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的关系

hakka 发表于 2002-4-13 12:10:56

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的关系
 （载自中国民俗网http://www.chinesefolklore.com）
 
 客家人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南迁而来的一个民系，其服饰与中原服饰从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异。大概因为客家人传统的以中原汉族为正统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意识也反映在客家人的衣饰打扮上。但是，由于客家民系本身形成的客观原因和客家人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等特定因素，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相较，在形制和文化内涵上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易·系辞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意思是黄帝以后，创制衣裳为服饰，因而天下大治。《乾》、《坤》二卦象征天、地、黄帝、尧、舜取此两卦的象征以制造衣裳，所以上衣下裳。"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说明华夏民族的服饰文明，自黄帝开始已经相当发达，并且与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服饰的主要功能在于御寒，释名·释衣服》说："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这几句话，即解释也衣服御寒保暖和蔽体遮羞的功用。有两个故事可以生动地说明衣服的这两种功能。一是《吕氏春秋·恃君览·长利》篇中的故事。一个名戎夷的士人从齐国到鲁国去。到了鲁国，城门已经关闭，时值天大寒，戎夷只好与其弟子宿在城外。夜里，天气越来越冷，两人都冻得受不了，戎夷对弟子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就能活下去。我把衣服给你，你就能够活下去。可是我是国士，冻死了天下人都会感到可惜。你是无德无才的人，死了也不足惜。还是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吧！"弟子说："我既无德无才，又怎么会把自己的衣服给国士穿呢？"戎夷叹息一声说："唉，看来跟你说这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啊！"于是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弟子穿，自己半夜就冻死了，而弟子地却活了下来。在御寒以保存生命的现实面前，衣裳的实用功能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个故事说，有一个男子汉，凭双手勇斗猛虎，为乡人除了一大害，受到全乡人称赞。老虎被打死了，可是这位打虎英雄却落下了一个毛病，即除了睡觉之外，这人总是高举双手作与虎搏斗状。家人请了许多医生医治均无效。一日，来了一位郎中，告诉英雄的家人，说自己能治好英雄的病，不过要等到墟日。墟日这天，郎中在墟场最热闹处摆上一张桌子，放上一把剪刀，让打虎英雄脱光膀子，只穿一条客家人常穿的水裤。英雄站在中央，仍高举双手做搏斗状。此时围观的人越为越多。郎中先是用手在英雄身上装模作样的比划几下，就在围观的人看得最起劲的时候，郎中猛然间拿起剪刀，冷不防一下子剪断了英雄的裤带。英雄受此一刺激，马上放下双手来挽住自己的裤子。这一来，双手高举的毛病就治好了。这个郎中是个颇谙人之心理的人。当裤子下掉，羞耻外露时，要遮羞的冲动所产生的兴奋灶要压过昔日打虎留下的紧张感，于是病就治好了。这则故事使人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起死》里所写的那个汉子，与打虎英雄颇为相似。当汉子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时，马上蹲了下去。对于赤身露体的人来说，穿衣蔽体掩形遮羞的功能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衣服的实用功能，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民系，都是第一位的。客家人衣服，在讲究实用方面，更鲜明地继承了古代服饰文化的传统。
 
 古代的衣服，主要分衣和裳。《说文》曰："衣，依也。上曰衣，下曰常(裳)。"段玉裁注曰："常(裳)，下裙也。"中国上古时期不论男女，皆以上衣下裙为常服。上衣一般为窄袖、高领。衣领直接左右襟，在胸前相交，左衣襟压右衣襟，称为"右衽"。相反，右襟压左襟，则是"左衽",因为夷人上衣的衣襟就是这样，所以"左衽"便被称为"蛮服"，甚至作为蛮夷的代称(如图74、图75)。春秋时期的管仲，本是齐桓公政敌公子纠的师父，后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称霸天下，孔子称赞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将披头散发，衣襟压向左边，成为蛮夷了。"右衽"是华夏民族服饰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看到的客家人的上衣，男式上衣多为对襟，这大概是受清朝服装影响的缘故。而客家妇女的大襟衣，则绝对保持右衽的习惯，这便是清以前汉族的传统。
 
 古代上衣下裳，但裤子的出现也并不太晚。据古书记载，汉代已有裤子，时人叫着"穷绔"。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昭帝上官皇后，乃是重臣霍光的外孙女，"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臣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所谓"穷绔"，服虔注曰："穷绔，有前后当(裆)，不得交通也。"即有前后裆的裤子。霍光为了上官皇后能独得昭帝宠幸而生太子,企图阻挠昭帝与其他宫妃亲幸。恰巧昭帝偶染小恙，身体不适，左右亲信和御医为阿谀讨好霍光，都说皇上应戒房事。于是令后宫佳丽都穿上有裆的"穷绔"。阿谀好事者的目的，是想为皇为召幸其他宫妃做爱时设置障碍，以便只宠幸上官皇后一人。今天看来，此举实在愚蠢可笑。但由此可知汉代已有穿裤子的了。到了魏晋，穿裤子更为常见。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有一段对虱子处于裤中的绝妙的描写："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裈 (或作巾军，音Kun)即裤子。"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喝酒。人或讥之，刘伶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诸君何为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到了魏晋，穿"裈"已是很普遍的了。有裤裆的叫"裈"，段玉裁说："若今之满当(裆)袴，则古谓之巾军 (裈)。"无裤裆的叫着"袴"，《说文》作"绔"。"绔，胫衣也。"段玉裁注曰："今所谓套袴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方言》云："袴，齐鲁之间谓之衤蹇，或谓之衤龙，关西谓之袴。"这种"袴"或"绔"，没有裆，没有裤腰，只有两个裤筒，套在两腿上，再用绳子挂在腰上。实际上就是两个护腿的裤筒。今客家人喜欢穿用的裤腿，或许就是古代"袴"的遗制吧。
 
 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短裤，汉人称之为"犊鼻裈"。其状如牛犊的鼻子，因此得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面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见钟情，二人私奔回到卓文君老家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犊鼻裈"多为下层市民和农人穿着劳动所用。司马相如穿犊鼻裈，或许为经济所迫，更重要的乃是向老丈人卓王孙出乖露丑。韦昭注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犊鼻矣。"可知其形状且制作简易。今客家人常穿的"水裤"，形制极类似犊鼻裈。客家男子在外劳动时，烈日下，常是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水裤。因其裤头有预先穿好的带子，只需抽紧打结就行，极为方便。
 
 中原服装自古以来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宽松肥大。从先秦开始，我们的先人们总是深衣大袍，宽大博带。这种服装，穿着舒适，显得轻松潇洒。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胡服开始流入中原，其特点是紧身、窄袖、开袴，但主要流行于军中。汉服到了魏晋，本来就较肥大的衣服又向更加博大的方向发展。《晋书·五行志》中说："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台成俗。"在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发现的东晋墓葬或的"竹林七贤图"，阮籍和他的好友们个个大袖宽衣，足见魏晋名士的"博大"之风。唐宋以来，服饰肥大宽松的特征总的来说改变不大。客家人的服装，无论上衣或是裤子，都保持了宽松肥大的古风。客家人最常穿的大裆裤，更是以裤裆深、裤头宽为特色。大裆裤腰间一定要摺叠几层才能系紧。过去闽西客家人中有一句笑话，说是"偷抓鸡，塞裤头"，裤腰之宽，可塞入几只鸡，笑话本带夸张，但足见其宽大的程度了。宽松肥大，不束缚身体，这种离体式的服装，对于常年参加劳动的客家人，是极其舒适方便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满清以后的旗袍为何难以在客家人中流行了。
 
 从客家服饰的形制来看，它基本保持了中原服饰的特点。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客家服饰方面的资料与实物，多为近现代时期的东西，但是它明显地继承了清以前中原服饰的传统特征。我们在闽西长汀县客家博物馆看到一双客家妇女穿的绣花女拖鞋，没有后帮，鞋尖向前促聚收缩，并微微上翘。这种样式，不由得使人想起新疆吐鲁番盆地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唐人女鞋(如图)，二者鞋尖的形状极为相似。服饰是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主要标志。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服饰也发生变化。就中原服饰而言，"汉冠唐巾，袍服直裰，屐屦皂靴，代有变迁"(清·金绍成《画学讲义》)。但是，客家人的传统服饰却多年无变化，或说变化不大。这恐怕与客家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常年劳动，远离中原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大关系。艰苦的生活环境，低下的经济条件，穿着方面，则只能求得满足蔽体防寒的基本要求，因此无暇顾及汰旧更新谋求变化。只有民主革命之后，西风东渐，服饰才发生了很大改变，流行的西服，冲击着客家地区，一些有知识之士，穿用西化服装更是先著一鞭。至于改革改放之后，客家地区的广东、福建等省，得风气之先、地利之便，客家人的服装与它的经济腾飞一样，领导着新潮流了。
 
 不过，就传统服饰而言，客家服饰与中原服饰在文化意义上仍存在着一些差异。
 
 中国古代的服饰，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具有鲜明的等级制度的标志。《荀子·富国》篇中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衤朱衤卷衣冕，诸侯玄衤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按照礼的规定，贵贱尊卑，长幼贫富，在服饰上都有鲜明的区别。天子穿的是朱红色的衮服，戴冕；诸侯穿黑色的衮服，戴冕；大夫穿裨衣，戴冕；士人则只能戴白鹿皮做的皮弁，以素积为裳。所以《白虎通义》上说："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綌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衣饰，不仅用以蔽体御寒，也是"礼义"的物质外化，它成为封建礼仪的载体。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地位身份的外在标志。各阶层的成员，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可随便逾越。春秋时期楚国的公子围，当他还任令尹之职时，就用了国君的服饰仪仗，有国君的威仪。卫国的北宫文子见了说："楚令尹简直就像国君了。大夫用了国君的服饰，恐怕有篡位的意思了！"果不出所料，第二年公子围便杀了国君自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楚灵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服饰仪仗，成了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服饰的违制犯禁，暴露出内心的企图。在古代，衣饰与身份不相称，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据说曹植的妻子违反制度，穿了不该穿的绣衣，曹操恰好"登台见之"，于是"还家赐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世说新语》)。曹操对曹植由宠爱有加到嫌而弃之，曹植的妻服饰违制，或许也是催化剂之一。所以各个朝代的《舆服志》，总是不厌其烦地制定出君臣上下、官民士庶的服饰规范和惩罚条例，原因即在于此。
 
 其实关于服饰等级的规定，不但在于官员，下层人民也有区别。李商隐《杂纂》说："仆子著鞋袜，衣裳宽长，失仆子样。""衣裳宽长"是有身份的人服装，仆人是不能宽衣博带的，只能一身短打扮。这正如后来哪怕到了民国，咸亨酒店里的下等人还是一身短打扮，站着喝酒。上等人、读书人是穿长衫坐着慢慢喝酒的。唯有孔乙已是身穿长衫站着喝酒。鲁迅先生正是从服饰与身份的落差上深刻地揭示了孔乙已尴尬的社会地位。
 
 古代服装的纹饰也有鲜明的等级区别。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即十二种纹饰。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象征王权、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山，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据说明朝德庆侯廖永忠，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了很多功劳，只因其僭用龙凤花纹，因而被处以极刑(《明史·廖永忠传》)。十二章的制度后来虽有所改变，但是不同的官职饰以不同的纹样，这是基本上不变的。从至尊天子到七品芝麻官，他们从服饰上是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的。而平民则只准穿布衣，不可有纹饰，更不准用十二章纹样。所以诸葛亮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布衣，成了平民百姓的代称。
 
 中国古代服饰的礼制与等级区，也表现在服饰的颜色上。我们前面所举的《荀子·富国》篇中关制服等级的划分，已可看出颜色的区别。《论语·乡党》里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绀"是深青中透红的颜色，相当于今天的"天青"；"緅"是青多红少，比绀更暗，类似于"铁灰色"。饰是指滚边、镶边。古代大红色叫"朱"，红和紫都属此类。亵服，本指内衣，也可指平常居家休闲时的服装。古代黑色是正式礼服的颜色，而"绀緅"都近于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作陪衬。朱红是很贵重的颜色，所以也不用来作亵衣。说明先秦时期对服饰的颜色已经很有讲究的。孔子曾宣称"恶紫之夺朱也"。古人曾把颜色分为正色和间色，朱是正色，紫是间色，孔子认为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和地位，所以可憎。这就是从颜色上为定名位，别尊卑。不过朱、紫两种颜色后来都成为显贵服饰的色彩。如紫绶，作印组，或为服饰，《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相国、丞相、皆秦官，皆金印紫绶。"唐元稹《酬乐天喜邻郡诗》曰："蹇驴瘦马尘中伴，紫绶朱衣梦里身。"紫色已用于官服。
 
 　　颜色中尊贵的是黄色，它被帝王所占有。黄色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据说始于隋唐。《唐六典》中说："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大概此后黄色除帝王之外，别人便不可僭用。《旧唐书·舆服志》说："天子燕服亦名常服，惟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中国的老百姓谁都知道"黄袍"的含义。到了清代，禁忌似乎更加严格。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幼年时在宫里和弟弟溥杰一块儿玩，突然发现溥杰内衣袖子露出明黄的颜色，立刻沉下脸来说："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也是你能使的么？"溥杰赶忙垂手肃立，连连请罪。即使清朝衰败，以帝王自尊的溥仪对于服色的等级观念仍然耿耿于怀。
 
 至于其他的颜色，如红紫，也成为官服之色；大红大绿，民间以之为吉祥富贵之色；白色，象征素而寡欲，服白表示尽哀；黑色，后来多为小吏之服色；青蓝，也多为低品位的服色，所以婢女也有了人谓之"青衣"。诸如此类，在中国传统服色上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总之，金黄红紫等艳丽之色，多属于达官贵人；青蓝黑白，则属于平民。汉代曾有"散民不敢服杂彩"的规定(董仲舒《春秋繁露》)，平民不能穿彩色衣服，只能穿本色麻布衣裳，可见服色限制之严。其实我们从历代所用的"苍头"、"白丁"、"皂隶"、"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戴"这些带着颜色的称呼上，已可以看出服色的等级意义了。
 
 了解上述中国古代传统服饰的这些特征，再来考察客家服饰的状况，便可以发现客家服饰与中原传统服饰的差异。
 
 首先，客家服饰没有中原传统服饰那样明显甚至严格的等级意义。客家人男子，大都是对襟衫、袍褂和大裆裤；女子都是大襟衫、大裆裤，这已经成为客家人的常服。这种常服，客家人居家休闲时穿它，赴亲戚朋友家作客，也是这样穿着，外出到公共场合也这样穿着。客家地区城镇，一般有墟日，即如北方的赶集，五天一墟日，以农历计，每逢一五、或二六等为墟日。一到墟日，所看到的人们都是形制样式相同的服饰，单从外表打扮上，是不容易区分出人们的身份官阶等级的。在客家人的大家族中，如永定的土楼，一楼之内住的都是同一家族之人，人多时竟有五六百人，所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并不鲜见。但是，从长辈到晚辈，服饰的样式同样没有什么区别。客家人也有做官为宦的，有官职在身，一般也只在官府的正式场合，才穿着官服，一回到家里，便换上对襟衫、大裆裤，这已成为习惯。在客家地区，当然也有贫富的区分，但是贫富之家在服饰的样式上并没有区别。家境不同，最多仅从衣服的用料上显示出来，如家境好的人多做几身油绸、贡缎或丝绸的衣服而已，而一般人也只是在喜庆时刻或者特别隆重的场合才穿用。一过这个时刻，便把好衣服收藏起来，换上粗布衣服，这是客家人不论贫富都已形成的习惯，足见客家人俭朴持家的风尚。
 
 客家人的先民的本来是中原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人家不少，罗香林先生曾有详尽的考证。如广东蕉岭的赖氏，兴宁的张氏、温氏，等等，从他们的族谱上可知均为中原望族。客家人历来有一种"以郡望自矜"的优越感，以中原士族的后人自豪。每到节庆日子，客家人总爱在祠堂、祖厝的大门口、厅堂内挂上标志自己姓氏堂号的大红灯笼和堂联，以表示自己中原士族的源流与尊荣。作为中原衣冠士族，其等级观念本来是比较深的，尤其是六朝门阀制度的影响，更是使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然而，当客家人迁徙定居在粤、闽、赣交界地之后，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其第一位的人生需要是求得生存。所以客家人不论男女，人人参加生产劳动，辛勤耕作，为求得生存温饱而奋斗。在衣饰方面，也就只以蔽体御寒为原则，以讲究实用为出发点。对于服饰上的礼制与等级区分，已无暇顾及了。此外，客家人所居之地，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央政权统治与信息相对松驰的客家地区，礼制也随之松驰，所以也淡化了服饰的礼制与等级内涵。
 
 客家服饰在纹饰上，也极少看到像中原服饰那种鲜明的等级区别。客家人衣裳一般较少纹饰，尤其是日常便服、居家休闲服。女子的大襟衫上，只是在袖口缝上几圈环饰或在衣襟边上镶些滚边，并不包含等级意义。妇女的披肩、围裙、绣花鞋、结婚礼服，常绣上一些寿字纹、鱼纹和牡丹、百合花样，这只是取其长命百岁、吉祥富贵之意，而不表示等给区分。客家服饰的颜色以蓝、黑、暗红、白、灰为主，以素面为多。这几种颜色，多年不变，代代相沿。大红大绿的颜色在客家服饰中很少见，年轻姑娘仅在当新娘子时穿上红衣裙而已。所以，同样无示从颜色上显示其礼制的含意与等级的规范。
 
 客家服饰在礼制上的淡化与等级观念的消隐，还可以从其他文化形态上得到印证。如著名的客家土楼建筑，以三堂屋为中心的五凤楼，尚含有较明确的主次尊卑意识，它是一种府第式的建筑。主厅(上堂屋)突出，院落重迭，错落有致，配以巨大的出檐九脊顶，是黄河中游古老院落式布局的延续发展，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遗痕。而方楼虽与五凤楼相近，但防御性大大加强。至于圆寨，三堂屋已经隐藏，尊卑主次的等级观念已严重削弱，防御功能上升到首位。所以客家土楼建筑，突出的是它的经济实用性、防御功能与坚固性，而不是北方宫殿式建筑的礼制与等级意义。所以，客家服饰文化的内涵与客家建筑文化的内涵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谈到客家服饰文化与中原服饰文化的关系时，不能不提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客家妇女的不缠足。
 
 缠足，是对中国古代妇女的一种极其残酷的摧残，最充分体现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妇女缠足起于何时，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末五代始有缠足之风，据说乃起于南唐后主李煜。张邦基《墨庄漫录》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之中，回旋有凌云态。"用长长的白帛，将好端端的女子的一双脚缠裹成"三寸金莲"，穿上尖而小、上翘弓形的"宫样鞋"，并以此为美。这就是古代妇女缠足的陋习。宋代以来，妇女缠足之风十分流行。连大文学家苏东坡竟然也有一首《菩萨蛮·咏足》词，以吟咏妇女之小脚：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词中极写小脚之纤巧和秀美，可见其时缠足之风不但大为盛行，而且为众人欣赏。此风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清初统治者虽有改革此弊之意，无奈终究敌不过千年陋习所形成的传统观念。缠足之风，直至五四运动以后才真正废绝。妇女缠足，不但是肉体上受到摧残，也是思想上的一种禁锢，中国文化史上的耻辱。
 
 客家妇女不缠足，也不事化妆，她们还以"天足"为自豪。《清稗类钞》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如，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罗香要先生也曾说过：客家妇女，表面上劳苦极了，然其内在的精神，确比外间妇女尊贵得多，幸福得多。她们从没有涂脂画眉缠足束胸以取悦男子。在人口千万以上的汉族诸民系中，唯一没有染上缠足陋习的，就是客家了(《客家研究导论》)。所以客家妇女不缠足，实在是难得一种幸福。清代有一位在梅州的传教士曾说："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梅)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
 
 张卫东先生在《客家文化》中曾说：客家妇女不缠足，原因大约有二。其一，在南唐缠足之风兴起之时，客家先民在从事第二次大迁徙，已经脱离江淮中心地区，因而未受影响；而后他们大部分定居于闽、粤、赣交界的地区，"山高皇帝远"，流风波及不到。其二，即客家先民驻足安居之后，马上投入生产自救、建设家园的头等大事之中，男女同时上阵，手足并用，不允许妇女缠足蜗居，恪守于闺阁之中。以后，客家男子大量外流，"半边天"一身兼任男工女工二职，耕田采樵无不为之。由于这种种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所以形成客家女子不缠足的习俗。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客家地区礼制的松驰，男女间封建礼教较之中原地区宽松，这也是客家妇女不缠足的重要原因。旧题元朝伊世珍撰的《琅女寰记》中有一则关于缠足的记载说："本寿问于母日：'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不使之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中，欲出则有闱车之载，是无事于足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由此看来，缠足的本意，与礼教有极密切的关系。礼教松驰的地区，则缠足之风没有那么盛行。此外，《琅女寰记》中说"富贵家女子"缠足，说明当时贫贱之家的妇女也有不缠足的。不缠足的目的在于劳作。日事耕作的人，"但知勤四肢，不知裹两足"(北宋诗人徐积《咏蔡家妇女诗》)。客家妇女在艰苦的环境中形成了常年劳动的习惯。在客家地区，常见到这样的现象，男人上学、经商、做官，而妇女则担负起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灶头灶尾"、"田头地尾"，都成了客家妇女的份内事。过去福佬人常嘲笑客家人是"客嫲(妇女)养客牯(男子)"，说明客家妇女承担着多么繁重的生活重担。如果双脚缠成"三寸金莲"，要承担这样的生活重压，实在难以想象。客家妇女为客家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认为：今日客家人的光荣，是建立在客家妇女的大脚上的。此话实非过誉。客家妇女不缠足，虽说是一种幸福，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客家妇女，实在是最不平凡的伟大女性。

鲁阳玖 发表于 2002-4-13 12:15:42

ouny 发表于 2002-4-13 12:1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