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县的客家人
攸县的客家人作者:罗平
在湘赣边界的攸县东乡山区，生活着一群与当地原居民语言迥然不同的人群，人们称之为“客家人”。由于语言独特，一些人误认为客家人是少数民族。其实不然，客家人的祖先是居住中原的正宗的汉族人，因为战乱而南迁，先后迁徙到汀江、赣江、梅江流域以及南方各省的山区。他们在那里披荆斩棘，开山造田、落地生根。相对当地原居民，他们被称为客家人。
历史上，客家人曾经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攸县的客家人，是清康熙中叶到乾嘉之际，即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从闽粤迁至攸县的，现存的一些族谱资料印证了这一事实：桃源梁氏来攸始祖梁玉桥来自广东嘉应州松口堡，桃源张氏来攸始祖张贤发来自福建，三联张氏来攸始祖张韶光则来自福建汀洲。
攸县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鸾山镇的南源、桃源、殷家坊、东冲、漕联、七里、三联等8个村20个组，有曾、吴、梁、邱、张、李、翁、温、程、赖、高、刘、胡、钟、黄等姓氏，人数在2000—3000人左右。
攸县是湖南省七个客家人较多的县份之一。据专家考证，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其原因有二：一是满族入主中原的影响，清兵进至福建、广东时，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群众举义反清，反抗失败后，被迫散居各地。有的随郑成功去台湾，有的向粤北、粤中、粤西迁移，有的则迁到广西、四川和湖南。二是客家内部人口膨胀所至。闽、赣、粤边区的客家人，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人口大增，山多田少，耕殖所获不足供应。此时四川由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影响，人口锐减。于是清政府于康熙年间发起了“移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即动员和组织湖南、湖北居民大量入川，而部分闽粤客家人则迁到湖南。攸县客家人有三个特点：一是居于山区最深处，如老漕、桃源、南源荷树下；二是聚居；三是既会攸县方言，又保留了闽粤客家语，内部交流用客家话，对外则操攸县方言。
客家人对于攸县山区开发，促进经济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攸县的人口和经济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平原和丘陵地区基本开发。此时迁居而来的客家人，由于缺乏资金，只能聚居到人烟稀少、开发程度较低的东部山区，他们结庐设棚，在群山峻岭中开荒生产。“东乡多山，重岩复岭，延袤百余里，闽粤之民利其土美，垦种几遍。”这是清同治版攸县志对当时客家人开发山区的真实记述。清代邑人陈圭的《山行赋感》中也有记载。“樵径人何密，连延岭上关。圣朝无旷土，生重遍深山。矮屋松杉下，高畦云雾间。语言半南粤，住久不知还。”
攸县种植辣椒始于清初，据考证是由徙居东乡的客家人从沿海引进，这一舶来品很快受到攸县人的青睐，成为了攸县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攸县辣椒种植面积之多、产量之高、质量之好，历来均为全省之首。民国时期，《湖南土特产》书中称：“辣椒全省均产，但以衡山、攸县、邵阳出产较多。”据1965年湖南农学院椒干生产调查报告记载：“椒干生产省内各地皆有分布，以邵阳专区面积最大，湘潭地区的醴陵、攸县所产最佳，单产最高，其中攸县的面积、产量又均超过醴陵”。民国时期，攸县辣椒种植面积8000亩左右。新中国成立后，辣椒生产不断发展，到1985年，种植面积达到17200亩，总产量46900担，成为湖南省五个出口辣椒基地县之一。1952—1956年，全县共出口干椒511吨，占全省干椒出口量的五分之一，1985年出口干椒872吨，年创外汇80万美元，创汇率仅次于牲猪，成为县内经济作物的拳头产品。
客家人对攸县经济发展的另一贡献，就是引进和大面积栽种油茶。清之前，攸县没有大面积栽培油茶的习惯，食用油除了猪油，就是菜油了。有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夜宿新市徐公店》一诗为证：“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荫。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客家人徙居东乡后，满山遍岭广栽油茶。据攸县人大常委会原农工委主任梁邓福回忆，童年时在漕泊仙人桥一带，曾见过一人合抱的老油茶树。由于油茶的比较经济效益优于当时广为栽植的油桐，因此，油茶这一经济作物迅速传入西、北、中部的皇图岭、坪阳庙、大桥、丫江桥、贾山、石羊塘、桃水等地，成为攸县一大特产。民国时期，攸县有成片纯油茶林近20万亩，年产油9200担。新中国成立后，油茶生产进一步发展。据1985年统计，全县有油茶林36.75万亩，投产面积30.87万亩，年产茶油2.2万担，是湖南省油茶基地县之一。2004年底，攸县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油茶之乡”。此外，红薯这一种产量高、栽培方便的经济作物，也是由客家人由沿海引进，时称“蕃薯”。当时文献是这样记载的：“蕃薯形似山药面短……攸邑客民，种以代粮，近则土著之民尽种之。”
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客家人在攸县人民革命史册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客家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甚于原居民，因此他们的革命愿望特别强烈。
早在1929年初，漕泊客家人赖文德等十多位革命群众投奔到毗邻攸县的革命蓬勃发展的江西莲花县，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受莲花党组织的委派，他们回到攸县成立了以赖文德为主席的攸县工农委员会，这是攸县在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不久，攸县工农委员会与红十二军帮助组建的攸县革命委员会合并，成立攸县工农革命委员会。从此，攸县进入了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的新时期，成为了湘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漕泊地区的客家人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达30多名，占漕泊地区的革命烈士百分之三十二。
1934年8月，因湘赣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失利，湘赣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征，留下部分干部和部队坚持斗争。在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以省委书记陈洪时为首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投敌叛变。此时，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力挽狂澜，在湘赣边界的棋盘山召开了著名的“棋盘山会议”，成立了湘赣临时省委，重新组合了革命力量。但是弱小的红军游击队急需一块可以栖身的游击根据地。在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吴金莲的建议下，中共茶攸莲中心县委、湘赣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司令部陆续驻扎在与客家人聚居的鸾山金子岭周围。金子岭地理条件好，其四周崇山峻岭，林密树深，南有棋盘山、太阳山，西有凤仙殿，绵延百多里。金子岭位于这一带山脉的中心，东通茶陵，北通江西莲花，山势险峻，是理想的游击根据地。金子岭地区又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金子岭山脚下的南源是客家人聚居地，早在1935年春，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利用其与南源荷形下客家籍吴氏是族亲的身份，在此开展工作，组建了中共三区区委，他们搜集情报，提供给养，组织群众参加红军。正是南源地区客家人的大力支持，湘赣红军在该地区的活动一直坚持了三年之久，直至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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