其周边地区增设永安、大田、漳平、宁洋、平远、平和等县，确实反映了汀州及整个赣闽粤边区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归化、永定二县是纯客家县份；平和县如今是客家与福佬杂居的县份，但在明代初设立时，客家人似乎占多数，起码其西部是客家人的天下，当时县治在西部的河头（今九峰），巡检司在枋头（今长乐），都是客家住区，说明明代平和县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都在客家聚居区域。因此，归化、永定、平和三县的设立，主要体现了客家人对闽西、闽西南边缘地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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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漳州西部县份客家新居民点的建立



上举这些新县设置的顺序，也大致体现了汀州和赣闽粤交界区域边缘地带开发的顺序。上举诸县中平和县最后设立，根源在于那里原是介于客家和福佬两个民系之间的缓冲地带，当两个民系的核心区开发程度很低时，无暇顾及这一自然条件不好而又容易引起冲突的地方。但是明中叶后，由于闽、客两个民系的经济、社会都有长足进步，人口膨胀，耕地不足，只得向外寻找发展，于是产生了大量新移民。闽南和客家对外移民都有东向、南向和西向等多条路线。闽南移民东向是向大海、向海外发展，南向是把南部邻接广东的地区开发出来并向粤东的潮汕平原移民；客家移民西向是回迁到赣南。而客家移民的东向与闽南移民的西向，都是进入玳瑁山与博平岭之间及其迤南的大山长谷，这一带连年“寇盗”不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官府讨平“寇盗”并择址设县，是闽客过渡带得到开发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的特点是伴随着刀光剑影，充满了血与火的冲突，悲壮色彩浓烈。另有一条途径却是悄悄地进行的，那就是移民选择大山长谷中荒无人居而适宜垦殖的处所，骈手坻足，筚路蓝缕，建立新的家园。这样建立起来的新家园往往就是插入福佬人占统治地位县份中的客家新居民点。南靖县书洋乡的情况，是汀州客家人东向移殖建立新家园的一个缩影。



据说，最早来此开基的是两户客家人，一户姓施，一户姓杨，以人名地，称为“施杨”。后来施、杨两族搬走了，别的客家人入居此地，物是人非，才讹为同音的“书洋”两字。现居书洋的各个家族，都是明清时期从永定等客家县迁移过来的，这在各姓族谱上都有明确的记载。



例如塔下村张氏家族的情况就很典型。塔下村位于书洋乡西北。族谱记载，塔下张姓祖先原住永定县金沙蕉坑里，初迁广东大埔县长教，又迁移至南靖县西部边沿的马头背，后移住平和县小溪（即今平和县城）经商。移住平和的这位祖公有二子，老大留住小溪，老二迁回马头背张屋坪旧址。但马头背是个小地方，没有多大发展余地，于是试着向山下谷地寻找发展机会，踏下来一看，找到现在住的地方，是块小盆地，山青水绿，风水很好，就在这里开基，发展起来，故名“踏下”，以后讹为“塔下”。



村子建在船场溪源头的幽深河谷盆地上，溪流淙淙，穿村而过，溪流上每隔百米左右就有一座单孔石桥，把河谷两岸紧紧相连。河北岸井屋繁庶，新建的楼房高低错落，鳞次栉比。顺着楼房之间的石阶拾级而上，远远就可看到山坡上昂然矗立着一排石旗杆，环拱着一座规模巨大的祠堂，这就是塔下张氏家庙，名曰“德远堂”。



德远堂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三百多年来几经修葺，如今已是占地七亩，二进三间，气派非凡的大型建筑。正门是一座大牌楼，上书“张氏家庙”四个大字。门前一座半月形的大水池，是客家民居常见的做法。牌楼内是竹树掩映的庭院，穿过庭院，步入厅堂，只见大殿上高挂一块横匾，“德远堂”三个镏金大字十分耀眼。殿堂里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正中神龛里供奉列祖列宗神主，两旁左钟右鼓，俨然衙门架势。供桌上摆一巨册新修的《张氏族谱》，中堂竖立四根粗大的石柱，内柱、外柱各有楹联一幅。外联是：“德乃祖功乃宗行其庭必恭敬止，远而孙近而子入是室惟孝友于”，落款为“嘉庆岁在壬申孟春谷旦，十五代孙金拔盥手敬题”。



十五代，这是从塔下开基祖小一郎数下来的辈分。小一郎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十四日从马头背始迁塔下，至今五百多年，已繁衍二十四代。但张氏在塔下的头二百年，骈手坻足地苦干，筚路蓝缕地创业，虽有发展，尚未成大气候，直到康熙年间，宗族人口稍盛，经济上也有了一定基础，这才创建了宗族祠堂。从此开始，在宗族的鼓励下，族中一部分殷实人家开始注重文教，着力培养子弟读书进取。如此又经过将近二百年的努力，族人首次叩开了科举的大门，给祖宗带来无上的荣光，也使宗族顿时提高了社会地位。



这位在张氏宗族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族人就是十五代裔孙张金拔，他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庚午科五经中式，取为第五名举人，后来又于道光丙戌（1826年）科高中进士。以后历任府学教谕，书院山长，德远堂外石柱的楹联，就是他在中举两年后撰写的。在德远堂外半月池边的石旗杆林中，他立的那一根处在特别显目的位置。但他并不是族中第一个立石旗杆的人。在他之前，十四代孙张文采已先立一根。张文采于乾隆壬申岁（1752年）恩授直隶州司马，或许他的官职非由科举而得，可能属于捐纳之类，所以张文采在族中影响反不如张金拔。张金拔之后，张氏十四代孙张光邦于嘉庆十六年恩授岁进士，例封文林郎；十六代孙张克忠于嘉庆十七年选拔进士。张氏子孙接二连三金榜题名，真可谓世代簪缨，富贵绵延了。



在封建时代，石旗杆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品官和有科名的人才有资格竖立。塔下张氏族中，每位中举或做官的族人都在祠堂门外立一根石旗杆，积累下来，德远堂外面的石旗杆已有十九根之多，它们昂然挺立，直刺青天，骄傲地向人们炫示张氏在科第和仕途上的荣耀。



书洋乡的其他各姓也多是来自永定的客家移民。例如田螺坑村住的都是黄姓居民，祖先也是永定人，清中叶从永定来此放鸭子，从此定居下来，生息繁衍成一个自然村。该地盛产田螺，就把村子叫做田螺坑村。



田螺坑东南侧是上坂寮村，也姓黄；越过一个小山包为下坂寮，姓刘、姓李。田螺坑讲客家话，也会讲福佬话；上坂寮讲福佬话，也会讲客家话；下坂寮福佬话和客家话杂用。语言的混杂和变迁，是客家人与福佬为邻后，接受福佬文化影响的结果。但他们的深层文化心理还是客家的，对此，只要看他们祭祖的情况就可了然。这几个村子，村中各有祠堂，但祖祠都在永定县湖坑，村民们都要定期回永定祭祖。书洋乡塔下村、石桥村、河坑村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书洋乡有一座山岭叫做“五更寮山”，岭上建有一座小庙，名曰“萃福宫”。庙前一条羊肠小道，自永定方向蜿蜒而来，直通书洋。过去从永定到南靖移民、赴圩、打工、做生意、走亲串戚，靠两条脚板走路，摸黑起程，走到岭上恰好五更天，“五更寮山”因此而得名。“萃福宫”的主神是圣母陈太后，就是助产护婴保平安的临水夫人陈靖姑。庙中楹联曰：“萃同人祈平安於昔日，福善信报大德乎今朝。”显然，在一批批永定客家人向南靖迁徙的漫长岁月，临水夫人充当了移民们心中的救星，是他们克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移民们在新开辟的天地立定脚跟后，便建造此庙答谢神庥。或许，庙址原来只是一座简陋的草寮，即所谓“五更寮”，供辛苦往来的人们歇歇脚，避避风雨。日后人们稍有积蓄后便拆掉草寮，改建起宫庙。因此可以说，这座萃福宫就是客家人从永定向南靖移殖的历史见证。



“萃福宫”庙中现存木匾一块，落款是“嘉庆玖年甲子仲春立”。 嘉庆九年（1804）是萃福宫最后落成的年代。从简陋草寮发展到具有“宫”的规模，大概要经过百来年的时光。这一历程，大致与各个宗族的形成发展历程相仿。



从族谱来看，闽客过渡带只有少数客家宗族在明末清初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多数的客家宗族是在清朝中叶才成熟和壮大起来的。上述书洋乡的田螺坑、上坂寮、下坂寮等村子，都在清朝中叶发育为有一定实力的家族。如田螺坑黄姓是一个小宗族，他们的祖宗放鸭子出身，但到嘉庆年间却建起了四角土楼[xvii]，足以说明该族在嘉庆年间已有成熟的组织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塔下村的张氏家族虽然在清初已成气候，但直到嘉庆年间才出举人，道光年间才有进士，说明该族发展的高峰应在清中叶。



类似南靖书洋这样福佬县份中的客家居民点，在平和、诏安、云霄等县的西部所在多有。龙岩县（今为新罗区）的适中镇原先也是这样的客家新居民点，虽然其地现在已完全通用福佬话，民俗和社会心理上也受到福佬人的深刻影响，但该地数量颇大的土楼，有许多的结构形式却有明显的客家土楼特点，一些土楼的楹联和门前半月池边的石旗杆也一如客家地区所见。适中各家族的族谱，记载他们的祖上来自汀州上杭，至今族人还有回上杭祭祖的习俗。可见此地原属客家住区无疑。推想闽客过渡带一些现在讲福佬话被人看作福佬住区的村落，其中必有不少是像适中这样原为客家后被福佬同化的情况。



土楼是闽客过渡带特有的建筑奇观，也是客家移民东向与闽南移民西向共同开发玳瑁山和博平岭之间的丘陵谷地的历史见证。客家移民东向与闽南移民西向的结果，缓冲地带基本被新移民填满了，两个民系的界面衔接乃至重叠在一起。于是彼此间争地、争水、争山林乃至争风水，矛盾、冲突、械斗日见尖锐和频繁[xviii]，为了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断加强，宗族为了抵御外族的侵扰，必须聚族而居，加强防卫，加强族人互助。在抗倭斗争中兴起的土楼，对外封闭，对内开放，具有完善防御功能，自然成为宗族聚居的最佳选择。



但兴建土楼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有待宗族的发展壮大。如前所述，闽客交界区域的客家宗族基本上是在明末以来，特别是清中叶以来发展壮大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闽客交界区域的土楼最先出现在明末，自清中叶起象雨后春笋般滋生发展起来，正好与此地客家宗族的兴起和完善同步。



如今，闽客斗争的风暴早已成为历史，只有那一簇簇、一群群默默矗立的土楼，见证着他们往昔的斗争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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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四“人物·风节”。





[ii] 综见《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八词翰类周洪谟《忠爱祠记》，《明史》卷165《王得仁传》。





[iii] 综见《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八词翰类李东阳《重建褒忠祠记》、《明史》卷165《伍骥传》。





[iv]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八词翰类徐汝圭《遗爱祠记》。





[v]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八词翰类吴节《新建永定县记》。





[vi]《天下郡国利病书》七《福建·汀州府志》。





[vii]《天下郡国利病书》七《福建·汀州府志》。





[viii]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四“人物·风节”。





[ix]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八“词翰类·国朝”《宪台平寇颂》。





[x] 《明史》卷195《王守仁传》。





[xi] 《嘉靖汀州府志》卷十八“词翰类·国朝”《宪台平寇颂》。





[xii] 王守仁《添设清平县治疏》。





[xiii] 王守仁《添设清平县治疏》。





[xiv] 王守仁《再议平和县治疏》。





[xv] 平和县志编委会编《平和县志·大事记》，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





[xvi] 《天下郡国利病书》七《福建·闽中分处郡县议》。





[xvii]  田螺坑土楼群中的方形土楼，当地人称为四角楼，父老们都说，四角楼建于嘉庆年间。





[xviii] 正史和方志中关于这一时期寇乱、匪患的大量记载，大都具有闽客斗争的背景。

http://www.smhakka.com/wh1.asp?ID=140

cpc66

解放后平和的行政中心东移了.

台湾客家人阿林

怎么用斜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