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畸人 廖平
经学畸人 廖平（1852—1932）作者：舒大刚
推倒一时，开拓万古；
光被四表，周流六虚！
这是近代经学家廖平自署楹联。“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好大的口气！他确实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古往今来经学史上一切界限和篱樊推得干干净净，开辟了一个没有门户之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甚至扫除了学术史上儒家与百家，甚至与释道的区别，欲建立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体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经哲学。这样大的勇气，这样大的构想，真是千古一人，旷世宏论！但是，他一生的努力又常常事与愿违，虽层变其说也不能自适，不得不一次、二次……以至于六次改变自己的学说；他一生尊孔读经的呼号，又恰恰成了儒家经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哀鸣。他——廖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经学畸人。
一、寂寞农家子 苦读事笔耕
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旭陔。初号四益，继号五译，晚号六译。清咸丰二年（1852）生于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国古典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廖平祖籍湖北孝感，明洪武二年（1376）随着“湖广填四川”的人流迁入四川，几经转折才定居于井研县盐井湾。这里，既无平原沃野之饶，又无川泽舟揖之利，举目一片荒凉，满野蓬壁茅舍。文化落后，教育缺乏，自明历清，了无闻人。廖氏家族迁入这里，也是“四百年间无显者”（《廖平年谱》，下引，不复出注。）所幸人丁兴旺，家族颇繁。廖氏祖先，世世代代以农耕、商贩为业。直到清朝末年，才出了个读书人廖平，一举成为名儒，光宗耀祖，还给盐井湾这个俗里俗气的小乡镇带来了“研经”湾的雅号。
廖平的父亲名复槐，号继诚，为人正直，识字不多，却深明大义，常常排难解纷、周人急难，很得乡亲信任。早年为人放牛佣耕，后来年挣月积，在镇上开了自己的一家磨房，继又增开了一家糕饼店，操持着“一担谷子三斤米，一张薄饼一铜钱”的小本经营。夫人雷氏，是个小脚，但为人娴静，精于女红，纺纱绩麻，无所不通。除了负责一家大小的穿戴，还出售些剩余产品以住家需。这对勤劳的夫妇男耕女织，早出晚归，艰难地哺养着6个儿女，廖平就是他们的第四子。日子虽然清苦，家庭倒也合睦。不料在廖平五六岁时，连续两年天旱，收成锐减，廖家磨坊和烧饼铺也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关门大吉。灾荒四起，饿殍遍野，咸丰九年（1859）九月李蓝起义自滇入川，盐工饥民，踊跃加入，川南川西，尽为厮杀之场。井研县城，被围得铁桶一般，70余日，不得解围。官宦之家，或固守城池，或据守山寨；贫苦人家，只得四出逃散。廖平父亲一肩挑了家当，带领一家外出逃难；母亲背负老五，怀抱廖平，一路惊惊惶惶，躲躲藏藏，最后来到仁寿县大愿寨，砍树割茅，造棚栖身。不料大年三十，廖平因出于对富豪之家张灯结彩的羡慕，自作灯笼，不慎失火，一爿茅屋化为乌有。生活异常窘迫。
次年五月，清廷调湘军入川，起义军退出井研，兵火暂歇，廖平一家也才重返故里，但人是物非，磨坊与饼店早已荡然无存。廖平一家从瓦砾场中拾来残砖短椽，垒屋栖身。复东借西贷，得30吊钱。免强重理旧业。廖平父亲吃苦耐劳，母亲又善于持家，三个哥哥也都长成精壮小伙，在廖父的督领之下，这个流离失所的家庭，居然又红红火火地开张起来。廖平因年幼帮不上忙，被送往师塾念书。这也许完全出于父亲需要一个能写会算的帐房先生的愿望，谁知却成了廖平成为一代经学大师的开端。
廖平祖上既非书香，为人也不明敏。他天资平平，记忆殊差，每天背课之时，他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在科举填括的时代里，记诵是最基本功夫，也是许多读书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领，可是，这个全家勒紧了裤腰带送来念书的小学生却在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为失望，于是令其退学。看见别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廖平自然不会甘心。一天，他拿了钓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虔诚地发愿说：“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约得两尾鲤鱼。”出门垂钓溪涧，果然钓得两尾红朴朴的大鲤鱼，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也兴奋异常。廖父望着还扑腾扑腾弹动的红鲤鱼，认为祖宗真的显灵，孺子可教，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牵了廖平再投塾师，请免其记诵。从此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为富有特色的经学家，原因也在于此。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经学初程》）这个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学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转机，因此他后来为学有成后，还深情地题其室日“双鲤堂”，以志纪念。
转瞬之间，廖平已长成十四五岁的少年。这时，廖家娶了两个媳妇，添丁加口，廖平又在镇上开了家茶馆。为了平均劳作，廖平再次停学，手持茶壶在茶馆里跑堂。一天，廖平掺茶时不小心将水溅到了一位客官身上，客人勃然大怒，任凭这位斯斯文文的小茶倌怎样认错、陪不是，客人硬是不饶不依，羞辱谩骂，纠缠不休。惭愧、羞辱、失望使他不由得想起“耕也，馁在其中也；学也，禄在其中也”的夫子之教，记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意识到一个平民子弟，要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必须发愤读书、一举成名。于是在招牌上大书“我要读书”四字，愤然离去。家人得知，四出寻找，结果在一座破庙中找到了他，人们发现他兀自一人在那里捧书苦读。诸兄大为感动，一起劝廖父让他重修学业。此后诸兄自动延长劳动时间，以代替廖平。母亲则在每餐应煮的米中，留出一勺，积少成多，以供“束修”。亲人们无私的奉献，令廖平感动不已，为学更加勤奋。为了避免人事的烦扰，他把被盖搬入庙中，象个苦行僧一样，孤馆清灯，四季不倦。为防惰心，他常将自己死死地捆在桌椅上，日夜不下课桌。一次，庙僧馈赠玉米饼，外搭一碟红糖，廖平目不离书，且蘸且食。吃完后，和尚出来收拾盘碟，见他满嘴墨污，一盘红糖却丝毫未动，而墨盘却被他醮食得干于净净了。16岁时，娶妻李氏，逢年过节，小夫妻回娘家，夫人小脚走得慢，廖平就跑到前面，拉开一段距离后，取出书籍阅读，等夫人赶到，再如法炮制。其意其专，一至于此！
盐井弯乡穷地僻，缺乏书籍，借读不易。廖平常作有心人，注意搜罗放佚，克服缺书少纸的困难。他在庙中读书时，常有一些老人来庙里焚化字纸，以“积阴德”。廖平常上前帮忙，若发现有可读之书、可用之纸，他就拣出留下。就这样时时处处，点点滴滴，日积月累，使他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旁的内容。后来在关键时刻，这种旁门学问还帮了他的大忙。
二、执礼尊经两师长 列名蜀中五少年
同治十二年（1873）的成都，春光明媚，百花初放。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廖平同一队队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的莘莘学子，担着行囊赶考来了。这是他第二次赴省城参加院试，考秀才来了。以廖平的学识而论，早该中秀才了。然而考试场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应考准备是否对路、精神状态和临场发挥的好坏以及考官的赏识与否，都对金榜题名有着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项运转失灵，都会使考试功败垂成。因而历史上有许多饱学之士常常是科举场屋的失败者。加之科举考试自明朝定为八股文取士以来，形式僵化，死记硬背，又是廖平十分讨厌的。因此，两年前的初次考试，已使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于今忆起还惴惴不安。不过，今年的情形有所不同，主考官换了务实学的张之洞。张氏其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洋务派首领，不过那是后话，他此时正以新任学政的身份莅临四川主考。廖平知道主考大人出生名们，有位道台父亲、状元哥哥，自己也是一甲探花及第。廖平还知道他为学主通经，“通经根抵在通小学”。忆及往年在废纸败簏中拣来的那本破旧的《说文解字》，廖平不禁当下心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临场答卷，廖平不仅将近年来精读的宋人的议论，洋洋洒洒，尽情发挥，而且把压在记忆深处的《说文》释义，也搜肠刮肚地搬进文中。于是乎，在讲求义理、议论英发的宋学风范下，又蕴藏着明乎训诂、学有根低的汉学家法。得意写来，小心交上。不料疏忽处犯了八股大忌，将破题两句写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废纸篓中。也是他廖平时来运转，主考大人检阅落卷，刚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又兼颇知小学，大合自己“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的心意，一时高兴，将廖平拔居第一，廖平于是抖抖衣襟从废纸篓中趴出来，成了榜首秀才。张之洞这一个“高兴”竟成了识骥伯乐，成为廖平终身感戴的恩师。
光绪二年（1876），廖平以秀才身分参加科试，廖平又杂以文字学知识，大蒙张之洞矜赏，被选调尊经书院学习，享受公费待遇。尊经书院，是今四川大学的前身，由张之洞组建于光绪元年。这是一所对近代四川文化教育事业起过重要作用的高等学府，论者常把它与文翁石室相提并论。四川自西汉文翁创办石室以兴郡学以来，人文蔚然，素有人杰地灵之誉。两汉辞赋，唐宋文章，天文历法，大易玄机，蜀学常常卓出震响，饮誉士林、但是降及明清，八股取士，流毒巴蜀，学人除时文制艺之外，不知有百家子史。四川偏处西南一隅，消息闭塞，风气不开，于是士风日下，蜀学一蹶不振。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办尊经书院，虽难免封建官僚标榜风雅的私心，但从客观效果看，也确实起到了作新人材。改变风气，重振蜀学的作用。张之洞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述其办学宗旨曰：“诚欲诸生绍先哲，起蜀学也……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张之洞为书院订章程，立制度，购图书，延名师，严严整整，蔚为壮观。还从各府县学抽调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书院顿时成为全蜀瞩目的高等学府。廖平就是这个学府中第一批高材生。事隔60年后，龚西台说：“清朝二百余年，大江南北，学者如林，四川独无一人列入著作之林，可谓大耻。自尊经设立，人材辈出，廖先生龙出乎其类！”实为至理明言。
在尊经书院里，廖平再无衣食之忧、缺书之苦。那里环境幽静，藏书丰富，对于廖平，真是如鱼得水。他生活简朴，身穿母亲织的土布，足登夫人做的衣鞋；吃饭也舍不得买菜，将公俸膏火省下帖补家用。在学业上却从不落人之后，兢兢业业，如饥似渴。凡书院所藏，他都精读三遍；在市上遇上好书，必节衣缩食购置；若遇他人私藏善本，也尽量好语借回，口诵心记，有时还抄录留存。勤学和善思这一对“风火轮”，载着廖平迅速地向“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殿堂挺进。
入尊经书院前，廖平独爱宋玉子书和唐宋八大家文，学的主要是些义理文章。进书院后，张之洞以纪阮两文达之学相号召，并亲撰《书目答问》、《囗轩语》指导诸生，要诸生从目录学入门，以文字学为根基，由小学通经学，由博而返约。这使从前尽记些“起承转合”、“之乎也者”的土子们，顿觉耳目一新，“于是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廖平就是这些“颖异之士”中的佼佼者。在进入尊经书院的头几年里，廖平系统攻读了《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诂之书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觉得字字有意，远胜唐宋文章。于是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波既诸解》、《上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等考据文章，载人《蜀秀集》中。遂成为张之洞钟爱的五大弟子之一，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同号“蜀中五少年”。
不过，廖平并没有沿着恩师指定的乾嘉考据之学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个思维型脑袋，为学善思，注重独立思考，由思进而养成好疑的勇气。通过进一步学习，他逐渐发现考据之学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点，考得枝叶而丢失了义理。认为：“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经学初程》）在打下小学基础后，他不甘停留于小学考据。于是取诸子百家之书读之，又觉义理繁富，别有洞天。廖平为学又从小学上升到明理通经的义理之学。后来他回忆其事说：
予幼笃好宋玉子书及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至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经学初程》）
尊经书院时期，对廖平学业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恩师是王闿运。闿运是当世名士，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于词章，品学皆优。张之洞创办书院，刚具规模，便于光绪二年（1876）十月离任回京。书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出人材的工作，则是由王闿运完成的。王于光绪五年（1879）来任山长（院长），当时书院已缺主讲两年，王的到来，对于书院诸生，无异于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后，他与“五少年”之一的张祥龄常常向王闿运执经问艺，每至夜深。初时，闿远见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气，不善言辞，对他不甚重视。后见他为学勤奋，见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为至交。春秋佳时，师徒数人常郊游览胜，风流倜傥；若或学业有成，更是师徒同乐。这些都常见于王阁运那脸炙人口的《湘绮楼日记》之中。光绪五年六月，廖平与同学八人从闿运出游，《日记》中曰：“从曾园登舟，溯回溪月，遂至三更。竹蕉滴露，坐听鸡鸣。”同年九月，廖平等报考举人，《日记》说：“今夜放榜，与季平坐谈至三更，季平醉去，余就寝。半觉闻炮声，起披衣，未一刻，报者至矣。院中中正榜二十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顷之，季平等入谢，已鸡鸣矣。谈久，乃还寝。”几天后，王率新科举子出南门，访百花潭，公宴于二仙庵。诸生题名志喜，王题诗其后：“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月。良朋多欣遇，嘉地春云林。”文章风流，极一时之盛。
王闿运前前后后在尊经书院执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离受学7年。7年中，王对廖平厚爱独多，廖平在学业上也受王影响至深。王闿运为学主今文师说，廖平也从今学入手，并终身保持以今文学为主要归墟；王当时主治《春秋》学，认为“《春秋》拟《易》而作，圣人之极功，终身研之而不能尽”（《王香绮年谱》），廖平也从《春秋》着手，一生以《春秋》学著作最多；王以礼制考三代制度，廖平也以礼制区别今古同异，后来刘师培称赞廖平“明于《春秋》，善说礼制”的两大特点，几乎都来源于王闿运的影响，当然廖平并不亦步亦趋，恪守师法，唯老师马首是瞻。当时王主治《春秋公羊》学，撰《公羊春秋笺》；廖平则专攻《春秋谷梁传》，属稿《谷梁春秋古义疏》。他思维明敏，时有新论，从不蹈袭旧说，无论出自前贤古人，或是近人恩师，只要有未契于心者，他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不仅让严谨的古文经信奉者张之洞大为恼火，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戒；就是为学比较灵活圆通的王闿运也不无担忧。王闿运在离川与友人书中说：“此来居然开其风气，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廖（平）刘（子雄）明慧，深浅不同。而兼并轻躁，因时箴之、以进大道，则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说廖平“每变愈上，不能自止，盖其意在胜湘潭。”廖平本人对这种诸难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但不能调青不能胜蓝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者不让于师，廖平可谓兼有之矣！
三、推倒一时 开拓万古
光绪十二年（1886），王闿运携眷离蓉，结束了他总领巴蜀风骚的生涯。廖平也学成高院，主讲于井研来凤书院。这年廖平《今古学考》出版，开始其经学一变。在书中，廖平以礼制区分经今古文学，认为古文学是孔子早年“从周”之学，今文学是孔子晚年“改制”之学。其善别今古，被誉为“魏晋以来，未之有也”。书出之后，大江南北，老师宿儒，同声称赞。他经学功底深厚，门径明晰，一代经学大师的形象已呼之欲出。这年，廖平还拟定《十八经注疏凡例》，欲建立一个有别于传统《十三经注疏》的“蜀学”体系。此前，廖平已撰《谷梁古义疏》11卷，以《王制》为纲领，专门发明汉人古义，使千载坠绪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部足以取代晋人范宁《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于十二经皆著新疏，唯《谷梁》缺而无书，廖平此书正可填补空白。廖平对此书也颇为自负，相传张之洞为山西巡抚，廖平曾去探望，席间论及学问，自矜曰：“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为张所壮。少年得志，遂发宏愿，除了要遍注十三经外，还欲将《大戴礼记》、《国语》升格，将《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合成十八经，统统新注新疏。可惜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
他生性沉静善思，好立新说。当人们还津津乐道其旧说时，他已改辙更说，放弃甚至反驳了自己的旧说。廖平在光绪十二年刚刚完成一变，次年就开始了他的经学二变，从平分今古转而为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是刘歆等人篡乱的伪学，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仅隔三年，他已分别写成了《知圣篇》、《辟刘篇》两部书稿。光绪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进士。当授知县，以亲在蜀，请为龙安府学教授。在回家途中，他东访王闿运于天津，南见张之洞于广州。途经苏州时，顺道造访曲园，拜见俞樾，俞樾热情称赞《今古学考》为“不刊（不朽）之书”。谁知廖平并不热心商谈今古之分，却用尊今抑古之说执问俞樾，面对这位大肆贬斥古学的后生，使他这个以许郑之学自任的古学大师瞠目结舌，不知置对。八月，廖平南达广州，驻在广雅书院，张之洞又向他重申“风疾马良”之诫，可见老师对他的新说肯定不会高兴。不过，廖平此行自有其扭转乾坤的历史功绩，那就是他的尊今抑古说对康有为产生了很大影响。
康有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首领。可是此时此际，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讲于广州长兴学舍。他博闻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说经，早先本崇奉古文经，酷爱《周礼》，当时正取材《周礼》作《政学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后尘，从《周礼》中找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礼》这部先秦旧典，尽是设官分职的宏规大矩，却没有一星半点微言大义，于是穿凿殊难，附会不易。因此他的《政学通考》，虽属稿有时却迄未完成。光绪十四五年间，他从沈子丰处得读廖平《今古学者》，十分佩服，“引为知己”。听说廖平市游羊城，遂要约黄季度一同来广雅书院访问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热，绸鸣蝉噪，令人心闷。然而这三个年轻人却并不觉得，他们手摇折扇，口谈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广雅书院的林荫小道上，人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处，取来《知圣篇》、《辟刘篇》两书稿本相赠。这两本书立论实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苏州时，他曾以其中个别问题问于俞樾，见这位博学的古学大师也不能置对，于是始自坚新说。及至广州，见康有为是个知己，才将全稿出示于他。不料康有为也不能接受，“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责廖平“好名骛外，轻变前说”，禁告他“急当焚毁，否则入籍”！廖平谷以面议后“再决行止”。廖平回访康有力于广州安徽城南会馆，反复晓以“秦焚书未亡六经”，证明今经为全，后出古经为伪，结果“两心相协，谈论移晷”（《经话甲编》卷2）。康有为见抑古之说便于推倒陈规陋习，扫清改革道路；尊今说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论，于是翻然顿悟，“乃尽弃其旧说”，改崇今文，弃《周礼》而治《公羊》，于是成为近代《公羊》学大师。熟知这一公案的康氏弟子梁启超说：“有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并研（廖平），不可诬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其证明。
廖平离开羊城至武汉，再转江轮四川。康有为则将半部《政学通考》的残稿锁进抽屉，在《辟刘篇》的指引下，督课陈千秋、梁启超众位弟子，日夜网罗材料，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以及大胆假设、穿凿附会的技巧，在廖平还盘桓于入川途中之时，一部循《辟刘》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已倚马成书，洋洋洒洒40万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动”！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写成的《孔子改制考》也著成问世。数年弹指过，而廖平的两本书却仍是草稿一卷。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辟刘篇》才改订后以《古学考》之名正式出版；至于《知圣篇》，则因“借读者众”，连手本都佚失了，后来还是根据广雅书院传出本的转抄本，订正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出。对此，知情者径谓康有为“剽窃”（章太炎），“康学出于廖”（皮锡瑞）；不知情者单从他们著作出版的先后考察，反认为康有为是独创（钱玄同、张西堂）。因而成为学术史一大公案。
“二变”既成，廖平将拾级而上，更寻新的进境了。当时，“两考”风靡一时，尊今抑古之说，遍及大江南北。维新人士更以“两考”为理论依据，冲决历朝陋习，力倡变法维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锡瑞、顾颉刚、钱穆等数人知道廖康公案的实情外，廖平的发明权却少有人知。况且，廖平书仅以读书心得的形式著为经话，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可是，康有为却以天纵之才，借门徒之力，纠合各类材料，运用各种手段，洋洋洒洒，滔滔雄辩，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之势。廖平读了也敬从心起，屡称其“巍然大国，逼压弹丸”。相形见绌，容不得廖平不考虑“别构营图”，另起炉灶了。于是廖平又进入了学术三变时期。
“三变”讲小大之学，小指小统，大指大统。《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于制为小；《周礼》土圭三万里，于制为大。“二变”尊今抑古时，凡《周礼》与《王制》制度不同处，廖平皆指为刘歆伪纂，作《周礼删刘》。后读《大戴礼记》、《管子》诸书，《周礼》制度皆能符证。概斥《周礼》大制度为伪，于心不安。他认为：“《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受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四变记》）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前人企图将两者牵合起来，常常此牵彼掣，进退失据。戊戌（1898）年廖平主讲于资中艺风书院，一日读《诗·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认为“球”即地球，“共”即“贡”。又联想到《尚书·顾命》“天球河图”之说，纬书解“河图”为九州地图，于是悟“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后“大”，即由内推外之意（《五变记》）。于是认为经学中原有大、小两种制度，小制度即小统，是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大制度即大统，是以《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遂将大统学说写成《地球新义》。
“小大之学”不讲古文真伪的问题，甚至还把古学抬到高于今学的地位，这难免有阿附古文经学之嫌，因而梁启超说他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清代学术概论》）的结果。“小大之学”又以戊戌年为起点，又有逃避戊戌政变危机之嫌，于是梁启超又说“戊戌惧祸支离之也”，并说“其人故不足道”。后之人多习焉不察，即如范文澜、新《辞海》之论，都无不受其蛊惑。其实这些说法是大成问题的。
诚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曾让宋育仁捎话给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责令他改订经学条例，不许再讲今古学及《王制》，不许再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张之洞捎话有之，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戒廖平一样；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他并未因此改变观点。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即可证明：一是他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表达了对恩师张之洞的强烈不满：“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解经而全新之，其事甚劳，用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围以一途？至人宏通，万不以此！反复推求，终不解开罪之所由。”当年尊经书院时期，曾让廖平心悦诚眼的张之洞给他规划的朴学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现在以这样抵触的情绪，要他完成改辄易张、别创新论这一艰巨工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他在给张之洞书中陈辞委婉，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即以对康有为“两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二稿论，廖平不仅没有改变基本观点，反而多处援引康说来证成己见。那么，张之洞捎话对他廖平学术的影响力亦可知矣。
至于“戊戌惧祸”之说又怎样呢？如前所述，廖平将新悟出的“大统”之说写成《地球新义》，其书属稿远在政变之前。据《廖平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廖平在资州知州凤全宴上，得闻北京政变的电讯，知其同学杨税、刘光第被害，悲不自胜，俯首伏案。随即有门人从重庆捎信说朝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学出于廖，要他焚毁所著有关各书。于是门弟子一齐举火，将新书《地球新义》也一道烧掉了。可见，大统之学成于政变之前，当时维新派正步步高升，节节得意，根本无祸可惧！况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议，平生同情变法，一生行迹言论，未曾改变。由此可见，所谓“贿逼”、“惧祸”之说，皆诬枉不实之词！
“三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廖平自己为学日益更新和精进不已。早在张之洞捎话前十年（即光绪十二年）作《经学初程》已声称：“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甚至说：“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至二十年不变，便是弃材！”他光绪九年（1883）完成“一变”，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二变”，至戊戌之年（1898）已历时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变”的期限了。况又有康有为“两考”的“逼压”。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形势，都逗得廖平必须做新的学问，进行新的探索了。
廖平的经学思想，不仅在张之洞在世时历经一变、二变、三变，而且在张之洞作古之后，还发生了四变、五变、六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六年（1917）是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这时廖平避开经学史上聚讼已久的今古文问题，专门分辨天学和人学。认为孔学之中，不仅有治中国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学（即。人学”），而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来世界的“天学”。从此后，廖平治学，不分家法，不讲今古，甚至打破经学、子学与乎宗教神学的界限，欲建立无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经哲学”体系。于是乎，以前被儒学斥责的“诡怪不经之书”，道家释氏之典，无一不是孔学中天学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圣，古今一人。
民国七年（1918）是廖平经学开始五变时期。这时他为了尊大孔子的绝对权威，认为不仅六经都是孔子所翻所作，连文字也是孔子所造，古书所称“孔氏古文”者是也（《文学源流考》）。
民国八年（1919），廖平65岁，在成都作四川国立专门学校校长。此时的他，著作等身，德高望重，弟子成群，儿孙满堂，过着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典型儒者生涯。不幸，一场突然降临的病魔——中风，打破了廖平恬静的生活。从此，他“言语蹇涩，右手右足均拘挛，行动眠食非人不举矣”。为他的日常生活和学术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幸好脑子尚灵、思维朗切，他仍然咬紧牙关用左手一笔一划地从头练习写字；口齿不清，他就让长孙廖宗泽板书和翻译……至今尚留下许多由廖平口授的著述，有的书上还留有他手书的遗迹，那苍凉劲拙的斑斑墨迹。于今读来，不禁令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民国十一年，廖平辞去校长任，继而回井研，平安地度过了八年的乡贤闻人生活。久病成良医。在廖平患中风后的岁月里，他转而习医，有医学著作20余种。他以经学治医，着重阐发医理病理，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理论家。他又援医入儒，尝自题楹联曰：“黄帝六相说诗易，雷公八篇配春秋。”这就是经学的第六变。廖平在第五变时，曾将儒学六经分成天学三经（即《诗》、《易》、《乐》）和人学三经（即《礼》、《春秋》、《尚书》），其六变就是运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理论来阐发《诗》《易》的天学哲理，运用《雷公》经来解《春秋》的人学思想（柏毓东《六变记》）。于是乎，孔经哲学从兼包诸子、宗教神学等思想资料，进而包容了属于医学方技的资料。真是广大悉备，无所不有！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廖平迎来了八十进一的大喜日子，亲朋故旧，弟子儿孙，“称觞贺者踵接”，此情此景，“颇慰老怀”。宴罢客散，便欲赴成都督促著作刻印之事。不幸年高体弱，途中病发，卒于乐山。终年81岁。
廖平一生，自从进士及第自请任教职以来，都以学术教育自任。他先后执教于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凤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和四川省立高等专门学校。桃李满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黄镕、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的门下。廖平一生勤于著述，成果斐然，有著作140余种，先后编为《四益馆丛书》、《六译馆丛书》。内容涉及经史、小学、医药等领域。真不愧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位经学大师，因而赢得人们普遍尊敬。他逝世后，追悼大会在成都举行，自蒋介石、、戴季陶、孙科以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敬致挽联，表达对这位先师的传人、后生之先师的哀思和崇敬之情。章太炎也为他撰墓志铭，对他一生功业作了热情的评价。
四、光波四表 周流六虚
廖平的经学思想前后历经六变，他曾自曰：
学经六变，各有年代，苟遇盘根错节，一再沉思，废寝忘餐，动以年数，豁然理解，如有鬼谋天诱，千溪百壑，得所归宿，旧日腐朽，皆为神奇。
廖平学术前后层变，惚恍不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综观其学，前三变谈今古文问题，尚属经学范围；后三讲变天人之学，已超出传统经学的范围，自云“晚年实为哲学、非经学”，章太炎也说：“君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廖平墓志铭》）因此，我们这里也暂不讨论，只就其前三变略为评说。
对廖平学术，历来评价不一。历史学家重视他的“一变”，因为“一变”区分今古；今文经学喜爱他的“二变”，因为“二变”尊今抑古；古文经学家赞扬他的“三变”，因为“三变”张大古学。避开经今古文学的门户之见，我们认为廖平的“一变”、“二变”最为可观。
廖平“一变”平分今古。经今古之争起于西汉末，而盛行于东汉时期。当时，两者之间存在的分歧，诸如经本的有无残全，礼制的大小异数，师说的分歧异论等等，都清清楚楚，阵营分明。郑玄遍注群经、杂采众说，郑注独行而诸说尽废，遂使今古混杂，家法莫辨。后人治经，都不辨今古。这对避免因门户之见而引起的“党同门、杜道真”的恶习固然有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比如对今古文经大小异制如何解释？对今古文学经学如何评价？对两汉学术史如何编写？等等，都由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混杂，界线不明而无从着手。更有甚者，因不知今古文之辨，甚至连后世赝品伪书也无从辨认，东晋梅颐的伪《古文尚书》选得以欺唐骗宋而无人觉悟。至使学界叹为莫大的羞耻！清代乾嘉考据之学，重实证，讲考据，但都停留在名物训诂的许郑之学基础上；至常州学派，始讲家法、别今古，但是由于不知今古分歧所在，或以文字论今古，或以流传地域论今古，或以传授范围论今古，都此牵彼合，未得根本，不知要领。廖平在治《春秋谷梁传》的时候，发现《谷梁》说制度与《王制》相同，再推之其他今文各经师说，亦莫不若合符节。相反，古文经学的制度则与《周礼》相合，而与《王制》绝相背驰。于是认为今古文学分歧的根本在礼制。再验之许慎《五经异义》，其中所载今古之别二百余条，也“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于是，廖平专就礼制之别考察今古文学，认为，今学礼制在《王制》，古学礼制在《周礼》，著为《今古学考》，纲举目张，“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今古文分歧纠葛，得以缕析区分，如利剪断丝、犀角分水，各归部居，不相杂厕。千载迷案，一朝释然，其功固大矣、伟矣！因此论者将廖平区别经今古文学的《今古学考》，与清代顾炎武发现古音的《音学五书》、阎若璩驳证伪《古文尚书》的《古文尚书疏证》，同誉为清学的“三大发明”，实非过誉。无论学术崇尚如何，正直的学者都一致肯定这一点，俞樾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康有为因读《今古学考》而引廖平为“知己”；刘师培称赞廖平“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又说“井研廖平，通贯汉师义例，寻源竟委，径渭分明；批驳郑玄、杜林、范宁谬说，击中要害，如泥墙崩塌。实乃深知经学家法义例之杰出人材，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章太炎也说：“余见并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然不易！”俞樾、刘师培、章太炎都是古文学家，学术主张与廖平“绝相反”，可是都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原因就在于他精熟汉师家法，善分今古之别，度越了前贤伦辈，因而诸贤皆乐于从善服义，翕然称扬他。
自从廖平区分今古学之后，近代经学方免于依违两可的弊病。治今文者依廖平指明的博士师法，逐级以登高；治古文者，也依廖平所指斥的疵瑕完善其学术，巩固其营垒。诸如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康有为之伦，无不受惠于他。其中又以皮、刘二人最为明显，蒙文通说：“自廖平之说出，能寻其义以明今文者，唯皮鹿门，能寻其义言古文者，唯刘＊叔。”皮锡瑞，字鹿门，著有《经学历史》、《五经通论》，他严守今文家法，其《五经通论》中，著有《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等专论，显系承廖说而阐发之。刘师培，字申叔，家学四世治《左传》，1912年入蜀为国学馆长，“朝夕与廖氏讨教，专心于《白虎通义》、《五经异义》之书”，深究今古文师说，后来著成《周官古注集疏》、《五经旧说考略》，自称“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抵，不可以动摇也。”而这个使古学成立的根抵之根抵，却是廖平以礼制分辨今古之说。可见廖平开创之功，抛引之力，固不可没。
廖平经学“二变”尊今抑古，具有社会和学术两大效益。从社会效益看，在廖平《辟刘篇》、《知圣篇》影响下，出现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疑古精神导致人们对旧教条、旧观念的冲决，其素王改制思想又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沉睡的东方巨人从古代中世纪的美梦中惊醒过来，以反思的姿态、自剖的精神，清醒地面向现代世界！如果说康有为的“两考”是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号角，那么，廖平“二变”的尊今抑古思想，就是这对号角激昂的进行曲。从学术上看，“二变”的疑古精神又客观上帮助人们从沉闷的古经崇拜、圣人崇拜的风气下解放出来，引导人们进行独立思考，从怀疑古文经，到怀疑其他经典，从怀疑儒家经典，到怀疑史部、子部经籍，举凡从前人们信而不疑，引以为证的一切先秦古书，统统都在被怀疑、被清算之列。从深一层上看，从对文献资料的怀疑，进而对中国的古代文明、古史系统进行重新清理。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古史辩”运动。其间容或有矫枉过正之处，但是，力图使历史研究建立在信史基础上的尝试，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因而成为中国近、当代科学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辨伪运动，廖平实开其先河。
廖平学经六变，但变中又有不变者，这就是尊孔尊经。为此，他特著《尊孔篇》，明确宣称：“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又说：“平毕生学说，专以尊孔经为主。”在各种时髦西方思潮充斥中国大地的本世纪初叶，还以“尊孔尊经”为学术主旨，未免显得落后和迂腐。不过，廖平尊孔，并不是尊崇复古倒退的“孔”，而是托古改制的孔子；廖平所尊的经，并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而是为后世制诰、因时制宜、为时损益的经。这比之保守落后的唯经是崇、唯圣是尊的老学究，无疑高出干百倍。他欲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改革的立足点，又是那些声嘶力竭叫嚷在中国全盘西化，甚至引进耶稣天主的崇洋派，无论在学术创见方面，还是在振奋民族自尊心方面，都无可比拟。只是，孔子毕竟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圣人，他不可能后知百世，预先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制定出济世良方。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有的博大的孔经哲学，廖平将旧有一切原本与孔学互不相干的思想资料，以及他所接触的点滴西方词句统统纳入孔学之中，形成所谓小大、天人之学，竭尽穿凿附会之能事！这在方法上是反科学的，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其用心却是可嘉的。只惜他接受的毕竟是旧式的经学教育，思想深处的孔子伦理已深入骨髓，难以跳出孔学，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来寻求其与现代社会新的契合点，千溪百壑，都欲纳入孔学，结果除了将孔学弄得面目全非、使自己变成经学怪人而外，既无补于近代社会的改革，也无补于孔学的尊大。同时又由于他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接受西方新学说、新理论十分有限，既不能象现代文化史学者那样，运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传统文化，也不能象现代新儒家那样，利用西方理论来对孔学作新的阐释，因此无论他动机有多好，努力有多勤奋，他不仅未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为人信眼的孔经哲学体系，而连自己也难以自坚其说，一次又一次屡变其说，这一实际，正好说明传统经学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廖平也就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后一位经学家而被载入了史册。廖平的遭际也表明，儒学要在现代中国获得新的生命，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吸取人类新的思想资料，结合中国国情，对儒学进行新的阐扬。
（廖氏文化家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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