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样本范围不算太广的调查，在它刚出笼时，也有媒体报道，却是波澜不惊。最近，有媒体偶然将之重新发掘，且还有几分误读嫌疑，却在短短几天内被一波波放大，形成热点，颇具象征意味。
０．１％的上海中小学生，愿意当工人？比例之低，越来越让人瞠目。然而细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孩子们想象的工人，是街市上背着铺盖卷进城觅工的农民叔叔，是电视新闻中讨薪不成的苦楚面孔。如此想来，对那些选择愿做工人的千分之一的小朋友，就不由得肃然起敬：颇有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了。
当然，这只是上海小朋友的观感。在不少农村，进城打工仍然是年轻人无悔的选择。他们从小看到的，是进城的父母给奶奶寄回的汇票，是以此翻造的新房，是城里带回来的花花绿绿的文具盒……
一件事情的两面，被不同地域的人们，选择性地打量着，道破了一个潜在的变化：伴随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地区间的转移，产业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调整。我们对“工人”二字，需要重新解读，重新认识，重新发掘它的时代精神。
从积极的角度看，一些传统产业逐渐从沿海城市的淡出，优化了这些城市的经济运行质量，使市民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上海，曾经是上班高峰时期一景的纺织女工大军，早已定格于发黄的老照片，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地铁来去的时尚白领一族；上下班路上叽叽喳喳的上海话，也变成了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英语。与此同时，上海消失的纺织工人，在浙江，在内地，仍然生龙活虎，只是他们几乎全都来自田野。
每一个人群，在新的时代，都有机会向上寻找到更好的生活空间，都有更新鲜更多样的职业选择——这可能是迅速起飞的中国经济，带给国人们重大的利好。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与此相伴的一些“利空”。
首先，农民工的比重急剧加大，他们对工资标准、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社会地位等没有过高的要求，自身素质进步有些迟缓。一些企业主的苛待、亦城亦乡的安全感缺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特点，都使得这一群体缺乏原有产业工人的“主人翁意识”。这对产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工业的进一步腾飞、城乡社会的稳定，都是重大挑战。再如，目前这支队伍中，建筑工人人数众多。但是，宏观调控在不断深入，推倒重来式的建筑高潮终将过去，如何帮助他们寻找更合理的未来？这恐怕需要未雨绸缪。
其次，工人形象的急剧滑坡，使城市青少年的职业选择更加狭窄。千军万马奔白领的竞争，将愈来愈惨烈。似乎当了工人，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其实，就是在上海，技术含量较高、收入稳定且丰厚的新型工人，已悄然出现，如果以此重新定义“工人”的概念，如果工人群体的整体素质、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能有新的攀升，可能将是中国教育、更是在应试道路上吃力攀爬的城市孩子们的一个福音。
产业工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而不是包袱。但如何成为脊梁？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还有许多……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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