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口迁徙论考》有关江西部分
《福建人口迁徙论考》有关江西部分林汀水(厦门大学 历史研究所,福建厦门 361005)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三年第二期
赣人之入闽
至于邵武和汀州,迁入的则多是为江西之赣人。邵武古为闽越地。隋属临川郡(治今江西抚州市)。安史乱后,已有较多赣人的移入。宋初置邵武军,元丰时有户87,592,庆元四年增至142,100户。南宋增户急速,盖因其时江西各地战乱,曾有大批难民的涌入,诚如《嘉靖邵武府志》卷5说:“宋都杭,入闽之族益众,(邵武)始无不耕之地”。到了宋末元初,蒙军南下,赣人移入邵武的更多。据陈遵统调查,“我在邵武的八个年头中,差不多邵武各大姓的家谱都看过,可以总括的下个结论:邵武的大部分人民是由中原移转而来,而迁徙的道路,十有八九由江西而来,考究它的年代,大部分是宋代,而宋代之中,南宋初期比北宋多,元兵围汴的前后,又比南宋初期多”。迁徙路线主要当从南昌经抚州,再由资溪、黎川、南丰转入光泽、泰宁、建宁和邵武。
汀州本来也属蛮僚地,唐开元二十一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户4,680,乾宁间还发生“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北宋元丰时，有户81,454,南宋隆兴二年,户数急增至174,517,到了庆元间,又增至218,570 。至是,也使汀州“地狭人稠,至有瞻养无资,生子不举者”。汀州人口急增,也从南宋开始。此时,金兵南下,迳袭洪州,跟随隆祐太后逃入江西的南宋官兵和家属沿着赣江河谷而上,退至虔州,部分官兵和家属即避难汀州。继后,又有溃兵流民武装集团进入江西,连陷数州军,又有大批江西的难民纷纷逃入,或由江西退避邵武,再由邵武辗转汀州。正因如是,所以见之族谱资料都说,汀州的祖先原住中原,后迁江西,迨金兵南下,始入闽西。
元军攻宋进入江南两浙后,又使这些地方许多难民逃入福建,如上所说蒙军攻宋,赣人入迁邵武“又比南宋初期多”。由是至咸淳七年,便使邵武的户数比庆元四年增多7万余户。那时,文天祥部集聚力量于汀、赣二州抗元,也当有许多难民避难汀州。如刘土熏《水云村稿》卷4《赵抚州传》说,时抚州知州赵戊岊抗元失败,便在汀州隐居,即是其例。
明清时候,闽北的延、建、邵三府和闽东北的福宁府饥疫和战乱特多,且十分严重。志书载,成化、万历间,福安“连荒”多年,顺治四至九年,邵武连续大饥六年,道光十六年建阳的“大荒”、咸丰三年霞浦的饥荒,都是历史上最大的饥年,且连饥两年以上屡见不鲜。大饥之年“饿殍载道”,“饿死者相枕籍”。疫情一样严重。永乐六年“户部启,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万八千四百余口”,永乐八年邵武府言,“比岁境内疫民死绝万二千余户”,永乐十六年建安县张准又言:“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继后,志书又载,万历三十九年邵武痘疹,“小儿多死”;洪武二年霞浦大疫,“死者相枕籍”,嘉靖元年痘疹大作,“殇者甚众,二年,亦然”,十四年大疫,“道歹堇相望”;乾隆九年痘疹流行,始于三月,“越岁乃止”;嘉靖元年福安痘疹大作,“瘗坎相望”,三十八年大荒大饥,“死者二千人”;道光四年痘疹大作,“死者不可胜数”。
先遭矿工骚乱,“迄无宁岁”,清咸丰八年,又因知县督率兵民抵抗太平军,“绅民殉难遇害者十数万人”;崇安县先有邓茂七之乱,清初又遭王祁的洗劫,“所过为墟,民不耕种者几十载”;建阳县先有邓茂七之乱,嘉靖四十年,又遭袁三、黄凤的烧杀,“民死者无算”,康熙十三年耿逆之变,“大肆焚掠,人民逃散”,及至咸丰十一年再经红巾之乱,人口骤减“二十倍”;邵武府“明万隆间,累遭迁徙,荡析离居,生聚益少”,光泽县咸丰二年“两遭粤匪,兵荒疾疫,生齿大耗”;闽东北沿海各地也因清初“迁界”,“田庐荒芜,鱼盐失利,百姓流离,惨不可言”,“东南北路尽绝人烟”,山区内地的寿宁县两遭变乱,同样“人人沟壑,井井坵墟”,“生齿从此益消乏”。
由于饥疫、战乱频繁,人口大耗,邻近的浙赣之人便纷纷移入以上各地定居。诚如志书所言,浦城“自兵燹后,死亡转徙,土著愈稀,客籍愈众,城乡市镇列肆坐廛,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为最颗;负贩食力之流,又大半皆浙江人,至挟赀远出,转运舟车,懋迁货物者,土人亦十无一二”。
另据《崇安县新志·氏族志》云,崇安县47个姓氏中,有13个姓是明清迁入的,大多为浙赣人。光绪《光泽县乡土志·氏族志》也称,毛氏“明自铅山迁来,已历十二代”,明季由漳、泉、汀、赣迁居北乡者,有“蔡、伊、吕、戴、林”,清初由江西迁居四乡的,有“邓、邱、游、梁、饶、丁,居城厢;郊郭者,周、杨、朱、穆、裘、彭、欧阳”,光泽县“有泉州民,有(江西)新城、泸溪、铅山、贵溪民,城居极多,视土著不啻十之三”。建阳县更因开山种茶,每逢茶季“突添江右数十万人”。正因如是,所以遂使赣语进而波及到邵武以外的顺昌、将乐、建阳和今武夷山市,吴语则成浦城县重要的方言之一。
光绪《光泽县乡土志·氏族》说,光泽县“有泉州民,有(江西)新城、泸溪、铅山、贵溪民,城居极多,视土著不啻十之三,而客主异势”。
明初在今武平县设置武平千户所,让其军人与家属在这屯垦与守卫,这些人自称“军家人”,从他们所保存的族谱看,许多人的原籍应是江西抚州、南城人,于是又在武平形成“军家话”的另一方言岛。
闽人之入赣
宋元时候因战争和瘟疫,赣州人口大耗,至元,人口不到30万。到了明初洪武间,大约也仅40万。另据嘉靖四年《江西通志》载,洪武时赣南各县有口44万,而至乾隆间,总数已经达到260万;至嘉庆又增至397万。由于人口急增,同治时已使赣南的许多地方“朝夕果腹多包粟薯芋,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
明清时候,赣南人口急增,是因有闽粤之人大量的入迁。闽人入迁赣南,始于明代。初时,“春耕闽粤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赣、建(建昌府),翼然而虎,巨寇也”,是在农闲季节进入的,尚未定居。到了中期,才有部分流人至此佃耕而留居下来。康熙时候魏礼曾说:“阳都(宁都县)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久历数百年”。盖因这里地旷人稀,汀人视此为乐土,便相招引于此搭棚开发,而成“棚民”。对此,《中国移民史》的作者广搜资料,并深入实地调查,曾对当时的移民分布作过较详的叙述。该书指出,汀民入迁赣南,主要是居宁都、石城、瑞金、兴国、赣县、雩都各县,而南康、大庾、上犹与今崇义各县也有一些移民分布。
至若赣中,《中国移民史》也据调查等资料,指出建昌府的汀州客家人,主要是迁至广昌县的山区。这里的客家移民,早在明代已经进入,至清前期达到高潮,就山区而论,在山区的649个村庄里,闽籍村庄198个,占全部村庄的30 5%。吉安府则以龙泉县为多。乾隆《龙泉县志·风物志》云:“泉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邑有山可种,渐舆只身入境,求主佃山”,“粤、闽之人比户可封,生齿益繁,而相继流至者愈多”。其他地方如遂川、永宁、宁冈、泰和各县,也都有较多汀州的移民,诚如光绪《吉安府志》卷1《地理志》言:“夫邑之有附氓,犹人身肉之有瘤,迩者闽广流户动以万计,据山而耕,盘结滋蔓”。
再是赣西北,康熙《宜春县志》卷12《风俗》:“袁州接壤于南,为吴楚咽喉重地,百年以前,居民因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数十余万”。这支来自汀州的客烟”。家人,大致是在萍乡、宜春和分宜数县的北部与万载县的西部活动。因据同治《新昌县志·武备》,有载:“天井埚者,……向多闽人种靛,搭棚以居”。天井埚正处以上各县之间。迨至康熙年代,实行招垦,又招徕大批闽西的客家人。此如同治《苏州府志》卷82《人物·苏昭庭传》所载:“万载地险僻,山岭绵亘,有客民自闽粤来,居之累数十年,积三万余人,曰棚民”。
赣东北经过“三藩之乱”,广信府属丁缺田荒,也行招垦。那时,也从永春、莆田各县移来大批的闽南人,致使上饶县至今还有闽南方言的存在。
邵武位于福建西北的闽赣交界处,西与江西黎川接壤。关于它的方言归属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客赣方言,现在一般将客赣分立,则它属于赣方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属于闽方言。
《从邵武方言几个语言特点的性质看其归属》（张双庆 万波《语言研究》1996年01期）认为邵武方言属赣语。其结论说：
我们的讨论从回顾前人关于邵武方言的归属的论述开始,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邵武方言里古全浊声母演变的性质及古知彻澄母今读的性质。接着我们从三个方面说明把邵武方言中非入声字今读入声现象与古全浊声母演变相联系的不妥,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无关系,并通过与相邻的赣语黎川方言的比较,证明其性质为小称变调。同时还通过与其他有类似现象的相邻方言在调值和调类流向方面的比较,说明这一地区的小称变调属于一种以高降调型为特征的纯声调变化类型的小称变调,而非有的学者所认为“ 化小称”型态。因此,从古全浊声母的演变类型来看,邵武方言应属赣语。进而我们又讨论了邵武方言里中古知彻澄母今读的性质,通过将邵武方言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闽赣方言的比较,说明了在古知彻澄母今读的性质上,闽赣的差别在于:闽语今不分二等三等都读ｔ、ｔ‘,而赣语则是三等读ｔ、ｔ‘,二等读ｔｓ、ｔｓ‘,邵武方言是在赣语型的基础上叠置了另一个ｔｓ‘→ｔ‘的层次。并且邵武方言知彻澄三等字今读ｔ、ｔ‘也与赣语相同,属于后起现象,而不同于闽语是直承上古而来。因此,从古知彻澄母今读的性质来看,邵武方言也应属赣方言。这样,根据以上两个主要特点,再参考其他语音特点和词汇特点,我们的结论是邵武方言属于赣语。当然,邵武方言里也有一些局部性闽语的特点,如来母读ｓ声母等,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其属于赣语的根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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