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家族历史尚待考证——读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存疑 孙甄陶
一、前言兴宁罗元一（香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旁征博引，资料甚丰。复得当代显要，如孙哲生、邹海滨、吴铁城、陈立夫诸先生为之撰序；而尤以国父哲嗣之孙哲生先生对其书所论述，颇为称许。宜乎出版后风行一时，而当代对此未经详细研究之学者，固亦不敢稍持异议矣。本文作者与罗教授为知交，其书面世后，尝蒙两次持赠。阅竟即觉可疑之点甚多；惟时值抗日，无暇及此，且反证一时亦不易汇集，遂将此事暂行搁置。国家多故，丧乱频仍，余亦不遑宁处，转瞬三四十年。岁月催人，修名不立，而老冉冉忽然已至矣！
窃念国父为国人所崇敬，其家世源流，似不宜任其含混不清。我今于此纵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足以推翻罗教授谓国父先世非系出东莞孙族而实系出紫金孙族之说，然至少尚能指出罗教授之说，亦非特有真凭实据足以证实国父先世确非源出东莞而是源出紫金。即此便足使后世研究国父家世源流者，增加若干意见不同之参考资料；由是或亦足使国父先代祖宗不至蒙李戴张冠之冤，即其争认为国父同族者经此一度澄清，当不复有“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尽带令。”之诮，为温飞卿者流所讪笑也。
二、罗教授谓国父上世非源出东莞孙族而是源出紫金孙族之理由
罗教授谓国父上世之在广东者，非源出东莞之孙族，而实源出于紫金忠坝公馆背之孙族。其自认为理由中最充分者，即以美人林百克氏(Paul Linbarger)所著《孙逸仙传记》(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书，所引国父口述孙氏家庙在东江公馆一语，为最有力证据。国父此语，其英文原文之一段，载在开智书局译本第一章《翠亨》，译成中文如下：
“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当他说到同志的时候，总是笑的。——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的；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说生在火奴鲁鲁，便可以得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几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
罗教授便就林百克氏所引国父口述家庙在东江一语考之，以为国父之先世居地，亦似不在东莞。何则？东莞为清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所谓‘南番东顺’是也。虽其地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为县。如国父上世居地确在东莞，则以东莞一名之易使人明晓，即但称家庙在东莞，或东莞某一村足矣，何必复冠以东江一词乎？至上沙乡则更在东莞南部滨海之地，冠以东江，更不类矣。”云云。
罗教授既从林百克著《孙逸仙传记》所引国父口述家庙在“东江公馆”一语，而得到上述论据，于是即持此论据以否定国父上世源出东莞之说。微论胡去非先生《总理事略》第一章第二节《家世述略》谓其系出东莞。《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东莞县属）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亦谓其系出东莞。《越风》第二卷第一期，载叶溯中先生作《中山先生之先世》一文，列《孙公世系简表》，亦认其系出东莞。又《西南党务月刊》第二十六期，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广州办事处主任邓慕韩先生致西南执行部函，亦称总理家谱所载五世祖礼赞公，由东莞迁居香山。而吴稚晖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会演讲《总理与中国革命》，亦称其先世从东莞搬到香山县，再移到翠亨村云云。凡此皆罗教授书中所曾引述，而俱谓其由于根据不健全之资料而未加详考，故一律予以否定。
罗教授既以国父先世源出东莞之说为非是，于是即以林百克氏所引国父口述家庙在“东江公馆”一语为根据，从东江流域访寻有名为“公馆”之地。结果在紫金县访寻得有地名“忠坝公馆背”者，今称“中心坝公馆背”，地在上下孙排之间。下孙排今无孙氏屋宇，盖已移为他族居地。上孙排今称“孙屋排”，其南有孙氏宗祠，与公馆背相接，即所谓“黄牛挨磨”祖祠也。此与国父对林百克氏所述家庙在公馆村之一事实，完全相合云云。
罗教授复查阅其所发现之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列十二世祖之琏昌公，与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之十二世祖连昌公，名字与世数皆甚相符，认为同属一人。琏昌之“琏”，虽视翠亨总理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载十二世祖连昌公之“连”，多一偏旁，然此类偏旁，或加或不加，为粤中命名与家谱著录之常例，绝非相异之二名。观该谱旧抄本之书增城作曾城，知其抄手本非能文之士，其非伪作冒充之文籍，正亦在此。罗教授又云：琏昌公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辗转迁居中山县涌口门村。故在增城，未留若何明显痕迹，而其卒年与葬所，则已在涌口门村。忠坝孙氏族谱所以记云“移居曾城，于后未知”者，意即因此失去联络之故也云云。
国父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于记述翠亨孙氏世次，仅起自十二世祖连昌公，而连昌公以后十三世祖以至现代二十世祖，名讳班班可考。惟连昌公上代十一世祖以前之列祖列宗名讳及何时始迁入香山涌口门村之记载，则皆付阙如。紫金忠坝公馆背村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其十二世祖以前，从自闽入粤始祖友松公起至十二世祖琏昌公止，世代相传，名讳亦班班可考。惟十二世祖琏昌公以后，则又尽付阙如。故罗教授得以紫金忠坝孙氏之始祖友松公以至“移居曾城于后未知”之十二世祖琏昌公；以接驳中山翠亨孙氏之十三世祖逈千公，以迄于今之二十世祖，如移花接木然。遂使国父上世之在粤者，世系传统，历代相承，完整无缺。表面观之，此一接驳，宛然天衣无缝，诚似一新发现之杰作；而不知其亦无健全之资料为根据者也。
三、罗教授谓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之说为吾人所怀疑之理由
本文作者系出中山东镇沙边乡孙族，与左埗头孙族，翠亨孙族，近支虽叶散条分，而上世入粤始祖，则同为一人。由此一点，引起我辈对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之说，极为怀疑。而罗教授所提出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之最有力证据，仅凭藉林百克氏著《孙逸仙传记》所引述国父口述家庙在“东江公馆”一语。按此语在林著《孙逸仙传记》中，其英语原文云：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
此语若译作中文，并假定以 Kung Kun 二字译作“东莞”，则应是：
“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东莞，属东江水域。”
如此全句文义，简单明了，更无须加以注释说明。若译作“公馆”，则恐无人能了解到属东江水域之紫金县内“忠坝公馆背村”，是即罗教授所简称之“东江公馆”也。而罗教授又云：
“……原文Kung Kun之Kung，声母从K，至东莞之‘东’，拼音如Tung，声母从T ，K与T绝不相混。如别无资料得以证明林氏以K为T，或以T误K，则Kung Kun 一名，绝非东莞英文拼译。……”（见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复版再跋附录致孙院长答邓慕韩君书》）。
吾人以为林百克氏此传记原稿之Kung 字，未必非Tung 字，其T字误植K字，或属手民之误，而非林百克氏之误。此其一。“东莞”二字，英译为Tung Kun，是译音。中国地名之英文译音者，有从国语而来，亦有从方言而来。中原及华北各地译名，其音多从国语。华南及东南沿海，则颇杂当地方言。例如汕头之英文译音为Swatow，厦门之英文译音为Amoy，尽皆从潮福方言略带讹误转音而成。亦犹Canton为广州之译名，其始乃由“广东”二字从广州方言说出，外人因不习听，讹误转音而成。或者当日国父与林百克氏对语时，林百克氏误听国父之发音，以Tung字为Kung字，亦未可知。此其二。中国地名之英译，有从音译，亦有从义译者。如东莞，则与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汉口等都市之英译，皆从音译者也。东江之英译为East River，与珠江之英译为Pearl River，黄河之英译为Yellow River ，黄海之英译为Yellow Sea，东海与南海之英译为East Sea与South Sea，则皆从义译者也。大抵国父与林百克氏对话时，为使林百克氏对东莞在广东之地理位置了然于胸，故以属东江水域一语诠译之，不意罗教授反谓国父之先世居地似不在东莞。盖东莞为清代广州府属地，平日皆与南海、番禺、顺德等县并称。虽其地为东江最下游所经，然依粤中旧俗，自博罗、惠阳以至紫金、河源、龙川等县，始称东江属县云云。吾人以为罗教授此说非也。按《辞源》（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江”条云：
“东江……在广东境，即古浪水，一名龙川水，珠江之东源也。出江西定南县南之九连山，西南流入广东境，至龙川县曰龙川江；又西南流，合新丰、城泗二江；至东莞县，合增江；西南流至波罗南海神庙前，合珠江；由虎门入三角江，注于南海。”
观此可知东莞县非止“为东江最下游所经”，如罗教授言；且实为东江主流之所经，其为东江属县，自应毫无疑问。然则国父对林百克氏所云：“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Kung Kun，属东江水域。”其Kung Kun二字，殆必为东莞矣乎？
抑国父对于东莞与东江之地理关系，了如指掌。在其所著《建国方略》内《实业计划，第三计划》、《第二部，改良广州水路系统》，《丁、东江》，第二段云：“……自新塘上游约一英里之处，应凿一新水道直达东莞城，而以此悉联东江左边在东莞与新塘间之各支流为一。……”又在同计划《第二部，改良广州水路系统》内，并附第十四图与第十五图，图中所示东江主流，皆经东莞而后入海者，即此国父所谓：“吾人祖祠所在之乡村，乃在Kung Kun，属东江水域。”之Kung Kun两字，殆必指东莞而言，于此又可作一旁证矣。
国父上世源出东莞之说，如再寻出历史事实足资证明，则其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之说，自必不攻自破。今姑勿论国父上世是否源出东莞，但罗教授谓其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之历史事实，亦非有确切证据，而属于臆测者甚多。兹择要一一列举如下：罗教授谓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氏重修族谱旧抄本所列之十二世祖琏昌公，与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之十二世祖连昌公，名字与世数皆甚相符，认为同属一人。吾人认为此说有不足置信之点六：琏昌与连昌之“琏”与“连”字各异，若必强同，则上述Kung Kun 之Kung 字，其第一个字母之“K”字，亦可强断其必为“T”字之误，而不必求确证也。此其一。琏昌公与连昌公，俱为十二世祖，世次相同一节，殊不足为奇。即如本文作者为中山第四区沙边村孙族，其世次为十八世，与现代翠亨孙族及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之世次，亦非不相符，大抵入粤后之孙族，其世次或皆约略相同也。此其二。罗教授谓：“国父十二世祖讳连昌公（附注：罗教授强将紫金孙族十二世祖琏昌公之‘琏’字，改用‘连’字，以自圆其假设臆测之说。）始自紫金忠坝，移居增城，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云云，兹据紫金忠坝孙氏光绪二年重修族谱旧抄本所记，仅言：“十二世祖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如此而已。而罗教授谓其“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村。”此语若非假设，即属臆测。否则有何真凭实据，足资证明？复查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旧抄本所记，十一世祖共有四人，一讳道元公，未传；二讳琏盛公，未传；三讳琏昌公，移居曾城，于后未知；四讳琏桥公，移走他方未知。盖其地时值明清之际，战祸频仍，民多流徙，乃至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故紫金忠坝孙氏族谱所载十二世诸族人，多明注“未传”。而琏昌公与琏桥公兄弟二人，则竟远离乡井，一则“移居曾城，于后未知”；一则“移走他方未知”。可知当日二公流离情状之惨，其不为“老弱转乎沟壑”者几希，而尚能远走高飞至中山滨海之涌口门村，为国父中山县之始基祖乎？此其三。纵退一步言，紫金忠坝孙族之琏昌公，果另有奇迹出现，使其能从曾城远至中山涌口门村，开基立业，成为中山翠亨孙族之始基祖矣。顾何以于其能开基立业之后，不能与故乡忠坝族人通声气，取得联系；乃竟任令消息隔绝，使忠坝族人，只知其“移居曾城，于后未知”乎？紫金县为客家籍人地区，客籍人士，重乡族之情，敦团结之谊。琏昌公乃客籍人，倘能作中山翠亨孙族之始基祖，岂有不怀念故乡客家宗族，使其子孙知木本水源之有自；而翠亨孙族之源出紫金忠坝，如琏昌公之祖讳宗荣，父讳鼎标，其兄若弟讳琏盛与琏桥，即不祀之于祖祠，亦当列之于家谱。否则最简略亦当叙明琏昌公系出紫金忠坝公馆背村孙族，其父乃讳鼎标公者。今竟全无记载，使人对其来自紫金忠坝，毫无迹象可寻。数典忘祖，岂一始基祖及其嗣续所应忽略至此者乎？此其四。若更以常理言之，国父生前，未尝言其上世源出客籍。其革命党同志中，客籍闻人不少，其著者如廖仲恺、邹鲁、古应芬、谢英伯、姚雨平、谢良牧诸先辈，皆属客籍，其中亦有仅先世系出客籍者，无不以客人自居；未闻有谓国父亦客籍中人；而在粤各客籍社团，更从未闻有以国父同属客籍而特予招待或开会欢迎莅临指导者。反之，只闻东莞上沙、员头山，二乡孙族争认国父世系原出于其乡族而后迁往中山者。然则国父先世似非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于情于理，或较可信欤！此其五。琏昌公自紫金忠坝公馆背村流移至曾城，其时客籍人士之流寓曾城者正多，若迫于生事，似应投向曾城客人聚居之地区求助，为何舍近图远，竟至中山沿海一陌生地区之涌口门村，后且竟成为国父在中山县之始基祖乎？似又非人情之所近也。此其六。
客籍人士，为中华民族中之一优秀种族，才略出众，耀于史册者，代有其人。民国以来，文治武功，脍炙人口者，尤更仆难数。倘有极可靠之历史资料，能证明中山翠亨孙族国父上世，果属客人，则国父与客籍先贤之光荣，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即凡属中山孙族，其远祖与翠亨孙族同气连枝者，固亦与有荣焉矣！惟研讨谱牒，首贵其史料之真，在真史料尚未能发现前，只有存疑待证，绝不宜牵强附会，以构成一种迹近冒滥顶替之谱牒。若罗教授仅藉清初广东濒海迁界所影响于国父上世族谱混淆颠倒脱漏之缺憾，而强以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十二世祖琏昌公及其上世自入粤始祖以至十一世祖全部移充补偿。又藉紫金义士钟丁先于明末清初，率众抗清，屯重兵于忠坝凹口，战祸所及，忠坝孙氏受其影响，后裔离散。至十二世祖琏盛、琏昌、琏桥三人，或子嗣未传，或移走他方，于后未知之情况之下，遂硬指琏昌即中山翠亨孙族十二世祖之连昌，而以连昌公之后，即作为紫金忠坝孙氏十二世祖琏昌公之后。遂使国父世系，成为一个移花接木之世系，以人工造成，如植物之“驳枝”者然。凡此皆由于未尝取得真确健全史料之支持，自难遽视为可信。此吾人对于罗教授虽费十易寒暑之悠长时间所研求，而获致国父家世源流之结论，仍不能无疑，故亦不敢苟同者也。
罗教授言：“今按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埗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埗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能以片言肯定。考广东各地孙氏，多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例如中山县小榄孙氏，即不以常德公子孙同派。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巷三，舆地氏族：‘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爰及有明，三卫兵移居小榄，永奇与弟永源，同隶后卫陈宪旗下，遂家焉。分三房，现历二十四代，丁口二百有奇。’可知即就中山县之孙氏而论，亦派别不一，未可悉以常德公子孙目之也。”（见罗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三、国父上世与左埗头孙氏同源说之非是》，末段。）云云。上述罗教授所言，谓：“国父先世，既未必与左埗头孙氏为同一本源，亦未必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则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埗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为同属一人，亦未能以片言肯定。”玩其“既未必”与“亦未必”，“是否”与“亦未能”等语气，可知其尚未敢断然否定国父上世与左埗头孙氏为同一本源及即出于东莞上沙或员头山，更不敢以片言肯定其入粤始祖之是否与左埗头或上沙，员头山之孙氏入粤始祖同属一人。于此足觇罗教授以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氏之论据，自身尚立足不稳也。
四、中山各乡孙族之入粤始祖似同为一人
上述罗教授云：“考广东各地孙氏，多自外省迁入，其源流派别，不一而足”；事实或然。惟谓“即就中山县之孙氏而论，亦派别不一”；则又似未尽然。曩闻之本乡父老言，吾族之在粤始祖，讳恒所，仕南宋为谏议大夫，卒葬广州白云山。其后裔子孙，分入东莞、中山、新会三县定居。每当春秋佳日，如清明重阳等节，三县裔孙，按年轮流赴广州白云山省墓。即在三年之内，每一年由东莞县子孙前往一次，中山县及新会县子孙，亦各前往一次。舟车转运，往复频繁，此礼至民国卅七年未尝或废。先君（讳璞，字仲瑛）尝语余，民国初年，中山孙族赴广州省墓，哲生先生曾应邀参加。兹复就余所知，民国三十六、七年间，中山孙族赴广州省墓，西村士敏土厂厂长孙满（德彰公嫡孙，国父侄孙）与焉。并尝借出厂车数辆以助交通。此外，余又尝从本乡昆仲借阅沙边孙族不完整之家谱残本，首称：
“第一世太祖宋将仕郎，讳天球，字汝球，号恒所，孙公，先为南雄府保昌县沙水里人。仕理宗朝，为广州府路官，因家居于羊城华宁巷焉。公生于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岁次乙卯四月十三日辰时，终于景定四年，岁次甲子十一月二十日未时，享寿七十岁。妣氏梁，生于庆元丁巳三年六月十三日酉时，终于咸淳乙丑元年三月初四日卯时，享寿六十九岁。生二子，长希文，次希武。公与氏合葬于省白云土名后厄山第三臂，坐申寅兼坤艮之原。”
按此家谱所记载，与曩所闻于本乡父老者，尚无大异。然则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三舆地氏族所载，小榄孙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玑巷迁居羊城，与吾族来自南雄之始祖恒所公，未必非世系相同，可见中山孙氏，固未必如罗教授所言，派别不一也。惟上述余所见闻，尚非中山各乡孙族来源极健全之资料；然而中山、新会、东莞三县孙族递年轮值前赴广州白云山扫墓，其规模之大，阵容之盛，谓非全无族谱之真实资料为根据而能历年举办不绝者，其谁信之！
五、研讨国父家世源流要不存偏见乃可得正确之结论
如上所述，罗教授所著《国父家世源流考》之论据，除资料欠健全外，并颇有偏见。既不足以肯定国父上世源出紫金孙族，亦不足以否定国父上世源出东莞孙族。然则国父上世之来源，自尚有留待吾人考求之余地。故凡右源出紫金孙族之说者，似应研究何能证明中山翠亨孙族十二世祖连昌公即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十一世祖鼎标公之次子，而其长子即琏盛，三子即琏桥。又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十二世祖之琏昌公，既迁居增城，为何又舍增城而远走至中山涌口门村，亦应细寻其故，而求得其史迹所在以资印证，庶几国父家世源流，乃得其真。非然者人若视同张冠李戴，只不过贻考据失实之讥；若视同以吕易赢，则将使其子孙，永感难堪矣。至其主源出东莞孙族者，似亦应查明中山翠亨孙族十二世祖连昌公之先代十一世祖为谁，是否即瑞英公；但瑞英公于乾隆时始由外地迁入，世数早于连昌公，而年代则在连昌公之后。为何世数与年代，如此先后倒置若是；此则亟待吾人详加考核正误者也。
据罗著引述《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函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请核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第八段载《总理世系图》，其第五世祖礼赞公，生二子禘儿、禘宗。禘儿，中山四区左埗头始祖；禘宗，中山四区涌口乡始祖。由涌口再支分六区翠亨乡，而生十二世祖连昌。但此月刊同期，又载东莞县长邓庆史关于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原呈有云：
“惟该谱支派图上，关于立祖栏内纪录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字迹与原笔迹不符，似属后来加入。再查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
同期月刊，又载《孙总理家谱》序云：
“始祖二三四世，俱在东莞长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埗头，乐南居涌口。乐千、乐南祖，惟因粮务迫速，过回东莞，未曾回来，得存莫氏母牛路坟同墓。长子因马贼潦乱，不能回来。兹于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
观上文罗著所引述国父上世之史料，如东莞上沙乡代表孙绳武等请修正总理始迁祖案，于其《总理世系图》，已指明第五世祖礼赞公生二子，即禘儿与禘宗。禘宗为中山四区涌口乡始祖，由涌口再支分六区翠亨乡而生十二世祖连昌，虽然东莞县长邓庆史调查上沙孙氏源流之原呈，谓上沙孙氏宗祠先祖牌位，由贵华祖起至禘儿祖止，依次排列，又未见禘宗牌位，似应向涌口村再行详查，方能明确等语。但《孙总理家谱序》则竟谓礼赞公已从东莞迁来涌口村居住。妣为莫氏太安人，长子乐千，次子乐南。乐千居左埗头，乐南居涌口。乐南即禘宗，虽在上沙孙氏宗祠未见其牌位，要不能谓非涌口村孙氏始祖。何况在涌口村尚有乐千、乐南立石之莫氏母坟墓遗留，更足使禘宗确为中山四区涌口村孙族始祖之有力证据。至于罗教授谓：“自常德公至禘儿、禘宗，据孙绳武所列世系图，不过六代，下距第十二世连昌公，其间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则连昌公非禘宗之本生子孙可知矣。”云云。吾人认为罗教授所指出之罅漏，应予填补。填补之方，应从东莞县上沙乡及员头山乡、中山县涌口村、左埗头村、迳仔蓢村及翠亨村各孙氏祖祠详细检阅其族谱与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祖先牌位，以及其他收藏文件，当必有所获而足资补充。乃罗教授不此之图，其最关重要之涌口村，究竟曾否经过调查，迄未提及；遂遽断定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硬派紫金县忠坝公馆背村流寓增城而名字不尽相同之琏昌公以补缺。实则琏昌公自从紫金移居增城以后，生事如何，曾否到过香山县（即今之中山县），乃至到过涌口村，殊成疑问。而罗教授竟欲使之成为翠亨孙族之始迁祖，多见其“强为牵合”，“空疏无谓”也。
查孙绳武所列世系图，自常德公至十二世连昌公，其间所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世。大抵其时适当明季东南沿海不靖及明末清初郑成功据闽、粤沿海各地抗清，而清廷亦有迁界之狠毒殃民政策以为对付。以致粤东濒海居民，流离失所，庐舍为墟，祖祠为官兵毁坏者所在多有。凡此惨状，随处可见。人民救死不暇，自难顾及族谱之完整保存。是故中山翠亨孙氏族谱之有罅漏，盖时势与环境之险恶所致。且应不仅翠亨孙氏一族为然，即中山县孙氏各族，如左埗头、涌口、迳仔蓢、沙边各村孙族，殆莫不如是。甚至粤东沿岸距海五十里内之各乡各姓族谱，其间亦必有不少缺去数代之罅漏，一如上述中山县涌口村及翠亨村孙族者，岂可即以此便遽决定连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孙乎？故凡主国父上世源出东莞孙族者，似应搜集其源出东莞之真材实料或确切证据，始足以澈底推翻罗教授谓其源出紫金忠坝公馆背孙族之说。此种资料与证据之搜集，第一除东莞员头山乡、上沙乡、中山涌口村、左埗头村、迳仔蓢村、翠亨本村等处，各孙氏祖祠、须详细检阅其族谱，列祖列宗生殁纪念簿、祖先牌位，以及其他收藏文件，已如上述者外；次则宜从中山县沙边村孙族、小榄孙族，乃至新会县各孙族，各宗祠、各祖先牌位、族谱、冢墓等处入手，作详细之调查，亦当必有所获。惟我中国大陆粤东沿海各地，自中共统治后，今非昔比。宗祠多已改作公社，祖先牌位及族谱，已遭毁灭，荡然无存。坟茔冢墓，其能不被破坏与发掘者，亦极有限。因此今日惟有退而思其次，向中华民国台湾及海外各地规模较大之图书馆及藏书家借阅各种地方志，如广东通志、广州府志、东莞县志、中山县志、新会县志，乃至南海、番禺、顺德、增城、惠阳、博罗、高要等县县志，详加查考，或可于当日满清政府迁界虐民之资料，发现更多；而孙族受祸之惨酷，以致由东莞迁入香山，一迁再迁、三迁，何为迁到如此频繁，或亦可得其真相，并得以证明国父上世确由东莞迁入中山者也。
惟是各县县志中，其有甚不可靠者，厥为《香山县志续编》。是编倡修于民国乙卯年（即民国四年，公历一九一五年），书成于民国癸亥年（即民国十二年，公历一九二三年）冬月。香山知县六合厉式金延邑绅汪文炳、张丕基为总纂，林郁华、黄应枢、李麟昌、郑鼐、黄佛颐为分纂。修志在民国时代，而其书不以民国纪元。大抵受命编纂及董其事者皆满清遗老。书中于舆地卷内新增“氏族”一门，其大乡巨姓，如义门、南湖郑族、长洲黄族、隆镇高族、刘族、李族等，皆丁口逾万数，故其族谱概略，俱得纪载于此一“氏族”门中，固无论矣。惟其中一族丁口，数仅十余人乃至数人者，亦颇有纪载。例如榄镇“曹族，始祖德章，原籍三水，迁居顺德龙江乡，后又迁居小榄，现历四代，丁口四人”。“凌族始祖炳林，由番禺深井乡迁居小榄，现历三代，丁口八人”。“大环林族，十二世祖绍芬，由柏山迁来，现历十五代，丁口数人”。“大环邓族，十四世祖镇东，由牛起湾迁来，现历二十一代，丁口数人”。“涌口黎族，始祖从广，由西桠乡迁来，其后族姓支分，……现涌口黎族，丁口三十余人”。“左埗头袁族祖义华，由小榄迁居南蓢墟，……自廷英徙左埗头住，分东西两堡，现历八代，丁口六十余人”。凡此氏族，虽式微至此，而续志氏族门中，仍俱有纪载。查《中山县志续编》户口门宣统二年本邑户数表所列各区各段各乡正户总数，最多者如：第一区第三段西门外，正户总数为四千三百四十一；第二区第十段象角乡，为二千二百三十零；第三区第三段车公庙坊，为三千七百六十九；第四区第卅二段张家边乡，为一千三百四十四；第五区第一段平岚乡，为一千九百八十七；第六区第八段官塘乡，为一千二百七十三；第七区第一段前山，为一千二百八十四；第八区第十六段南水三灶，为三千四百七十六；第九区第二十二段黄角乡，为三千二百九十九。其最少者如：第一区第十八段龙塘乡，为五十四；第十九段梅坪乡，为五十九；第四区第十五段长命水乡，为三十二；第十四段龙贡乡，为四十零；第五十九段稿获乡，为三十一；第二十七段西陂乡，为四十七；第五十三段湖头汕乡，为四十八；第五十五段井头山乡，为四十三；第五区第十七段黄竹蓢乡，为六十九；第二十二段獭山乡，为六十六。其中户口最少之乡，多属第四区；而中山县孙族亦以居第四区者为多。惟孙族所居各乡，则非正户总数最少者。如第四区第六十二段左埗头乡，正户总数为七百二十四；第六十三段涌口乡，正户总数为四百六十七；户数已逾中乡，且近大乡矣。即第四区第二十五段之沙边乡，正户总数为三百七十三；人口比率，孙族占绝大多数。第四区第七十六段翠亨乡，正户总数为一百四十七；与全县各区各乡比较，尚非甚小之乡。迳仔蓢想亦非正户总数极少之乡，而其乡名则竟为本表所漏列。夫孙族之在中山县所居各乡，固非丁口极少之乡；而其在左埗头、涌口门、沙边、翠亨，乃至迳仔蓢等乡散居各族，亦非极式微之族（迳仔蓢乡孙族蕃殖情况，现虽未确知；但据《孙总理家谱序》所言，则迳仔蓢孙族，固早已建有祖祠，似此自非极式微之族也）；奈何本县志续编之“氏族”门，对于孙族除在榄镇者尚有纪载外，其余散处各乡者，不独全无一字提及；甚至孙族所居之乡，如“沙边”、“翠亨”、“迳仔蓢”，其乡名亦付缺如。即此可见《香山县志续编》纂辑之疏漏，其纪实固不足使人置信，其资料抑更无足以供研究国父家世源流者之采择与参考，明矣！
六、总结语
胡汉民先生尝云：“写自传，是一种历史的纪述，每不免讳、饰、诬、枉。如数年来（作者按：大约是指民国二十二年以前数年而言。）出版的关于中国国民党史作品，大半便犯了这样的弊病。”所谓讳、饰、诬、枉四字，任何一字施之于自传，则自传失其真；施之于历史，则历史失其真；施之于家乘族谱，则家乘族谱亦失其真。家乘族谱者，一家一族之历史也。罗教授所著之《国父家世源流考》一书，乃研讨与纪述国父孙中山先生家乘族谱之作。其撰述用意，至深且善；特其见解不免有所偏蔽，遂使其所撰写国父之家族历史，不能使人无疑有如上述。于是讳、饰、诬、枉四字之中，必有所犯，以此致失其真。而与著者撰写此书之原意，大相迳庭矣。余与罗教授为知交，自读其所赠书后，疑莫能释，顾又不得其当以示有所异同；否则一得之愚，定蒙采纳。而《国父家世源流考》，再版亦必改观。今罗教授已悲宿草，余于此念，惟抱无穷之恨而已！
国父孙中山先生政治道德之崇高，政治人格之伟大，当代人物无出其右，不独在中国为千古一人。乃其家族历史，至今犹未能发现其全部真实性。其第七世祖至十二世祖究为何人，尚成问题而待考证。此我阐扬中华文化之负责者及研究中国近代史与谱牒专家所宜急起直追，以完成其未了之重要任务也。抑余犹有不能已于言者：罗教授此书，早经国父哲嗣孙哲生先生以及邹海滨、吴铁城、陈立夫诸先生为之撰序，复经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送请吴稚晖先生审查，并通过给奖。于是罗教授遂有“国内外言国父家世史迹者，遂多以拙书为主焉。”之语，意者其所主国父上世源出紫金而非源出东莞之说，至此可成定案矣！殊不知罗教授书中所论，满纸假定臆测之辞，绝未能提出确证以支持其说。吾人若不及早将国父家世源流考定，日久积非成是，则国父家族历史，所受讳、饰、诬、枉之害，创巨痛深矣！
所望我中华民国国史馆及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有关当局，即予重视此一问题，成立小组研究解决，使国父家世源流，从此不失其真。是则吾人此举在精神上所以对国父表示崇功报德者，当较在物质上建堂造像勒碑刻铭之纪念为更有意义也。 参阅http://www.sunyat-sen.org/sun/sunjiasi/sunjiansi1.htm
族胞，任何具理性分析的人都可分辨所谓中山先生上代源流问题，我们的罗教授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有太多的臆断与移花接木,《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翠亨孙氏祖尝账册》的发现都可说翠亨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上接十一世祖瑞英公是无疑的，无须侦探小说般去紫金忠坝孙屋排奇迹找出所谓世系无误远走增城的十二世琏昌公。
别在去试图说服人家孙中山是客家人了，是也不用争，何况人家连上世也不是，客籍学者死忠挺罗著只会上升为一出客家名人情结的闹剧，孙中山是客家人我们并不会显得更高尚一点，孙中山不是客家人我们也不见得更低劣一点。
建议紫金方面自动申请放弃所谓“国父上代故乡”之类称号，客家好像更需要这种情怀. 不管东西怎么样。是好是差，都是斑竹辛苦的杰作，都是要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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