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松和海南儋州石屋大队
胡松和海南儋州石屋大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50多年前的石屋大队，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时任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胡松。在胡松的带领下，石屋人苦干2个月，开发出燕子潭500多亩荒地，并种上了木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50多年前的石屋大队，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时任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胡松。他的名字，与石屋大队一起镌刻在海南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与石屋大队共沉浮。
讲真话的支书
“没有胡松，就没有辉煌一时的石屋大队，就没有我们当时的‘双百万’。”9月8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市那大镇石屋村采访，村里几位曾经和胡松一起共事过的老人一致认为，胡松是石屋大队的缔造者。
“他的经历很曲折，结局也令人惋惜。”曾作为胡松的副手，今年已经72岁的范华庆老人如此评价胡松的一生。
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并没有因为一组组令人瞠目的高产数据，给群众带来真正的温饱。“1958年，我们也吃大锅饭，可是吃了不到3个月，就把全大队的粮食吃完了。”范华庆回忆，到了1959年，石屋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旱灾，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每人每天只有3两米的口粮。
“石屋大队原是高级青年社，人民公社化后改为石屋大队，共有5个生产队。“大跃进”开始后，各地都在放卫星，动不动就提出亩产上万斤的生产指标，但是胡松坚持实事求是。”曾经是石屋生产队队长的陈火妹，今年88岁了。这位琼崖纵队的老战士说，胡松非常能吃苦，事事走在前面，还敢讲真话。
“他说那些高产水稻田是‘红旗稻白旗谷’。”陈火妹解释，这是海南人比较形象的表达方法，就是水稻种着的时候冒进成高产的“红旗”，但到成为粮食的时候就是下降的“白旗”了，填不饱老百姓的肚皮，而胡松也因为这样的言论，被关进了学习班，被关了一年半。
开荒种粮度饥荒
直到1959年七八月间，胡松才被放回来担任石屋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全村人心惶惶，因为饥饿，很多人计划出去逃荒。”范华庆回忆，胡松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告诉大家逃荒是死路一条，要想不挨饿，就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他说，石屋地少，那就找荒山要粮食。”
于是，胡松组织了石屋大队的生产突击队，进入石屋的燕子潭开荒。“胡松带领大家吃住在山上，每天劳动16个小时，砍山、清除巨石、平整土地，胡松样样带头干。”曾在山上和胡松一起劳动的范华庆至今记得，胡松上山不久，腿上长了一个大脓疮，加上胃病发作，他就用藤条编个吊椅，坐着砍树。
在胡松的带领下，石屋人苦干2个月，开发出燕子潭500多亩荒地，并种上了木薯。“第二年，我们就有木薯吃了，大家不用再挨饿了。到1962年，石屋开始有余粮了，并且还支援邻近挨饿的生产队。”范华庆自豪地说。
“这一切都与胡松分不开，那时，胡松就是石屋大队的顶梁柱、主心骨。”当时担任石屋大队妇女主任，今年71岁的刘三妹说，石屋大队一步步走向辉煌，每一步都是在胡松带领下实现的。
与大寨齐名的富裕队
刘三妹非常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年安排生产，大家齐心协力，热情很高，共同为集体劳动，没有任何怨言。”刘三妹说，粮食问题解决后，胡松又提出“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种养结合、办农业加工厂、搞农业机械化”等长远的发展方针，石屋人从有粮变得有钱。至1964年，石屋拥有集体财产120多万元，除了100多个热带作物园和水果园以外，还办起了橡胶厂，淀粉加工厂，发电厂，石灰窑，购买了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还有电动打谷机和碾米机。
“那时的石屋人，孩子上学不用钱、看病不用钱、看电影不用钱，住的房子是集体盖的，还用上了电灯电话，老人还有养老金。”短短十年，石屋崛起，与大寨齐名，风靡全国。
而胡松也先后担任那大公社书记、儋县县委副书记、海南行政区党委成员，广东省贫协领导成员、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73年9月22日的《海南日报》头版，整版介绍胡松的先进事迹，标题为《永远向前的人》，报纸上卷起裤腿与农民一起在田间地头劳动的胡松对着镜头乐呵呵地笑着。
1979年，胡松调离石屋大队，到松涛水库管理局当副局长。至此，胡松很少在公众视野中出现。
1981年，大包干浪潮席卷全国，儋县县委工作组进驻石屋，想让村民继续走集体化的老路，但是终究没有实现。石屋分田到户，原来种植的橡胶、集体盖的住房，也一一分到各家各户，一个学大寨的典型就此划上了句号。
(海南日报海口9月2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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