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大地底层人的传奇――读李伯勇中篇小说集《恶之花》
赣南大地底层人的传奇――读李伯勇中篇小说集《恶之花》赣南大地底层人的传奇
――读李伯勇中篇小说集《恶之花》
叶晓健
出处：《创作评谭》2008年第二期
作者：叶晓健 江西省兴国县第三中学
一
读完李伯勇的中篇小说集《恶之花》（作家出版社，2006），心田涌起一股浓浓的乡愁和感慨。这部中篇集子所录的几个中篇，大都曾在刊物发表过。作家写作的年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内容串联两个世纪。李伯勇写出了我那么熟悉的赣南客家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伴之以浓郁的生活气息，赣南乡村、小城里的一些普通百姓市民——底层人坎坷的悲怆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总是不自觉地由小说里的人物想到身边或者父亲那一辈的赣南父老乡亲，但又似而不是，因为他们身上好像都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后来我明白了，在我们这些后辈看来，所谓传奇，就是这些人物不平凡的经历。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坎坷而奇崛的。李伯勇写出了那个时代赣南被侮辱被损害人的生活真实与精神真实。
尤其是李伯勇笔下的女性悲剧命运给我以强烈的震撼与沉痛的思索。
《鹧鸪的歌唱响彻田园》里的阿芳婆，丈夫郑崖清新婚不久就因抓壮丁被逼离家，没几年在战争中“阵亡”，她还不到十八岁就已守寡；《花边嫂子》里的花嫂，被迫嫁给懦弱的残疾人阿金，在勇敢地追求幸福时又遭到了下放知青“我”自私的折磨和逃避；《望户》中作为一个富足之家张兴贵的儿媳妇陈已凤，因未能生育只能在张家任劳任怨，却仍遭冷眼和歧视；《纪念姨娘惠琳》“我”的姨娘惠琳本来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但丈夫外出打工不到两年就和村子里其他的男人一样，变心了，眼看要和她母亲一样以独有的自慰方式度过女人煎熬的日子，又意外地改嫁给了一个虽爱她却染上赌博恶习的个体户，在一次劝阻丈夫戒赌后喝农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恶之花》更是弥漫着浓郁的传奇色彩，凌大雄是穷凶恶极的匪首，但又是苦竹乡民们心目中的英雄，当他把一个胆怯的报信人阿均挖去双眼后，即鬼使神差地成就了另一个英雄阿均，又给一个善良坚强的女人眉秀带来悲剧的人生和严峻的考验，她成为山里女人的真正英雄和偶像……她们都是农村里勤劳善良美丽的女人，命运却有不同；这些女主人公的命运都历经不算短的年代，也都折射时代的巨大变迁。
李伯勇所着意刻划的是动荡时代山乡底层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他也就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赣南。他是个赣南客家灵魂执著的探寻者和书写者。
二
女性的善良也是很多作品表现的一个基本的主题，但如何加以表现却非易事。有的将女性表现的过于完美，有的将女性纯粹置于苦难与悲惨的深渊，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失真的，而李伯勇首先将所写的人还原为生活中的真实，其真实不但显现在人物性格命运上，也显现在地域和土壤及文化心理的展现上，显得独特、鲜明、传奇。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赣南乡土女性的艺术概括。
阿芳婆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悲剧，花嫂代表着一种社会的悲剧，陈已凤代表着家族思想观念的悲剧，惠琳代表着个人性格的悲剧，眉秀代表着一代女人命运的悲剧……然而，这些女性形象都不是悲惨命运消极的承受者，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抗争，正是在这种抗争中，善良、聪慧、坚贞、趋向独立的品格得到了磨砺，散发着热力和魅力。
与女性形象的高洁聪慧相比，男人们则相形见绌，在很多地方，女性的命运更显出男人的自私、冷酷和猥琐。《鹧鸪的歌唱响彻田园》里的阿岩，在哥哥“遇难”，他虽然深爱着嫂子阿芳，但因为世俗的观念，在阿芳最需要他的时候却冷酷地拒绝。仅仅为了郑家的脸面，既拒绝阿芳对自己的爱意，又阻止任何人来追求阿芳。让一个热血女人在无数个夜晚独自品尝寂寞和孤独。更让人心酸的是：阿岩和枫树湾的村民们将阿芳带领大家建起的仓库、石板桥等造福子孙的设施瓜分得七零八落。这也揭示出了一种当年在“大集体”所掩盖的个体自私的本性，这种“瓜分”行为其实不是针对阿芳，而是对当年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发泄，一曲挽歌。当然也是出自农民——人的自私本性，这也说明风行几十年对农村农民的改造模式基本是失效的。
《花边嫂子》里的“我”是一个下乡的知识分子，文革年代父亲被揪，当作牛神鬼蛇来打击，“我”也受株连，遭到猜忌和冷落，瘦弱的肩膀根本担负不起各种沉重的压力，正是花边嫂——一个自己也受尽屈辱但性格倔强的女人，她温暖而有力地帮扶“我”，关心着“我”，体贴着“我”。而“我”自私地享有花边嫂爱情的同时又心怀妒忌、猜疑、畏缩。显示了男人的占有、自私、狭隘和退缩。最后既是“我”的自私狭隘逼走了花边嫂，又是花边嫂子的醒悟与独立拯救和解放了自己，结尾令人伤感失落和愁怅，这里显现了下放知青的思想和精神局限（尽管也在乡村受苦），在精神境界上，他们远远比不上山乡女性。
《望户》里的家长张兴桂，靠勤劳致富，但思想观念陈旧，对不能生育的儿媳陈已凤存在着明显的歧视和失望。陈已凤无论怎样吃苦忍让，最后还因为遭受无赖狗条的调戏而受到丈夫的毒打，公公的呵斥，差点断送性命。幸好有些文化的二媳妇肖淑芸帮她洗刷了清白。最后陈已凤勇敢地提出分家独过，肖淑芸也提出要到街上自己做生意，老三又倒插门给了一个城里的寡妇。一个望族大家庭就这样在女人的觉醒与走向独立中解体了，给人以悲喜交加的感慨。这也说明改革开放——中国融入世界——所必然带来人的解放的深刻性与生活的不可逆转性。
《幸运之手》里的蔡生民是六十年代大学生，竟然连看图书馆、守大门等最简单的事也做不好，但是他依然被当作人才供奉起来。此人又胆小如鼠，别人挨斗他倒先被吓得尿湿裤子，活像《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别里科夫。妻子陈六妹被搁置在家，一年半载难得回家一次。但她性格整好相反：热情、大方、开朗、利索。她看透了蔡生民的懦弱无能，在乡下寻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与幸福，乡亲都默许了并且通达理解。作品揭示了蔡生民懦弱萎缩的历史和心理成因，正是长期的政治运动（文革达到了极端）使他心揣恐惧，一生碌碌无为。他却因有大学文凭而受到新时代的青睞，也说明当时只问文凭不问真才实学的社会风气大行其道。
《纪念姨娘惠琳》里惠琳的前夫和后夫虽性格生活方式不同，但有一点却有惊人的相似：责任感薄弱，与惠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惠琳在丈夫连续两年未回依然把一个家操持得仅仅有条，就是丈夫另觅新欢，抛妻弃子后，她也平静安稳地守护着已不属于自己地家园。直到一直暗中偷窥自己在碧潭洗浴的张祖宏的出现，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张祖宏是一个粗放式的个体户，外刚内柔，但沉迷赌博，充满匪气，并且严重地损害了惠琳的自尊。惠琳的死亡不仅仅是她性格酣烈的悲剧，其实她的死表达了一种美好善良愿望的殒落。
《恶之花》里的阿均因报水被土匪头子凌大雄挖去了双眼。在自己最为落难，甚至失去了男人性能力的时候，妻子眉秀默默地忍受所有的煎熬，悉心地照料着眼瞎而脾气反复无常的丈夫。然而就在阿均时来运转，被看作英雄，意气风发的时候，眉秀却提出离婚，去追随了已下台的曹局长。这正显现了眉秀的至性人情、侠义心肠。正如她在离开阿均时所说的那样：“我伺候你几年，仁义都尽了，我该做自己的事了……我为自己嫁与你付出了代价，我甘愿的，我对得住你，我日子还长，我得为我自己操心，为自己闯荡，我不怕命苦………我劝你几句，人顺还是逆，还得讲良心，莫图一时痛快，只知溜顺篙，子孙会蠢的，别荒废了做篾，人有门手艺心里就踏实，我绝不是嫌弃你的眼睛！”这里我们倒感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的清新气息，眉秀产生了新的追求，她的追求不是权势，依然是有人格良知的男人。阿均受难前后，身上保持了这种普通人的优良品质，但他开始被动、后来主动参与政治（做报告，以政治光环显耀），为了政治的需要，竟揭露批判说了错话的岳父，他名义上是大英雄，心灵却产生了病变，这正是眉秀决定离开他的深层原因，这也突显了眉秀的生命亮色！
女人本来就要承受比男人更大的生存与精神压力，更何况遭受了意外的变故和打击，然而也唯其磨难方能显出女性的善良、坚忍和聪慧。丧夫、婚变、贫困、迫害……丝毫没有让这些女性变得苍老、衰败、颓废，相反，她们更显示出了女性的美丽和丰韵。这些善良的女人热情地滋养着她们生活的土地和家乡！
三
上面已经涉及，这本集子所展示的男性形象几乎都是自私、狭隘、猥琐、萎缩——渥浊的一面，作家的批判意味显而易见。从艺术表现来说，他们都是上述聪慧女性的衬托，通过对男性形象的贬斥，来显现女性形象的高洁。时代社会的惰力往往在男性身上结出苦涩的果实。因为男性是家庭联系社会的通道，社会往往关注男性，而女性的光芒总是被男性所遮蔽，当然女性也接受了男性世界这样一种现实，自己的心灵受到扭曲，比如封闭传统的女性贞节意识，男尊女卑的思想，特殊年代特殊环境的迫压与摧残。以《鹧鸪的歌唱响彻田园》的阿芳婆为例，她不仅要承受女人守寡的煎熬，还要承受一个家的贫寒辛劳，一个村庄的厮杀争斗爱恨情仇，她的挣脱桎梏，愈到年老愈犹豫徘徊，年纪是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社会历史家庭已给予她沉重的心理负荷，社会惰力化成了她心理的惰力。
其实乡间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朴实，近代以降，乡村逐渐成为政治军事斗争的跑马场，沈从文《边城》中的古朴醇厚不复存在，丑恶、野蛮、仇恨渗入村庄。猜忌、打击、报复吞噬着人们的善良朴实。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毒害了一代几代人的心灵。《望户》里的村民们既在嘴巴上夸赞着勤劳致富的张兴桂，又在暗地里偷他家里的柑桔、池鱼；无赖调戏陈已凤导致的风言风语等都让人感到现实的严峻，乡村健康精神的欠缺。花边嫂被划为“黑五类”，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压在她的肩膀上，可是并没有谁（包括她家里）给予同情和呵护。
这在《链条》中对人性的残酷摧残可谓到了极点！“我”，一个基层税务所的普通职员，不到三十岁却是一个老**，一步一步地被发配到陶坑生产队。在这个人数不多的小村庄，“我”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住在低矮的猪栏里，背着稻草人在稻田里艰难的莳田，爬行去上工，被迫吃村里人扔过来的死臭的老鼠等动物……人格与尊严全部被剥夺了。而乡村又有多少女性在有形与无形中如“我”一样被剥夺了起码的人格和尊严。作品的深意还在于，没有止于把“我”写成一个蒙冤受害的弱者；“我”尽管弱势，悲惨，但内心对给他带来恶运的单位寄予幻想，千方百计想接近和回到单位。说明**本身也坚守不住自己的人格。因而作品写出了当时“**”——普遍社会真实与精神真实。
李伯勇的写作属于现实主义，在好些篇什里，几乎都是第一人称进行叙写，将自己置身于真实的场景、情节、环境中。但他不是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经过现代意识观照；同样是对乡土灵魂的勘探，他就没有停留在故事层面，而是上升到思想精神的高度，他的小说就有了一种厚重而深刻的质地。
他是一个具有浓郁乡土情结的作家，他关注乡土的过去，更关注乡土的现在与将来，于是他的乡土创作就富有现实感和现代感。我觉得，思想、生活和情感的积淀始终先于创作技巧，李伯勇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不同凡俗。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已逝的作家路遥，他用朴实的笔触写出了时代的沧桑变迁，写出了生活的沉重与希望，写出了命运的坎坷曲折，写出了普通百姓丰富深厚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平凡人物执著无悔的追求，写出了人性的光芒和色泽。李伯勇的小说有类似之处，朴实而厚重。文化层次不很高的人也能读得懂，而且发出相近的感慨和思考。
他在描写赣南女性形象上不是单面的、简单的，而是复杂的，即是生活化本真化的。赣南客家都有因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女性是作为一种依附地位来看待的，所以历来不受重视。表现她们善良的同时又显露其蒙昧的一面，表现觉醒独立的同时又想退缩封闭，表现与命运抗争的坚忍顽强又有对命运的顺从迷信。这不但印证生活的复杂，人的复杂，也印证了一个真正现实主义作家的本色。将笔触真正深入到普通赣南女性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作品并不多见，李伯勇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不俗的努力。
它以《恶之花》为书名，和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同名。李伯勇写的是中国乡土的“恶之花”。“恶之花”即“病态之花”。题目即隐含着一种悲剧意味，在“恶”——病态之中，盛开出一朵朵善良的人性与人心之花，在赣南土壤上散发出独有的芬芳，这也正是我们社会历经震荡而不崩溃，继续保持活力的最内在的原因。应该说，写中国农村女性悲剧命运的小说很多，比如鲁迅，比如郁达夫，比如赵树理，比如莫言等等，他们各具特色——都有着不同凡响的震撼力的冲击力；我想李伯勇一开始也许并未有意识地要写出一系列赣南乡土上的悲剧女性形象，是他的长期乡村生活的经历，勤于思索与发现，把感受最深的形诸于笔墨。他关注着时代，总是能抓住变化时代中最幽秘的“精神走向”，从这一维度一次次重返乡土，理解乡土，于是就有新的震撼性的发现。
http://www.shangyou.cn/bbs/thread-55337-1-1.html 伯勇简介：
李伯勇，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１９７９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长、中、短文学评论、随笔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３００多万字，出版专著７部：长篇小说《轮回》、《寂寞欢爱》，中短篇小说选《南山的温柔》等。长篇《轮回》获恒泰杯当代长篇小说征文大赛三等奖（１９９６），短篇《瓜地熏风》获江西首届谷雨文学创作奖（１９８９）。系江西省专业作家。２０００年获赣州市拔尖人才称号，２００１年获江西文艺“十佳”光荣称号，２００５年精品力作《恍惚远行》登上排行榜，跻身中国长篇小说前五名之列，实现了江西省作家在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中零的突破。２００７年获赣州市首届“红都之子”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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