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武警总队政委周硕寰大校（兴宁大坪人）
周硕寰先生，现今广州《客家风情》杂志社主编、广东海外客属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州天河区文学工作者名誉主席。周硕寰先生简介：
周硕寰，兴宁大坪人，1942年4月出生，大专文化，1960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4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少尉军衔；1965年任惠阳军分区新闻干事；1968年任广东省军区新闻千事；同年，调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记者；1976年任《解放军报》政工处编辑；1978年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1979年调北京军事科学院任研究员；1981年调任院长秘书；1985年任武警广东省总队政治部副主任；恢复军衔时授上校警衔；1989年任武警广东省总队后勤部政委；1992年授大校警衔；1995年任武警广东省总队副政委(正师级)；1997年上半年退休后组任嘉应大学客座教授等职。从军38年间，在深圳边防5年，做新闻记者编辑14年；从事战争史研究2年；担任首长秘书4年；担任师、团领导职务13年。在各种不同岗位上，爱一行，钻一行，为部队留下不可磨灭的业绩。
新闻工作方面，每年见诸军内外报刊、电台稿件均100多篇，累计近百万字，包括消息、通讯、故事、诗歌、报告文学等。参与或主持宣传的在全军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有：1964年获国防部命名的沙头角“红色前哨第六连”拒腐蚀水不沾的各种报道，1962年获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军队区命名的“港口英雄民兵连”歼灭美蒋武匪特后的连续报道，深圳“文锦渡英雄民兵排”的报道，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典型，国防部命名的广州军区“爱民模范连”，公安部命名的“马口灭火英雄连”，全国全军学毛著积极分子黄祖示，历史荣誊团体“塔山英雄连”，“黄草岭英雄连”，复员军人先进典型谭长桥，优秀摄影家伍振超等—大批。为我军新闻宣传事业留下了一篇篇有份量、有影响的文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战争史研究方面，侧重红军战史研究，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编著，并为红军将领邝继勋翻案(误当反革命杀害)，为其家属和后代解除株连，得到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高度赞扬，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平反文章。
在担任领导职务方面，1985年任武警总队政治部副主任期间，深入深圳边防七支队、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进行部队正规化建设试点。担任工作组长，前后半年时间在两个单位的三个基层中队搞样板，然后向全支队、全站辐射，召开现场会推广。广东省领导王宁、宋志英和北京武警总部的领导亲自参观现场，《人民武警报》连续七天发表七篇经验和评论进行报道，引起很大反响。组任总队后勤部政委和总队副政委期间，亲手扭转广东武警总队计生工作的被动局面，提出“一年改变面貌，二年跨进省市先进行列，三年向全国全军先进看齐”的口号，经过上上下下共同努力，广东总队的计生工作先后被广州市、广东省评为先进，接着又被武警总部和解放军评为先进，其中具有创造性的“国策兴家强队工程”，试点广州支队的经验，在全军和全武警得到推广，国家计生委和武警总部、广东省广州市领导还参加了试点现场会，受到一致好评。在落实抓基层全面工作方面，带领工作组深入全省武警40多个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写了《正确处理落实“纲要”中的几个关系》的调查报告，被武警总部转发全国武警，并先后给机关、部队院校作十多场报告，得到上上下下的充分肯定。
艺术追求方面，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利用点滴时间从事文艺创作和书法艺术的探索，先后有小说《酒后吐真言》，传记文学《舒同的脚印》等书问世，且被多所大专院校艺术专业选为辅助读物。书法艺术方面，从师中国第一任书协主席舒同，各体均沾，擅长行草，曾有多幅作品被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原书画院等单位收藏，在龙山等多处碑林有个人作品石刻，在各种书法比赛中获得金奖、银奖、优秀奖多项，主要业绩已被收入《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书画名家签铃章艺术总览》、《世界华人书法篆刻名家大辞典》等20多部辞书，1993年6月被世界艺术名人评审委员会评为“书画名人”。现受任广州市天河区文学艺术工作协会名誉主席，荷泽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三味书面院，中原书画院高级书面师，中国金陵印社总部艺术指导，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等十多个社会职务。
周硕寰同志—向热爱家乡，积极支持家乡的建设事业，乐于为百姓办实事。这些年他配合兴宁市府和大坪镇府向省政府和有关单位请款，同时又动员海内外乐捐好施的贤达和自己家人捐款，下拔资金和捐助合计557．69万元(不含尚未到位的300多万元)。其中用于教育事业的128.7万元，(大坪中学建校70多万元，大坪镇咨洞小学建校50万，大坪中学“育英奖教奖学基金”4.7万元，三次资助大坪镇中小学贫困学生4万元)；用于文化事业8．89万元(兴宁图书馆6万元，兴宁历史纪念馆2.89万元)；其他用于家乡公路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
(大坪中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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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叶剑英领导广东镇反运动的历史功绩
试论叶剑英领导广东镇反运动的历史功绩周硕寰
1949年至1953年，叶剑英在主持华南工作期间，领导了广东的镇反运动。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的领导下，叶剑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镇反的方针和措施，“准、稳、狠”地镇压反革命，有效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广东的安定，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历史证明，叶剑英领导的广东镇反运动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一、镇压反革命是广东地理、政治历史特点和巩固政权的必然
全国解放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甘心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利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的时机，不断派出小股匪徒配合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土匪和恶霸对我袭击和破坏，妄图扼杀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党中央、毛主席鉴于这种情况，于1950年秋发动了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近代史上，广东人民既受英日侵略者的凌辱，又受国内官僚资本的压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尤为明显。因此，广东的社会基础十分复杂，各种矛盾斗争异常激烈，广东又毗邻港澳，海岸线长达3700多公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水陆交通复杂，便于敌特隐蔽和疏散。广东还是全国解放较晚的省份之一，省会广州是敌特在大陆上最后的大据点。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中统、军统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钉子”，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组织多，三者密切配合，形成不可忽视的反动势力。他们背靠美蒋，破坏土地改革，篡夺农村政权，打击陷害我干部和群众。叶剑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呈送的专题报告中曾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组织反动武装，煽动暴动，袭击区乡政府。据社会部掌握的资料统计，解放以来至1951年4月，广东有两个县城76个区乡政府及工作队遭袭击，被害工作人员达99名，先后发生暴动39次，被害干部207人，被俘78人。二是掌握基层、组织叛变。1950年2月，西江封开县有7个乡政府发生叛变骚动，9月，北江区政府叛变，打死我干部5人。据统计，各地发生叛变64次，叛变人数3500多人。三是破坏我重要设备。1950年元宵节之夜，电白至茂名段公路桥梁六座被毁，一汽车渡船被焚。5月，一匪特向我广州军管会（当晚是军区召开干部晚会）投手榴弹，还企图炸我省府，被发觉制止未受损失。据统计，全省各地共发生匪特爆炸桥梁45次，损毁桥梁18座，炸坏铁道16次，损铁轨12条。四是打入我内部，窃取情报，放毒、暗害和刺杀我干部和首长。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各地发生暗杀事件73次，被杀害共167人，刺伤233人；投毒14起，中毒233人，毒死21人，五是破坏财经建设和土改。据统计，解放以来至1951年初，敌特对我经济破坏事件达171次，损失45亿4千余万元（旧人民币），粮谷3300余担，大米300余万斤。匪特还勾结反动会道门和教会进行造谣、煽动，破坏我土改和经济建设。
在这种尖锐复杂的情况面前，我们一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蒋介石集团再也没有能力对抗，漏网的特务及一些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也不足为患，存在着骄傲和盲目乐观的思想。因而，在对待打击反革命分子上表现为过分仁慈，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该杀未杀，有的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三擒三纵”。这些言行在客观上助长了反革命气焰，正气上不来，严重影响了我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工作的开展。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必然会产生危及我人民政权的严重后果。叶剑英根据广东这一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1950年底至1952年底的两年间，开展了广东全省的镇压反革命活动。
二、在运动中防止和纠正“左”和“右”的两种倾向
对镇压反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叶剑英非常重视动员和发动群众。他明确指出：“要保证镇反运动成为广大群众性运动”。①还指出：“广东不杀一批反革命分子，群众就会骂我们，对我们政策有怀疑，群众也发动不起来。”②叶剑英认为群众动员起来了，我们就能掌握运动的主动权，就能孤立敌人，打击得准，避免犯错误，使运动健康发展。运动开始阶段，有的地方镇压反革命没有进行宣传，造成声势，而是采取神秘主义，群众不知道怎么回事。针对这一情况叶剑英即签发《对判决反革命的几点指示》的电报，指出要学习北京大张旗鼓的做法，要求各地处决反革命要开群众大会，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以教育人民发动群众。叶剑英还针对西江广宁县匪特煽动群众百余人，以神打队名义举行暴动，围攻六区十二村村政府的严重事件，发出《充分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电报。指出：“如果我们不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实行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力量不能迅速扑灭，群众就不能抬头”③。各地认真贯彻通知精神，使镇反运动很快由神秘转向公开，由行政镇反发展为群众镇反，很快进入了高潮。南雄县先后开过大规模的公审会40多次，小型控诉会200多次，参加群众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二，激励了群众镇反的热情，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西江罗定县女代表谷大嫂、坚决勇敢，不畏艰险，日夜跟踪匪特，率领农民进山捕一匪首，协助政府一举破获了匪广州绥署西江指挥所第三路军独立第三旅全案。仁化县长江区男女老少齐出动，集合2000余人搜山围匪，撒下天罗地网，终将匪首擒获。在清理积案阶段，叶剑英同样强调指出：“要使清案工作既快又准，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地展开工作。必须克服孤立主义的做法，很好召开干部会、人代会、群众大会，正确交代政策，打通思想”④。
镇反运动中叶剑英很注重运用专政工具，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加强公安司法机关建设。华南地区社会情况复杂，对敌斗争任务艰巨，各方面的干部都比较缺，而公安司法方面的干部更少。叶剑英一方面配好区县两级公安司法机关的领导，从野战军中抽出优秀干部充实到公安司法机关；另一方面从编制和公安武装的设立配备上，加强公安司法机关的建设，并在工作上给予大力支持。他多次听取汇报，研究镇反工作中的问题，亲临公安工作会议作指示，还亲自向毛主席起草镇反的专题报告，涉及镇反工作的有关文件、指示、电报及材料亲自阅示签发。
运动中，叶剑英始终坚持“准、稳、狠”以“准”为原则的打击方针。1950年底，毛主底发出指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叶剑英认真贯彻这一指示，以打得“准”作为运动的基本方针。他在1951年1月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中说：“我们是以杀得准的原则加以批准，我们向各地说要杀得准，不怕多，当本此精神加强镇压”。⑤叶剑英在关于整顿队伍镇压反革命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杀人不怕多，只怕错”。我们要动员干部要敢于杀反革命，坚决杀一批，要杀得准”。⑥叶剑英在1951年4月5日向毛主席汇报广东镇反情况中，同样强调要杀得准，“提防杀错”⑦。“准、稳、狠”三字打击方针，叶剑英认为“狠”是对反革命的态度要坚决，不能心慈手软，该杀的有多少杀多少；“准”是关键，杀准了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灭敌人的威风，又能鼓舞人民斗争，长人民志气；“稳”是对运动的要求，不要搞乱了，要通过运动，既能稳定民心，又能稳定政治局面。叶剑英对运动的“火候”掌握得非常准确。运动开始时，叶剑英于11月4日召开分局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镇反问题，之后分局向各地发出了执行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指示》的指示，要求各地委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并作出计划，要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准、狠、稳地镇压反革命。使运动在1951年3月形成高潮，各地大胆坚决地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欢欣鼓舞。据统计到1951年4月底止已处决反革命24434名，摧毁了圣母会、三合会、大刀会、黄旗党、忠义党、洪门等反动会道门。当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运动出现了“左”的偏差，叶剑英注意适时收缩，于5月15日向各区党委发出电报，要各地“普遍收缩”，严格控制，对可杀可不杀的人坚决不杀，并把杀人权收到省。叶剑英在1951年5月27日晚的“华南镇反会议小组讨论汇报会”上指出：“要掌握运动规律，就象撒网一样，抓紧同纲，坚决展开，适时收缩”，还指出：“镇反要收缩，大批不行，小批还可以，但要搞准”⑧。之后，叶剑英致电毛主席汇报了镇反情况和存在问题，阐明采取适当收缩的方针有三个好处：一是可取得社会的同情，减少民主人士的过分震动；二是可更好地区分轻重，瓦解敌人；三是可杀得准。毛主席复电指示：“华南镇反成绩很大，甚慰”，并指示可根据实际情况“从6月1日起停止捕人，集中力量清理积案”⑨。从此，全省的镇反工作进入收缩、清理积案阶段。华南分局于1950年6月20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成立广东省镇反委员会，由叶剑英、古大存、谭政文等7人组成，叶剑英任主任，下设劳改、清案、清理中内层、肃清反革命分子委员会。各个委员会吸收一些民主人士参加。在各委员会领导下，各地一面清理积案，释放了一些捕错的人，正确处置了一些有怀疑的人；一面深挖隐藏在海岛逃到“天涯海角”的匪首或特务头子，杀了一些非杀不可的人。为了杀得更准，分局于1951年7月5日向各地发出指示，规定对一般反革命必须经地委批准始能逮捕；今后杀人一律经地委统一研究、审定名单，然后报华南分局统一批准。军队系统暂时停止单独批准杀人。实践证明叶剑英采取及时收缩的措施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使镇反运动健康发展，叶剑英注意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和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左”和“右”的两种偏差。运动开始不久，叶剑英指示组织政法视察组，由法院、检察署和公安组成6个小组，分别到东江、珠江、粤中、西江、高雷等区视察，具体布置和指导镇反工作。在收缩和清理积案阶段，叶剑英又派出8个工作组深入各地帮助指导工作。为了掌握各地镇反情况，在批准死刑权暂时委托专署、地委和分区党委，捕人权下放县委的同时，叶剑英规定各地每星期向省府作一次简报，及时处理镇反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1951年6月初，李坚真写给叶剑英的报告反映了两江镇反出现捕人不慎重情况，叶及时向西江地区发出指示：要求地委必须根据自己力量，立即组织工作组，认真检查过去7个月来的镇反工作，对错捕者应道歉，无条件释放；对可捕可不捕者，以嫌疑对象警告释放。对运动中出现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差，如：有的杀人，手续不严；有的刑讯逼供非法处决；有的地方“自杀”事件接连发生；有的地委将批准权交给地委委员个人。针对上述种种情况，叶剑英发出“坚决纠正乱捕乱杀的偏差”的指示：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实际上已经发生和至今仍存在乱捕乱杀的地区即令其停止捕人杀人，负责同志应亲自作深入检查，弄清情况，查明原因，加以处理。同时指出：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执行捕杀批准制度。同时以华南分局名义签发《关于杀人捕人批准权的指示》电报，收回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叶剑英还强调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把狠狠地杀一批和广泛地团结一批结合起来”。在处理个别特殊的涉及民主党派的反革命案件时，其处理和批准权仍在省方，各地不能擅自处理。这些规定对于团结民主党派人士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叶剑英领导镇反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广东全境的镇反工作在叶剑英的正确领导下，经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自解放后至1951年8月10日止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2．4万多人，处决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近3万人，破获特务及匪地下军等反革命案件2200多宗。缴获枪炮近14万件，子弹140万发，手榴弹、炸弹、雷管一大批，电台175部。还登记了匪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内调局、中美合作所等各系特务及帝国主义间谍437名，反动党团区分部、支部委员和分队长以上骨干分子6300余名。有效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气焰，民气大伸，城乡秩序大为安定，社会景象焕然一新，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退租退押和经济建设等各项重大任务的顺利完成。这对巩固祖国南大门新生的人民政权，乃至巩固全国性的胜利是有十分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充分证明，叶剑英领导广东镇反运动的丰功伟绩是抹杀不了的。
首先，从镇反的指导思想上看是实事求是的。叶剑英领导广东的镇反运动把“打得准”的思想贯彻始终。他的讲话和指示多次提出要“打得准”，十分强调一个“准”字。叶剑英这一指导思想，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确定下来的，准与不准的问题，实际上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准”是实事求是的目的，捕杀得不准就犯错误，违背了实事求是。既是对人民的残忍，又是对敌人的仁慈。从广东当时的社会情况看，社会治安复杂，敌特多、土匪多、黑社会组织多、破坏活动多。广东又面临港澳，干部少，经验不足。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捕得不准，杀得不对，就会影响群众的情绪，影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由于叶剑英在镇反运动中贯彻了“打得准”这一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才使广东的镇反运动能健康发展。今天看来，确实起到了防止和纠正“左”和“右”两种偏差的作用。
其次，从执行镇反政策上看，与党中央是一致的。叶剑英在镇反运动中执行党中央的镇反指示和政策是坚决的，认真的，他亲自作镇反动员，四次向毛主席专题报告广东镇反工作情况，主持会议专题研究镇反工作问题。这说明广东的镇反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
再次，从镇反运动的效果上看是好的。这次运动既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又发动了群众。全省有800万人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各种活动。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叶剑英领导广东镇反运动的功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责任编辑：赵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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