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处又飞花—纪念胡文虎先生诞辰125周年（邱锡凤执笔）
春风吹处又飞花——纪念胡文虎先生诞辰125周年
《客家》杂志编辑部
一个人的历史，很少有这么曲折的，甚至在辞世之后，由于种种忌讳，很长一段时间世人都难以给出盖棺定论。
他，就是胡文虎。
1992年，在胡文虎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来自东瀛日本曝光的一则机密材料，终于还这位历史老人一个清清白白。从此，向来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作为道德标杆的国人，开始高规格、大规模地正面评价胡文虎，认定他是爱国的、杰出的“华侨领袖”。
春风吹处又飞花。
于是，连同早期的全球“万金油大王”、世界“报业巨子”等，胡文虎无数的荣耀光环再次集于一身。
爱国侨领，这个来自故土的最高褒奖，对于一生都十分看重名声的胡文虎来说，意义重大，而对于庞大的整个胡氏家族来说同样非比寻常。
历史一转身，给了我们会心的微笑，和美丽的倩影。
一
一次短暂的会面，改变了一介商人胡文虎的政治命运数十年。
会面时间是1943年（昭和十八年）7月17日（星期六）14时至15时30分。会面双方是胡文虎和日本国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会面地点是东条的东京官邸。
互致问候后，胡文虎首先向东条英机表达了对当前中国民生问题的严重忧虑。东条随即寒暄道：“久闻您的大名……，我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而请您上东京来的。”
我们从胡文虎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他此次是被日本“有力之士”“请”到东京的。东条为日本帝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盖上遮羞布，大谈所谓“日中之间战争的本质是兄弟之间的矛盾吵架”、“如果重庆政府承认由于当了英美的傀儡而造成中国人民涂炭的苦难，并对这些错误悔改的话，我将在国会及其他场合宣布日中战争明天就可以结束”。
胡文虎则大义凛然地说：“现在的汪精卫政权是依靠日本的力量支撑着，但就当前汪的政权而言，仍有不足的地方，如上海的商人，南京的政客，只知道捞钱。广东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用人不当，任人唯亲……那么人民悲惨苦难的生活，又如何能够得到拯救呢？”
东条当即为汪伪政府辩护：“南京政府成立的时间很短，好比3岁的孩子，不能像要求大人一样来要求它。所以，要求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完全成熟是没有道理的，只能尽力扶植培育它茁壮成长。”
“普救民生的有关问题，是我今天想和您谈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如今生活十分艰难、困苦，我听说常有人饿死，然而缅甸却有富余的大米……”；“我希望你能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为协助帝国工作而努力”；“日本目前正处于战争之中，急需钨、棉花、桐油等战争物资，您如果能尽力从内地运出这些物资，日本将无偿地把缅甸的大米给您交换作为代价，就是物物交换。这样中国的百姓就会得救了。关于运输的船舶问题等事，想办法大体可以解决。”东条终于把“请”胡文虎到东京的底牌亮了出来，即用缅甸的大米，来换取中国的战略物资，供大日本帝国完成“大东亚共荣”战争之需。
胡文虎则抓住民生问题这一根本毫不退让：“如果贵国加强进攻中国，那么即使运来缅甸大米，我看对解决民生问题仍无济于事。如果贵国能缓和战争，那么，我将尽力做好战争物资与缅甸大米的交换工作。”
说到华侨问题，东条要胡文虎提意见：“目前，帝国的政策是保护南洋华侨，并努力使其生存、发展，不对帝国起破坏作用。现在华侨状况如夹在齿缝中的东西似的，请您就华侨状况提点改善意见，不用顾虑。”
胡文虎的回答理直气壮：“华侨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是无法比拟的。当初中国在英美的压迫下，华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摆脱英美的压迫。”“现在日本应考虑释放华侨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尽管阁下想把对重庆的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民生问题分开来谈，然而在目前形势，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我是个华侨，我实在不忍看着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无需再多引述，史学家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完整的历史片段。（参见孔永松、洪卜仁《论胡文虎在香港沦日期间的大节》）
这些历史纪录来自《东京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谈话记录》（1990年8月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其中有关东条英机与胡文虎谈话的记录约4千字。1992年7月，厦门市政协的洪卜仁先生访问日本，在浩若烟海的史料中偶然发现这则资料，改变了胡文虎的历史命运。因为，胡文虎与东条仅有的这一次谈话中，丝毫看不出他的“媚敌”或“汉奸”迹象，反倒让后人看到了作为商人的胡文虎在战争狂人面前的凛然大义和民族正气。
曾经，作为历史人物的胡文虎，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从甚密，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这一直是烙印在胡氏头顶的巨大斑点。而他对于国民教育、体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乃至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也在此“黑斑”的映衬下，显得暗淡无光，无足轻重。
直到1983年2月10日，中共高级领导人、当时主政福建省的项南同志，对胡文虎的一生进行了首次正面的评价：“胡文虎是一个捐资兴学的爱国华侨。以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胡氏一家的评论是不公正的，对胡氏一家的财产处理是不当的。现在我们纠正过去的错误。”这段话掷地有声，并且通过香港《文汇报》向全世界、向全体海外华人华侨公开宣告。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奉行的真正的唯物史观，以及超越党派恩怨纠葛的宽广胸怀。福建省人民政府随后作出决定，将胡文虎兄弟在福州、厦门、永定等地的产业归还给他们的家属，并欢迎胡家后人回来观光、探亲访友、建设家乡。
历史的大门洞开之后，谨小慎微的人们对胡文虎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著贡献，首先明确表示肯定，并且大加颂扬。1987年9月18日，在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在“抗日烽火”专栏中对胡文虎的贡献加以肯定，同年12月12日在“历史的今天”专栏中再次对胡文虎在抗战中的巨大贡献予以表彰。超越党派利益纷争的全民抗日战争，给了胡文虎一个“翻身”的机会。
一直到1992年7月，来自《东京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谈话记录》中的胡文虎与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曝光，一个立体的“崭新的”胡文虎才最终矗立在世人面前。历史，就像爱捉迷藏的顽童一样，给大家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中国共产党最终以自己的方式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胡文虎的看法。1992年11月23日，应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之邀，胡文虎女儿胡仙博士、胡文虎夫人陈金枝女士一行，到北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内地之行。《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他们行前即“吹风”道：“消除历史误会，国内对胡氏家族给予公正的评价”。11月24日下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胡仙率领的访问团，11月26日下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胡仙一行。
历史拐了个弯，但是，它的真实的面影隐在身后，直到人们走近，它才显露出灿烂的笑容，让大家的眉头舒展开来，朗笑起来。
二
生于郎中世家的胡文虎，以其精心打造的“万金油王国”，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经营天才。
东南亚各国地处热带季风气候，人口稠密，蚊蝇肆虐，人群中暑热病横行。而西医成药虽较中药便于携带和服食，但是它的价格高昂，一般民众只能望价兴叹。这给经营中药材生意的胡文虎一个启发。最终，他和弟弟胡文豹一起，在祖传秘方“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古方，利用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为原料，采取西药的科学制作方法，经过3 个多月时间终于研制出一种既可外抹又可内服，专治感冒、头痛、鼻塞、晕车船的新药，这就是“万金油”。此外，胡文虎当时还炮制了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其他四种成药。
如果说创制新药，显示的是胡文虎的研发能力，那么，推广新产品则尽显其经营才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原料价格的飞涨，使得制药成本加重。当时的同类产品生产厂家为了减亏，全都暗中把贵重的原料减少了份量，这自然降低了疗效，久而久之顾客便避而远之。胡文虎同样苦思冥想，但是他的突围之法却是，减量不减质。这样，永安堂的药疗效稳定，顾客自然信赖，仅此一招，就使万金油脱颖而出。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万金油再好，如果只靠口口相传，传播速度和范围依旧有限。这时，新加坡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仁丹”药丸张贴广告，给了胡文虎启发。他印刷了大量广告，并且趁着夜色亲自上街张贴，不出一个月，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虎标良药——万金油”的宣传广告。
除了张贴街头广告，胡文虎每年春节都派人在大街小巷悬挂画有老虎图案、写有“永安堂”红字的灯笼，以直接冲击路人眼球的方式，实施广告战略；他在广州花500 元购得一张演出名誉券，引得大会主持一班人等众星捧月，媒体记者也趋之若鹜争相采访报道，虎标良药则借助报纸顺势出击。
胡文虎还利用征集日历画稿，确立了“美女伴虎”如此别出心裁的著名商标；聘请文人墨客编写标新立异的广告稿，以先声夺人的方式让顾客铭记在心。甚至，在1935 年10 月，他还利用率领华侨代表队回国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机会，开着由美国福特汽车厂特制的虎头车身轿车，在十里洋场大上海招摇过市，引得无数市民围观、各路记者在报纸上追捧，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于是在大上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媒体的一次次广告效应，使胡文虎萌发了自己办报的念头。
为了宣传虎标良药、拓展市场，胡文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每年的广告开销数额巨大。他不由自主地想：与其花这么多钱在别人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还不如自己办一张报纸！就这样，1928 年，胡文虎在新加坡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一生中，胡文虎在新加坡、汕头、厦门、广州、重庆、香港、槟榔屿、福州、曼谷等地共开办了16张中英文报纸，形成了空前规模的星系报业体系。
随着星系报纸的一步步成熟，胡文虎的办报理念自然逐渐进步，从当初单纯的想法可以为虎标良药打广告，发展到干预社会生活、表达政治见解等，他制订的办报方针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在1938年《星岛日报》创刊号上他提出其办报宗旨是：“一、协助政府从事于抗战建国之伟业；二、报导新闻，兼为民族之喉舌；三、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四、改良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1940年接办《总汇报》时，他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坚定民众之信念。”在进步人士的主持下，这些报纸成为促进民族抗日，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曾经为《星岛日报》题词：“最嘹亮的抗日号角。”这是对胡氏报业的最高褒扬。
动荡的时势，最终造就了一代报业巨子，成就了他那具有全球影响的报业王国。
三
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中川村的胡文虎是客家人的后裔，客家社会传统的尊师重教观念，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传记文学作品《报业豪门》一书中，作者寄丹对少年胡文虎的私塾经历有精彩的描述。
来自于对重教传统的继承，来自于商场打拼的实践经验，使事业有成之后的胡文虎对教育的重视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赤诚，根植于他对家国故土的眷念、对民族的认同。
早在1935 年10 月，全国运动大会在上海举行，胡文虎率领马来亚华侨队回国参赛，在十里洋场，他出尽风头，豪兴之余许下宏愿：在未来10 年内资助国内创办小学1000 所，甚至表示“如果永安堂生意发达，获利增加，当将期限缩为5 年”。1936 年间，他派出代表分头向广东、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绥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西等地的有关方面洽谈建校事宜，并将建校巨款350 万元汇存上海、昆明、香港等地的中国银行，以供随时拨用。
但是，正当千所小学的建设事宜在全国蓬勃展开之际，芦沟桥的炮声响起，全面抗战爆发了，抗日救国成为全国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兴办小学的事被搁置一边。此时，国内已经建成的小学达300 多所，耗资150 万元。
1939 年，中国人民抗战犹酣之际，胡文虎将存入中国银行建筑千所小学的余款200 万元，全部认购了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救国公债。
按照戴学稷、徐如的研究，胡文虎对教育的捐助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他给海内外为数众多的大中小学校慷慨捐资建筑校舍、图书馆或提供急需的经费，几乎有求必应。第二阶段自1935年夏他与夫人陈金枝环游世界回到新加坡后，有感于欧美教育之普及，开始有计划地兴建基础教育，在海外则独资创设民众义务学校，开办侨胞义务教育。（见《胡文虎的事业及其贡献》）
本着“以社会之财，还诸社会”，胡文虎长期致力于海内外的慈善事业。他兴办和捐助了不少医疗机构和慈善机构，在海内外捐助和设立诸如养老院、惠儿院、收容所、麻疯院、救济院、游民习艺所等救济救助机构设施。
胡文虎说：“对于忠字，鄙人以为忠于国家为先，所以爱国观念不敢后人。”正是这一“爱国观念不敢后人”，他在抗日战争中倾囊而出。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积极支持马占山的骑兵和大刀队英勇抗日，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又声援和支持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何香凝在上海组织救护队，经费无着，函请帮忙，胡文虎随即解囊相助。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又将花费巨款从英国购置的大批纱布运到上海，由宋庆龄转交何香凝的抗日救护队使用。
胡文虎不仅自己带头捐助抗日，而且极力鼓励客属侨胞踊跃为抗战救国出钱出力。1937年冬，他以南洋客属总会会长的名义，号召侨胞投入抗日捐献运动。由于星系报业的宣传鼓动，从“七七事变”至1938 年底，南洋各地认购救国公债1300万元。在华侨界抗日筹赈运动中，胡文虎的捐款和认购的救国公债遥遥领先，重庆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报道“胡文虎抗日筹赈为华侨之最”。1988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报道中对此予以了证实。
出民于水火，救国于危亡。胡文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诺言：“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胡文虎自己规定，将每年所得利润的25%（后来又增至60%），作为慈善公益事业的费用。
天地良心，日月可鉴！
1882年，胡文虎出生于缅甸仰光，今年是他诞辰125周年，今天，我们以万分崇敬之情，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胡文虎有着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作为海外客家人的杰出代表，他对于家国故土的深情眷恋，对于海内外华人教育、医疗、体育以及慈善事业的鼎力支持，弘扬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如此大义之举，使文明得以传承、使苍生得以救济、使野蛮得以教化、使体魄得以强健。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入侵、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慷慨解囊，倾力相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并且以其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振臂高呼，号召华人华侨出钱出力支持抗战。甚而，在被“有力人士”“挟请”东京，与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晤谈的时候，他能够不惧强权，大义凛然，当面陈词，据理力争，尽显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英雄本色。
今天，我们深情缅怀胡文虎，继承他那伟大的爱国爱乡精神，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以及为国家民族无私忘我的高尚品德；
在祖国统一大业尚未最后完成的今天，我们深情缅怀胡文虎，继承他“爱国是华侨的天职”这一行动准则，为促进祖国统一的最终实现贡献力量。
“天下客属本一家”，作为客家人的我们，今天深情缅怀胡文虎，谨向他鞠躬，鞠躬，再鞠躬！
（邱锡凤执笔）
2007\07\05\
参见：http://blog.sina.com.cn/qiuxifeng 客家人民永远深情怀念客家侨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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