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草根家族的历史------写于清明节的怀念
本人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的一个小山村，汉族客家人。 清明时节介绍本人草根家族的历史，重温一下中国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客家家族的悲欢离合，见证小人物平凡历史中的不平凡： 我的曾祖父为清末嘉应州（今梅州）为县级主簿小吏，相当于现在民政局的小官。民国时家境自祖父一代中落，祖父兄弟四人，其中一弟因家境贫寒卖到广东潮州，再无联系，在当地娶妻生子，不详；一弟成年后病逝家乡，其遗孀改嫁他乡，留一子，交由祖父照管，其子（本人称伯父）年轻时思想激进，在随祖父下南洋时留滞于香港，后服务于中共之谍报机关（以前不知，九十年代后方得知），并终老于香港，其留一子于深圳，一子二女于香港；祖父另一弟被征壮丁入伍，后随国军88师第264旅黄梅兴部于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下落不明，或许战死沙场，或许成了南京城下日军屠刀下的亡魂（我查询过该师官兵参加淞沪抗战的最终结局，据我祖母讲，我这位堂伯祖父此役后再无音讯），其遗孀守寡至终，未留子嗣；唯我祖父靠织布和染布之精良技术勤劳致富，在梅州开小型纺织厂，兴办民族工业。 时值抗战时期，祖父捐资捐布支持，生产被服军需而成当地大户。后至国共内战，动荡岁月遇兵匪而远走南洋，只留一次子（本人二伯父）照看祖母及我未出世的父亲，长女和次女（本人均称姑妈）送邻村有能力家庭作童养媳，祖父带其侄（前述后为中共谍报人员者）和长子（本人大伯父）自梅县松口至汕头出海远涉南洋，足迹先后遍布印尼、新加坡、泰国三地，后定居于泰国曼谷。祖父在泰国再办纺织厂，规模由小至大，后开机数千台，雇工近千人，获利丰盈，乃置办地产商铺。祖父孤身境外，后遇一离异同乡，两人均相惜相怜再续情缘，后生一子（为本人叔父）。祖父勤苦发家，行善积德，扶持故旧，也举办旅泰客家商会，在当地华人中有一定影响力。 后来，中国政权更迭，中泰两国交恶，东南亚排华情势严峻。大伯父在泰国读书时受左倾思想影响严重，欲脱离资本家家庭，回国建设社会主义，并秘密参加共产党组织。后来，大伯父在未告知祖父的情况下秘密借道香港回国（其被中共派至郑州军工企业工作至退休，现育有一子二女）。祖父对于其长子出走归国之事深受打击，生意一落千丈。后继被人陷害，财产遭泰国当局查封，企业破产，祖父苦苦中挣扎若干年后，于1966年病死于他乡，留其妻小在泰国艰难度日。祖父在泰国的妻子在其后两年也去世，其子在亲戚家长大成人，并娶当地潮汕籍华侨为妻，育有一子二女，现已不会讲国语及客家话了，目前居于泰国清迈市。 《嘉应州志·礼俗卷》载：“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此为客家妇女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祖母亦是千万客家妇女的一员，其生活自然无例外的一致。祖父下南洋后，留守家乡的祖母和伯父也过得非常艰苦，但是，祖母在内无良田，外尚无经济支援的情况下，用客家妇女勤俭、刻苦和坚韧的性格顽强地撑起一个家。祖父下南洋到梅县松口时，身怀六甲的祖母生下了我父亲（当时祖父是不得不走的，下南洋的火船不是经常有的）。祖父从此后再未回过故乡，自然我父亲也从来未见过祖父，没感受过如山的父爱。唉，遥想当年祖父离开家乡，祖母怀儿牵子到村口相送夫君亲人时，念想此去相隔万水千山，不知何时能再团聚，必是泪如雨下，却未必想过祖父此去不再复返，犹如人间一别生死两茫茫，令人不胜嘘唏！ 再过一年（1947年），祖父在他乡事业有成，就往家中汇钱。那时没有现在的银行那样快速汇款，通常是通过水客带回来的。所谓水客，就是往返于故乡与他乡之间帮人代带物品，并收取一些劳酬的人，相当于现在的邮局快汇快递业务员，但当时是寄物品、钱物是快不了的，通常要二、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样，因为有祖父的发达，祖母支撑的家庭也逐渐好转起来，在家的伯父也接受当地私塾教育，那时应该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期。祖母有了钱后，一部分支持了族中同房叔伯，协助经济困难的同族贫困家庭渡过难关。此时，按照当时一般人的做法，可能是去买田买地，或建豪宅。但我祖母却未这样做，除家用外，大部分钱基本上都用于建设祖先的墓地。可能她认为祖父能有发达之日，是祖上的荫护，这是客家人有浓厚的祭祖情结的表现吧。于是，祖母在还未有效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请了梅县很出名的风水先生，按以前曾祖父的遗嘱，将各辈先祖的骸骨统一安葬于某一山坡的风水宝地上。也因为这件事，祖母后来为这个家庭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1949年，国军败退台湾前，国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祖父从泰国托水客汇的钱，经几个月后已大大缩水。当时中国和泰国货币情况是：泰国货币泰铢对美元官价贬为12.50铢等于1美元，自由市场汇率为23. 54铢等于1美元；1948年国民党政府用金元券取代法币， 1元金元券按当时物价可买5升米；至1949年5月，物价又上涨了6441326倍，1元金元券的购买力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元，这时连一粒米也买不到了，一粒米的价格以变成130金元券了，金元券对美元的汇率更是无法想象。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我祖父在1948年末从泰国寄回300万泰铢（按现行美元兑人民币1：6.2计算，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79万元），结果我祖母在1949年5月份收到汇款时（当时大部分水客都故意拖延时间以获取利汇率差价），最终只获得三担（相当于150公斤）大米，只能勉强度日。也就是说，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祖父在外拼搏所挣的钱最终没有给故乡亲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善。 祖父闻知国内通货膨胀情况，不再汇款，只寄纺织品纱布（当时称洋纱布）。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纺织品纱布可是当时国内最短缺的硬通货（相当于现在的房子），具有强大的保值增值功能。如此，在大陆解放前，我祖母又收到祖父寄回的50条洋纱布，祖母就不时变卖这些物资，以补贴家用。有意思的是，当时我村中有一人精于计算，利用我祖母的同情心，向祖母提出借5条洋纱布，用于给家庭救急，祖母答应了免息借给他，并在村中长老的主持下写了借条。但实际上，此人是将借到的洋纱布用于放高利贷给他人，从中获利，祖母却对此一无所知，还满以为是行善积德，救人于水火之中呢。对于那个村里的聪明人，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后发生的事情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主，广东兴宁在解放后进入土地改革，中共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打击地主，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按《土改法》规定，依据解放前3年土地占有、劳动状况、剥削或被剥削状况为划分阶级成份的“三把尺子”，实行“自报评议”，“三榜定案”，确定各户阶级成份。划定各户阶级成份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山林、房屋、耕畜、大农具及其它封建财产；征收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者的多余土地及房屋；对工商业兼地主的，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保护其工商业部分；对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土地，其余保留不动；对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等)，有少量出租土地者不没收、不征收；不侵犯中农利益。对没收、征收的土地、房屋等，按先雇农后贫农、佃中农的顺序进行分配。 根据上述中共之政策，如果我祖母在1948年如果建造房屋或购买田产，那我家可能就划为地主家庭，那就无产阶级专政之对象。可想而知，此后历经诸多社会政治运动，诸如清匪反霸、大镇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可能这个家庭就不复存在了，我也决不可能出生。尽管我祖父如同现代社会许多靠勤劳和技术致富起来的人一样，没有影视作品中那种所谓地主或资本家的不良形象，然而如果祖母没有善良本性，出于敬重先祖的而作出的非常选择，使家族免被划为地主。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祖母为这个家庭避免了非常之灾。当然，祖母所建的祖先墓地，并没有风水先生所言那样给祖父和其子孙带来大富大贵，而且在文革破四旧当中也遭到破坏。但在那个社会剧变，大动乱的背景下，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存活下来又何尝不是值得庆幸的事呢。 总之，我家没有被打成地主成份，虽有海外华侨身份，但当时也属于统战对象（当时叶剑英主政广东时期对华侨是相当宽容的，叶剑英也属华侨家庭），更何况家中尚有一伯父是中共的海外情报人员（当时有人告密称我家有海外特务，但土改复查工作组调查之后不了了之）。综上因素，我家只是被评为中农，在历次政治运动未因成份问题而受到过任何影响。 再说，那个村中向祖母借洋纱布放高利贷的人，其家本来也不富，最多也应属中农，可是命运可就不一样，因为利用借祖母的洋纱布去放高利贷盘剥他人，他被划为地主，财产被没收。其后对政府不满意，发表反政府言论，被当成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最终被公审后执行枪决，其子女也各散东西，命运不佳。这一幕近似冯小刚拍的电影《活着》的情节一样：大少爷福贵（葛优饰）嗜赌成性，与狡诈的皮影剧团的领班龙二赌博，将家产全部输光，但在土改中未被划入地主成分，而获得房产的龙二却被打成地主，被专政掉了，……两声清脆的枪响，又一次印证了人生祸福相依的哲理，正如葛优的那句子经典台词：“我把地主的成份输给了龙二。”想想这事，使人感慨万千，有些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善良的人会有善报，每谈及此事，我逾加怀念祖母的这一善良本质，应为我等后人所效也。 祖母一直生活到1991年春季促然离逝，享年81岁，虽历尽坎坷，然尚过得平安平凡度一生，留有二女三子。 尚有在家的二伯父（祖父的次子）也应一谈，他属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种人，自然也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年轻时读过私塾，人品过于清高，志向远大却高估自已，不愿耕种于桑梓，不愿娶农村之妇女，一直强烈要求去泰国找祖父并立志经商，祖母对其也毫无办法。然而，当时大陆解放，已基本断绝了自由通往南洋各国的可能，只能靠偷渡，但偷渡风险性高，而且有可能把命也搭进去，这显然是祖母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当时我父亲还小，家中不可能没有劳动力。理想与现实是如此的矛盾，二伯父终生纠结于此事，郁郁寡欢。所以，他不屑于务农，在农村集体经济年代，他都挣不了工分。他要去经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割资本主义尾巴”，经商是行不通的。他干来干去，也是搞“补缸占碗攒遮子、收鹅毛鸭毛鸡衣瓣”（客家话：即补水缸、补破碗、补雨伞、补鞋，收购鹅毛鸭毛鸡内金）的行当，他每逢圩日到圩镇摆摊，结交江湖术士，在外人看来是不务正业。 由于他念念不忘下南洋，但终不可成行。随着岁月的蹉跎消磨，二伯父不良情绪日积于心，竟有点不可理喻，并偶然爆发出来。据祖母讲，在文革时期，他酒壮怂人胆，竟然开口大骂共产党，而且是在乡政府门口，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被当场捆绑，投入牛棚，准备作为反革命的代表执行枪决。幸好当时乡亲帮助，村干部从中斡旋，未报到梅州那转边，最后以他疯了的借口才从专政的枪口下渡出，算捡回了老命。此后他不敢再造次，只是不时在家中发牢骚。 二伯父在村民看来是过于清高，不务实际，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落魄文人“孔乙已”，以致他终生未娶，年到中老年时，偶尔几回从外地带个骚首弄姿的女人，但因生活结据，这些女人终离他而去，二伯父自始至终没有子嗣女儿，2007年终老于家乡，时年78岁。 真是造物弄人，我一直怀疑祖父真是选错了人，要不怎么会这样？带出去的大伯父放弃千万资产不顾，转而投奔共产党做无产者，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国家；而一心想经商发达的二伯父却困守绝境，终生忧郁不得志。我猜想祖父后悔之情应是难于描述，创业半道而终之伤苦应是无以复加吧。如果大伯父与二伯父两人调转过来，我们家族的历史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然而，历史是不可假设的。 当然，这个家族还有我的父亲，他一生倒是平淡无奇，到相应的年龄该干什么干什么，读书、娶我母亲为妻，我、我弟、我妹先后出世。然后是种田，种田养不起家，于是外出务工、收废品、在工厂做伙夫等。此外，我父亲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具有良好的中医学知识，在乡村当过赤脚医生，在农村靠自己的医术帮助过许多人，对一些人所患疾病连大医院也称是绝症的，在回来找到我父亲后竟也医治好了。我父亲的医术全是自学成才的，只是未在77年恢复高考时参加高考，命运也只是龙游浅水、虎落平川，终不可靠医术吃饭罢。我母亲也是善良之人，只是长年身体欠佳，家中多靠父亲外出劳动支撑，母亲则在家乡操劳，抚养我等成人。然而，在我事业刚起暑光之时，母亲则于2010年春季逝世，享年55岁。父母的生活故事也一样是平凡中有不平凡，在本人有空时也将一一记之，以作留念。 老家现尚存老父一人，已66有余了，在老家建好楼房让其安度晚年，有条件合适的，我还想让老父再找一个老伴，相互关照。唉，这还不知可否，顺其自然吧。 老父一生喜欢谈古论今，特喜欢历史，并很想去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位影响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伟大人物的家乡走走，也想去河南郑州看望那个怀有宏图报国理想的兄长，再沿着其父辈走过的路到泰国去看看祖父艰苦创业的足迹，探望那个他从未谋面的弟弟……或许还有许多，我等将行孝道遂一实现老父之心愿。 又是一年清明到来时，外边已春风吹拂大地，春雨敲窗，春意盎然，站在这个高楼耸立的都市，我难抚心头那份思乡之情，追思先祖前辈之远足，感怀艰难困苦之岁月，独怆然而泪下。然后以此文记之，追古惜今，更应珍惜眼前人；常记取先辈之优良品质，激励自已勇住直前。（2013年清明节前夕）喜欢读这样的家史！真实！ 写得非常感人。颇有野夫之风，，， 写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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