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客家人 发表于 2008-5-6 20:44:19

靈渠運河的開鑿,中原文化加強嶺南正經文,粵東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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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

    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得到郡尉任嚣器重。后来,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

    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50万大军,兵分5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的呢?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0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为湖南洪江、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在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连接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

    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间,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熏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多。这说明,粤东的文明开发,早于粤西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西)、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西)、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把龙川当做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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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

    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得到郡尉任嚣器重。后来,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

    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50万大军,兵分5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的呢?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0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为湖南洪江、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在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连接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

    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间,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熏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多。这说明,粤东的文明开发,早于粤西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西)、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西)、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把龙川当做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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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

    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得到郡尉任嚣器重。后来,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

    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50万大军,兵分5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的呢?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0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为湖南洪江、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在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连接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

    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间,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熏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多。这说明,粤东的文明开发,早于粤西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西)、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西)、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把龙川当做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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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

    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得到郡尉任嚣器重。后来,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

    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50万大军,兵分5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的呢?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0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为湖南洪江、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在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连接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

    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间,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熏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多。这说明,粤东的文明开发,早于粤西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西)、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西)、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把龙川当做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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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

    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得到郡尉任嚣器重。后来,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

    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50万大军,兵分5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的呢?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0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为湖南洪江、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在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连接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

    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

    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间,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熏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

    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多。这说明,粤东的文明开发,早于粤西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西)、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西)、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把龙川当做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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