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按语
如下是 五华 伟卜博先生写作的内容，因为其一时账号发不出信息，由本人代发。
《惠城本地话其实是明朝的梅州方言》 文/伟卜博
在惠州市区，总有一些人称自己是本地人讲本地话，而且是延续两千多年历史的本地族群，自己跟客家人没有关系，他们的依据是，说话的口音跟惠城周边的客家话不同，甚至有学者把惠城人祖先跟先秦时期的缚娄古国联系起来，说自己是缚娄人后代，讲的是缚娄国古语，持这种观点的有南开大学教授刘叔新、惠州日报主编祝基棠，以及惠城文史专家吴定球、何志成、林慧文等人。那么，他们这种观点有没有依据？这个“本地”是不是等于秦汉遗民或缚娄国土著？就让我们根据史料，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人，讲的是什么话。 （一） 首先这是地域文化问题，要搞清楚地域文化，我们就要先了解地域历史和族群来源，以及外部的环境，然后才对当地方言作出相应的判断。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社会复杂，几千年来，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地方豪强仗势逐利，矛盾不断，有些矛盾还导致国家改朝换代，并引发大量人员伤亡和迁徙。南宋人口高峰时有1.2亿，但到了元初，人口只剩下7千万，中原以北的汉人只剩下1千万。明朝人口高峰时超过2亿，但到了清初只剩下1.2亿，有专家考证，现在四川人跟三国时期的蜀国人已经没多少血缘关系，现在的河南人跟宋朝的河南人同样没有多少血缘关系。 惠州跟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过社会动荡和人口变迁的历史，元末明初，惠州河源就出现过各路豪强争斗，使大量人口消失的情况，如归善的刘守正；海丰的陈子华；河源的李蒲林（叶满山）；龙川的谢以文等等的乱军，他们负险称雄，聚众作乱，甚至暗中起义，导致大量居民被杀戮，几百里内人烟断绝。据《太平寰宇》记载，惠州宋末原籍和客籍户数达八千三百多户，但到了明中后期，惠州竟然民死田荒，多年未复，这也使人联想到惠州宋代以前的所有史料消失的原因。
（二） 有些人认为，既然自己被称为“本地”，就应该是本土成长起来的族群，而且跟先秦时期的缚娄古国有关，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 先看看关于缚娄国的信息来源，据史书《吕氏春秋》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有一邦国叫缚娄古国”。 因此，有学者根据读音的相似程度，推测缚娄即是傅罗，傅罗就是现在的博罗县，这样，博罗就顺理成章的变成缚娄古国，但历史研究是需要文献资料支持，遗憾的是，专家始终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2000年发现的博罗横岭山墓地，据专家考证确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但只能证明先秦时期博罗地区有人类活动过，而且这类墓地广州增城和海丰也发现很多，所以不能证明是缚娄国的产物。 既然找不到证据，我们就看看宋朝人对于惠州方言的零碎描述，苏东坡隅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他对本地话就有过简单概括，苏东坡说本地人讲话如鴃舌，尔汝不相酬，意思是本地人说话如鸟语难懂，跟他们难以交往。 那么，宋朝那种鴃舌难懂的本地方言跟现在惠城本地方言是不是一类？他们之间有没有传承关系？答案是否定的。 为了论证这个事实，我们先拿周边城市的人口变化状况跟惠州对比一下。 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城市，人口数量就很不稳定，历史上有过三次被屠城的记录。 第一次是唐代，那时广州城是外国人的天下，30余万人中有12万是外国人，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口比例，这座城市在758年，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屠城。 第二次是878年，黄巢率军在广州城内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第三次是清朝顺治七年(1650)二月，耿仲明、尚可喜两人下令对广州大屠杀，死亡七十多万人。 可以说，现在的广州居民大多是新广州人。 在佛山，据说有四个土著姓氏，分别是“鸡、田、布、老”，其中“鸡”姓为古越族，但只剩下三个人，而且这三个人还是越南的归国华侨。“老”姓在佛山居住历史不算长，据老姓族谱记载，他们都是南宋末期从南雄珠玑巷迁入。布姓就更加迟了，其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元朝的蒙古。 惠州地区有几家比较早的家族，分别是张宋卿家族、陈鹏飞家族，水北王氏家族等，据考证这些家族都是从外地迁入的，其中张宋卿是韶关张九龄后人，在南宋时期迁入博罗，陈鹏飞是北方贬官，是惠州南宋所有贬官中唯一死在惠州并传有后代的人。水北村王姓是明朝后期才从兴宁迁入。 惠东梁化方面，从秦到隋，有八百多年的时间作为县城所在地，但现居住在梁化的居民，都是明清时期迁入。 因此可以断定，惠州在明朝前后也是兵慌马乱，人口变更频繁的地方。 《惠州市志.人口大记事》第45页: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惠州市属以长年战乱，民死田荒，多年未复，兴宁、长乐及安远、武平异邑客民流入归善、海丰、永安等地界”。注意！这段文字的内容，既描述了明朝后期的惠州人口状况，也描述了惠城人祖先进入惠州的过程，而且是群体性迁入，这些史料也比较准确记载新移民的来源地和落脚点，他们大多是兴宁、五华人，从惠城文史专家组成员刘叔新、祝枝棠、何志成、王国光、黄澄钦等人的族谱上也明确这样记录，也就是说，明朝中后期的移民，就是现在惠城人的祖先，因为惠城周边的客家人都是入清后，政府推出“废界复耕”政策后才从兴宁五华迁入。 总之，很多资料都可以证明，惠州的人口不稳定，最少时甚至出现民死田荒，十里无人烟的状况，人口都不能传承下来，惠城专家又怎么断定缚娄古国有语言传承？全国都兵慌马乱，颠沛流离，唯独惠州与世无争，人口和方言一直保存下来，这可能吗？ 据考证，现在安远、寻乌依然还有一部分方言跟惠城方言相同。几年前有个江西安远的网友在某论坛说过 : “我不知道自己家乡方言是本地话还是客家话，只知道自己的家乡话跟惠城话一样”，这说明在河源上游地区，还能找到惠城本地话的源头。 如果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一个最易懂的方法来解释就会明白，缚娄古国在现在的博罗县，如果现在的惠州本地方言属于缚娄古国语言，那么这个语言就应该对外辐射才对，现在正好相反，惠州话是从河源辐射过来，从分布情况来看，惠城方言只是点状分布，而河源却成片存在，说明河源才是该方言的大本营，据专家考证，河源话的源头又是在江西赣州境内，不在博罗，这点可以证明，惠城本地话是外来语，不是本地成长起来的方言。
（三） 再看看现在惠城本地人构成和姓氏来源: 桥东林氏祖籍在兴宁，明朝中朝迁入（林振雄的族源，不是文化协会的）; 桥西刘氏祖籍在兴宁，明朝中期迁入（刘叔新的族源） 江北王氏祖籍在兴宁，明朝中期迁入（王国光 的族源）; 东平何氏祖籍在兴宁，明朝后期迁入（何志成 的族源）; 小金罗氏祖籍在兴宁，明朝后期迁入（罗玉通 的族源）; 祝屋祝氏祖籍在兴宁，明朝后期迁入（祝基棠 的族源）; 黄氏祖籍在梅县紫金，明朝中期迁入（黄澄钦 的 族源）; 杨姓和叶姓祖籍基本来自梅县。 李、张、陈、吴大多来自五华。 本人的亲友邓、俞、卢等姓氏，要么赣南安远，要么福建武平。
以上备注的几位，多是惠州文化协会，明明祖籍兴宁，却抱着怀疑惠城话的客家属性的几位代表。是不是有点数典忘祖的感觉？
无论从惠城人的族谱还是地方史料，都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兴梅地区迁来的居多，跟“本地”一点关系都没有！“本地人”就是明朝兴梅地区的客家人，他们就是现在惠城本地人的主体族群。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兴梅人进入惠城核心地带做地主呢？这是由于府城作为行政中心，一但有战火，府城影响会最大，就好像广州城，如果有战火，它一定是首当其冲。
（四） 那么惠城区本地人属于哪种类型的族群？由于客家人迁徙的线路是由北向南迁徙，河源梅州作为赣州和汀州人入粤的门户，客家人迁移时就必须先经过河源梅州再到惠州，虽然在南迁的过程中，河源梅州不断有新移民进来补充，但不管怎么变化，惠州的居民都是从河源或梅州方向过来的，因此可以说，惠城人都是由河源或梅州这两个地方的人组成，惠州也就成为河源话和梅州话的交汇点，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口音的客家话，因此可以肯定，惠城人的母语就是河源话，惠城“本地话”是河源话的延伸点和终止点，河源话在惠州只是点状分布，惠城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早期客家学研究者徐旭曾，他本身是和平人，祖籍在江西，他跟惠城人一样，祖先也是明朝时期迁来东江地区，跟梅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却以客家人自居，可见当时的“客家”是指讲东江方言的人，东江方言才是正宗的客家人，如果徐旭增不是客家人也不可能站在客家人这边来说话。
惠城区的所谓“本地人”其实就是明朝迁入惠城的赣州、汀州和梅州人，称惠城人为本地的，是清朝初期迁来惠州的客家人，惠城人跟缚娄古国族群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惠州本地话”其实是明朝的客家话，是水源音的别称，是先来后到概念，是客家人对客家人的称呼，是历史的概念，而不是土著与客家的概念。
《广东通志》对“土著”有不同的描述，俚、黎、蛋、猺、苗、獞、奢为土著，獞为古越族，“土著”多指早期进入某地占籍者，客民入籍后占籍同样为土著。 可见，惠州地区，单纯从“本地”的称呼，不能简单的认为本地跟先秦时期的本地有遗传关系，“本地”的是演变而来的，入清以后进入惠州的客家人到现在也被称为本地。因此“本地”跟土著不一定有关系，“本地”是寄籍到占籍的群体。
梅州地区得益于地理优势，首先承接了外省移民，宋初《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兴梅地区仍以畲瑶为主，梅州客家不过300余户，潮州更是没有客户。而过了一百年不到，《元丰九域志》中记载，客家人在兴梅地区已经成功“反客为主”。
后来随着客家人在梅州不断壮大，为南迁提供了人口基础，惠州人口规模也因此不断增长，由明朝中后期民死田荒到清朝中期接近十万之众，分布在惠城的多个乡镇，这也解释了惠城本地话为什么是点状分布的原因了，这次移民虽然还不算太多，但已足于成为惠州的主体族群，因此，可以断定，现在惠城本地话就是明朝的梅州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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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8 19: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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