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朱天心
南方都市报：你在《想我眷村的兄弟们》里说，为什么眷村人不把这里当作此生的落脚点，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他们“无坟可上”。朱天心：确实是这样。眷村的地点一般会选很郊区，因为地便宜。所以很多人家就靠近坟墓山。我们家也是。清明节我们在山上玩，是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不同：台湾人那一天都在拜坟，而眷村人那一天也很奇怪，都是静悄悄的。回到家，只知道爸爸在做很正经的事情，对着远方，脸上的表情说悲伤也不是悲伤，很奇怪。因为不知道老家的爷爷奶奶还在不在，也不知道该不该烧纸给他们。所以这一天小孩子都会乖一点，知道不要惹怒大人。
南方都市报：眷村的生长经历带给你什么样重要的影响？
朱天心：眷村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不管受什么教育，都有知识分子的性格。可能跟父辈有关系，即使他当年是被迫来台湾的，后来也会真心相信自己是在保卫土地和人民。上一辈人都会觉得国家重任是在他们肩上，觉得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眷村人都很大声，很爱谈公共领域的事，有责任感。这是很正面的价值，因为公民社会的形成，要求每个人都对他者，而不光是对自己有更多的关切。这对我一直都有正面的影响。包括我后来选择做一个作家，我绝对不会在一个很个人、很自我的小世界里凝视自己。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许多关于眷村的小说，对于眷村的这种感情，只是出于怀旧的原因吗？
朱天心：我是做过比较的，我也曾在外公外婆家呆过一段时间，他们是台湾的客家人。我后来在一篇小说里写过一个中年外省人和客家人的对话，其实两个都是我自己，各一半。就是说，很奇怪，为什么我在眷村的时候很开心很愉快，有很多话要说，为什么到了客家庄就很烦躁。我后来想这不是省籍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外婆他们家是地方上的士绅，家境非常好，房子很大，不少佣人。我会听到他们讲很多舅妈们彼此之间的勾心斗角；有时候会讲他们很憎恶闽南人，很害怕外省人。我回到眷村，眷村人是一穷二白的好兄弟，我有两颗花生要分一颗给你吃，彼此支撑，讲义气，我是喜欢眷村这个价值的。但后来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太穷了，穷到极致所以人性不需经受考验。
所以，眷村对我还有这样一个意义吧，在我自己的人格养成的时候，有一些我喜欢的素质，比如对自己相信的东西要有勇气，比如正直，对很多良好价值的坚持，这是眷村对我的影响。但在现在社会看来这些可能是挺傻的。
专题采访/撰文：
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周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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