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肇政与客家文化认同：以《沉沦》为重点的考察
钟肇政与客家文化认同——以《沉沦》为重点的考察曹亚男(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钟肇政是台湾乡土文学“承前启后”的小说大家。他的作品以独特的客家生活经验的展示和乡土情怀的抒发著称。其中《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沉沦》，通过客家观念的融入、客家民俗场景的展现和客家词汇的使用，展示了客家人爱土爱乡、生生不息的精神。《沉沦》对于台湾客家人客家意识的提升和客家文学在台湾文坛的彰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关键词：钟肇政小说 《沉沦》 客家情怀文化认同Zhong Zhao-zheng and Hakka Culture Identity
——Focused on His Novel “Chenlun”
CAO Ya-nan(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ng Department of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341000, China)Zhong Zhao-zheng is a great writer in Taiwan. His work was famous of writing Hakka people’s daily life and feelings. “Chenglun” displays Hakka people’s affection of the homeland and their gritty by means of using Hakka expressions, combining Hakka spirit, applying Hakka folk scene in writing.” “Chenglu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Hakka identity and demonstrating Hakka literature.1951年登上台湾文坛的钟肇政是台湾乡土文学“承前启后”的小说大家，其作品洋溢着台湾客家人奋斗的豪迈之气，也表现了浓烈的客家意识。同时，他扎根于乡土，形成了乡土特色浓郁的写作风格。事实上，钟肇政的乡土意识是建立在他的生长环境之上的，他的“乡土”是建立在其记忆深处的具有浓厚的客家风味的乡土。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台湾客家人的移民史、奋斗史、抗战史的观照。然而，学者主要从作品审美、创作风格、艺术特色、历史主题和人性意识等文学批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分析，如董重添、王耀辉等。而对其作为一个客家作家使用客家语言和客家民俗场景进行创作却缺乏关注。钟肇政的文学作品内容、形式和取材方面都洋溢着他对客家风俗人情的关怀。本文对《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进行初步探讨，论述钟肇政作为客家人的客家情怀，及其作品对客家文化认同和客家文学在台湾得以彰显的作用。一． 钟肇政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从钟肇政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来看，客家生活的背景和关怀乡土的本性，构成了他写作的基础。钟肇政于1925年生于台湾省桃园县龙潭乡，祖籍广东五华县。钟本人为福客混血，父亲为桃园龙潭客家人，母亲为台北大稻埕福佬人。他在台湾桃园龙潭乡村生长，成年后大部分时间也在那儿度过，山间的田园牧歌、客家乡亲的耕作场景、年节的民俗氛围使客家乡土成为他记忆中最深刻的场景。客家人有聚族而居的传统，在充满着浓浓客家味的环境中成长，听客音，说客话，节庆时节听采茶，听父辈讲来台祖充满艰辛的迁徙史，勤劳的创业过程。幼年的耳濡目染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后来的创作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以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时空背景，用史诗般的手法创作了《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三部曲”，成为其代表作之一。《沉沦》主要讲述的是陆家十八世纪后期从广东长乐迁徙到台湾的九座寮庄，第一代开基祖荣邦公白手起家，通过几代人的勤俭经营到成为当地名门大族。由于清政府隔台，陆家人深感亡国之痛，作品以陆家族人在信海公的带领下在陆家祖堂起誓：“惟我台土，神州之邦，倭奴觊觎，贼军猖狂，掠我桑梓，侵我圣疆，天人共愤，黎明仓皇，惟我神州，岂容沦丧·····。”进入高潮部分，陆家子孙纷纷走上抗击外族入侵的故事。二．客家观念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大民系，在观念层面主要表现为伦理道德方面的儒家观念，居家与环境层面的风水观，民系记忆层面的迁徙观。客家人是中原南迁的汉族和赣闽粤地区的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系，中原的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地方文化在涵化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在观念层面得到较好的保留和传承。这与赣闽粤区域封闭的自然环境以及当时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有关系。在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好的反映。如客家的楹联往往反映崇文重教，书香门第的观念。迁徙到台湾的客家人，在记忆中也保存着相对稳定的儒家文化观念，主要体现为对儒家伦理的尊崇、对科举入士的追捧、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多子多孙的福寿观。《沉沦》的文字时时都透露出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陆家的家族系谱图中对家族男丁命名就能看到对道德、仁义、理、智、信的推崇。“荣邦公”从长乐迁徙到台湾的第一代，生有二子，房派如下：（表格不能显示，希望论坛文本编辑能够升级一下）
来台祖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勤俭节约，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一定的资产，生存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他们保持“晴耕雨读”的传统，“学而优则仕”仍然是定居台湾的客家人念念不忘的心愿。满房的 “信海老人在科场上并不得意，三十年间他一共考了十八次，次次落第……尤其是最后一次……，他已高龄六十有三……在那些年轻气锐的小伙子们考生当中特别引人注目，因此被主考官认为是雇枪，照样名落孙山还不打紧，险些儿给抓官里。”这是客家人追求功名的典型例子。《沉沦》还透露出客家人的风水观念。陆家人丁兴旺的原因使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选到了一个好屋场。这是陆家子孙对家业发达的解释。这个屋场是天贵公选中的。“他是请过好多位地理先生来看过的，其中一位还是从长山渡海来游历的著名大先生……不管是请的，抑或是来访的朋友中懂得地理的，竟没有一个不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地点，而且还异口同声的说那祖堂所在正是龙穴。” 客家人崇信风水，每逢婚丧嫁娶，竖造选址，都要请风水先生勘地利择吉时。风水术的盛行与客家人传统生活环境和长期颠沛流离的迁徙状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它承载着客家人的集体意识和群体记忆，寄托了客家人的美好期望，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影响着客家人的心灵。风水也成为他们解释家族兴旺抑或家族衰落的重要原因。《沉沦》透露客家人的迁徙记忆。《沉沦》中的陆家是从广东长乐移民到台湾九座寮的，来台祖移民的故事和在台湾的奋斗史通过子嗣代代相传，成为教育后辈勤俭立业的好材料。“长山”，是陆家祖先曾经在大陆的居住地。茶叶的销售是陆家人的经济基础，而销售的主要对象就是“长山人”，茶叶制成后“呈黑褐色，一叶叶的卷曲着，芬芳喷人，可以卖给来收茶的长山人”。家乡是茶叶销售的主要市场。听到隔台的消息，他们首先担心的是“长山人”会不会继续来买茶。客家人在定居台湾数代后，其生存的状态仍然与原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家乡局势和环境的变迁时时影响着迁徙异地的游子。身居宝岛，台湾客家同胞时时不忘故地，他们不仅将原乡的语言、文化、生产经验、族群记忆带到迁徙地，在遇到危机迫不得已时，回到故乡依然是他们坚定的选择，就如远离家乡的游子，家乡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记忆和归宿。然而，已经在台湾土地上耕耘了五代的客家人，在宝岛建立了自己美丽的家园，坚忍不拔，顽强勇敢的品格使他们不甘心将国土拱手相让给异族。三．客家民俗场景强化了客家文化氛围
客家先民主要居住在山区丘陵地带，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田“之说，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适合茶叶的种植。迁徙台湾的客家人，仍然将种茶作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沉沦》中的陆氏家族是靠种植茶叶为生的客家人。作者对“摘茶”的劳动场面、“制茶”的工艺流程，从采茶、炒茶、揉茶、焙茶，弄茶、茶叶销售等程序都细致的描写。虽然揉茶是件辛苦的工作，但是客家劳动人民有苦中求乐的天分，如“阿仑这是第一次工作，茶菁的热度烫得他连连大呼吃不消，惹得伙伴们发出一阵阵哄笑声”。在“办茶”的过程中，主要人物一个个上场，男女青年往返茶园与茶场之间，他们之间的故事也逐渐展开。客家山歌是客家人表现自我，宣泄感情，交流思想，自娱自乐的口头文学形式。它蕴藏着客家人的精神维度和审美情趣。客家山歌的歌词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现实和真实的心态，未经修饰，纯真直白。在《沉沦》中，青年男女通过山歌试探表达感情。如“阿青”向她看中的女子“桃妹”表达爱意：“阿妹生来笑洋洋，可比深山梅兰香，梅树开花阿哥唔识看，露水泡茶阿哥唔曾尝。”客家年轻女子的拒绝也很有诗意：
“阿哥生来笑洋洋，可比北港妈祖娘，求得仙丹有灵应，明年倒转来割香。” 客家女性不但善于把握自己感情，她的唱词充也满了生活情趣，透露出歌者的俏皮可爱。在这一组山歌对唱中，歌唱双方的关系被很清晰地表达，人物的感情也可从中窥见一斑。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客家人的情感和生活态度都已经渗透在山歌中，山歌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多采用赋比兴的手法。出征在外的战士思念家乡的爱人，更是通过唱山歌来抒发感情：“初七初八月半圆， 想起妹来心绵绵，棉被打好自家睡，睡到天光梦难圆。”山歌通过月圆而人不圆的矛盾修辞手法，衬托出歌者对家，对家人的思念，对团圆的渴望。“泪涟涟，心绵绵”的唱词让我们体会到富有“硬颈”精神的客家男子柔情的一面。锺肇政对客家山歌的熟练把握和使用，是客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客家人长期居住的山区环境和从事茶叶种植的生产经验是采茶戏诞生的现实基础。客家人的心理需求和艺术造诣是采茶戏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客家采茶戏，使用客家方言，穿着客家服饰，表演客家人劳动和生活的场景，是客家人在节庆期间和重要场合不可忽略的表演形式。《沉沦》中在信海老人七十大寿时，儿子们打算给老人好好庆祝，最热闹最能体现晚辈心意的莫过于“打一棚采茶”了。采茶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贴近普通的劳动人民。演员来自民间，唱词来自民间，听众更是农民自己。在九座寮，听采茶戏是当地民众最渴望最放松的娱乐方式。民众还有自己的偶像“阿坤旦”，“阿坤旦是所有客家庄里无人不识的大牌名票。……他的声音亮得没人可比，传闻里的夸张说法就是：在甲庄里的戏棚上拉起嗓门，隔几里路的乙庄还可以清晰地听出来。”通过对唱采茶戏场面的详细描写，客家山庄九座寮展现出栩栩如生的生机和祥和。“《沉沦》是三部曲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因此，评价台湾人三部曲当以它为重点。叶石涛曾将它与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通过《沉沦》表现的陆氏家族，作品纪录了客家人披荆斩棘，开发台湾，保卫家园的奋斗史，也展现了两岸客家同根同源的血缘关系。四．客语词汇的使用体现客家文化认同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就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言，文学所用的工具就是我们日常运思说话所用的工具，不待外求，而语言文字是每个人表现思想情感的一套随身法则。”（朱光潜语）因此，作者必须熟练掌握一套特定的语言系统，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创作。客家话对于锺肇政来说就是最自然，最熟悉的语言，因为他诞生、成长、并通过习得熟练掌握客家话这套语言系统与他人进行交流。同时，身为台湾客籍文学家，都背负着一种如何发展客家文学的使命感。以钟理和为代表的客籍作家提倡文学的方言，他在致钟肇政的信中提到“客家语所占的地位极为可怜，要想把客语搬上文学，则还欠提炼的功夫。这工作就落到我们头上来了。愿与兄共同开拓这片新园地。”[4]在给黄恒秋的《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做序时，钟肇政就提到了“何谓客家文学？这是自从我开始把生命之航驰向文学创作之后，一直在脑际萦回不去的一个疑问——说是一个命题，或许来得更为恰当。·······在萧杀的戒严年代，我不动声色的做了一些尝试，就是在文章里大量的采用所谓的‘方言’的方式”。锺肇政在其创作中时常穿插客家词汇、谚语来表达思想感情、风俗、人物，使作品带有浓浓的乡土特色和客家风味，让客家人读起来倍感亲切温馨。《沉沦》中客语词汇的使用既是作者创作的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母语情结自然而然的流露。比如称谓语的使用，对周围所有的人物，一律按客家称谓，大部分都在名前加“阿”字，如阿仑、阿昆。男称哥，女称妹，如：桃妹、阿仑哥。称呼父母为：阿爸、阿母。对长辈以叔、伯、叔母、嫂相称，如：仁德伯、阿四嫂。对爷辈称公，如荣邦公、海信公等。也有加后缀“仔”，作为对修饰的名词的限制，相当于助词，没有实际意义。如“阿达仔”。客语动词的使用：食饭、做活、翻转、讨生活、打采茶等。对事物的称谓：禾埕、眠床、客人头、担竿、屋场、年头、糖仔、凳板、街路、蕃仔、笠仔、天晏了（天晚了）。谚语俗话：“讨了同年姊，鸳鸯不能比 ”、“戆狗想吃天鹅肉”等。
经过对作品中客家习语的整理发现，钟肇政对客家词汇在作品中的使用力求简洁易懂，没有读者读不懂的客家词汇。虽然使用汉字进行表达，但从语言的特殊性以及客语独特的构词和句式，不难找出具有客家特色的词汇。这是作者致力于将国语和客家话相互融合的结果。语言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特殊地域民系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系区别于别的民系的重要标志，更是民系内部认同的载体。客家话的使用对《沉沦》创造特定的语境，烘托作品的氛围，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客家特殊的风俗人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反映了锺肇政与客家文化深层的联系。
五、以小说推动客家文化意识钟肇政不仅是一位客籍作家，更是一位肩负振兴客家文化责任，有强烈族群认同意识的客家人。台湾作为一个移民特色显著的地域社会，除去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外，福佬人和客家人以及所谓的“外省人”构成台湾的三大族群。因福建与台湾的地理位置特别紧密，台湾的汉族移民也以福建人占多数。据统计，福佬人占到台湾总人口的75%，是台湾的第一大族群。而客家人移居台湾在时间上比福建人晚，而且仅占台湾人数的15%左右，拥有的资源以及经济能力都不如“福佬人”和“外省人”。加上他们往往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偏僻山区，经常迁徙，在其他族群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语言文化逐渐被同化，几乎成为“隐形人”。如同本文第四部分所论述的，钟肇政对客家文化即将被边缘化表示担忧。文化的式微往往被精英人物最先感知。与其说是社会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使客家人的族群认同意识得以加强，毋宁说是一位文化的领军人物以身作则，在前面进行引导。钟肇政是这群领军人物的佼佼者。他不仅在作品中关照客家乡土人情，在现实生活中，也致力于凸显客家文化认同， 八十年代末，他开始奔走于客家公共事务，推动客家电台的成立，参与“还我母语运动” 。由他领头成立了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他还担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宝岛台湾客家电视台董事长，并提出“新个客家人”的理念，其致力于“延续客家命脉，恢复客家尊严”的号召体现了客家知识分子敢于担当的伟大精神。对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关怀是他客家情怀的真实写照。《沉沦》中对客家文化元素和客家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无疑是客家人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上的一剂强心针。钟肇政也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成为展示客家人精神和文化的一个坐标、符号和榜样。他通过具有客家文学面貌和风格的创作，为台湾乡土文学创立了清新淳朴的风格和本土风味，也为客家人文化认同以及客家文学在台湾的彰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1］钟肇政．《沉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3．［2］汪景寿．《台湾小说作家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21.［3］转引自．《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徐国庆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9．［4］钟理和．钟肇政 ．《台湾文学两钟书》．台北： 草根出版事业．1998：59．［5］黄恒秋．《台湾客家文学史概论》［M］．台湾：客家台湾文史工作室．1998：1． 作者简介：曹亚男（1984—），女，湖南泸溪人，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民俗学研究生，主要研究客家民俗与民俗文化。 《台湾人三部曲》是作者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百万言的长篇小说。小说取材于台湾沦陷至光复的五十多年历史，以台湾北部九座寮陆家世代坚持抗日的情节为主线，再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同胞反抗日寇侵略的不屈不挠的历史画面。这是“用血，用泪，用骨髓”写下的“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也是一座标志当代台湾文学创作水平的丰碑，深受海内外文坛的推重。
小说共分三部，分别概括了台湾抗日历史的三个阶段。第一部《沉沦》着重反映1895年清政府割让台湾，台湾同胞为抵抗日军入侵而进行的奋勇斗争，这是台湾抗日运动的武装斗争阶段。小说着重描写陆家子弟兵在陆家四世后裔陆仁勇的率领下慨然出征，与台湾各路义军一起，用鲜血写下的气壮山河、保家卫国的悲壮史诗。第二部《沧溟行》以陆家第六代子孙陆维梁从事的抗日和民主运动为主线，再现了台湾抗日中期的斗争风貌。陆维梁生活的时代，台湾人民的武装反抗由于受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而渐趋低落，台湾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中国大陆的新文化运动受到启发，转向教育和发动民众从事合法的民主运动，以反抗日本统治当局。第三部《插天山之歌》以台湾光复前后为背景，写陆家七世孙陆志骧自东京潜回台湾从事秘密抗日工作，被日寇追缉跟踪而隐蔽于插天山的故事。小说虽然只写陆志骧逃避追捕的经历，但透过周围乡亲们对他的爱戴保护，也反映了广大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当时的时代风貌。
《台湾人三部曲》场面宏大，气魄雄伟，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气魄。从时间跨度来看，作品力图展示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但作者并没有采取流水帐般的连续性描写，而只截取三个典型的横断面来展示整个历史面貌。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95年清政府割台以后的二十年间，日本侵台政策主要是武力征服和镇压。所以被任命为台湾总督的均为大将或中将的日本军人。日军对台湾人民的血腥镇压必然带来台湾人民的武力反抗。然而，由于没有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加之武器的落后和原始，使得每次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沉沦》反映的正是这一段历史，作品中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感和对敌人誓不低头的悲壮之气。从1918年开始，日本对台政策有所改变，总督由军人变为文职，并高唱“日台一体”的口号，宣称要扶植台人自治。日本对台政策的松动，加之大陆“五四”精神促使了台湾知识界的觉醒，他们开始率领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合法斗争。《沧溟行》把1927年到1934年初这段历史作为它的背景，真实而准确地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特点。1937年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日之间矛盾激化，日本对台统治又趋严酷，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被迫转入地下。《插天山之歌》中的陆志骧到处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与无所作为，表面上给人一种软弱之感，实际上正反映出这一低潮时期的特征。整个作品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台湾的各个方面。既描写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又表现花红茶绿的牧歌风情；既反映抗日志士的斗争智慧，又抒写了青年男女亲密甜美的爱情。作家笔法多变，挥酒自如，使作品即是一曲英勇抗敌的悲歌，又是一幅如诗如画的风俗长卷。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爱国志士的英雄群像。深明大义、德高望重的信海公，身先士卒、沉着勇敢的陆仁勇，广交豪杰、智勇双全的抗日领袖胡老锦，立志献身民主运动的陆维梁，精通法律、善于斗争的农民领袖黄石顺，不畏风险、知难而进的陆志骧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正是这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使得整部作品构架宏阔而又血肉丰满。
从总体看，《台湾人三部曲》的确取得了许多独到的成就，但作品也存在着某些局限与不足，尤其是第三部，从主人公到一般群众，反抗的情绪显得过于低落，与前两部相比，多少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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