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摇篮”在赣南（客家文化篇）
“客家摇篮”在赣南（客家文化篇）转自：赣州晚报 时间：2004年3月31日
２００４年的赣州，是世界客家人瞩目的焦点。衍播四海的客家乡亲将在第１９届世客会期间相聚赣州，客家文化展示将是其中的一个亮点。那么，赣南对客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赣南客家》杂志主编钟东林认为，客家无论是称作“族群”或是“民系”，说到底，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客家只是一个有着特殊的、不同于其相邻地区文化的群体或分支，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或人种。赣南因其天时地利，成为接受自北南迁中原汉民最早、最多的地区，成为孕育客家民系的温床和摇篮，也成为孕育客家文化的温床和摇篮。
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客家文化——一种特殊的文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过程。客家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某一些居高官、享大名的客家先祖思想性格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原汉民的南迁引起的南北文化的大碰撞，从而引发的多种族群、多种文化间长期的饱含血泪斗争的结果。在这场大碰撞中，汉族是强势族群，汉族所代表的华夏文化是强势文化。闽越土著、南迁盘瓠蛮都是弱势族群，其文化也处弱势。碰撞的结果是南迁汉民同化了闽越土著与盘瓠蛮后裔，强势的文化同化了弱势的文化。闽越土著与盘瓠蛮后裔纷纷被汉化，但他们的文化不是完全被摒弃，而是被有选择性地吸收，与强势文化融合成一种全新的文化，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客家文化。赣南这方水土在客家人有形的或是无形的文化理念的构建，冶铸锻造客家人的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情感、意志品格等方面都具有穿越时空的原创意义。
客家文化之有形文化
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一绝，以体量巨大、防卫功能完备，集家、堡、祠于一体的客家民居中，世人公认的赣南方形围屋、闽西圆型土楼、粤东弧形围龙屋最具代表性，是有形客家文化中的代表与象征。
经考证，赣南客家方形围屋是公元三世纪东汉中后期中原地区大庄园主的典型住宅形式——坞堡，也就是一种小型的城堡。据梁思成先生研究，北魏至唐代的建筑，在庭院围墙的四角都建有角楼，保存着古代防御性的遗风，但这种四角建楼的布置，在宋代以后已甚少。然而恰恰在此时期，南迁的客家先民为了适应新的特殊的生存环境，为了家族和宗族的安全，高墙大院、聚族而居成为最佳选择，把中原逐渐消亡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带到了赣南，因而学术界称赣南方围是汉代坞堡的“活化石”。值得一提的是，赣南围屋虽多为方围，但也有圆形、半圆形、马蹄形、八卦形和不规则形等多种格局。
学者们在对赣南方围、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的分布、建筑结构进行分析，并参考客家的移民路线后，对三者的演进关系便有了清晰和科学的结论。
本地客家研究专家韩振飞在其《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兼谈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专论中指出：“围屋、土楼、围龙屋三者都是家、堡、祠合一的建筑，其居住成员也同样是一个父系大家庭的直系血缘后代，而且都是大体量的建筑；三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应当是同出一源，源于赣南，源于围屋。 当坞堡这一建筑形式由客家移民从赣南越过大庾岭和九连山传入粤北和粤东西部时，其建筑形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仍是平面为方形并带有角楼的围屋。当客家移民由赣南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的时候，同时也将坞堡这一建筑形式带去。在闽西土楼中约占半数的方土楼，就基本上承继了坞堡而与赣南围屋大同小异，只不过由于受自然环境、建筑技术改进和区域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才出现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圆形土楼。”
值得注意的是，由谢小建主编的《中国永定土楼文化丛书》前言中有一个统计：“永定土楼有方有圆……全县有圆楼３６０多座，方楼４０００多座。”可见出名虽是圆楼，然而在数量上却不到方楼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被誉为客家民居建筑的杰出典范，已被搬上国家名片邮票的“土楼王”——承启楼，它的设计者之一陶张，就出自赣南。
生活方式是构成民系文化色彩的重要方面，衣、食、住、行、用则是其实质内容。正是这种特殊建筑、特殊环境下的聚族而居、耕战结合、集体互助的生活方式，培养了客家人为争夺生存空间、共同抵御天灾人祸的强烈的群体意识及由此产生的以祖居地域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寻根意识、认同心理。
客家文化之无形文化
从精神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来看，钟东林认为客家民系共同心理素质的根基无疑是儒家思想。
源远流长、博大庞杂的儒家思想代有表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均有其代表人、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客家民系的形成与成熟正处于宋明理学的创立与成熟期，客家文化的内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理学文化。宋明理学思想的直接参与，共同筑起客家民系的心理长城，回眸这一时期，由于历史的机缘，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奠基者程颢、程颐均肇端于赣南，后来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则是“二程”的四传弟子。
被誉为儒家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于北宋庆历五年（１０４５年）任南安军司理，周在这里创立了《太极图说》。次年兴国县令程晌（程大中）调任南安军通判，程晌对时年２９岁的周敦颐的人品、学识钦佩有加，便携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周为师。当时南安有千余人在他门下，崇学之风，盛极一时。由于“二程”悟性极高学业大进，深得周敦颐器重与悉心培养，声名与尊师齐并，后人称为“周程学派”。名噪一时的南安军学学堂亦改为“周程书院”。周程学说在此宏发完善，广为传播，南安成为道学发源地。淳祐元年（１２４１年），宋理宗赵昀亲书“道源书院”匾额，以表彰周程在大余孕育理学之功。宋乾道年间，南安修建祀奉周程的“三先生祠”。
北宋嘉祐元年（１０６１年），４５岁的周敦颐调任赣州通判。在任四年，周敦颐兴办书院，传播理学思想，赣南的理学传播与教育蓬勃发展。周敦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爱莲说》，并勒石刻碑，今日赣州尚有“濂溪书院”、“濂溪路”。
到了南宋乾道三年（１１６７年），本籍婺源的朱熹就任南康知军，第二年秋，前往南安察看灾情，瞻仰他心仪已久的“道源书院”。由于久旱水涸，舟至南康与大余交界处便无法前行，朱熹敬慕恩师寻根溯源心切，弃舟步行，来到书院，面对周程塑像行三叩九拜之礼。在近２０天中，朱熹遍访周程轶事，研读周程文稿，探寻理学之根，缕析南安学风旺盛之因，并畅游梅关挥毫题咏，欣喜地赞道：“真不愧是先贤教化之邦，道源宏发之地。学风之盛，甲江西也。若普天如是，天下何不太平乎！”
明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的王阳明巡抚南赣漳泞，坐镇赣南，先后镇压了以谢志山为领袖的赣湘粤农民起义及广西苗族武装反抗，平定了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功升兵部尚书、两广巡抚。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王阳明总结出一条极其重要的理念：“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他致力于改造程朱理学，发展陆九渊心学，成为心学之集大成者，并趁此将儒学提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在赣南各县兴办学院、社学，刻印儒学经典，修葺濂溪书院，创办阳明书院，亲自授徒讲学，学者云集其门，相聚赣南。他还亲为府学、县学、书院拟定《教条四则》、《社学训蒙大意》，要师生谨遵不误。这些举措细致周详，且极具操作性，于是儒学模范区首先在赣南得以确立，并由此推及闽西、粤东。王阳明为弘扬理学、发展心学，可谓竭尽全力，直到去世前一天，还在大余“道源书院”拜谒周程遗像，讲授理学，不幸死于大余回赣州的船上。
由此可见，宋明理学无论是程朱的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心学，二者都情有独钟，孕育或者成就于赣南。周敦颐、程氏兄弟及王阳明理学、心学的种子，一经落入赣南，便枝繁叶茂，长出哲思的参天大树，庇护着客家地域文化和文明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类环境”科学研究的升温与重视，扑朔迷离的堪舆文化也再度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在东南亚及内地客家地区更是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在堪舆界，真正承前启后，建立堪舆学规模、开创形势派的是在唐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堪舆术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特殊本领，由此开始，杨筠松本人也因此成为堪舆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至宋、明时期，赣南堪舆术大盛，名流辈出，声名远播，闻达于朝廷，奉诏为皇家服务，先后相度明十三陵和择址重修长城等。直到现在，港台闽粤一带提起“赣州先生”，闻者都心领神会，知道就是“堪舆术士”，两者之间已自然等同，而堪舆大师辈出的兴国县梅窖镇三僚村则已被誉为“中国堪舆文化第一村”。
客家文化的传承
作为客家大本营的赣南，客家人长期积淀的风情、风俗、风韵、风采，至今仍强烈地作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
钟东林谈到，赣南客家盛行的擂茶，就是中原文化与土著等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品。根据土著人将细茶或粗茶之叶用擂钵捣碎做成药的基本做法，聪明的客家人再在其中加入油、盐、生姜、芝麻、花生仁等，然后炒香碾碎，制成茶泥，俗称“飨料”。饮用时再加入做熟剁碎的大蒜、青菜、煎豆腐、肉丁、香菇丁、粉干、粉皮以及油炸并碾碎了的花生米、豆子、糍酥等，就制成了色、香、味俱佳的待客饮品。
从时间上来看，一年到头，四时节令，客家人都很有讲究，时时都在展现客家风俗风情；从生存个体来看，人生在世，从生到死，成家立业，事事都离不开各种礼仪，三朝、满月、抓周、婚嫁、祝寿，处处都在演绎客家的风采风韵，尽管种种民俗事象看上去似乎很琐碎，很肤浅，但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却很博大，很深刻，很重要。
长期浸于农业的客家人，虽有躬耕劳作之苦，也不乏渔樵桑麻之乐。
古时举族如狂的多种多样的客家民间迎神、社祭活动，从娱神到娱人，从虚幻图腾崇拜到贴近世俗生活，有的犹如活化石，世代延续，大多又赋予了新的内容，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如上犹九狮拜象、章贡区高跷、洛口竹篙火麓、白鹭烧瓦塔、定南上刀山过火海、石城灯彩、宁都道情等都较多地保持了原始的韵味。
当我们凝眸与客家民系同步共生的客家文化时，我们可以说，赣南在客家文化培育中有着穿越时空的原创意义，其摇篮地位不容置疑。（记者胡冬林喻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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