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风范垂世的杰出社会活动家
廖承志：风范垂世的杰出社会活动家收集上传 《廖氏文化家园》 作者 王恒嘉
引言
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儿子，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并为统战工作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是个“日本通”，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则毫不犹豫的投入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在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他通过独特的渠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给蒋经国写了封文采斐然、语重心长的公开信，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有众多的海外亲戚，因此格外了解华侨，在团结华侨共同促进祖国建设方面功勋卓著。他数次被冤入狱，却从不消沉彷徨，每次脱得囹圄，就迅速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廖承志出生在一个特殊且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庭，一个多世纪以来，廖承志一家三代出了5位革命家。廖承志的祖父廖竹宾是反清革命志士，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廖承志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则被誉为“红色翻译家”。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一家先后又出现了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何香凝曾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是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儿子廖晖则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世事变幻、家庭沉浮，但廖家爱国、争取民族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不曾中断……
多次身陷囹圄
斗志依然不改
廖承志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有人统计，他平均7天中，就有1天是在坐牢。头四次坐牢是在国外，其中三次在日本，一次在荷兰。后两次是在国内被国民党逮捕的。还有一次是被张国焘迫害，被内定“枪决”，但因情况特殊被铐着随同行军走完了长征。最后一次则是在1967年秋，“四人帮”把廖承志隔离审查，对他“监管”长达3年。
1933年3月28日夜晚，上海市春寒料峭。22时许，街上行人稀少，两辆汽车风驰电掣般往英租界疾驰。前面一辆车上七八名英国巡捕押着一位穿旧西装的青年，一位巡捕大声吆喝着：“放老实些!”他们个个凶神恶煞，如临大敌。汽车七拐八弯，穿过法租界抵达英租界何香凝寓所时，年轻人叫着：“停!”两辆汽车戛然而止。巡捕们随即鱼贯下车，青年人带着巡捕前往何宅去敲门。开门的是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她看见爱子廖承志被手铐扣住，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她大声嚷道：“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逮捕他？”这是廖承志亲手导演的一起“带巡捕抓同党”的活剧。他于3月28日下午4时，在上海山西路五福弄9号，被国民党上海当局串通上海工部局所拘捕。他巧妙地利用以上办法，让家人知道他被捕的消息。何香凝顾不得染病在身，马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和柳亚子一起赶到江湾，叩响了市长吴铁城官邸的大门。在何香凝的责问下，吴铁城抓耳挠腮，不知所措，赶紧打电话给宋子文讨救策。宋子文觉得事情很棘手，转而把电话直接挂给了蒋介石。最后在党组织、宋庆龄等合力营救下，廖承志终于获释了。
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因为当时大部分红军官兵都是穷苦人出身，为了挑起他们对出身不同的廖承志的敌意，省委负责人周纯全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大造舆论，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母亲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应该怎么办？结果会议决定开除廖承志的党籍，从此，廖承志开始了长达两年被羁押的生活。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押解着，随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磨难。
长征开始后不久，他负责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新闻电台翻译外语新闻电讯，还要每天把外电译成中文，编成《新闻简报》，供领导参考。1935年夏天，红四方面军西进至汶川、理番（今理县）一带时，廖承志遇到了曾和他一起被张国焘囚禁的吴瑞林。当时廖承志和罗世文由张国焘控制的警卫排押解着行军。廖承志见到吴瑞林时，做了个鬼脸，笑了笑。吴瑞林见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便通过警卫排长叶声询问廖承志需要什么帮助，廖承志要求给他弄点盐巴。吴瑞林当即解下身上的两个干粮袋叫叶声转交给他。廖承志跟随红四方面军多次过雪山、草地，有时没有吃的，他就以帮别人画像为条件，换取盐巴和炒面。有时没有纸，他就把庙里的帐幔当纸，在帐幔上画像。廖承志在被关押的近两年期间，不论爬雪山、过草地多么艰苦，不论饥寒交迫的折磨，他都以共产党人的顽强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一征服了！
受周恩来保护
恢复党籍自由
1936年11月，在往宁夏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看到了廖承志。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廖承志就已经在广州认识周恩来了，那时，周恩来与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同事。神情严肃的周恩来走过来和他握手，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周恩来很懂得斗争策略，他要保护廖承志，又不能让张国焘起疑心。晚上，他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面，佯装发怒地说：“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廖回答：“认识了。”“改不改？”“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周恩来机智地将张国焘的嘴给堵了起来，也为廖承志的“错误”结了案。张国焘本来要处决廖承志，可是见周恩来站在自己一边训斥了他，顿时觉得周恩来给了面子，心头的火气也消了，下令说：“不杀廖承志，以观后效！”1936年12月，张国焘在预旺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等人是错误的，使他们“受了委屈和冤枉”。廖承志在周恩来的挽救下捡回一条命，恢复了党籍和自由。
1942年5月，因叛徒告密，廖承志在粤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这段遭遇也让廖承志经受了“九死一生”的考验，1945年他被转到重庆渣滓洞，由蒋介石亲自劝降，甚至还派来美女施展“美人计”，但他如终不为所动。1945年10月，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等率部进攻解放区，被我军俘虏，蒋介石这才同意以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为交换条件，释放了叶挺和廖承志。
宣传统一战线
付出大量心血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向海内外宣传党的全民抗战路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廖承志为组织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和不少华侨报刊，都是由他直接领导的，在广州开办的《救亡日报》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廖承志不辞劳苦，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他曾应中山大学学生的邀请，在中大大钟楼作了政治时事报告。他那激情的语言，透辟的分析，提高了广大青年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增强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了他们投身抗日斗争的热情。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不久即进攻香港。廖承志曾亲自与英方代表以及国民党的代表会谈，商议动员民众、保卫港九事宜，共同周密地拟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治安等方面的工作计划。虽然由于香港很快沦陷，计划未能实现，但为后来东江纵队与英军方面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香港沦陷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电示廖承志，把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廖承志和张文彬等接到指示后，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集广东党组织、部队干部尹林平、梁广、曾生等开了一系列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党中央给予的任务。经过廖承志等的及时组织和周密的部署，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克服了重重险阻，机智、勇敢地从香港日军的严密统治下，抢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余汉谋夫人，国民党官员陈汝棠等，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一百人。
廖承志在主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期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为在艰苦条件下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艰巨任务。廖承志所具有的独特身份和地位，在海内外所享有的很高声誉，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得到更多援助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例如，当时由于廖承志的特殊身份，海外华侨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把款项直接汇给香港华比银行廖承志收。这样，既手续简便，又能取得海外华侨的充分信任，大大促进了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援。这件事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当时要由香港一间银行代收中共方面的捐款，显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由于廖承志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能够办到外，恐怕难以找到别人。因为当时华比银行的华人买办邓文田和邓文钊先生，跟廖承志是表兄弟，所以才能使用这个汇款地址。当时新四军为了有利于取得物资的援助，还在香港《大公报》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
写信给蒋经国
改善两岸关系
建国后，廖承志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此间，他给蒋经国写了封文采斐然、语重心长的公开信。这封信的抬头是“经国吾弟”，廖承志在信中同蒋经国话旧，说“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并劝蒋经国“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信中说：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接着又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舆论认为，这样一封情文并茂的信，只有廖承志有资格写，也只有他写得出。
尽管表面上蒋经国对廖承志的信持抵制态度，但实际上已在考虑台湾与内地的合作问题了。他曾派密使三度赶赴北京联络，最终，蒋经国不得不考虑台湾的利益，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国会”改造及加快台湾开放步伐等多项重大决策……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是大势所趋，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廖承志这位“袍兄”的信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促进中日友好
作出卓越贡献
廖承志希望中日友好，并一直为此努力。廖承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着重负责对日工作，探索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日本友人宫岐世民说：“如谈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离开廖公是无法谈的。”
20世纪60年代初，池田勇人首相上台，积极支持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改善日中关系的主张和行动。池田首相亲口对松村说：“我不得不把脸朝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对中国的另一副面孔？关于中国的问题，一切委托给你。”这之前，在日本有一批以日中友好为目标的友人，在受到日本官方迫害时，仍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如今，日本政府有了此意，他们的友好活动更加积极。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62年11月9日，由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分别指定廖承志和松村谦三为政治联系人，廖承志、刘希文和日方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为经济方面的联系人。1964年4月20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备忘录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中国人亲切地称之为“廖办”），日方在中国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各派首席代表1人、代表2人、随员2人。1964年9月29日，中方7名常驻日本新闻记者到达东京。同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协会的首批特派记者也到达了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双方第一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它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乘专机到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去机场迎接。廖承志作为外交部顾问参加了中日谈判的全过程。那时，他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周恩来劝他不要逢会必到，但廖承志一得知会议消息，即使已服过安眠药也要马上爬起，坚持着完成谈判的全程。经过紧张会谈，9月29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中日正式恢复邦交，宣告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的结束。
1978年10月，廖承志陪同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10月23日两国政府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签字仪式。此前，廖承志同来访的保利茂、二阶堂进、竹入义胜、矢野绚等老朋友促膝交谈，在中日友好条约问题上费尽了心血。经过努力，在8月份，园田直外相访华时，中国外长黄华和他一起在和平友好条约上正式签字。邓小平临行前，特意向外交部交代：此次访日，一定要带上廖承志这个“日本通”。到达日本后，日方给予了隆重接待。能够陪同邓小平参加互换批准书仪式，多年努力见到成果，廖承志感到非常高兴。
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在北京医院不幸去世。消息传到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失声痛哭：“廖先生比我还小一岁啊!”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在回顾廖承志的一生时评价道：“廖承志先生与已故的周恩来先生，将永远铭记在我国国民的心中。两位先生不愧是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一生经历坎坷
有情亦是豪杰
廖承志一生都很坎坷很忙，但他对家人的感情却是非常深刻的。
廖承志的女儿廖茗回忆说：“父亲每天一早一晚、出门前和归来后，一定先去看看祖母，多少年来，从无懈怠。如果祖母正在作画，他就磨墨、调色、铺纸。有时还在祖母的山水画上补一两个公仔，使画面立即充满意趣与生机。父亲画的公仔很夸张，手指、脚趾似都过长，大拇指过于上翘，但却十分传神，常使祖母乐呵呵地赞赏不已。每每这时，祖母脸上的皱纹舒展得浅了、淡了。如果祖母没有作画，父亲就与她闲谈趣事或家庭生活琐事，祖母常听得津津有味。每每这时，她那双望着父亲的眼睛显得格外满足与慈爱，谁看到都会感动。祖母有许许多多顶帽子，黑色丝绒帽子的顶上镶有一椭圆形红色或绿色的装饰。这些帽子都是父亲远赴瑞典、芬兰等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时特为祖母选购的。那些年许多人出国归来时带回的都是各类免税电器，大约很少有人像父亲这样。父亲回来后，常常亲自给祖母戴上帽子，还拿一面镜子让祖母照照，看满意不满意。祖母总是不住地点头，表示非常满意。”
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是经亨颐的女儿。1933年初，经普椿从浙江老家来上海看望父亲。因何香凝的子女不在身边，她常帮何香凝干些家务。她尊称何香凝为“伯母”，何香凝则昵称她为“阿普”。其时，廖承志因参加革命被捕，后经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等人的积极营救获释。在家的一段时间里，他渐渐地和经普椿熟悉了。廖承志从心里感激经普椿对母亲的精心照顾。在他看来，这位16岁的“小姑娘”并不特别美丽，但单纯、质朴，充满青春的朝气。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廖承志深深地爱上了经普椿。廖承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经普椿对他也是一见倾心。可是廖承志和经普椿的恋情很快被阿普的哥哥知道了。他极力反对这门亲事，认为廖承志是“共产党”，随时都有被逮捕坐牢的危险，怕妹妹受牵连。1933年7月中旬的一天，经普椿被哥哥召回了浙江。
1938年1月初，廖承志到达香港时，何香凝等一行人已先期抵港。轮船徐徐靠岸了。在码头迎接的人群中，廖承志一眼就认出了日夜思念的阿普。四年多了，阿普脱去了稚气，眉宇间显出几分成熟，越发显得俊秀了。廖承志上岸时，经普椿也认出了他，两人紧握双手，阿普的眼睛里噙着喜悦的泪花。在从码头回市内的汽车上，廖承志笑着问:“为什么你没给我回信？”经普椿如坠云雾中，不知所云，反问道:“你给我写过信？”还没等她说完，廖承志立即答道:“是的。写过好几封呢！”经普椿这才意识到承志的信是被哥哥没收了。廖承志到香港没几天，也来不及准备，便在1月11日和经普椿结婚了。
1942年5月30日，因叛徒郭潜的告密，廖承志在广东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1946年4月22日，廖承志终于在重庆获释。廖承志出狱后，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寻找他日夜思念的阿普。经普椿得到消息后，赶忙从成都来到重庆，回到了廖承志的身边。
廖承志的女儿廖茗回忆说：“父亲对母亲疼爱有加，甚至有时不大像是对妻子，更像是对心爱的女儿。有时母亲躺在床上，父亲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她，微微地笑着，轻轻地哄着，慢慢地拍着。那令人为之心颤的缠绵情意，难以言喻。母亲略有不适，父亲得知后，总是立即用一双怒目先向我‘兴师问罪’(因我陪伴母亲最多)，那眼神与平时的诙谐有趣迥异，在我的记忆里是不可磨灭的。”
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在回顾廖承志的一生时评价道：“廖承志先生与已故的周恩来先生，将永远铭记在我国国民的心中。两位先生不愧是献身于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廖承志大事年表
廖承志（1908-1983），1908年9月25日，在东京出生（原籍广东惠阳）。
●１９１９年：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后入岭南大学学习，开始参加学生运动。
●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国民党。8月20日父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不久再次东渡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
●１９２８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１９３４年：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长征。12月，因不同意张国焘“左”倾错误，被张国焘拘捕，戴着手铐参加长征。
●１９３６年：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经周恩来营救获释。
●１９４１年：创办香港《华商报》。
●１９４２年：经东江游击区进入内地，到粤北参加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工作。5月，在粤北乐昌坪石镇，被国民党绑架后入狱。
●１９４６年：1月22日，根据国共双方的“双十协定”被释出狱。6月，返延安，任新华社社长。
●１９４９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被递补为中央委员。
●１９５０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赴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被选为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６年：在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６７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四人帮”迫害，由周恩来下令住进中南海，与外界隔绝，直至1972年。
●１９８２年：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在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８３年：6月10日5时22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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