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传播的思考

不以物喜

如果以长江为界,泛珠三角省份和地区,全部属于中国的南方,代表中国文化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南方自古是夷之地,直到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才开始南移，文化也随之难移。

在南方地区历史发展中,除了客家先民的集体迁徙,还有一些个体的“客家”也为被称作是“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的中国南部带来了中原文化的气息,给南中国的人文添上美丽的一笔。

无论是海南还是广东,在古代中国,都是安置贬官史的去处,所幸运的是，在中国文化中,个人的政治前途似乎从来没有和人生的情趣与成就划上等号,一种悲剧色彩让他们的人生显得更加厚重,因此,特殊的人生境遇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人作客异乡,伤佛雁过留声,也显示出个人与历史、个人与当地文化的巨大联系。

柳州旧有柳侯树,有德于民民祀之、这是1961年郭沫若先生参观柳侯祠,在《访柳示元遗迹诗》中留下的佳句。今天,诗中提到的已成为著名的景点和柳宗元学术研究的热点。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而此典故的起源也正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在浔阳码头与朋友话别时创作的歌行体长诗《琵琶行》,今天站在九江的浔阳楼上,回想诗人“同是天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古意。

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这句诗说的是苏轼让广东惠州一跃成为文化名城。为官八月,江山易姓”说的则是韩愈到潮州做官,韩愈登临手植橡树的笔架山被称为韩山,韩愈驱鳄的恶溪被改称韩江。庆历四年春,子京请守巴陵都。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度俱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也是因官而起。

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据说宋代大诗人苏轼被贬海南始于当朝昏相章惇一个怪癖。章惇喜欢把别人贬到与其名有关系的地方。苏轼,字子瞻,恰好与海南儋州有共同的“詹”旁。章惇作出这一怪异的决定时并没想到会给僻远、荒芜的海岛带来多么大的幸运。

客居他乡是文化的漂泊,而在源泊中固守传统,又是对文化的回归,客家的群落与客家的个体在踏上行程的那一刻也许并没有想到会给自己即将永久或短暂居留的土地留下什么？

固执的乡音,变化的建筑,独特的民系。文化的传承与渗透,情感的漂泊与回归。中国南方，历来都处于中原文明的核心以南,千百年来,客家的先民几度辗转南下,串起了众多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融,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又拓展了南中国的视野,遍及乡野的书院又使曾经的蛮夷之地成为“荆蛮邹鲁”。如今,古道石板上的马蹄印仍历历在目,古港外的惊涛岸仍动人心魄,天塹变通途,中国南方,有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广阔的视野。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飞过。“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当年过花甲的苏轼漂洋过海来到海南,南中国的阳光实鸠实在在将他的伤感化作平平淡淡的超脱。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我们听到嗒嗒的马路,我们又怎么判断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究竟是归人还是过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