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华裔精英与知名侨领时间：2008-1-15 16:54:47 文章：缅甸旅游 访问次数： 点击次数:163 【关闭】 华裔精英
中缅混血儿参加缅甸政治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缅甸佛教青年协会”(YMBA)成立时期,例如“缅甸佛教青年协会”时期和“缅甸各团体总会”时期的吴阿喜和吴明发便是例证。J.A.貌基爵士领导的独立党中就有吴明昌、李遐养爵士、吴金登和曾祖慨等人参加。1923年,英国在缅甸实施“双头政制”(Diarchy)。缅甸各团体总会分裂成两派:“温达努”派拒绝接受英国人的“双头政制”;以吴巴佩为首的二十一人党(亦称人民党)却拥护“双头政制”,参加该党的就有华侨侨领邱贻厥。参加由缅甸著名诗人德钦哥都迈领导的“我缅人协会”的有德钦拉佩(姓曾,祖籍闽南,又名波勒耶,赴日“三十名志士”成员),他是缅甸联邦政府时期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参加1944年8月成立的由昂山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有吴吞温。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有德钦丁吞。民族团结阵线中有郑培远。
缅甸独立后,除了一些老政客外,华人一般很少参与政治,因为从政在经济上得不到什么好处,从人格上来说往往还蒙受耻辱。缅甸人不相信政治家,一般都称他们为政客。缅甸人崇尚行伍,他们称缅甸武装部队为Myanmar’s Tatmadaw。尽管华裔从政者不多,但从军者却为数不少,而且几乎都是精英分子。在参与1962年3月2日以奈温将军为首的军事政变的17名“革命委员会”成员中,有近一半是华裔:奈温(秀貌,混血华裔,其父亲是广东梅县人)、革命委员会第二号人物兼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基(陈天旺,闽南人)、原缅甸总统吴山友夫妇、奈温政权的功臣矿业部长尼尼博士、教育部长陈友才等。波勒耶和奈温都是著名的赴日“三十名志士”的成员。陈友才后来因不愿意接受改名换姓的建议而自动
辞职。吴山友的女婿至今还拿着外侨身份证(FRC)。1988年底上台的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政府(LORC, 1997年底改为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里也有华裔精英,例如原饭店与旅游部部长觉巴中将(Kyaw Ba,云南人)、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第一秘书兼军事情报局局长钦纽中将(KhinNyunt,祖籍是广东梅县,曾在缅甸仰光崇德中学读书,其子在新加坡娶一华人为妻)。
知名侨领
知名侨领与华裔精英不同,他们不参与缅甸政治,在华人社区建设和促进中缅两国友好交往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他们有爱国爱乡爱同胞的优良传统,主要表现为热心慈善救济、办报、办学、支持祖国革命、向国内投资、促进中缅友好关系。以下分别介绍几位在不同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杰出人物。
林振宗 19世纪中生于缅甸,华侨工业家,新学派创始人之一,祖籍福建同安。于代理英资“缅甸石油公司”(BOC)的汽油和蜡烛的销售而发迹。后来自己购船经营海上运输,初时来往于缅甸和槟榔屿之间,后来进一步发展到与新加坡以及香港、汕头、厦门等地进行贸易。他同所有的爱国侨领一样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把办报、办学、支援祖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天职。他支持过缅甸出现的第二份中文报纸———《光华日报》;在他的支持下,缅甸同盟会会员迅速增加到400人,是成立初期的10倍。
林振宗于1905年被聘为中华义学的西文监学,于1909年担任福建女校首届董事长。1906年他在仰光独资创办“林振宗中西学校”,聘请英籍男、女教师任教。胡文虎 1882年出生于缅甸仰光,他继承父业在缅甸起家。他的发家史在缅甸几乎人人皆知。缅甸《财富杂志》曾用小说的形式连载了他的发展史。胡文虎平日热心于文化事业,从1928—1951年他共创办了16家中、英文报纸。1929年1月15日,在《星洲日报》创刊宣言中,宣布了胡氏办报指导思想纯为“提高国人知识,辅助学校之教材不足”。胡文虎还是慈善和兴学楷模。他有句口头禅:“我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仅在1931—1934年期间,他先后兴办了100所平民医院。在国外,他先后在星洲、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兴办了老人院、孤儿院。用于公益事业的钱达1200万元(缅元,下同)。英王乔治六世敕赐他为大英帝国文官勋爵。
在教育方面,他除了赞助祖国许多中、高等学校外,还在缅甸、泰国、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独资创办学校40余所。1934年,他致力于普及教育,捐助350万元,拟5年内兴建300所小学。到抗日全面爆发时,国内外受其资助的小学已达到上千所。他被称为“捐助兴学的爱国华侨”。
1937年“七.七”事变至“八.一三”全国进入抗日战争,胡文虎捐献了大批医药,由宋庆龄转交何香凝领导的抗日组织。他认购的公债和捐款更是无法统计。曾妈庇(曾广庇) 19世纪中出生于福建厦门。1861年到马来亚经商,两年后辗转到缅甸仰光,初时划舢舨沿江做买卖,后改营丝绸布匹;10年后改营杂货(以稻米、食油和烟草为主),开设商栈,迅速发迹。因稻米生意关系,他娶缅甸德达耶(Dedaye)农民吴昂巴(U. AungBa)的女儿杜埃妙(DawAye Mya)为妻。在1894—1899年间,他是缅甸华人中最大的稻米商和土地拥有者,在仰光建房1000余间,购置田地3000余亩。他乐善好施,1903年捐款在仰光修建福建会馆和曾氏祠堂。他还不时捐赠财物救济中国国内灾民。1919年12月捐款1万盾(缅甸早期货币),赞助仰光“中华学校”。1920年7月捐赠坐落于仰光西郊九文台(Kemmendine)路591号的洋房一座及地皮一块(价值50万盾),用于建造“缅甸华侨中学”(Burma Chinese HighSchool)校舍。1920年9月30日曾妈庇逝世。其子曾祖慨继承父业,成为缅甸知名侨领,捐10多万盾巨款,兴建仰光大学体育馆。曾妈庇居住过的仰光西郊亚弄区(Ahlone)的一条街,至今称为“曾妈庇街”。
曾顺续 1893年出生于福建同安,不久父母先后病逝,1910年乘船到槟榔屿投靠经营橡胶园的伯父曾查某。1911年经伯父首肯后,转道抵缅。初在敏甲光荣福泰杂货铺当学徒,后来到仰光经营米厂和代购稻谷而发迹。曾顺续专代ABC米厂购粟。ABC米厂的英国经理对曾顺续亦极器重,每当新谷上市,需要资金周转时,不需担保或抵押,该厂曾予他二三十万盾巨款之透支。1922年, ABC米厂英国人总巡因与公司发生款项纠纷,涉讼法庭。曾顺续被请求出庭作证,因答言不慎,引火烧身,不能自脱而不得不回国。1924年又返回仰光。1938年经营群英酒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顺续积极参加缅华救运工作,如抵制日货、推销公债、募捐筹款等。1944年他在仰光被日军侦缉所拘捕,幸亏
战后,他对缅华社会公益事业贡献甚大,门市公会会所、兴商交易场、中正中学(原华侨女中)校舍的落成,都离不开他奔走呼吁。1946年华商商会复办,他被选为副理事长,连任3届;并于同年荣膺兴商总会理事长,连任3届。1949年,他当选门市公会理事长。1951年,他任华侨中学、中国女中、新仰光报董事长,福建同乡会理事长,中正中学副董事长,洪门和胜公司“老大”,米厂公会、配卸职友会、店联、粟联、伊江合唱团顾问。1949年秋他回国观光3个月。新中国成立后,他对缅华民主运动支持益力。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他激动地说:“祖国到今日,才确实强大。以后我们中华国民,可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1951年6月6日下午7点半,曾顺续在乘三轮车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
雷碧书 1912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初小毕业后到缅甸南部毛淡棉谋生,经营橡胶园,生产橡胶销售国外。后来,他到仰光创办南川公司,仍以经营橡胶和海盐为主。他一生热心公益事业,对侨校的资助尤多。他亦积极参加爱国社团活动,曾担任华侨中学董事长、南洋中学副董事长、华侨小学董事长、华商商会副理事长、福建同乡会会长、南安公会理事长、慈善公会副主任等职。他既出钱又出力,任劳任怨,特别是在华侨遇难时,他总是不顾自身的安危,奋然挺身而出。1967年的“6.26”缅甸反华排华事件发生后,他出来收拾残局。他那无所畏惧和关心侨胞利益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陈伯甫 1900年出生于福建厦门殿前村。他在杭州体专毕业后,南渡新加坡,辗转到了缅甸。他凭信义和勤俭起家。他先后担任过缅华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缅甸华商商会副理事长、缅甸福建女子师范学校董事长、缅甸南洋中学副董事长、缅甸华侨中学常务董事。在其他缅华全国性组织中,他还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他的夫人徐甘棠女士是缅华妇女协会的副主席。1952年陈伯甫随缅华回国观光团回国观光,看到祖国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深受感动。徐甘棠女士亦多次回国考察,除采购肥皂工业所需原料外,还洽购商品回缅甸推销,亦代理松香、烧碱等工业原料,为祖国商品外销做了不少好事。
陈伯甫回国观光后,接受新中国对南洋华侨“转商业为工业,发展侨居国民族经济”的号召,率先从新中国订购全套机器设备,派长子陈民泉到上海学技术,还聘请中国的工程师,扩大他原来经营的制皂工业,研制出提取甘油的新产品,打破美国ICI的市场垄断。事业的发展大大地增加了陈伯甫的财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可谓是南洋华侨与新中国经贸交往的先驱,在中国的投资达99万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能一次性拿出几万元,真是难得。20世纪60年代初,缅华的爱国报纸《人民报》有经济困难,他二话没说,就给予有力支援,独自负担2/3的经费。他说:“这只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微薄贡献。”
在1967年“6.26”事件期间陈伯甫曾被捕入狱,获释后,迁居香港、厦门两地。1992年他在香港病逝,享年92岁。
徐四民 1914年7月3日出生于缅甸仰光。他的父亲是缅甸著名爱国侨领徐赞周。1949年6月,徐四民应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议,同年9月2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代表。1956年和1957年,他两次回国参加人大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都安排在中南海紫光阁单独会见他。1956年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周总理非常关心的华侨从商业活动转向工业活动这一方向性的问题,1957年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华侨如何在当地长期生存下去的问题。朝鲜战争时期,中国被封锁禁运,中国领导人出国作国事访问,一定要从昆明取道仰光,再转其他国家,所有出国代表团都是由他在仰光组织接待及负责安全保卫工作。1954—1964年的10年间,他接待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达9次之多。
徐四民先生与陈嘉庚先生有深厚的友情,是缅甸华侨界最有影响的人物。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他便在缅甸亲手升起了五星红旗。这是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50年中缅建交后,他积极配合缅甸政府接待中国领导人,其中包括宋庆龄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叶剑英、罗瑞卿、郭沫若、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他说服缅甸领导人冲破联合国禁运,大力推进中缅贸易,为中缅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和加深两国人民的传统“胞波”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处理有关侨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过程中,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对新中国是忠贞不渝的。1964年缅甸奈温政府实行国有化,徐四民经营的多家进出口企业被收归国有。同年9月,他举家回国,定居北京。经历“文革”苦难的12年,他于1976年9月申请到香港定居。他创办了《镜报》,宣传爱国主义,促进海峡两岸关系,拥护祖国改革开放政策。自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收回一个完整的香港以来,徐四民三次出席了有关会议,并同邓小平会面。1993年香港回归工作进入紧张阶段,他担任了预委会、筹委会、推委会的职务。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他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徐四民先生虽年事已高,但仍不遗余力地参政议政。他如今仍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港澳委员中唯一出席过一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一届会议的人。①
在回忆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荣辱与
共、肝胆相照”的经历时,他深有感触,认为参政议政对他是一种民主的享受。王俊宏 1928年12月23日出生于缅甸仰光。缅甸这片美丽的土地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他把青春奉献给缅甸华侨教育事业,培育了数以千计的华侨子女,教会他们用真心去热爱祖国和人民。
他是缅甸华侨教师联合会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6年,他接受了一项新的使命。当时在仰光38条街有一所崇德中学,有学生700余人;在39条街有一所力行小学,这两所学校都由亲台人士控制,接受台湾的教育经费资助。为了宣传爱国主义,争取两校学生家长支持新中国,组织上精心安排王俊宏到39条街创办一所育侨学校。由于王俊宏办校有方,治教严谨,在短短的5年内,学生增至近2000人,教师40多名。崇德中学和力行小学因生源枯竭而不得不停办。他曾受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接见。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王俊宏对爱国侨教事业踌躇满志之时,缅甸于1962年3月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开始对华校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并于1964—1965年间,将全缅华校作为私人学校的一部分收归国有,许多教师因此而失业。王俊宏于1968年回国。回国后,他到华侨农场接受再教育,10年间一事无成。1978年9月,王俊宏一家5口终于被批准到香港定居。在香港的那些日子里,3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工作勤奋努力,掌握了装配手表的技术。
在短短的几年间,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正逢中国对外开放,他们决定到深圳投资办厂。他们先后成立了百嘉电子公司和深圳南洋接插元件公司,搞来料加工,生意兴隆,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同时他们又开始寻找新的发展项目,恰逢香港时运达电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在物色合作伙伴,两者一拍即合。王俊宏正式加盟时运达电子有限公司后,他同其长子一道成为公司的董事,主要负责国内的产销业务。目前,他们的产品已有60%出口美国,20%出口欧洲,15%出口日本,年产值逾2亿元。现在,时运达集团的股票已在香港上市。
王俊宏曾说过:“在缅甸,我一直从事侨教和侨务工作,在整整20年间,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弱国无外交、国弱侨被欺。只有祖国强盛,海外侨胞的日子才会好过,才能挺起胸膛做人。”他还说,当祖国加紧经济建设、走强国富民道路时,作为儿女对祖国最好的报答就是在经济上助一臂之力,哪怕所助微不足道也是对祖国母亲的一片爱心。
1993年,他的公司捐献了200万元人民币给梅州市政府建办公大楼;为家乡建老人院。他还资助办学,3年内用于“民化小学”的建设资金就达10万元。学校每年的奖学金,他都竭尽全力操办。他亦非常关心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修筑公路、兴修水利、挖掘水井等。1995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国庆招待会上同王俊宏夫妇合影留念。吴庆星 被誉为东南亚“饲料大王”的吴庆星,祖籍福建泉州鲤城区马甲乡山边村。吴庆星的父亲在临终前对他说:“家乡太穷了,穷根在教育。回家乡盖所小学,帮助乡亲们治治穷根吧!”1986年,吴庆星遵照父亲的临终遗嘱,回到故乡马甲乡。在考察办学效益时,吴庆星从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那里得知:一个国家在一定阶段,每1万个农业人口中增加1个大学毕业生,便可增加大约10%的农业产量;在农业投入资金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人口越少的国家,教育投入的回报率越高。吴庆星认为,中国农业属弱质农业,而山区的种植、养殖资源非常丰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家乡创办一所教育、科研、生产一体化的高校,以促进当地动物科学、养殖科学、生物工程科学的发展,这样便可以充分利用外资,把家乡建设成“农业高科技大观园”。
“仰恩”大学是吴庆星从他父母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而命名的,始建于1987年,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泉州马甲鸟潭水库边,占地面积3.85平方公里,校舍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校园内有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大礼堂、图书馆、仰恩基金会大楼、体育馆、20多个篮球场(居全国首位)、羽毛球场、网球场、标准的体育运动场(场内有8条跑道,中央为足球场,围绕场地的观众座位有5000多个),有学生宿舍(可容纳6000多人)、教师宿舍、外籍教师宿舍,还有协昌果林场、仰恩桥,此外,还附设了商场、餐厅、银行、邮政局等。
学校实行汉、英双语教学,特聘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到校执教。目前,用英语讲授课程的比例已达到80%以上。仰恩大学具有开放式、国际化的办学特色。学校重视同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交流与合作,1996年1月17日,与美国得克萨斯州A&M大学正式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两校本着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教育的精神,在通用商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合作5个专业领域合作开办学士学位教育课程。合办专业课程主要由得克萨斯州A&M大学选派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教师执教,全部用英语授课。部分课程由仰恩大学选聘最优秀的教师授课。学生在仰恩大学攻读4年,修满规定的120个学分(其中A&M大学讲授的课程占90个学分),可同时获得两校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为了养学,吴庆星同时致力于种植业和养殖业。1991年春,吴庆星从丹麦引进了一批单价每只48美元的丽佳鸭雏,并再投资1700万美元为它们建造窝棚巢穴,建立了“金昌种鸭场”和“金昌孵化场”。此后,他又投资建了一个福建最大的年产20万吨饲料的现代化“协昌饲料厂”和一个集世界一流屠宰、羽绒加工先进设备和技术于一体的“和昌食品加工厂”。朱基、姬鹏飞等中央领导人曾到现场参观。
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仰恩大学已闯出一条兴学、兴业、自给养学并造福于社会的新路子。“仰恩工程”的效益更主要是改变了当地农民的传统观念,使他们相信:学习、运用科学技术能带来希望和富裕。农业高科技综合开发,为马甲及其周边农户每年创造4亿元产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农业高科技开发大观园”已初步建成,并扬名四方。
陈万昌 缅甸人对华人搞政治可能会有异议,但对华人从军则毫无异议。因为,在缅甸独立前搞政治的那些老政客都与英国人有瓜葛,致使缅甸人对他们没有好感。但从军者则截然不同,他们为使缅甸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为缅甸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同缅甸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奋战,赢得了缅甸广大人民和一同战斗过的战友们的信赖。
华裔入伍可以获得个人的安全感,对整个华人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弊,即便在和平年代也是一样。这里可以列举一项个案调查:1967年“6.26”反华排华事件发生后,缅甸华人社会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许多爱国侨领自顾不暇,更没有人敢抛头露面出来处理华侨、华人的日常事务。这时,爱国侨领陈肯堂挺身而出,收拾动乱造成的烂摊子。陈肯堂先生之所以敢抛头露面而无后顾之忧,得益于他的儿子陈万昌曾当过军医,同军方高层人物有过工作关系。在1967年骚乱期间,陈万昌先生把他穿军装的标准照悬挂在大门口,暴徒竟不敢去骚扰。
陈万昌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从医学院毕业后,便到西南军区服兵役,为上尉军医,在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盛伦(Sein Lwin)手下服役。盛伦于1988年7月出任纲领党主席兼国家总统。当今最有权势的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一秘书钦纽中将(Khin Nyunt),当时也在西南军区司令盛伦手下服役。陈万昌先生退役后,有一次到机场去迎接一个代表团,钦纽中将一下飞机,便径直跑去同陈万昌握手寒暄,令在场的人大为惊奇。
陈万昌先生如今是缅甸华侨文化协会主席兼华侨中学校友会主席。
现在许多掌权的军事领导人同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华人知名人士曾经是非常熟悉的校友,他们在政治上信任这些人。因此,他们再也不把这些老同学当作外人看待,办起事来事半功倍。现在华人当局长一级的职务基本上已不受限制。
http://www.myanmartb.com/html/20080115165447.htm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0-12 02:31:20
变色卡
抢沙发
发表于 2008-11-11 15:54:39
，“祖籍”在哪里，就看哪个地方的人发起傻劲给他“分配祖宗”最来劲，早有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