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话、惠州客家话的探源和归属分析

伟卜博

作者/林慧文

　　惠州话和惠州客家话，是惠州市域最主要的两种地方方言，但历来归属众说纷纭，或多将之归于一种从属关系。实际上，惠州话族群与客家话族群在惠州地域的形成渊源上差以千年时空，其方言的语言差别和在惠州地域存在的时空差别也相当巨大。作为一个地方文化主要载体的地方方言，惠州话承载了一千多至两千年的悠久地域文化历史的厚重，惠州客家话，则不超过四百年。
　　惠州地域方言中，惠州话和客家话是最主要的两种方言。但是，长久以来，学界往往忽略了这两种当代地方方言的史源性探索，以至将惠州话简单和客家话划上等号，或简单的归为一种同类的从属关系。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缺乏科学的归类和分析，对地方文化的客观定位，对惠州民俗文化的准确定义，都是要走入歧路。
一、惠州本地话族群与客家族群历史源流简析
　　惠州话往往被说成是客家话，或者被说成为客家的一个分支、一个客家的亚方言。以惠州的历史归源来说，这是一种悖论。
　　现今中国汉族的民系划分，分八大块，即北（北方方言）、吴（吴方言）、湘（湘方言）、赣（赣方言）、闽北（闽北方言）、闽南（闽南方言）、客（客家方言）、粤（粤方言）。以上八大方言区域除北方方言是原有中原汉族一直保留的民系外，其它的七大民系，均为中原汉族所拆分的、异地迁徙的民系产物，罗香林的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原汉族历史五大迁徙说，实际上除八大方言语系的客家民系外，更多的是指的中国八大方言语系中、除北方方言以外的其它全部七个语系。这方面的认识，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客家学界早已有相应系统的理论建树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定论，在此不再赘述。可以显见，这是一种十分广义的客家概念，即是一种形容“客居它乡”、虚指意义的大客家概念。这种广义的“大客家”，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科院院士谭其骧和著名客家学者、福建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谢重光博士的划分，在中国八大方言语系中，除北方方言以外，其它所有的七个方言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广义客家”（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也就是说，在广东，包括广府语系、潮汕语系（属闽南语系），实际上都划归到了这样的一种“大”客家范畴中。很显然，现在不少人所定义的惠州话的“客属”概念，当然不是指这样的一个大客家亦即广义的客家，直指的就只有作为中国八大方言语系中的客家语系，也就是民系定义上客家话范畴了。那么，惠州话是否就是从属于这样的一种八大方言语系当中的狭义的客家话呢？根据客家民系形成不超过八百年的极限，和客家话居民进入惠州不超过四百年的时限，回答是否定的。
　　惠州府（主要指惠州传统府域所属的大惠州）出现狭义所指的客家人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明正德年（1506年至1521年，距今约500年），是明中叶进入到明晚期的一个转折时期，此时惠州府地域已开始进入客家人，但大多尚处于一种零星飘游的状况，进入的主要的地域也只是在旧府域偏东的紫金、和平、连平等山区县，多在山区临时安家，连进入当时地方户籍管理的资格也没有。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阳明巡抚南赣，在惠州浰头平定山贼后，“受士民之托，奏请朝廷设立和平县，将客家人编入户籍实施管理（见光绪《惠州府志》艺文卷23卷王阳明“请立和平县疏”）”，这是在传统的、大惠州府的地域上，出现对客家人及客家文化的最早的一段地方的文献记录。这里，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此时的客家人零散流入惠州，已逐步形成了一种社会的群体，但毕竟还是数量有限；第二、客家人进入的区域只是现在惠州市建制的外围即河源市属的和平、连平一带，尚没有进入惠州市的中心区域，也就是说尚没有进入现在的惠州市建制区域中；第三、此时的客家人，更多的是处于“客居”的流民状态，被当地人以及当地政府视为临时居住者，就好象当代尚没有上惠州户口的打工一族一样。正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客家人在明代是没有参加惠州地方科举资格的。到了明代末期，惠州知府开始积极向朝廷争取客家人的科举名额（见《惠州精神概论》第一章第一节）；归善举人叶春及时为永安县（今紫金县）修志，还亲自为客家人“正名”（见同上文）。这时的数量很少的、流落于山区的客家人，才逐步在惠州站稳脚根………以上就是惠州客家人在惠州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一段历史根源。可以说，惠州地域，客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惠州传统的府域出现，准确时间是在明代中、晚期开始，在惠州存在的绝对时间不超过五百年；而现在惠州市建制的地域出现客家人的时间又相对要迟上百年，根据所有文献记录以及大量田野调查（包阔大量族谱记录），时间上一般超不过清初康熙年，也就是说，存在的绝对时间超不过四百年。
　　惠州话、以及以惠州东江两岸的“本地话”族群，以惠州古城为中心，包括博罗县县城罗阳古镇、以及河源县县城源城和龙川县县城老隆、秦代遗下的佗城镇等，一般都有近两千年或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在惠州很多文献资料中都有相当丰富的记录，这里不予赘述。以族群说到方言，惠州本地话族群的以两千年计的历史告诉了我们，惠州话作为惠州地域方言中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方言，因而其在惠州近二千年文明历史作为主要的载体的作用性不容忽略。《后汉书·南蛮传》之：“虽置郡县，而语言各异，重译乃通”，以证岭南早就有着与中原相异的独立语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首肯了惠州话作为惠州地域语言文化历史传承和发展的科学依据。也就是说，语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而惠州话，便是惠州近两千年惠州地域文化发展的载体中的主体，这在许多文献中已得到了证实。
二、文献所记录的惠州话与客家话的语音差异
　　惠州话是惠州地域方言中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方言，同时，也是和中原宋以后历代官话、近当代的客家话差别较大的一种方言。公元872年，唐代中书舍人崔沆，（成语“沆瀣一气”的主人，后为唐朝宰相）被贬谪循州（惠州），五代时王定保《唐摭言》记述之：“时循人稀可与言者”，说他无法与当时的循州（惠州）人语言沟通，整天闷在贬所艰难渡日；1094年，宋代苏轼谪惠，携子苏过访翟秀才，虽名人相访，兴致之下，却苦于语言的不通，苏过感叹地写下：“但苦鴃舌谈，尔汝不相酬”的诗句。这“鴃舌谈”，大致就是当代人的“鸟语”一词的来由，意思是根本听你不懂（在说什么）……以上两例，所指的惠州土语实际和现在的惠州话一线相联，今日的惠州话依然难懂如故，和普通话相距依旧很大，尤其不能相通；反观当今的客家话，比之惠州话更接近与与普通话，因而在语言交流上尤显容易，一正一反，故而使惠州话的悠久性和客家话的历史较短的特点都可得到印证。在两种语言的差别方面，最可一举的例子，就是公元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时客家人、和平县籍的进士徐旭增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就专们论述过惠州话和客家话的差别：“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可以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未能强而同之。……土与客风俗语言不能相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也”。这里所描绘之“客”“土”之别，实际上就是指的客家话与惠州话，岂可谓之同属？可见，这种语言之间的鲜明对比，在清初至清中期以前，人们都是普遍认为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惠州本地文化和客家文化在内容上所产生的距离，是惠州话乃至惠州民俗文化“客属”质疑的基本理由。
三、文献记录的惠州话和客家话的时空差异
　　惠州话和客家话，两者存在的时间相距较大，前者要比后者在惠州地域的存在时间要超过千年以上。
　　前文引用的唐人崔沆和宋人苏过，其记录惠州话的时间分别为一千一百多年前和近一千年；如果延伸至晋代立郡之时（东官郡、梁化郡），那就是一千五、六百年前；要是上溯到秦、汉，更是超过了两千年。......这种由惠州话等本地方言形成主流统领惠州文化形态的状况,实际一直延伸到整个明代以前。关键的问题是，晚明以前，客家话尚没有进入惠州。
　　明清时客家话开始进入惠州地域以后，文献和相关的文字资料对惠州话开始有了不少相关的记录，但入清之前，大多均记录惠州地域多只流行广府音或“循州话”（即惠州话）。嘉靖《广东通志·风俗·惠州府》记曰：“博罗、河源地近府（惠州府城即惠州市区，笔者注）则语音相同；海丰近于潮则类潮音；龙川、兴宁、长乐（五华）联络于赣则类赣音，此又语言之殊云”。这里提到的府音，显然指的是惠州话和与惠州话相近的水口话及蛇话；海丰一直为“福老话”区域自然属“潮音”；倒是提到的“类赣音”的龙川、兴宁、长乐等地，因客、赣的亲缘关系（语言学界曾将客、赣归为同类方言）显然所指是客家话。也就是说，虽然此时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已开始逐步进入惠州府域，但还是未形成成片的区域所以只限于龙川、兴宁、长乐等地，府域周围还是以惠州本地话为主，证实了在明代嘉靖年（距今约450年），惠州府包括归善县博罗县河源县等，实际上主要还是惠州话（或称本地话）区域；另一本晚明人王氏性在他的《广志缝》里也提到：“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直指惠州一带到了晚明都还是主要流行粤方言或近似粤方言的本地话，而客家话还是难见踪影；
　　到了清三代，客家人的大量出现，使的惠州一带人口剧增以外，相关的文献也明确有了客家话的记录，如雍正年《广东通志》便记录：“古称鴃舌者为南蛮，瑶岐诸种也。自秦以中土人与赵佗风俗已变。东晋、南宋，衣冠望族向南而趋，占籍各郡。于是言语不同省会，音柔而直，歌声清婉可听。惟东新各邑，平韵多作去声。”这段记录清初时东新各邑也就是惠州等地的方言情况，已经是明显不同于省会音（即广府粤语），而“平韵多作去声“，则比较側重是对客家话的记录了，也证实了客家话此时已形成了规模；《大清一统志》也记录：“惠州方言，呼弟曰亚泰，午食曰晏昼，溪曰开......”，这段话，则客观展示了惠州地域方言的复杂多样性，三句话分别为惠州近、当代三种主要地方方言客家话、惠州本地话、福老话的发音，以这三种惠州最主要的方言作为志书方言的代表性材料，充分展示了当时惠州地域方言的基本概貌。这种多样兼存的地方方言的风貌，在另一本清代原惠州十属之长宁县《长宁县志》中也有很典型的反映：“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即粤北来之），为水源。”时长宁为以后的新丰县，曾属河源，是东江流域其中之县域之一。所记之水源话，是与河源“本地话”相近似的一种语言，亦即和惠州话相近；这个记录，是将东江一带的县域流行地方方言的情况，主分为“水源”和“客家”两种，这大致就是东江中上游两岸，近三、四百年来所有县域都几乎形成“本地”加“客家”语言兼容特色的首记，也是当代惠州在语言文化方面客、惠两种主要地方方言鼎立的最早模式。从这两种语言交错模式的时间看，证实了惠州民俗文化在清初以前的非“客属性”的定义，也证实了惠州民俗文化在明、清以来的“兼容性”的鲜明特征。
　　诸多证据证明，惠州话的确是惠州近两千年惠州地域文化发展的载体中的主体。相反如果把惠州话归属于形成不足八百年的客家话系、归属于在惠州区域不超过四百年的惠州客家，那么，惠州文化发展中承担载体作用的这一重要构件，在惠州元明代之前便成空白，这显然是很不科学的。因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惠州本地话和客家话在时空上所产生的距离，是惠州话非“客属”性的最重要的根据。
（原文载《惠州社会科学》2009第一期，作者：林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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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编文章林慧文论述了客家人进入东江的过程，惠州地域出现客户客籍是唐宋时期，到明朝又有不少客家人从赣南进入东江，而且客家文化开始有文献记录。也就等于说，明朝中后期进入东江的是客家人，他们就是现在的连平、和平、东源、惠城人。
同时林慧文也描述了清朝康熙年间，又有大量客家人迁入惠东、惠阳、龙岗、博罗等地，而且他们的方言跟梅州一样。他承认了明朝迁入惠城的是客家人，但又把惠城人排除在客家人范围，这种论述非常可笑。
林慧文错就错在把惠城人定为土著，再以土著的视角研究客家，最后也只能错漏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