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清代闽西的客家商人
清代闽西的客家商人--------------------------------------------------------------------------------
甘满堂
清代福建西部地区曾涌现出大批商人，活跃在海内外商界中，成为明清时期福建商帮中的一支劲旅。该地区商人依托闽西山区丰富的土特产资源，凭借客家人的刻苦耐劳的奋斗精神，闯荡商界，为繁荣闽西山区商品经济，推动闽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立足本土，走出深山
清代阎西地区包括、汀州府属八县和龙岩直隶州属三县，居民大都为客家人。闽西地区，山多田少，交通闭塞，明代以前一直都是福建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过着相对封闭的经济生活，很少有外出经商的。明代的《闽书》称：“汀州府士知读书进取，民安稼墙，少营商贾。”《闽都疏》亦称：“闽西诸郡人皆食山自足。”但降至清代，闽西诸县人口增殖很快，大部分县的粮食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输入。长汀县“惟米食仰给予江右之赣宁，而(上)杭，永(定)及潮往资贩籴于郡。”归化县“民间种菸之利多于谷，故米麦不敷民食。”连城“岁收不敷民食。”粮食的缺乏，依靠外地供应，必须要有充足的物资或货币资金去外界交换或采购粮食，这就势必要打破以前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环境。幸好的是闽西山区各县土特产品丰富，闽西人民很早就注意到利用它们与外界展开物资交流，以换取本士难以自给或不能自给的粮食和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在清代以前经常是外地商人前来本土贩买贩卖，本地人较少参与商贩活动。如《临汀汇考》记，明代徽州商人曾来闽西贩运木材，“先时徽贾买山，连伐数千捆，运人瓜步。”闽西的食盐在明代由广东潮州人贩来。但到清代，随着闽西人口压力的增加，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本地居民也纷纷走出山沟，以贩卖本地物资起家，活跃在商品流通的大舞台上，从而在福建商帮队伍中又多了一支闽西商人集团，他们与泉州，漳州，福州等地商人并驾齐驱，活跃在海内外。早在明代中后期，永定县便“居民田作之外辄工商。”到清代则成为普遍现象。乾隆《连城县志》记：“行货商，居货贾，熙来攘往，天下胥然，连之民岂能株守一隅哉？从乡生计，虽逊从前，然纸贩木商，浮梁买茶者犹是，游武夷，入百粤，而赣旅尤多。”《龙岩县志》记：“本邑行商几遍全国，清乾嘉以来，凡商于大河南北者，均有会馆之建筑与设备。”清代闽西几乎县县都出商人，但其中以永定、上杭、龙岩、连城、长汀等县为多。
闽西商人经营的土特产品以林木资源为主，以及与此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如纸，书籍，茶叶等，还有烟草，蓝靛等经济作物的制成品。如长汀“向称林木为大宗，杉木一项，昔地运售潮、汕、佛、、广者，多以十数万计。”在闽西手工业产品中，销路最广的莫过于纸。《临汀汇考》载：“汀地货物惟纸行四方。”清代闽西各县均产纸，而且产量较大，较有特色。“长邑有官边，花笺，麦子，黄独等名。连邑纸有连史，官边，贡川，花胚最为精细，文纬用之。”“将乐义丰杨家山所造之京纸，薄而韧，经久不蛀，湖广江右行之。”闽西之民有经营纸业而发家致富的。与造纸业并驾齐驱的是印刷业，在明清时期，连城四堡是与闽北建阳麻沙相齐名的福建两大刻书中心之一。《临江汇考》记：“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板，岁一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清代中期是该乡刻书最盛的时期，四堡乡的族谱记载：“吾乡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累相望。”“广镌古今遗编，布诸海内，锱铢所积，饶若素封。”四堡乡民致富大都依靠刻书和贩书，该乡也成闽西地区远近闻名的富裕之乡。
闽西商民除开发山区原有的林木资源外，还大力种植烟草，蓝靛等经济作物，以丰富山区手工业产品的资源。烟草在明代中期由福建商人从菲律宾传回本土，先在闽南一带种植。清初流寓于汀州的漳州人将烟草移植汀州，“因其所获之利数倍于稼墙，” “汀民亦皆效尤，”在龙岩县，“其（批烟草）与农夫争土分物者已十之五矣。”因土质与气候因素，闽西所产之烟成为福烟中的上品，地方志记载说：“福烟独著天下，而汀烟以上杭，永定为盛。”清代永定所产的条烟，“色金黄，气味芬芳而醇厚，吸之驱瘴秽，夙有烟魁之称，”在长江南北广有销路，永定之民多有因此而致富。道光《永定县志》载：“膏田地种菸（烟）利倍于谷，十居其四，国朝充响后，地效其灵，菸产独佳，永民多籍此以致厚实焉。”永定之民为推销烟叶，远走它乡。“乾隆四十年以后生齿日繁，产烟亦渐多，少壮贸易他省，或间一岁，或三、五岁一回里，或寄旅成室成家，永民之财多积于贸易。”龙岩也多烟商，“岩烟夙驰名长江南北，所在皆有岩人烟铺。”在北京的龙岩烟商舍宅捐资创建龙岩会馆，足见其财势之雄厚。 靛蓝是染布的基本原料，在棉纺织中心江南等地需求量很大。靛蓝系从一种叫“蓝”或“菁”的植物中提取出来的，全国皆产，但福建蓝以色彩光润而名闻全国，号称“福建之蓝甲天下。”明清时期，闽西地区广泛种蓝，汀州人成为名闻东南的种蓝高手，所谓“种菁之业，善其事者，汀民也。”汀州府的上杭商人在靛业贸易中很活跃，在清代中期，上杭商人几乎垄断了全国的靛业贸易，东南各地处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方志称：“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省郡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 闽西商人还经营本地出产的茶，油，漆，药材等商品，因篇幅限制，兹不一一赘述。
二、走四方，闯荡海内外
闽西诸县地处群山怀抱之中，对外交通不便，但由于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跨省贸易是他们优势。闽西也有水路通往境外，汀江是发源于闽西的重要河流，向南流经广东注入南海（在广东境内称韩江）。汀江在下游永定境内有一段不能航行，但其它段的航运则较便利，汀江成为闽西对外运输的最重要的干道，也是闽西商人外出经商常走的道路。沿汀江人韩江可到广东沿海或福建沿海，甚至江南等地方。在汀江——韩江入海口的潮州，有汀州府和龙岩州两地商人所建的会馆——汀龙会馆。足见潮州是闽西商人外出的重要门户。闽西向东越过九龙江往漳州，可从厦门海路外出；向北沿闽江下游的福州，向西过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入赣南，沿赣江既可南下广东，也可北上湖广，西至四川。因此说，闽西地区虽多山，但交通仍有其便捷之处，这对商贸往来很重要，闽西商人就是沿着以上诸条道路奔赴全国大市场。 到清代中期，中国东南一带处处可见到闽西商人活动的足迹，如福建，台湾，江西，广东，浙江等地。连城四堡族商的活动范围就曾到达广东，广西，江南，湖广，江西，四川，云南等地区。闽西商人为方便本地商民在异地商埠经商，在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都建有会馆或会馆性质的天后馆。如清代的上杭商人在靛业贸易中，业绩突出，曾一度控制全国的靛业贸易，乾嘉年间“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省郡总会馆外，还有上杭会馆。”在广东除潮州的汀龙会馆外，在佛山有长汀与连城商人共建的莲峰会馆。在江西的河口、景德镇有以闽西商人为骨干而建立的福建会馆，在汉口也是如此，在浙江的杭州，嵊县，衢县，乍浦等到处则有闽西商人修建的会馆或天后宫形式的会馆。至于上海、苏州等到商贾必据之地，闽西商人更是不落在其它地方商人之后，也都建有本府商人会馆。如在上海，有建于清道光五年的建汀会馆，为汀州与建宁两府商人合建。在苏州，有建于康熙五十七年的汀州会馆，为上杭纸商与永定烟商合建；在道光初年，汀州洋货商还与本省的泉州、漳州洋货商在苏州合建点春常公所。 闽西商人在内地一些省份也很活跃，如在清代的四川，闽西商人就职相当活跃。清初四川因战乱影响，人口相当稀少，一引起闽西商人甚至还将家安在那里，定居下来。据记载，清初四川的蔗糖业因战乱而破坏殆尽，是闽西商人将蔗糖业重新繁荣起来。康熙十年（1671年）福建汀州府商人看到四川气候类似福建，于是回家乡将蔗种、制糖工具和技术工人带到四川，从事制糖业，从而带动四川制糖业的再发展。当时在嘉定府，叙州府，泸州，重庆，资州，内江等地的闽籍商人为数不少，他们相互之间还“声气响应”，传递商业信息，反映出福建商人高超的经商水平，这也是他们能在四川立足的重要原因。资料显示，闽西商民在四川主要从事的商业行业是糖、烟、盐等行业。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经商范围广泛，在清代的四川工商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闽西商人还远渡重洋赴南洋等地贸易。《永定县志》载：“商之远贩吴楚滇粤，不管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该县志列传中载：“胡厥典，字诒远，觉坑人。幼失怙恃，能刻苦自立，年未及冠即渡海经商贸易于兹能埠，积资巨万，遂归娶贤内助，事业蒸蒸日上。”胡梦青，“字竹园，忠川人。幼习举子业试不利，弃儒经商，南渡吡另经营矿业，积资巨万，好施与，重然诺，济人之急，拯人之危。”晚清逸闻南洋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就是闽西永定人。《连城县志》载：“邹秉均，年十七，年先贾于江南樟树镇，末果。转往咬留巴，孑然一身，驰策于异域，虽人情风土迥殊，语言服食各异，然克已以恭，等人以信，巴国人皆敬爱之，乐与其结纳，往返多年，所获赢余无数。”在闽西象胡、邹等人那样往南洋贸易的实例还很多，有的人甚至居留在那里。今天南洋国家机关中的闽西籍华侨部分就是清代移居过去的先民的后裔。 三、在闽浙赣边区的特色经营
闽西商人贩运物资时，并不完全以本地特产为主，还经常到异地他乡从事商品采购与贩运。这是因为闽西本地商品资源有限，交通运输不便，离江南、广东、福州，汉口等消费市场又远，所以闽西商民大量奔赴异地，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种植经验，手工业生产技术和贸易经验，积极在外地从事商品生产和贩运。他们在闽浙赣边区的山中最为活跃。明清时期福建商民赴闽浙赣边区的山中从事商品生产较为普遍，被称为“棚民”。清政府的地方官曾报告说：“查棚民多系福建之人。在各处山乡租地搭棚住垦作者，皆以种麻、种菁，栽烟，烧炭，种香菇等为业。”在闽籍棚民中又多系闽西汀州府商民。汀民外出为棚民，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但以清代为盛。这与闽西人口过多增殖，劳动力富余，而不得不外流有关。闽西商民在这些山区仍出事自己有生产技术优势的纸，靛，茶，烟等业。 纸业：闽西商民在浙南和赣东北从事纸业生产和贩运较为活跃。浙南龙游等县盛产竹纸。《龙游县志》载：到浙南收购竹纸，“清初以前有闽汀帮销至江苏一带，到清代中叶改由宁波，绍兴销售。”泰顺县亦有，“竹纸于二十一都，康熙二十一年汀人罗元淼游艺泰顺，至里庄，见其地多竹，因创为纸，后遂及于邻邑。”在赣东北的广信府，“富府大贾挟资而来，率皆徽闽之人。”这里的闽人，应大都是闽西商人。闽西有些商人为经营纸业方便而定居在浙南。浙南《龙游县志》载：“三元戴冯氏，原籍上杭，清康熙间商于龙游。”龙游大纸商黄静斋，其祖自闽之上杭，贸易龙游，后住不归。林品茂，原籍闽之汀州，乾隆间商游龙游，偕其兄弟三人，“来县南经营纸业，后定居龙游。” 靛业：闽西商民在闽东浙南经营靛业很多，尤以上杭商民居多。县志载：“嘉道以前，邑人外出经商以靛青为最者。据赵志（指乾隆十八年赵成所修《上杭县志》物产志云：‘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乾隆《宁德县志》载：“种菁之业，善其事者，汀民也。”闽西商民在闽浙交界处从事靛业生产很有组织性。据熊人霖《南荣集》载，在闽浙交界处的山中，闽西商民中有资本者充当雇主，称“寮主”。他们搭盖寮棚供所雇的本乡贫民住居，所雇之民又称“菁民”，寮主的土地是从本地的山主手中租借而来。“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俾寮主艺之，而征其租也；寮主者民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棚以待菁民之至，给所艺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也。菁民者一曰曰畲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百成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值，或春来秋去，或留过冬为长雇也。”上杭商民选择浙南闽东地区，是因为该地荒山较多，地价较低，投资少，离蓝靛的重要消费市场江南等地较近，帮可使蓝靛畅销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棉生产中心。正是由于上杭商民在闽浙边区大量从事靛业生产与贩运，从而才有一度控制全国靛业之销售的可能。 茶业：清代武夷茶畅销海内外，汀民也奔赴闽北从事茶业生产与贩运。崇安县“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江西及汀州人为多，漳泉人亦间有之。初春时，筐盈满山，担属于路，牙行佛宇几欲塞破。”在建瓯县开山种茶者，“第一汀州人，第二下府永春、泉州人，第三本地与江西、广东人。延建之茶山遍地，不知凡几矣。”《沙县志》也记，“山地皆租于汀广泉永之人，并有将山旁活壤弃而出租者。”可见，闽西商人在闽北租人种茶很为普遍。闽西商人还参与贩茶越武夷山到广州交易的商贸活动，福州茶港在五口通商后逐渐繁荣，闽西商人又贩茶到福州交易。 烟业：闽西商民到外地种烟，贩烟，主要集中地是与闽西一山之隔的江西省的南部，此地与闽西相邻，风土相宜，适合发展烟叶发展。《赣县志》载：“近多闽广侨户栽菸牟利。”《玉山县志》记，有汀州商人开设的烟厂，“日拥数千人，制之精妙则莫与玉比。”《瑞金县志》载，康熙间“缘乡比户往往以种烟为务，至城郭乡村开锉烟厂不下数百处，每厂五六人，皆自闽粤来。” 由上可见，闽西商人在闽浙赣边区从事商品生产和贩运，构成了颇有特色的产供销一条龙化的生产经营模式，有的已经明显在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甚为先进。闽西商人经营活动，不仅扩大了他们的商品来源和活动范围，而且对于推动三省边区的边区经济开发与发展，无疑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四、无可奈何花落去 闽西商人的辛苦经营，给闽西地区注入大量的货币资金，促进了闽西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道光《永定县志》载：“旧志云艺不求工，前志又云居服器用但求坚利，不尚奇淫。殆数十年如此，今俗渐繁华，由贸易他省人夥，各罗致所有以相耀，竞尚工巧矣。”“捐监贡及职衔者以千数，处地置产者所在多有，千金之固不乏人。”民国《龙岩县志》说：“昔者商人长补贴善舞，多钱善贾。出则长驾远驭，执商场之牛耳；处则慷慨施与，驰社会之声誉。三江五岭之间茶烟捆载而往，厚获而归，金银吸收百万，素封之家，村巷相望。”名震中外的客家土楼很多是在清代中期建成的，而这里正是闽西商人经营最为成功的时期，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家族建立这样的大型建筑。闽西土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闽西商人成功的标志。 闽西商人的成功，不仅仅有前文所说的一些客观原因，还有其深刻的主观原因。《临汀汇考》说：“其质鲁者（指商人）出远方贸易皆机敏善筹画，与人交易亦和蔼，以帮动辄致富。”这较能说明问题。闽西客家人一贯待人诚恳，经商时也不例外，因此，较少留下“奸商”的骂名。另外，客家人刻苦耐劳的品格也是闽西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闽西地区多山，山高水激，路险道滑，非有刻苦耐苦耐劳的精神以克服异乡异土所遇到的困难。闽西商人拥有待人以诚心的商业道德和刻苦耐劳的商业精神，这正是清代闽西地区商人成功的主观的因素。 闽西商人作为封建时代诞生的商人群体，自身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闽西封建家族制度发达，家族中的商人显阔乡里，捐官买衔，大买田地，大办宗教慈善事业就成为很必然的现象，类同于全国其它地方的商人，无法摆脱封建因素的束缚。他们经常将辛苦经营得来商业利润封建化，甚至浪费掉，这就必然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永定商人吴来瞻，“湖雷人，例贡，少孤，行贾致富，乐善好施。曾捐田五十桶为风山书院膏火，又创乡中文会，本族家课，就修桥砌路赈贷等事皆不惜费……晚年于本乡铜鼓山筑高岗书院三十余间，馆旁石壁峭耸处筑魁星阁，购书万卷，岁延名师以课孙曾子。”闽西商人在外地也有一些义举，《长汀县志》载：“刘文端，邑之平原慈坑人。乾隆十一年常贾于浙江处州，适遇火灾，延烧民居行店数百余户，端磬其赀本雇夫挑水救火，所费甚巨，处州知府郑功赠以‘轻财重义’匾额。” 晚清时期，闽西商人的盛况已成为过去，其经营明显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国内动荡的时局的影响，闽西商人很快步入衰落时期。如闽西商人的靛业衰败最快，地方志说：“同光而还，台湾之靛输入，而（福建）靛业遂衰，近时西洋之颜料竞进，比土靛效率高二十倍，土靛每十二斤半，仅当彼之十两，色较鲜而廉，而土靛遂一败涂地。”其它行业，如茶业，烟业，纸业，书业等也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击。《龙岩县志》说：“咸同以后，各货既成强驽之末，富源遂如池竭。自中兼以洪党叠至，焚掠一空，闾里益形萧萦之现状，数十年来资历本亏而倒闭多，食用失而金融阻滞，商场中实莫大痛苦。”所以说，闽西商人在晚清时期还来不及转型为民族资本家之前就衰落了。闽西地区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历史的遗憾。但是，客家商人在清代有过的辉煌，以及他们近代在海外的成功发展，必将鼓舞后来人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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