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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 21: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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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还另有一名人也叫杜友农，此人不是广东的那位旅行家、探险家、登山家杜友农
另一位杜友农简介
杜友农，1941年生于湖南湘潭，原籍安徽。61年入伍，当过团俱乐部工作员、军乐队员，从事创作、演奏、表演。曾就读于解放军军事院校。70年转到地方，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还当过电台文艺编辑，现在南通市文联从事艺术行政工作。61年开始有歌曲、歌词、散文、戏剧、曲艺等作品发表或上演，在各级会演中多次获奖。91年起，热衷于喜剧小品为主的编、导、演，在当地产生过广泛影响。经电视传播，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小品演员。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曲艺家协会、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南通市曲艺家协会主席。
我与喜剧小品
说来话长。
朋友们，包括新闻界的编辑、记者，有时在一起聊天，他们不时把“我与喜剧小品”这样的难题抛给我。其实，我从事小品的创作和表演才五年时间，纯粹是业余的，然而说起“喜剧”来，我和它结缘的时间就长得多了。
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误入“喜剧”之途的，也道不明自己为什么和“喜剧”有这个缘份。“喜剧”在我心里是个宽泛的概念，如果把我和“喜剧小品”联系在一起，那绝对是抬举我了。
一
抗日战争的动荡年月，我出生在湖南湘潭附近。八岁失去父亲，家境贫寒，先是投靠姐姐，五十年代末依仗大哥不多的收入，维持一家的生活，读完高中就参了军，感谢姐姐家待我们很不错，但幼小的心灵总笼罩着寄人篱下的阴影。加之所谓的“出身不好”那年月又逢各种政治运动，从小就懂得夹着尾巴做人。
人总有寻觅欢乐的天性，虽然缺少环境、缺少条件、缺少手段。但求乐之心人皆有之。毛主席的那句“乐观主义”便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最早懂得的座右铭。
我接受文艺或者说寻觅欢乐，主要靠那只挂在墙角不要花钱的破旧有线喇叭，为了听一段相声，宁可上学迟到而站在课堂外受罚，有时也赶在剧场散戏前去看一阵“敞门戏”，偶尔靠母亲从菜金中挤出几分钱才得以看一场学生票的电影。五一年在北京大姐家生活时，由于姐夫是三十年代“抗日演剧队”的老文艺战士，长期在“白区”做文化统战工作，因此一批相当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常来聚会，姐姐又在中国文联工作，使我在这种氛围中受到较大影响。姐姐家靠前门很近，前门外当时还保留着不少原始演出方式，给我提供了免费看戏的机会，放学后我常到那儿去。那时北京相声很红火，一批著名曲艺演员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广播。天不亮，从使馆区工地高音剌叭里传送的各类节目我至今都能背得出来，我有幸看过侯宝林大师的演出，还看过一出川剧《秋江》，那令人捧腹的段子，那老艄翁的精彩表演，是我最早接触的“喜剧”，也让我最开心。后来我到金沙二姐家生活，记得在一出由京剧票友排演的《打渔杀家》中扮演戏不多的丑角棗一个到河边向萧恩讨渔税银子的丁郎儿。这是个喜剧人物，也是我首次登台演“喜剧”。从此，开始了我的“喜剧”梦。
二
部队确实是个培养人，锻炼的大学校。起先我在团政治处当俱乐部工作员，虽然主要任务是广播，但摄影、美工、图书、文艺创作、组织演出队，甚至包括布置会场等样样都干，那时起就打下了一个很“杂”的基础。文艺创作也没有顾虑，诗歌、短文、剧本、歌词、歌曲、曲艺、小演唱什么都写，居然军报上还发表，上海电台还广播，带着演出队下海岛，进军营，登哨所，一天要演好几场，这不仅为我以后在群文战线上派上了用场，而且通过涉猎多种艺术门类，对日后小品的创作，对“喜剧”的追求也大有作用。
济南曲艺在上海演出期间，部队派我随团学习，该团有些全国知名的曲艺前辈和演员。如“琴书演员邓九如，河南堕子演员郭文秋等。我主学相声，与侯宝林先生齐名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孙少林先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受到他的严格训练，给我打了一定基础，从各种曲艺门类中吸取精华，我在部队获奖的相声《参观幸福岛》便是第一个自编自演的曲艺作品。
六三年，上海滑稽剧团排演根据话剧《哥俩好》改编的《阿大阿二》，因为是部队题材，我被派去当“军事顾问”。虽不过是教教地方演员怎样注意军容风纪，怎样走路，怎样敬礼，怎样持枪等等，免得在台上出洋相，但他们身上的“喜剧”本领让人吃惊。周伯春、姚慕双、袁一灵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以及当时还算年轻的一批“双字辈”演员，让我较多的认识了南方曲艺，对我的影响很大。
后来我被调到上海警备区军乐队从事专业文艺工作，这使我对上海文艺界有大量的接触，几乎当时上演的各类戏剧的其他演出我都去看。还听了不少学术讲座，“喜剧”始终在我的梦幻之中。六四年有作品在全军获奖，六五年有作品在电视、广播中播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力文工团排演了我写的小戏，这是我创作的第一个喜剧，我还被借用扮演戏中的一个角色。
七、八十年代，我转业到南通的群文战线，这为我提供了很大的锻炼与实践的机会。“万精油”式的工作，迫使自己边学边干，又编又导又演，又多数是为人作嫁衣，一年要创编上百个各类节目。“喜剧”依然是我心目中的重点。文化馆、站的培训，县里举办讲习班，大专院校、文化宫、俱乐部、团委、图书馆、工厂企业的基层工会等我都去讲过课，作过辅导。其中，江苏省文化干校邀请我专门讲授曲艺，这使我对自己多年来的思考、实践和掌握的知识，结合群众文化的特点，有了一个系统总结的机会。题为《群众常见曲艺形式的创作与表演》，提纲几万字，讲课好几天，我把大量“喜剧”样式的曲艺形式和这些曲种中的“喜剧”手段“连说带演地传授给学员，这为我的“喜剧”之路作了准备。
三
八十年代末，因不甘愿心叵测者的戏弄，我毅然离开了群众文化岗位。这使我客观上摆脱了庞杂的事务，可以静心去为我的“喜剧”之路寻找突破口。
我在南通人民广播电台从事了一年多的文艺编辑工作，主编每周一小时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参与性于一体的版块栏目《星期百花园》，使之成为当时电台听众面很广、收听率颇高的节目之一。我还在后来新建立的南通经济广播电台主持了一年每周一档的《开心半小时》节目。我还不惜利用各种联欢联谊、聚会庆典等活动，将我酝酿中的“喜剧”中的素材，“拆零贩卖”，将生活中搜集的笑话，即兴“兜售”，以检验其演出效果，都可以认为是我探求“喜剧”之路的尝试。
我有八年多时间兼稿“民间文学集成”，数以千万计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以及我很偏爱的民间笑话，给了我滋养。我生活在平头百姓之中，广交各类朋友。民情民风、新人新貌、街谈巷议、趣联轶事，群众中演有个性的地方语言，特有的幽默感，都帮助我、催赶我去扣响“喜剧”之门。
四
我一共创作了五十多个小品，有的是为全市重大活动，有的是为重要演出，有的是为联欢庆典，有的是为基层工会开展活动，更有受人之托而无法推辞创作的。这里面不泛庆景之作，也有赶任务、交差式的即兴在份，尤其那些效果不错，恰以方言表现的作品，给这次编选、整理、汇集成册带来困难，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所以只选了一半，其中还选了我在创作小品之前写的两个小喜剧，它有着很深的小品痕迹。也是我专事小品创作的根基。
这里汇集的小品，总的来说还比较粗浅，也许是小品的特性，它远不及演出，事后我也很不满意，殃在看更觉汗颜。然而，它毕竟是我的一份汗水，一点心血，是我的“喜剧”之梦。
在我的小品的创作和演出过程中，我的两位合作者是不能忘记的。现任南通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主任、市剧协副主席的叶庆霖同志，他大我好几岁，是我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著名话剧演员，在南通市话剧团工作时，差不多包揽了所有上演剧目的主角，同时他也善于说相声，后来改当编剧，由于在多数重大活动中，我俩总是分工小品和曲艺的创作、演出，常共同领受任务，包括我演出的小品，不少都是和他联合编导的。我们的合作很有趣，有时议个主题，有时想个路子，有时出个点子，有时找个包袱。然后你一稿我一稿或我一稿你一稿，很快投入排练，在排练中再加工、修改。他很信任我，放手让我演，任我尽情发挥，有了问题再共同研究，共尝酸甜苦辣，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默契。我们在合作中取长被短，也加深了友谊。南通市话剧协和演员蒋抒桦，她小我十多岁，我们曾和她父母共事，因此她总是叫我们叔叔。她插过队，吃过苦，对艺术热爱且有追求，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过，在团里是主要演员，我最初和她合作很偶然，发现她演小品很放得开，我们合作演出了十几个《夫妻系列》小品，渐渐达到了风格上的统一，她很用功，也很听话，因此合作得非常愉快。除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创作群体，还得到了领导的关心，同行的鼓励，社会的支持，热心人的建议，这说明一个好的节目是需要大家的帮助、发挥集体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这个小品选集不应属于我个人，而应属于集体，更泛一点讲，还应属于南通人民，是他们养育了我，也造就了我的小品。我始终信奉那句名言，“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我愿永远给他们带来欢乐。
五
这个集子得以出版，是与许多同志的关心与支持分不开的。上海市联副主席、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当代著名剧作家杜宣先生题写了书名，著名文学评论家、南通师专中文系周溶泉教授先生作了序，《三角洲》杂志副主编林启祯同志在文字上作了校正，以及为它幸勤的编辑同志。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杜友农写于苦乐斋
1996．9．20
[ Last edited by 韩江不肖生 on 2005-1-11 at 21: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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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5-1-11 20: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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