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是否叶帅不想与越南打仗？
１９７８年与越南打仗，给人的印象是叶帅不愿意打，老邓要打；叶帅与越南比较有渊源。是否如此？五、六十年间，与越南关系，多次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老百性看晕了头。 叶帅是华国锋时代的实际掌权人，后来让位给邓小平。 毛泽东主席对叶帅的评价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没有叶帅，就没有中国红军的诞生.
没有叶帅，就不会有今天传承了70多年的中共了.
没有叶帅，就没邓小平的复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
【特别策划】"吕端大事不糊涂" 纪念叶剑英诞辰110周年
【特别策划】"吕端大事不糊涂" 纪念叶剑英诞辰110周年编辑：王新玲、权娟
2007年04月28日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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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共产宏图业 为花欣作落泥红——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110周年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
2007年04月28日08:06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今年４月２８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叶剑英同志的一生，是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近７０年革命生涯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光耀千秋，永垂史册。全军官兵十分怀念敬爱的叶剑英同志。
伟大的军事实践 卓越的历史功勋
在２０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叶剑英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２２年人民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建设、人民战争的运筹和指挥、国防现代化的奠基和发展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叶剑英同志为创建人民军队建立了卓著功绩。从青年时代起，他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护卫孙中山广州脱险、创建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等，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１９２７年７月，叶剑英同志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关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的消息后，立即冒着风险同叶、贺商量对策，确定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坚定机敏地策应了起义组织准备工作。叶剑英同志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根据党的指示，他秘密准备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两支革命武装，使之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１２月１１日起义爆发后，叶剑英同志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与张太雷、叶挺等同志一起指挥起义武装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创立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叶剑英同志为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务，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长征途中，叶剑英同志勇敢机智地同张国焘危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斗争，为党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曾深情地谈到，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称赞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同志也曾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两句古语，赞誉他的这一重要功绩。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同志任八路军参谋长，先后到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军事问题的联络和谈判，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返回延安后，他作为军委统帅部的重要成员，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领导军委参谋部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抗日游击战争的有效战法，指导敌后军民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同志领导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军事调处，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谈判桌上为我党我军赢得了军事斗争的主动。从１９４７年３月起，他先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等职，协助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并参与了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指挥解放华南等重大政治和军事行动。叶剑英同志长期担任我军参谋长职务，处在驾驭战争全局、参与决策指挥的重要岗位。他文韬武略、多谋善断，具有杰出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被全军同志亲切地称为“叶参座”。这既是对叶剑英同志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由衷尊崇，也是对他为中国革命胜利建立的不朽历史功勋的高度赞誉。
叶剑英同志为新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叶剑英同志殚精竭虑，勤勉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主管全军军事训练、院校教育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主持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创造性地摸索了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１９５８年３月，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为我军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做了具有奠基和开创意义的工作。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积极倡导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许，在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热潮。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叶剑英同志先后几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荣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和斗争，对稳定军队、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７５年夏，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采取有力措施对军队进行了整顿。尤其需要我们永远铭记的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叶剑英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也挽救了我们的军队。此后，他以很大精力抓了军队工作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他与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叶剑英同志在领导新时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始终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与邓小平及其他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解决了许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国防建设的实际，进一步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等兵役制度；加强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建设，整顿全军团以上领导班子，制定干部年轻化、干部交流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制度；加强后勤战备建设，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速装备现代化，等等，极大地推动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我军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每一成就，都是与叶剑英同志的辛勤操劳和卓越领导分不开的。
杰出的军事思想 宝贵的精神财富
叶剑英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他在长期革命军事实践中提出和形成的一系列重要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对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从早年的军事经历中，切身感受到靠旧式军队是不能达成革命目标的。参与领导武装起义的实践和通过留学苏联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叶剑英同志始终不渝地强调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深刻指出，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的生命，是党实现其纲领、路线的有力工具，基本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一再重申，枪杆子要永远受党的指挥，绝不能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绝不允许向党闹独立性。他反复强调，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特色，必须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各项制度，使军队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纪念建军５０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同志曾这样讲到：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从张国焘到林彪、“四人帮”，阴谋破坏我们这支军队都没有得逞，根本原因就是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叶剑英同志戎马一生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他的军事思想的核心和灵魂。
关于加强军事工作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强调，军队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必须围绕提高战斗力这个中心，大力加强军事工作。这一重要思想，在叶剑英同志军事思想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一向把加强司令部建设视为军队建设迫切而重要的任务。红军时期，他就向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体制编制，奠定了我军参谋事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司令部建设的理论，对于建设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精干高效的指挥机关具有重要意义。叶剑英同志对部队教育训练作了长期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系统的教育训练理论。他强调军事训练是我军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部队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他提出要在现代条件下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训练，训练要做到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等方针原则。作为我军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叶剑英同志还提出了把院校建设成培养军事人才基地的许多重要思想。在加强军队质量建设、作风纪律建设等方面，叶剑英同志也有许多重要的军事理论贡献。
关于建设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思想。在叶剑英同志的军事思想中，建设现代化后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战争年代他就十分重视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深入研究后勤保障对现代战争的巨大作用和影响，认真总结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中东战争、越南战争、英阿马岛战争后勤保障的经验教训。他曾深刻指出，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多，人员伤亡大，前方与后方差别小，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保障，要战胜现代化敌人是十分困难的。他反复强调，后勤建设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委工作的重要方面。要提高后勤干部的军政素质和专业水平，加速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又红又专的后勤队伍；要适应现代战争需要，抓好后勤基地建设、战略物资储备，提高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的能力；要坚持勤俭办后勤。记录在叶剑英同志军事著作中的这些重要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于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对武器装备在战争特别是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深切的体验和透彻的认识。强调指出，改善武器装备是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要实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尽快把科研和军工生产搞上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壮大科技队伍；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优先发展重点武器装备。他还反复强调，部队必须立足现有武器装备打仗，加强现有装备的管理和使用。这些重要思想和理论，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关于繁荣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重要思想。从１９５８年起，叶剑英同志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达１４年之久。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军事科学研究的方针、内容、方法，以及科研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等具有我军特色的理论原则。强调军事科学研究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服务。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就编写出一批适应部队作战、训练、管理需要的条令条例，撰写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等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体系，推动了我国军事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关于全面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思想。叶剑英同志主张，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他强调，国防建设要根据国家利益、安全的需要和国家经济建设的状况而确定相应的位置。在和平时期，国防建设要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国家经济建设也必须适当照顾国防的需要。他强调，现代战争具有全民战、总体战、立体战、合同战的特点，准备和应付战争，要从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总体动员。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叶剑英同志还反复强调，国防应有新思路，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解决国际争端要把军事手段与和平方式结合起来，更多地采取和平方式。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宝贵财富。
崇高的革命风范 光辉的学习榜样
叶剑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２１年了。他的卓著历史功勋，已熔铸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碑；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叶剑英同志是忠贞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念的典范。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他毅然抛弃国民党师长、每月数万元大洋的高官厚禄，走上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之路。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曾说，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就坚定不移了。在以后的革命征程中，特别是身处逆境险境之时，他始终坚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在中央苏区时，他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被连降数级职务，但仍乐观豁达，不计得失地为党工作。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多次受到打击迫害，但仍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充满信心。叶剑英同志“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的崇高风范，是全军同志都应努力学习和发扬的。
叶剑英同志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楷模。他在长期领导军事工作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调查研究，周密了解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期间，在如何确定教学方针的问题上，有人主张学习黄埔军校的做法，有人主张效法苏联红军的经验。他坚持借鉴而不照搬，制定了符合红军作战需要的教学原则、内容和方法，培养了大批作战急需的人才。１９５８年他到南京军事学院视察，对当时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境艰难的刘伯承同志，在该院干部大会上给予公正评价，挺身加以保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勇于坚持真理的胆识。１９６４年，他对一些部队在“大比武”中出现的锦标主义、弄虚作假、搞花架子等现象，多次提出批评，并向军委建议及时加以纠正。叶剑英同志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的可贵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叶剑英同志是勤于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模范。他是我军著名的儒将，一生酷爱学习，善于思考。留学苏联期间，他刻苦钻研，仅用半年时间就突破了俄语难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不论环境多么艰苦、战事多么紧张，都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解放后，他在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岗位上日理万机，仍挤出时间学习，博览中外军事科学专著和文史哲经书籍，留下了近千万字的军事著述。叶剑英同志坚持以马列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回答解决了作战指挥、军队建设、国防建设、战争准备等一系列问题，堪称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全军同志要大力发扬叶剑英同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的学习精神，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高全面素质，以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叶剑英同志是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表率。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却从不居功自恃，不计个人名利地位，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晚年他多次提出要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为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表率。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宽广胸怀。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他住房的水电费，主动按月上缴。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喝茶，坚持付茶水费。这些虽是生活小事，却体现了他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
耿耿忠心昭日月，巍巍丰碑矗人间。全军同志对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始终充满无限的景仰和怀念。我们缅怀叶剑英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就要继承和光大他的思想作风和品德风范，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始终坚持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推动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人民日报》 (2007-04-28 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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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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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推动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中的贡献――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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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叶剑英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也已接近３０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立下的丰功伟绩。
一、推动党和国家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叶剑英同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有力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群众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使党和国家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国家的各项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还未能突破“左”倾错误理论的束缚，仍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的局面。为打破这种局面，叶剑英同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让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叶剑英同志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同志终于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许多老革命家、老同志的工作也陆续得到恢复，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从而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干部力量和组织基础。
二是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事”的观点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叶剑英同志明确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主张。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９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同志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他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１９７８年春天，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后，叶剑英同志坚决支持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推动中央做出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１９７８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方面的转变，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许多老革命家积极努力，终于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着重强调了领导班子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三个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与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完全一致，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从１９７９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从而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实现党和国家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叶剑英同志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政治远见，在推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祖国统一、干部队伍年轻化以及民主法制和军队国防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而郑重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要达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的工作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不仅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讲话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及目标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此后，叶剑英同志又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特别是对当时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改革开放的某些实践如特区建设、包产到户等，他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
１９７９年，叶剑英同志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汇报后，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广东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８０年４月，他专程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听取两市市委的汇报后，对经济特区的创办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大家“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①同年８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在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绩时，叶剑英同志肯定说：“这办法好，要加以推广。”②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农村改革得到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三、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做出重要贡献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早在１９５５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确立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１９７９年１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强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告台湾同胞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
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叶剑英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后来被称为“叶九条”）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主张；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提出“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③。
关于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实际上明确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所以，１９８２年１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④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这一构想日益完善，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７年，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就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香港和澳门分别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回到祖国的怀抱。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在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逐步结束了长期隔绝的状态，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它是祖国统一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叶剑英同志为这一伟大构想的形成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以身作则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大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同时也需要解决好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叶剑英同志非常重视并很早就提出了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１９７９年，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经重新确立，年富力强的同志也已挑起了重担，叶剑英同志请求中央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再次谈到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强调后来者居上，年轻的超过年老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他恳切地说道：我今年８５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⑤
１９８３年２月，在他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之际。他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复信，表彰他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所做的辛劳而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８５年９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收到叶剑英等１３１位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来信。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给叶剑英同志发出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光辉业绩。
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动下，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到１９８５年底，全国已有近４６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⑥到１９８６年底，全国共有１３７万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⑦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干部制度改革，为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突出贡献。
叶剑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真理。他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在党和国家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献身精神，好学深思、勤奋工作、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纪念叶剑英同志，就是要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人民日报》１９８０年５月３日，第一版。
②《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１９６６―１９８７年）（下）第４４７页，转引自张江明著《历史转折关头的叶剑英》，中共产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０页。陈百川等：“叶剑英对形成和丰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见《叶剑英研究资料》第三辑，第１７５页。
③叶剑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６３―５６５页。
④《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９７页。
⑤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７８―５７９页。
⑥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１９２１―２００２》，党建读物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２６页。
⑦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七卷（上），第１５页。
《人民日报》 (2007-04-28 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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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吕端大事不糊涂" 纪念叶剑英诞辰110周年(转载)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张江明 曾建昭
2007年04月28日08:57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决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避免了经济崩溃，以及由经济危机引起的政治危机，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进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对当时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果断决策以及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斗争策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叶剑英便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复杂的尖锐的斗争。1966年11月，他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乱斗领导干部，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反对到处贴大字报和游行，反对把毛泽东著作“当圣经念”。其中“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被诬为“二月逆流”，后又平反。这是几个著名的“回合”。
随着运动的发展，林彪阴谋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失败。邓小平的正确主张被否定，并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和受“软禁”；叶剑英被强加以“生病”，逼他“离职”治病，但他还保留着领导职务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未完全丧失军事指挥权。
叶剑英同“四人帮”作斗争，经历着由公开斗争转到隐蔽斗争，再到公开大搏斗的曲折过程，即酝酿串联、制定方案、坐镇指挥的过程。他在粉碎“四人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
第一，保护大批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日后粉碎“四人帮”保存了一批可靠的领导骨干。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开始夺权。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和江青等煽风点火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领导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奔西藏，纷纷向叶剑英电话告急要求保护，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以及一批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开列出要保护的老干部名单，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护之，包括其中整过他伤害过他的人，一律不念旧恶，都予以保护。这样一来，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便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床铺不够，就睡地板，以至轮番睡觉、分批开饭。他还设法保护钟惠澜、薛愚、柯麟、谢铁骊、华君武、谢芳等知名人士、知识分子。他们都身受“四人帮”的迫害，仰赖于叶剑英患难中相助。这都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可靠的支持者和领导骨干。
第二，叶剑英“韬晦”上西山，从事一项特殊的政治活动：通过秘密串连，把反对“四人帮”的力量团结起来。叶剑英的住所成为了粉碎“四人帮”的秘密指挥所。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病情日趋严重之机，加紧篡党夺权。叶剑英非常焦急，认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关头。他同一些老同志酝酿如何除掉“四人帮”。因此，他带着“韬晦”之意，以“生病”挂职为藉口，移住西山。在这里准备着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出台。
叶剑英上西山后，越来越多的老战友、老同志找上门来，交换对形势和对“四人帮”的看法。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乌兰夫、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等等，以及军队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地方领导干部先后到西山或叶的家里同叶剑英交谈与“四人帮”斗争问题。王震积极主动，自愿担任“联络参谋”，进行个别串联，提出用干净利落的办法处理“四人帮”。叶剑英用“哑谜”、打手势的方法说明毛泽东尚在，不能过急。聂荣臻同叶剑英深谈粉碎“四人帮”有关问题，提出要坚决地尽快地解决。这样，西山实际上成为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基地和秘密指挥所。
第三，叶剑英主动地走出去，同各方面接触交谈，依靠政治局的多数来粉碎“四人帮”。
叶剑英不仅请进来，而且走出去，主动到群众中去，到党、政、军各方面去，到政治局委员中去，加强同各种反“四人帮”力量的团结，形成合力。他同三总部的杨成武、韦国清、刘志坚、傅崇碧、吴克华、梁必业、华楠、史进前等；空军的张廷发、吴富善等；海军的肖劲光、苏振华等；粟裕、宋时轮、吕正操、余立金、吴忠、吴烈等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耿飚、李强、熊向晖、黄华、张爱萍等及同那些观点正确、态度鲜明的政治局委员多次交谈同“四人帮”斗争问题。从各个方面的反映来看，粉碎“四人帮”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政治局的多数也都赞成，而且强烈要求叶剑英担负此重任，愿意支持他，团结在他周围，共同奋斗，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叶剑英成为众望所归的砥柱中流人物。
第四，积极耐心做华国锋、汪东兴的工作。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决策的是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而叶剑英则起了主要作用。
毛泽东生前把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取得华国锋支持，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四人帮”对华国锋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叶剑英考虑：要取得政治局多数，很重要的是把华国锋、汪东兴争取过来，以合法的形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过去对华国锋接触了解不多，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以看到：一方面华国锋同“四人帮”的矛盾和斗争很激烈，已到了公开化、白热化程度。张春桥的《二月三日有感》这首诗明显地暴露把华国锋拉下台的企图；另一方面，从斗争中考察华国锋，在“文件大战”，“遗体保全”，治丧与批邓，国庆讲话，毛远新去留（江青要把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文件），“江青工作安排”等问题，尚能坚持原则，不随风倒，敢于同江青等作斗争。因此，叶剑英支持华国锋的工作，帮助他“解围”，亲自上门找华国锋密谈。华国锋已经看得很清楚，江青就是要代替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他也认识到解决“四人帮”问题，只要叶剑英支持他，军队支持他，他就不怕。叶剑英同华国锋商谈后，再找汪东兴商量。汪东兴表示：“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汪还汇报了最近掌握的有关动态和8341部队的情况，表示一定做好工作。这样，三人同心，意见一致。关于叶剑英如何同华国锋、汪东兴密谈粉碎“四人帮”的情况，1977年3月22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和《汪东兴谈话纪要》（1984年5—6月）都有记载。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汪东兴回忆说：“当时（10月5日前）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据汪后来说不止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这就是说，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决策的是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觉而高度保密，他们三人没有集中一起开会。而是由叶剑英分别同华国锋、汪东兴商谈决定。叶剑英成为连结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中心人物。
第五，叶剑英挺身而出，走一步“险棋”，提出粉碎“四人帮”的三个方案，做出“智取”的战略决策，“一破一立除四害”。
叶剑英坚持从群众中来，根据各个方面的意见，综合为“除妖之方案”：一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开除“四人帮”；二是先斩后奏，由少数领导人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予以承认；三是用军事手段，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叶剑英应用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深入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认为“四人帮”是个反革命集团，不能用党内斗争、正常召开党的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又不要用简单的办法，公开动武，弄不好会引起动乱。这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应尽量做到稳妥，以智取为宜。他介绍用开会办法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金刚”的好经验，提出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叶剑英挺身而出，同华国锋、汪东兴多次交谈，决定于国庆后10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有关决定。他认为：“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因为，“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
叶剑英很尊重陈云。为了慎重起见，先后５次派王震到陈云家（其中有一次叶剑英派车接陈云到西山商谈），征求对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陈云说叶剑英是个“智多星”，相信他会作出正确处理，表示同意提出的方案。
第六，叶剑英审时度势，决定提前解决“四人帮”，“以快打慢”。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已加紧准备篡党夺权的行动了。北大、清华已作动员，效忠“女皇”。王洪文已照了标准像，准备庆祝。上海的“第二武装”加紧组织，发放大量武器。尤其是以“梁效”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要把华国锋说成是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修正主义头子。叶剑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以战略家的眼光断定了，“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不能再等待了。他立即驱车先到华国锋家里商谈。他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军事家最忌讳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要提前采取行动，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提前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新战略部署。具体时间定于10月6日晚或者7日。接着，叶剑英即到汪东兴处研究具体落实方案。时间定于10月6日晚8时，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清样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方案等名义，宣布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对江青的其他几个死党也提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第七，叶剑英亲自到现场指挥，同华国锋一起坐镇怀仁堂，把“四人帮”一网打尽。
在这场“特殊战争”的前夜，特别紧张、繁忙，但都是在高度保密之下进行的。汪东兴根据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进行“战前准备”和“战前动员”，精选对党忠诚的可靠的人员参加，并严守纪律，绝对保密。叶剑英在西山约见杨成武，要他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又约见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要求提高警惕，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还亲自打电话给有关可靠的老部下要求他们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叶剑英来到一个为民除害十分特殊的战场，亲自指挥。他同华国锋差不多同时到达怀仁堂，汪东兴带着警卫人员守候在大厅左右。叶剑英神态坦然，指挥若定。“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政治局其他同志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
第八，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宣布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叶剑英做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的报告，大家一致同意政治局常委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研究新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方针政策。
叶剑英和华国锋一起走进会议厅，由华国锋主持会议和讲话。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意义和新时期的任务。本来，在会议前华国锋提议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谦让坚辞，因此，会议通过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由于粉碎“四人帮”是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的，不少政治局委员事先不了解具体情况，连李先念也是到会后才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个举国欢腾的特大喜讯的。
叶剑英在报告中阐明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斗争过程，控诉了“四人帮”反党夺权的罪行，提出揭发和批判“四人帮”斗争的方针政策，指明“这次胜利是初战的胜利，是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要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党经过这次重大变革，以后的责任就更大了，担子更重了”。“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好”，“要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搞好”，“把国际、国内的事情办得更好”。他说：“上海是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四人帮’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根据地，但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好的”。“要把上海的事情办好，把上海的革命搞好，把上海的生产、工作、战备促上去”。他要求：“政治上要有纪律，作风上要民主，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的这一天，想到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尽快告诉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领导同志。他派自己的儿子开车把邓小平接到自己的住处，两人见面，万分激动。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和向有关同志多次讲过：邓小平“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担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坚决地大力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因为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同华国锋建立的关系不是平常的关系，而是共患难、同生死的关系。没有叶剑英的大力支持和担任总指挥，就不可能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也不可能担任党中央主席。因此，他在华国锋面前一再提出让邓小平担任党中央重要领导工作的份量，是不同于一般的口头发言和书面建议的。1976年，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叶剑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群众写的诗词，了解群众对周恩来的崇敬和对邓小平的怀念以及群众的强烈呼声。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宣传口的耿飚和迟浩田曾将《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揭发“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材料，报告给叶剑英和中央领导同志。他看了后，同身边机要人员说：天安门事件要平反，要让邓小平出来担任中央重要领导。
我们从以上的史实中，明显地看到：叶剑英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在一举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党为人民又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王恩茂指出：“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历史的本来面目确实是这样的。
叶剑英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后期之际，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从经济危机发展到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历史呼唤着能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起重大作用的杰出人物站出来带领广大群众去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基于1976年的客观形势，历史选择了叶剑英。因为党和国家的杰出人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先后去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倒”；陈云挂人大副委员长空名，长期没有实际工作；徐向前、聂荣臻早已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李先念虽然仍挂着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头衔，但仅仅是“挂名”，时而在医院，时而在家休息，并且未能掌握军队。这使党的最高领导层，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中，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叶剑英历史地成为担负粉碎“四人帮”重任的关键性人物。邓颖超说：“当前唯一能带头除害的人只有叶剑英。”刘志坚说：“现在能够领导办这件事情的（按：指粉碎“四人帮”）就是叶帅……真正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胆量的还是叶帅，因为邓小平同志被打倒了，软禁起来了。叶帅又很长时间主持军委工作，对军队的干部情况也熟识，还能指挥动，我们寄希望于他。”李德生说：“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作什么，提前给我打招呼，我一定照办。”由于叶剑英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加以具有杰出的才能和品德、经验、水平，使他不负重望，完成了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
《炎黄春秋》1997年3月
（责任编辑：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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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端大事不糊涂”——痛悼剑英聂荣臻
刚刚诀别伯承，剑英又与世长辞了。噩耗相继传来，令我不禁失声。正当举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半月之内，中国人民失去了长征中两位杰出的英雄，我失去了两位亲密战友，痛心万分！
剑英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多次作出了独特的光辉贡献，毛泽东同志曾赞誉他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杰出人物。这是受之无愧的。
剑英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主义革命。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图谋危害孙中山。剑英当时是陈炯明部下的一名营长，却毅然率部护卫孙中山，登上宝璧舰，与叛军作战。可见，剑英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热血男儿，见义勇为。
北伐战争中，剑英任师长，随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北伐军向江西进军。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任意屠杀工人，极为愤慨，立即弃职出走，跑到武汉公开声明反蒋。蒋介石本来很器重剑英，听到消息，开始还不肯相信。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剑英再次通电，蒋介石才恍然大悟。这说明剑英对大是大非是多么分明！
南昌起义前，汪精卫等正在筹划一个阴谋，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同志。剑英在庐山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告知了叶、贺，才使他们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南昌起义后，剑英又说服张发奎，将武汉军校赶赴南昌拟参加起义的部分学生编成教导团，使一批共产党员得以保护下来。教导团在剑英的率领下，后来在广州起义中成了起义军的主力。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与剑英都到了香港。剑英是南昌起义前的党员，但是他的组织关系还在教导团，而教导团这时正转战东江，一时无法证明。我与恽代英同志找到剑英，问明了情况，报经广东省委批准，接上了他的组织关系。从此，我与剑英经常接触，战友情谊愈加深厚。我听剑英讲了他上面的几段经历，深感他革命意志坚定，深明大义。他那种勇于为真理斗争的精神，实在令人钦敬。
在香港，剑英买了一部太平天国野史，推荐给我看。我们一边议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惨痛历史，一边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越谈越投机，有时竟废寝忘食。在香港的交往，使我感到剑英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从此，彼此视为莫逆之交。
1930年剑英从苏联学成归国，我们在上海再度相聚，以后又相继转战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共同经历的严酷考验，更加深了我们的战斗友谊。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川西懋功地区。9月，张国焘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达到顶点。张国焘居心险恶，竟企图危害中央，电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在此党和革命处于万分危急的时刻，剑英看到这份电报，火速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并设法提供了一份军用地图。中央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北上，脱离了险境，使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图谋落了空，也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在俄界，剑英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这惊险的一幕。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
抗日战争后期，在延安的窑洞中，我们同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后就各自东西，奔赴不同的战场。1946年，剑英陪同军事调处执行部成员到张家口。他向我叙述了在军事调处活动中与国民党当局复杂曲折的斗争。
建国以后，我们会面，总要回忆往事，展望未来，常有时光恨短之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忧患与共。在会议桌上，在与所谓的“造反派”接触中，在集会场合，我常与剑英同斥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尤其是在西山住所，我们几乎每天见面，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互相倾诉衷肠。我们痛心党的光荣传统被破坏，大批好同志和无辜群众受迫害，国家民族遭厄运。也为我们被诬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而愤慨。1968年11月，我因病住院，剑英来医院看我，竟被“挡驾”。他在电话中对瑞华（注：聂帅夫人）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我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请他保重身体”。老战友的铿锵语言，是多么令我感动呵！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揭露以后，“四人帮”继续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特别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病重到逝世期间，他们加紧了反革命步伐。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1976年9月下旬，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剑英说他与我有同感，并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10月6日，我们党终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剑英在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人民再次立了大功。我十分钦佩剑英大智大勇的革命胆略。
1980年起，剑英身体不好。1983年7月3日，我刚上玉泉山疗养，还未来得及去看剑英，他却抱着病弱之躯先来看我了。我们各自坐在轮椅上紧紧握手，泪眼相看，因为他健康的原因，这次相见，医生只许谈十几分钟，最后惜别时，相约过几天我再去看他。7月7日我即去他的住处又相聚了一次，真是人逢知己，畅何如也！1984年夏天，剑英病情危重，我急趋看望，已只能隔着玻璃窗凝望他的病容，见此情景，我不由怆然泣下。
1985年他病情稍有好转，我去看望，适逢他在昏睡。当我拉着他的手叫醒他时，他不能说话，可是他的手在颤动，嘴在颤动，胸前起伏加剧，表露了他的激动之情，我也激动不已，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不意，我与剑英的这次见面，竟成永别！
纵观剑英同志的一生，每逢革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以超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勇敢机智地捍卫革命利益。他的这种精神是何等的可贵呵！他的革命立场，他的原则性，是何等的坚定呵！“吕端大事不糊涂”，他是无产阶级的吕端！
亲爱的剑英同志，现在全国人民都在悼念你，全党全军都在悼念你，他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踏着你的足迹，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胜利而矢志不渝地奋斗。剑英同志，你安息吧！
注 释：
吕端（公元935年一1000年）北宋大臣，后任宰相。太宗皇帝去世，内侍王继恩阴谋废掉太子，另立别人为帝。吕端及时发觉王的阴谋，奉太子真宗即位，贬逐王继恩。历史上誉吕端大事不糊涂。
《人民日报》1986年11月1日
（责任编辑：权娟）
转自人民网
【特别策划】"吕端大事不糊涂" 纪念叶剑英诞辰110周年(转载)
叶剑英与改革开放黄慰慈 欧大军
2007年04月28日10:03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次伟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这期间，叶剑英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早在1967年2月，他就和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强烈谴责林彪、江青等人乱党乱军、迫害干部、破坏生产的罪恶活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几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急的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10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是主要决策人，他直接做各方面的工作，亲临第一线指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党面临的严重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保证革命事业沿着胜利发展的方向前进。为了尽快实现这个转变，首先必须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将追随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干坏事的人清除出去，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为此，必须在全国开展揭、批、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头子和骨干分子的同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荐贤举能，把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尽快解放出来，其中最要紧的，是尽快地让邓小平等同志出来工作，以建立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叶剑英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他婉言拒绝了当时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要求他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建议，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多次找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同志谈话，提出尽快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当他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叶剑英和党内许多同志，仍继续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5月，叶剑英在与邓小平、王震等老同志聚会，共商国事时，诚恳地对邓小平说：“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在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的努力，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邓小平终于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后来，在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叶剑英又再次高度评价邓小平。并推荐他主持全党的领导工作。他说：“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①。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努力，恢复了陈云、彭真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的工作，逐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使党和国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组织上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作了准备。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两年间，虽然“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致使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变。在这情况下，如果不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那么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都是不可能的。长此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前进，甚至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9月，叶剑英建议党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讨论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有直接关系的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这一建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于是，党中央决定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在叶剑英和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得以纠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党按正确方向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的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和倡议下，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化代建设上来。这次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一系列问题，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重要方针的开端，它已经在坚持社会王义的前提下，为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叶剑英从1976年至1978年间的革命实践，雄辩地告诉我们：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对党和国家马克思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建立，对恢复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确定，都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条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为制定和完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
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之后，改革开放的春潮逐步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继续深入发展而又不迷失方向呢？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叶剑英高瞻远瞩，对此提出了许多带方向性的正确意见，为制定和完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强调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
1978年3月，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把振兴国家的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说：“要团结全党、全军、全民，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搞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叶剑英在讲了搞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之后，又明确指出：要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②。叶剑英认为，不坚持这些原则，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叶剑英又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③。
叶剑英的上述主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明确了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指导思想。
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突破口。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不合理的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以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为此，叶剑英总结了国内外几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在1979年9月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央与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④，为达此目的，叶剑英认为，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利于发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积极性。要发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积极性，必须适当放松，“要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⑤。“地方从省到县到公社，也有一个分权问题”⑥。他还认为。只限于国家管理机关上一级向下一级放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解决企业内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必须“要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人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同经营的好坏密切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密切联系起来”①叶剑英这一思想对我党后来制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改变“以粮为一”的产业结构，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搞大农业生产，积极兴办能源、交通事业，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创造条件。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叶剑英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极为关注。他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农村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我国人多耕地少，不改变过去“以粮为一”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要根本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除了要改变经济体制之外，还必须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兴办农村的交通、能源事业，为发展农工、农贸结合，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创造条件。他在1979年6月接见广东省各地、市、县委书记时的讲话中指出；发展农村经济，要“加速粮食和橡胶、胡椒、咖啡等热带作物的生产”，“要向山区进军，把山区建设好，木薯可以上山，果树上山，还有茶叶、油桐、油菜等都可以上山。”“可以发展畜牧业，门路广得很。”1980年 5月，他在接见梅县地区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除了水稻，经济作物要上山”；“要从实际出发，要向山区进军，开发山区，发展山区经济”；“在山要吃山，吃山要养山，山区要搞好造林，有了林就有水。”他认为山区资源丰富，要努力开发，但要积极解决能源和交通问题。他说“要大力办好沼气和小水电，解决能源问题”，有了能源，丰富的资源才能开发利用。他还说：“交通是血管，要搞好公路，还要修铁路。有了公路、铁路、水路，山区的经济才能搞活。”叶剑英的这些重要意见，大都写进了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颂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实践证明，叶剑英的上述光辉思想，对我党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发展对外关系，引进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争取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支持和参加祖国的四化建设，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必须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引进外国资金、先进的高新科技和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的四化建设。1979年7月1日，叶剑英主持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法》，欢迎国外投资者到我国投资，与我方合办企业。同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争取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合作。”要“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叶剑英还强调要对外“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⑧，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要发展对外关系，做好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是关键的一着。因为我国有海外华侨、华人2000多万人，港澳同胞700多万，台湾同胞2000多万。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智力资源，在海外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的财产总额达2000多亿美元；在海外不少华人已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教育、企业、商业，甚至政界，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在美国，从事宇航事业的高级科技人员和从事电子计算机学科领域里的华人科学家均占1／3左右。只要我们把海外同胞的工作做好，他们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叶剑英向来重视搞好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在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我们有很好的“海外的条件，华侨、港澳同胞很多”，“我们要很好利用海外的条件，把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好。要重视这批人才，包括重视这方面的外汇，资金的利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是爱国的，要为祖国四化出力”，要“建设家乡”的。海外华人“现在有些人在外边学了技术，很想回来祖国搞建设”。他反复强调要做好海外同胞的工作，指示“华侨政策有些地方贯彻不好，应该纠正。”⑨改革开放以来，他亲自带头做海外同胞的工作，在百忙中多次会见霍英东、马万棋等港、澳、台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人代表，热情地同他们交谈，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贡献。1991年，海外同胞在广东的投资，已占外商投资总额的80％。
叶剑英的上述主张，对我党制定对外开放的正确政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五，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要求一定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的原理，在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就明确提出：“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⑩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11实行改革开放，加速两个文明建设，叶剑英认为，一，要依靠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积极，首先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12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提高人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向人民政府出谋献策，对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二，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发扬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做到既保障民主，又保障集中，既保障自由，又保障纪律。”13他强调“法律和法制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定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越于法律之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保障集中统一的领导，有利于保障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叶剑英亲自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领导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在叶剑英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委员会拟定和修改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例和决议。这些法律文件的公布和实施，加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促进和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叶剑英的上述正确意见，为我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第六，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交往不断增加，对外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就存在着诱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欲的客观条件。在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有的人利用“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可耻的“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在人民群众中，有的人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金钱、美女的诱惑，走上犯罪的道路。特别是扩大开放之后，在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思想、丑恶现象也会随之而来。如不警惕并及时采取措施，将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对此，叶剑英有很高的警惕。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扬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明确指出：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1980年5月19日《在接见梅县地区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希望你们生产一天一天发展，人民生活一年一年改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他不仅重视思想建设，而且十分重视提高人的素质，强调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提出“要共同努力，把教育办好”，“为祖国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努力学习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同心同德搞四化”14的号召。
叶剑英的上述意见，已成为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中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支持和指导各地实行改革开放，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健康地深入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关键是如何落实。而这些大政方针是否正确，又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此，80多岁高龄的叶剑英不辞劳苦，奔波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与各地的同志一起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改革开放朝正确方向发展。从1979年4月开始，他多次视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海南岛等地区以及陕西、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当有人怀疑、反对在农村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时，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1981年4月10日，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向他汇报广东饶平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效时，叶剑英肯定地说：“这办法好，要加以推广。”15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有力地支持了当时广东和全国正在全面开展的在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取得很大成绩，有人赞誉，有人怀疑，有人反对的时候，1980年4月，叶剑英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听取两市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之后，对于经济特区的创办，立即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16 1981年3月，叶剑英和王震到珠海市和中山市视察时，又鼓励两市的同志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经济特区搞好，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并强调要大胆利用外资。他说：“过去若干年，‘四人帮’年年捣乱，要搞建设，搞引进也很困难，利用外资更不可能。”17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不久前到中山县温泉，那个宾馆利用外资，一年搞起来，很快。这个地方还可以利用外资多修建点房子”。18可多利用外资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叶剑英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支持和指导，不但有利于加快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注 释：
①、②《叶剑英传略》，第295页、296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18页。
④、⑤、⑦同③，第219页。
⑥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66年一1987年）（下），第447页。
⑧同③，第35页。
⑨同①，第304页。
10、11同③，第218页。
12、13同③，第226页。
14转引自《人民日报》1980年5月1日第1版。
15同⑥，第136页。
16转引自《人民日报》1980年5月6日第1版。
17同⑥，第443页。
18同⑥，第135页。
（责任编辑：王新玲）
转自人民网 今天隆重纪念叶剑英诞辰110周年,而前天隆重公布的2008北京奥运会圣火路线却不经过梅州. 今年叶帅故居又整修一新:) ，看样子要做成一个大博物馆的性质，年初三涯还去过，觉得比以往搞得有气势点:) :) ，现在连涯的小子都晓得回老家就是去元帅爷爷那里
揭秘叶剑英与六位妻子三个红颜的感情经历
十大元帅殿后的，就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谁也不能不说谁都想说但是又谁也说不清楚的叶剑英(1897-1986)了。幸好咱只谈情缘，马马虎虎可以敷衍成篇，要是谈别的缘，孔老师自认能力不够也。说起叶帅，毛泽东对叶剑英的两句评价可能太有名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朋友们或许以为叶剑英如此严肃谨慎，恐怕在情缘方面只有一位夫人甚至一位也没有吧？那可是大错特错！十大元帅平均婚恋4.9次，全仗着咱叶帅这个“最高分”呢。别忘了，叶帅可是十大元帅里最酷的帅哥啊。用叶帅家乡的广东话讲，“衰锅”系一定离不开“霉铝”的啦。
网上很多军迷都说叶帅风流，“叶剑英”这个名字也给人“英俊小生”的感觉。他的养女、著名作家戴晴说：“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但孔老师认为，桃花运破空扑来之际，就是佛祖也挡不住。十大元帅总体来说，感情方面吃了很多苦，不是情侣牺牲，就是生离死别，当个元帅咋就那么倒霉呢？总得落实到某位身上补偿补偿吧。再说叶帅感情经历丰富，不等于他就没有痛苦和寂寞啊。直到叶帅去世已过20载的2007年，日本北海道还出了一个大骗子，冒充叶剑英，骗得2500万日元，被东京法院判了4年徒刑。叶帅倘若九泉有知，一定会哭笑不得吧。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县小商之家，属于客家人，因此跟俺们北方人有缘分。他18岁中学毕业时，写下“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的壮语，既透露出岂甘人下的不凡之志，又表达了进退两可的人生智慧。据说他早年有桩包办婚姻，一无子女，二无音讯，估计跟其他老帅的原配情况大同小异，咱就不多八卦了。值得当今青少年记取的是这样一句话：“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同理可证，大丈夫又何患乎原配不原配呢？
1924年初，叶剑英在广州与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当年11月，生下长子叶选平，后又生了长女叶楚梅，名字都取得很漂亮。那时候叶剑英追随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和黄埔军校担任要职，当过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师师长及第四军参谋长等。曾经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可以佩剑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二人关系相当铁。但发觉蒋介石依靠大款仇视工农的反革命面目后，叶剑英毅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人生也经历了极其重大的转折。
1927年，30岁的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率领教导团进行了广州起义。就在这一年，他娶了不到18岁的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1910-1989)。曾宪植一是美貌，年轻时有人夸张地誉为“美若天仙”，二是名门之后，高祖曾国荃就是曾国藩的弟弟，率领湘军攻破天京的“九帅”。美貌加上名门，人生难免要倒几回霉。曾宪植两次被捕，第一次在上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第二次在日本，鬼子查出她是曾国藩后代，马上让她“开路开路的”。她1931年与叶剑英重逢，本来二人要共赴苏区，但顾虑到一对帅哥美眉同行，路上肯定不安全，阿曾遂改去了香港。1937年叶曾再度见面，但阴差阳错，又劳燕分飞。二人生有一子，即叶选宁将军(总政联络部长)。曾宪植是曾国藩家族中第一个共产党员，按“孔孟颜曾”叙谱之辈分，长孔老师一辈也。上次孔老师说，倘若不反对封建礼教，中国的辈分就乱不堪言也。有些无知老男人不懂俺的意思，以为俺又吹嘘自己是孔子后代，其实这些男人如此重视并气愤人家是谁的后代，才是充满封建落后的阴暗心理也。要是按照封建辈分，孙中山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曾宪植则是孔祥熙的祖奶奶。大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他的夫人本来是孔家令字辈，茅盾非让人家跟自己这个“沈德鸿”同辈，取名“孔德沚”，如果不查史料的话，很容易误解她比孔祥熙小两辈，再排下去，成何体统。孔仲尼先生活着时，哪里会想到后世弄出这么多麻烦来？辈分跟字体一样，既要尊重传统，也要因时简化，一个民族才能万古常新也。试想一群白发苍苍的长者给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下跪磕头叫爷爷，一个字多达三十四十个笔画，这样的规矩不该“改革开放”吗？
话说远了，回到曾宪植，她父亲曾昭和，正宗的“昭”字辈，她是“宪”字辈。她的下一辈是“庆”，即“曾庆红”这一辈。重庆出版社有本《曾国藩家族》，写得清清楚楚。研究历史深入不到这个层次，就敢胡说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啊，繁体字简化字啊，全是胡扯。对于曾国藩，蒋介石和毛泽东均十分推崇。1949年开国大典，搀扶宋庆龄毛泽东朱德走上天安门的就是曾宪植——当时江青也想上去，级别不够，被警卫给拦住了。曾宪植还任过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一直做到全国妇联副主席，曾经到我们哈尔滨视察过。
1937年，40岁的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32岁的危拱之(1905-1973)结婚。危拱之出身于河南信阳的书香门第，多才多艺，革命资历很深，1927年广州起义时就曾率领黄埔军校女生跟随叶剑英的教导团一起战斗。二人婚后各自忙碌，没有子女。危拱之四处奔波，出生入死，二人的婚姻显然无法维系。危拱之后来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1973年病逝。(一说二人没有正式结婚)
1939年1月，叶剑英任南方局常委。1940年，与南方局机要员吴博结婚。吴博毕业于吴淞中学，原来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因为南方局缺少速记员，1939年2月周恩来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后，特意从新四军速记训练班要了两人带回重庆红岩办事处，其中一个是支部书记吴博，另外一个是方卓芬，当年嫁给了《新华日报》编辑、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1906-1988)。叶帅与吴博结合后，日子过得紧张而愉快。叶剑英曾亲自下厨，做了他拿手的广东狗肉来招待工作人员。1941年，吴博给叶帅生下女儿叶向真，即著名影片《原野》的导演凌子，凤凰卫视近年对她进行过专访。
1948年末，蒋家王朝大厦散架，林彪聂荣臻百万大军把北平围得风雨不透。叶剑英抵达北平南面的房山县良乡，准备接管北平。新中国首任“京兆尹”即将出场，总得冲冲喜吧。在这里，他与华北“军大”学员李刚结婚，生子叶选廉，女儿叶文珊。1955年因感情不合，二人离异。以上为叶帅正式的6位夫人，在国家正规的出版物中均可查到。
此后30年的漫长岁月，因为生活和情感的需要，据说叶帅身边还先后有过三位女性(参见戴晴的有关叙述)，其中最后一位比叶帅年轻将近60岁，超过杨振宁老师与翁帆同学的落差。但跟翁帆不同的是，这三位女性都没有名分。由于具体资料不是来自正规出版物，恐怕道听途说有所不实，此处就不再展开。让我们看看局内人戴晴的感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
叶剑英文革前肩上的担子比较轻，文革开始后，得到毛泽东的一再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位高权重，敢于跟江青拍桌子，把手都拍伤了。林彪出事、恩来病重、小平翻车后，叶帅更是独挑大梁，但又妙在不动声色也。最后当到军委实权副主席，坐镇中南海，一举擒拿王张江姚等4位顾命大臣，万国为之震颤。华国锋以龙位相让，叶帅却不居功，忠心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保驾护航，又保举邓小平东山再起，才换来了今天中国大地的多姿多彩和广东人民的幸福生活。唉，千言万语，也评价不透这样的伟人啊。
叶帅病逝后，政治局讨论参加追悼会的亲属名单，在聂帅的力主下，叶剑英的7位健在的遗孀均未参加，这就免去了很多麻烦，聂帅确实是个“厚道人”也。针对社会上好奇者的传闻，叶选平同志还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并不是我们做子女的意见，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们这些子女，至今仍同这七位女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此看来，叶帅“艳遇”虽多，但是一清二楚，连中央都知道。叶剑英虽无独当一面的赫赫战功(晚年指挥过西沙之战)，但他也就没有派系问题，属于坐镇中央的“军机元帅”(不过长征中也负过伤)，所以毛泽东才非常信任他。叶剑英除了资历老、地位高之外，每每在历史转折关头以连环妙手四两拨千斤，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成了他一生的绝活。
叶帅为人有风趣，谈吐有文采，诗也写得蛮好。毛泽东曾说“剑英善七律”，让陈毅向叶帅学诗。叶帅晚年写的“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曾经是我中学时代的座右铭之一，激励我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他的政治智慧在十大元帅里是冠绝群雄的，在个人感情问题上，也必然是井井有条，多而不乱，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党史专家温相先生说：“据我所知，叶帅在私生活上是比较严谨的，至于网上说的那些个东西那是站不住脚的，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的。……叶帅的多次婚姻只能是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不能说明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薄一波称赞叶帅是“老不糊涂”，此话大有深意也。
十大元帅全部活到60岁以上，8人超过70岁。在3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平均寿命达到80.1岁，其中5人活到89岁以上，除了革命军人旺盛的生命力和晚年较好的医疗保健之外，跟他们身边的女性恐怕也有密切的关系。谨以此文，向所有的新中国开国功臣，以及滋润过他们心灵的那些英魂，表达敬意。
http://www.lifeall.com/hot/2009-02-25/14379.a 没有张学良牛，吃喝嫖赌活到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