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散记
客家人与客家文化散记2005年11月11日
来源:贵港文化网
作者:李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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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客家》载：“汉末建安（公元196年）至西晋永嘉年（公元307年）间，中原战乱频繁，居民南徙。北宋末（公元1126－1127年）又大批南移，定居于粤、湘、赣、闽等省交界地区，尤以粤省为多，本地居民称之为客家。”《广东通志·舆地》引《长宁县志》载：“相传建邑时（长宁县，明置，今广东新丰县），自福建来此者曰客家。”又引《永安县志》（永安县，明置，今广西蒙山县）载：“有自江闽湘惠迁至者，名曰客家。”这就是我国南方各省区客家的来源，始于东汉末年，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
客家人何时开始迁入贵港市？清光绪和民国《贵县志·姓氏》如此记述：“《梁志》云，贵县土著惟农、黄、覃、邬、韦各姓，余俱外来占籍，概称为土人。而于粤东惠潮嘉迁来者均谓之来人，即客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也。今征诸各姓谱系，则黄、覃等姓亦多外来，非皆土著。如：思龙东堂村黄姓，则自宋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徙自粤东上，石龙黄、覃、韦三姓，则概于明代迁自闽粤。”这段文字不仅表明贵港市的客家人于何地而来，而且表明于何时而来，与各地客家姓氏族谱的记载基本相符，也与《辞源》、《广东通志》的记载大体相同。
由于客家人原来都是中原地区的汉人，因而在文化属性的划分，客家文化仍属于中原的汉文化。虽然客家人后来与土著人杂居，通商通婚越来越多，受到南方“百越文化”一定的影响，但是客家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变，甚至反过来影响土著人，融化和同化了“百越文化”，巩固和发展了中原文化。
在口头语言表达上，客家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著称。贵港市的客家人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客家话很值钱，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可想而知，客家人对自己的语言是何等执著。《贵县志·方言》载：“客话（俗称‘麻介’，意为‘什么’、‘干什么’都说‘麻介’）之中仍有区别，就桥圩而论，则有潮州音、梅县音、郁林音、河源音之分。”有此可见，客家人的乡音不变，无论迁徙到那里，还是坚持说自己的话。正是因为这样，客家话形成了一种较大的语系，具有较强的语言特色，在国内外比较流通，被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普通话”，不亚于粤语。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播客家话新闻节目，把客家话推向世界，就是其中一例。
在长期的工作、生活当中，客家人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文化底蕴较深，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素质也较高。在乡村，他们祖祖辈辈都喜欢居住山地，施展从中原带来的先进生产工作和生产技术，造田造地，植树造林，大兴农牧，努力寻求发展的空间，营造美好的家园，开拓创新精神较强；他们喜欢分散居住，自力更生，以培养子孙们独立生活的能力，达到发愤图强的目的。在城镇，客家的能工巧匠众多，有建筑的、修理的、教学的、开车的、开船的、看病的、卖药的、开店的、摆摊的，乃至理发的，几乎应有尽有，形成庞大的客家商网和客家群体。在人际交往之中，客家人和睦团结、热情大方、讲究穿戴，注重礼节，比较文明得体。可以这么说，无论那个方面都渗透着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的先进性还集中体现在一大批杰出的客家代表人物身上，他们犹如日月星辰，熠熠生辉，鲜艳夺目。中国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孙中山、叶剑英等，据说都是客家人，令客家人引以为荣，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岸，原名杨善安，贵港市港南区桥圩镇大南村人，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广西省特委巡视员、省特委委员；1936年11月7日在贵县三里罗村主持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选任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参加淮海战役，任毫州地区战勤部副司令；1949年任中原临时政府秘书处副处长；全国解放后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长、局长、厅长和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等职。陈岸在贵港市的客家人之中，也是一位叱咤风云、久经考验、出类拔萃的代表。
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家山歌，内容丰富多彩，有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历史传说歌、生活歌和儿歌等几大类，全面反映了客家人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客家祖先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1985年至1990年，全国开展民间文学集成的收集、编纂、出版工作，贵县收集到民间歌谣一万多首，其中客家山歌占一半。这些歌谣继承了我国汉族古典诗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优美动听，非常精彩。
“赋”之歌如：“辣椒有人讲不辣，甘蔗有人说不甜。世上东西都一样，有人说好有人嫌。”辣椒和甘蔗是客家人普遍栽种的农作物，这首歌抓住人们对辣椒、甘蔗味道两种不同的态度，深刻反映人们对社会每一种事物，甚至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只有正确对待才好。
文如：“倒泻水，人就声传倒泻油。隔壁共妹讲句话，人就声传共枕头。”倒泻水是很平常的事，而倒泻油就不平常了，把倒泻水说为倒泻油，把阿哥与阿妹隔墙讲话说为二人同枕共睡，实在是无中生有。这首歌运用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表示对故意造谣中伤、含血喷人的行为深恶痛绝。这些歌“敷陈其事而直言”，“赋”的特点很明显。
“比”之歌如：“米箕筛米在箕心，为人处世要真心。莫学米箕千只眼，要学芭蕉一条心。”米箕是客家人的竹制用具，能把谷壳、碎糠筛掉，留下米来。此歌借用米箕和芭蕉的不同特点进行鲜明的对比，教育人们待人处事要诚心诚意，不要三心两意，朝秦暮楚。又如：“日晒苦瓜苦连连，没有盐油煮不甜。一世做人无日好，猪胆擦头苦到天。”苦瓜生来就是苦的，日晒的苦瓜就更苦了。猪胆也是苦的，比苦瓜还要苦。此歌用苦上加苦来形容从前客家人的生活极端痛苦，十分贴切。再如：“哥铲草皮妹烧灰，草灰不怕大风吹。大风吹得草灰走，吹来吹去又成堆。”这是比喻男女爱情坚定不移的歌，确实形象生动。这类“比方于物”的歌，显然属“比”。
“兴”的手法是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词，借物抒情。如：“瘦地菜，怎得移到肥地栽？梅子放到瓮里腌，几时熟身我出来？”这首歌就是先唱瘦地菜和腌梅子的求生欲望，再道出从前客家人在艰难困苦中的生活情景。又如：“日头落岭半山阴，葫芦落水半边沉。要沉就要沉到底，莫浮半边惹酸心。”
这首歌也是先唱夕阳西下，葫芦沉水的情景，再引出往昔客家人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迫切希望翻身解放的心情。
在继承“赋、比、兴”传统手法的基础上，贵港市的客家人还运用独特的关语和谐音的艺术表现手法，创造无数喜闻乐听的山歌。
顾名思义，关语就是双关语，话中有话，谐音就是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或字音，均可表达一种特定的意思，只是藏而不露，诙谐含蓄。如：“落雨时天织席卖，交关实是（市）为无晴（情）。半夜阉猪割错脏，暗处断肠心里惊。”这首歌表达一对夫妻已经完全没有感情了，心里万分绝望和害怕，所以用“落雨”关住“无晴（情）”，“织席”关住“交关”（“关”是草席，席用席草织成，“交关”是要紧、厉害的意思），“卖”关住“是”（市、市场）。交关到什么程度呢？下两句用“半夜阉猪”关注“暗处断肠”来表达，使上两句的意思更加明确。又如：“天旱藕塘栽蕉木，连晴（情）之后不生梳（疏）。岭顶耙平作秧地，有心种好个田禾。”这里的天旱是指连续无雨的晴天，“晴”指“情”，“梳”指“疏”，“禾”指“和”，和好和合的意思。这些关语和谐音，本地人一听就懂，因而很有地方特色。
从客家山歌发展成为客家采茶戏、客家山歌剧，是客家文化的一大进步。据说自元明杂剧盛行之后，客家人也创造了客家戏。1959年，贵县木格公社创作了客家山歌剧《剪红带》，首次进京参加全国庆祝建国十周年文艺会演，一举成名，标新立异。七十年代初期，木格公社又创作了反映移风易俗的客家话表演唱《桂花大破迎亲宴》参加玉林地区文艺会演，获得好评。1983年，贵县大圩镇创作客家师剧《回娘家》参加玉林地区农村文艺会演获二等奖。1990年，木格镇创作了宣传计划生育的客家话山歌剧《老牛筋过生日》参加广西群众文艺会演获优秀奖（入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广西群众文艺会演优秀节目选《杰作》）
1997年，桥圩镇创作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客家话表演唱《五个老太婆庆回归》参加广西老年人文艺会演获二等奖。近年来，客家话戏剧、小品、曲艺、音乐的作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标志客家文化兴旺发达，已经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客家人具有优良的传统，客家文化具有很大的魅力。在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有客家文化闪闪发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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